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 ”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它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2007.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