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而言，《爱情故事》完全是个神话。读完这个故事的诸位，多半能理解：其中的情节，发生在我出生前；于我而言，这是个创世的故事。我写这个故事，一如先民们必须描述盘古开天。是的，对我而言，这就是个神话。 我亲耳与闻的神话主干剧情，其实只有两段。一是本书男主角——我的父亲——被我外公棍打之后的姿态；二是本书女主角——我的母亲——与她的母亲偷偷摸摸下乡去，被我奶奶追赶的场面。长辈说起这些事，当做戏谑笑谈，这是那一代人独有的精神：他们吃了许多的苦，已经不以为苦，还能够微笑。因为于他们而言，这毕竟是个喜剧。 大概三年前，2012年春天，我暂离上海，在日本横滨的山下公园旁，与女朋友同吃章鱼烧时，看到一对老年夫妇互相扶持着路过。我与女朋友想象起了他们的生活日常，他们早年的爱情故事。然而我们的生活履历有限，所猜测的依据，也无非是日剧里看来的段落。也就在那天，我想起自己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除了那些被他们当做喜剧谈论的场面之外，还有什么呢？ 于是我写了一个故事。除了两个关键情景外，其他出于我的想象。自然，这些想象并非空穴来风：我认识这个故事里出现的所有人物，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与谈吐。当我需要写一句对白时，他们的声音便会出现在我耳边。这个故事写完后，我重读一遍，发现有许多本不必要的细节：关于自行车、玉兰饼、馄饨、汤包、运河、驳船、棕绷床、夏日的花圃、老式录音机。我觉得，促使我写作这个故事的动力也许不止我的父母，还有可能，是我想家了。这些零碎的、我一写下来便能映现在我眼前的细节，是岁月本身的首饰。 2015年2月，我在巴黎漫长的晚冬时节里，重新写这个故事。最后完成品的篇幅，是三年前那个短篇的十倍。于我而言，这是种自我治疗。海明威说过：“离开了巴黎我才能写巴黎”。对我而言，亦是如此：似乎只有离开了无锡，我才能写无锡。 小说里涉及的主干情节，依然是业已发生的历史；而许多其他，如上所述，出于我的想象。那位钟爱珍珠塔的阿公，那位后来成为我姨夫的送花生者，那位如今是我舅舅的、女主角的弟弟，我虚构了他们的言行。我的父母从未提起过他们乘凉的场景，那在花棚下吃西瓜的夏日，是我九岁时的记忆。那位卖荸荠的老人，那位蛤蟆庙的当家，都是我长大后亲眼见到过。我觉得他们理该在故事里有一席之地，这大概是虚构故事者的权利。 书中绵延一年的节庆饮食风俗，一半是确有其事，一半是我故意为之。我的上一两辈人，吃了许多苦，然而常保有江南民间的安分守己。吃到好韭菜，吃到好梅花糕，便足以让他们满足。他们的爱情、哀伤、愤懑与欢乐，都与饮食有关。与此同时，我也需要在巴黎的冬日里，给自己画饼充饥一番：写着这些，便觉得仿佛自己也能吃到似的。 全文的对白没有双引号，既是为了文句节奏，也是想陈述这么个事实：他们的对白，出于我的想象，也可以看做是我个人的梦话。很遗憾的是，我的长辈们本来有更活泼鲜明的对白，用的是吴侬软语，尤其是我的外婆，更是吴方言各类妙言粗口的民间瑰宝，但限于书面文字，我也只能写到这样了——要写成《海上花列传》那样纯吴语对白，我的吴语功力还不够。在这里，我愧对教我无锡话的诸位长辈们。 书中出现的后爸，即我的外公，在其晚年，曾试图以文言文为他父亲做传，嫌其父事迹不够昭彰，便央我添油加醋几句。也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寻常百姓其实也有将自己的故事书之竹帛的愿望，只是他们大多深自谦抑，写写日记、收个相册便算了。但这样的故事，总也该有人写下来。对酷爱戏剧性的读者而言，这部小说谈不上有刺激的情节，也没有复杂深刻的人物。从头到尾，也只是一个乡下进城的年轻人融入一个小市民家庭，并最终谈定婚姻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三十年前的江南，想必数不胜数。然而以我所见，故事存在的价值，并不单悬于其戏剧性。上一代人的故事可以有另一种记录方式。无论多么平凡，那是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史诗，是他们的桃花源传说。 我们无法挽留流逝的时光，但只要过去的一些人，一些故事，一些河流，还在故事里流淌，那我写的字大概就有价值了。 当然，出于个人私心，这个故事还是有些过于理想。过去的年代诚朴简单些，但也并不全然如故事中所写的这样。但一切神话自有其不现实的一面。读者诸君可以将此视作我的一点软弱。我还是希望我的父母、我自己以及读者诸君，能够生活在，或者在阅读时，想象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少宏图大志、年少气盛、热血澎湃，那么，请允许我给我的父辈，留一小片江南河流旁，一个小院子里的饮食、碎语与爱情故事。 2015年7月15日，于巴塞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