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的因果，尚不欲作整体性的烦冗回顾，只想把离开中国后的十六年，作一番轻捷的掠视，这样做，是为了我要开始新的航程，自当抛掉累赘的东西。旅行最怕的不是关卡，而是自己的行李。 忆昔自少及壮，我从未写过"散文"，西席老夫子命题无非"小勇与大勇论"，等等，新派家庭教师是杜威博士的徒孙，又是什么"精神生活之诠释"之类，是故唐宋八家桐城竟陵只好当作闲书偷着看。后来的几十年我也只写论文、小说、诗，如果有谁说：何不也写写散文？我会答："难道我已落到这等地步？"我之颟顸一至于此。其实在阅读上我也很爱看《永州八记》《浮生六记》，以及兰姆、帕斯卡尔……恺撒是散文之帚，大小普林尼，谬托知己，但要我写散文，那是不行的。 来美之初，单纯做个画家，倒也糊涂而松泛，画可以卖钱，钱可以买酒，帝力于我何有哉。不料造化弄人，像夏加尔所画的，从埃菲尔铁塔那边飞来一对天使，男的说：尔当作文章，写了交给我。女的说：你答应，我们就回巴黎，不答应，我们坐在这里不走。男女天使一起说：不要结婚，要写文章--记得我当时确乎昏昏沉沉清清楚楚地允承了下来，街头送别天使后上楼就写，一写十六年。命运之神有两只手，这手安排"那"，那手安排"这"，我是一介既不抗命也不认命的碌碌凡夫，而能守信于诺言之践履：是不结婚，是没有停笔。 "诺言"振起的不即是"文学家"的复苏，而先是"兵法家"的返祖--写，可以。发表，有方。成败关键在于取什么态度用何种体裁。 诗--看的人少，懂的人尤少。小说--转拨太慢，难显身手。论著--报刊不用，著毋庸议。 鱼丽之宴迟迟告白散文，唯散文方可胡乱挥霍，招摇过市。 当我定夺以散文作为阿世的曲学时，也就决策：一反过去的平淡迷离，而强使自己粉墨登场了。 漫长的年月中，我写那么多自己不愿写的散文，像是在代笔、在办公、在赎身。我秉持"玩世不媚俗"的原则，瞒过了编者和读者，谁也不知我写散文是我自己所勉强的乃至是嫌烦的，偶尔试试我从前的写法，立即引起埋怨、反弹，我连忙收缩，胆小得玲珑剔透，怪可怜见的。 粉墨登场，粉墨是人事，场是天命，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九年，纽约的华文报业是个空前的兴旺期（不意真的绝了后），那时，《中国时报》、《世界日报》、《华侨日报》、《北美日报》，都把文艺版认真当一回事，海外的华文作者们起劲投稿，无形中存在着那么一个"海外华文文坛"（文坛是无形的好，有形的文坛是祭坛）。而媒体总是先要为自己做媒，几乎每月一次举办座谈会或宴请作家欢聚，文艺版的主编都十分敬业，殷勤斡旋，人气文气，煞有介事，也是我写得最快发得最多的一段历程。后来《中国时报》先关门，八九年后《华侨日报》《北美日报》相继闭户，就此冷落下来，残照也不当楼矣。以前在会议上筵席上频频晤谈的一批文人霎时销声匿迹，似乎气数已尽天命难违。 当时在一次宴会中，某女文人上来寒暄，而后道："木心，你在欧洲走了好多国家才到美国的吗？"对曰："是呀，像梦游一样。"--我从上海到纽约，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又一次在时报主编特邀的座谈会上，有一大胡子的中年绅士移位过来与我通款："我拜读过大作《恒河·莲花·姐妹》，佩服佩服，那真是深刻、恳切，观察精到呵。"他是联合国驻印度的外交官员，所以对我这篇散文特别留意，他又问："木心先生在印度住了很久吧？"我答："也没多久，浮光掠影浅薄得很，请多多指教。"他又感慨道："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只与资讯数据打交道，比不得你们文学家既理性又感性，才能写得如此鞭辟入里，真是好文章，深入人心呵。"--我急等有人来打断我们的交谈，因为我的脚从未踏上过印度。 此二例，或已足道明我"粉墨登场"的无奈与谐趣。如果对那女文人说我没有去过欧陆，对那大胡子绅士说我未曾侨居印度，他们会发窘，落空失重，局面非常尴尬。所以一定得说"像梦游一样""也没多久"。而后来我盘桓英伦，遍历南北欧，反而畏于描摹目击亲炙的那一切，但丁如果真的下地狱上天堂，他也写不出《神曲》。凭资料加以推理想像，才有我的快感，才能将快感传与读者，不如此，何足以语文学（何足以活跃于社交场），"粉墨"可不是"欺骗"，是优伶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