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编辑工作已超过三年时间了，据说这正正好是台湾出版界受创最重的几年，当然跟我的离去毫无关系，甚至我也不是（该不该承认呢？）预见如此风暴的到来先一步睿智的跳船走人——如果一定要修改记忆吹诸如此类的牛皮，那我会选择吹得更大也更科学、更统计数字。我应该这么宣称，你看我人不在出版界这段期间，人类每一年死亡上千万人，而且全球的气候愈来愈不稳定，没见过的大型天灾一个跟着一个，这难道不都是真的？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啼笑皆非的告诉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科学报告，玩的便是这种拙劣的统计把戏，毕竟偌大纷杂地球上要找到所谓同向进展的独立现象太容易了，它们亦步亦趋，却彼此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们惟一的函数关系是巫术。 在出版界的哀鸿遍野声中，我比较忧虑的是仍英勇留在灾难现场朋友捎出来的一句话：“你的两千册大概消失了。” 这么简单、还带着奇怪数字、密码般没人听得懂的说法，还真像灾难的声音不是吗？我得负责的翻译一下——这原是我很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在被某报某读书版面问到何以选择从事出版这并非太有出息的行业时，我说出版有一点很吸引我，我称之为“两千册的奇迹”，我不晓得其他哪个行业能不能有这样的好事。 首先，两千是什么？两千，或应该用阿拉伯数字的2000（阿拉伯数字看起来比较科学、比较数学演算不是吗？），指的是单一的某一本书，从出生到死亡，总共只卖出两千册的意思。在台湾（也只限于台湾），如果你综合成本和收入这两端的所有数字作一次不留余地、不带情感的精密演算，来找寻不赚钱也不赔钱的所谓损益平衡的那一个点，大致上会落在两千册到三千册之间，略高于两千，也就是说，一本只卖两千册的书会让出版社赔一点点钱。由此，两千这个看似不祥的数字，便有着博尔赫斯所说的“魔幻般的精确性”了，它其实就是一本书能不能出版、够不够资格在资本主义大神暴虐统治的书市存在的关键数字，是每个书写者各种千奇百怪梦想的当下现实，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我作为一个编辑像三个头的地狱怪犬看守的门户；简单说，两千，正正好就是编辑工作光与暗切开来的那个点，不是书写之梦而是编辑之梦的底线。 可是，两千册不是会赔钱吗？是的，会让出钱老板赔一点点钱。然而，最有意思的就在于这“一点点钱”，正正好是因为这暧昧的、不大不小的差额，才让编辑的专业技艺和心志有意义，也才让编辑像一个人而不像一枚螺丝钉的存在有意义。作为一名编辑，我们还是有些特殊小技巧小招数的，包括各种无害的乃至于善意的哄骗方法（有骗读者的，也有骗老板的，后者也许更实用），也许做不到让某一本纳博科夫或福克纳的伟大小说大卖十万册，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这几百本的差额还周旋得起，而且会让我们更精神抖擞起来。 乐观来说（编辑的最内心处很奇怪的总有一丝不讲理的乐观，在他长年沮丧的、怨言的、灰扑扑的、宛如现代社会职业输家的外表下），所谓的两千册藏着还算合理的一个如意算盘，比方讲你主编一套十本以两千册销量为底线的书，想当然耳不至于刚刚好就全卖两千册，总还会多个零头甚至有个一本两本冲出去上看四千五千册，依大树法则平均下来你不就平衡不赔钱了吗？万一万一上天垂怜居然还有其中一本疯掉了，莫名其妙卖到一万册以上，这下子可不连下一套十本都当场有着落了？就连那几本你处心积虑想出版、但怎么看都没一千五销量的书（比方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有机会了不是吗？悲观点来说，攻击不成还能防御，我们可以用较差较省的方式工作，包括只用电话不约作家在咖啡馆谈话云云，好让成本得以下调，这部分，感谢台湾出版界多年来没真正好过的工作环境，恰恰好是台湾编辑最会的，训练好得不得了。 终极悲观来说，如果这一切全归于无效，你最后最后仍有战国时代弹剑而歌（“长铗归来兮——”）的冯谖故事可讲；你是赔了钱，但是你顺利无碍的为公司为老板买到了更珍贵的“义”。放眼过去，谁会不同意呢？台湾这些有钱当老板的人真正严重匮乏的总是这个义字不是吗？你也可以用现代语翻译过来，就是社会正义、道德关怀以及企业形象——可惜这么准确的好故事你只能讲给自己听，用来解消自己赔钱的那一点点道德负疚，无法真正靠它来说服老板取得加薪，那只会更激怒他。真正在这种时刻有效保护你的，其实正是这暧昧的、不会死人的小小红字差额，微罪很难举，只会被瞪两眼骂几句，通常它得一而再再而三累积多回才质变为你解职归去的死罪；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侥幸的、踏实的让自己心思保持澄明（比方说依最简单的报称关系，你怎么会奢望你那么讨厌他、天天传他坏话的老板会傻乎乎喜欢你？），作为一个编辑，你的空间、你的自主范围还是比资本主义应允你的大一点点。这个大一点点，可能是虚幻的无谓的，但有机会是很珍贵而且实质的，就像在医学救人的世界，你的全部技艺和资源可能只让一个人多活十分钟或两年便复归死亡，这抢过来的时间有可能只是徒然延长或增加痛苦，但也可能整个改变了这次死亡的意义和感受，包括亡者和生者，让这个死亡可承受可收藏。惟每一个编辑都相信或说应该相信，你让一本书印制出来但很快消亡，即使它卖不到两千册，仍然和它从没出版、从不见天日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它风媒花种子般会去到哪里？触到了谁？启示了什么？阻止了什么？我自己总试着从这样一处所在去想像它，那就是读达尔文、读博尔赫斯、读格林等了不起思维者书写者的回忆文字，总会看到一大堆在他们年少启蒙或生命关键时刻扮演重大一击的书，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只留着一个书名、作者名和一条没内容的脚注，再不会有人出版它们阅读它们了，但少了它们，《物种源始》会少掉一个动人的实例呢？还是会损折一角？或是让当年惴惴不安如闯祸的达尔文丧失勇气，从而把某一句某一段最重要的话给吞回去？我自己每多见到一本这样已化作春泥的书名，便多一分相信怀抱这样的希望是正当的。 我们在暧昧的出版世界，暧昧的其中一部分意谓着人的独立自由—— 好，两千册知道了，而奇迹在哪里？奇迹在于——你随便走进去一家便利超商、一家大卖场、一家百货公司或Mall，放眼周遭这些争奇斗艳的如花商品，然后给自己一个假设，如果它们，从一包面、一瓶可乐或鲜奶、一部电脑到一辆贵死人的豪华双B轿车，从出生到死亡，只能卖出去两千个单位；或更进一步说，在最原初的生产时刻，生产者已经知道了，整个世界就仅仅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会购买它，想想还剩几种仍会留下来？还有哪些人们仍愿意费心去研发它制造它运送它并好好展售在你眼前？你很容易发觉自己正站在一个荒弃的、空无一物一人的、只有回声的大仓库里，就像那种人类忽然浩劫毁灭电影里的噩梦一幕。 书的最大奇迹是，就算全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居然还成立，还会被写出来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