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因为一场大火搬到纽约的。当然,大火只是个形象说法,是指生活的某种非常状态。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凌晨四点,从十九层楼的窗户望去,纽约好像着了大火,高楼大厦燃烧,千百块玻璃呈血红色,黑鸟盘旋,好一幅末日景象。原来是我的闹钟仍走着加州的时间,差三钟头,纽约只不过正日出而已。 那天见着纽约的月亮,也吓我一跳。它出其不意地卡在两栋高楼之间,其大其亮,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如果让纽约的孩子画月亮,多半不圆,被水泥玻璃切削得迤逦歪斜。 曼哈顿这个长十三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的岩石岛,最初是荷兰总督于一六二六年以价值二十四美元的小商品从印第安人那儿买下来的。十九世纪末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人们才开始发疯似的往高空发展。以致有一天,纽约人发现他们自己像鸟栖息在水泥森林里。 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当电梯把我从地面带到十九楼,我的思想还会继续沿着惯性上升,直到蓝天。按人口比例,纽约人信教的很少,我琢磨肯定和电梯有关。你想想整天上天入地的,哪儿还会有什么关于天堂地狱的神秘感?从某种意义上,电梯成了纽约人思维的原动力。若停电他们被卡在中间,那非疯了不可。 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满街溜达,琢磨纽约人。其思路除了纵向性外,还有线性这个特点。比如,他们约会从来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华尔街和百老汇之间。久了我才明白,其实他们是棋盘上的棋子,路线几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们的手是钱,是命运,是线性逻辑。这么说,可别以为纽约人直来直去一根筋。与地貌街道相对立的是内心迷宫和九曲回肠,是权力的转弯抹角和股票市场的曲线,这势必造成纽约人灵魂的扭曲。 二 一九八八年夏天头一回到纽约。我们是从伦敦过来的。和垂死的大英帝国相比,这儿有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北京人叫“愣头青”,但朝气蓬勃。刚下飞机,我表妹的男朋友就开车带我们去兜风,隔东河观望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那是黄昏时分,灯火通明,气派果然不凡。第二天乘地铁进城,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好不容易爬出地面,灰头土脸。再抬头一看,那些高楼脏兮兮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在天热还能挡挡太阳。 我们到东村去找W。当年我头一本油印诗集就是他手绘的封面,我和邵飞也是通过他认识的。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国,在纽约一住七八年,黑了下来。这黑和黑还不一样,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如鱼得水。要说纽约可比哪儿都改造人。这个当年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二年级的好学生,整个变了个人:他眼神阴郁,肥头大耳,一身短打扮,满口纽约土话。他走在街上,三教九流都过来打招呼,满脸崇敬。那时东村是流浪汉、酒鬼、毒贩子和艾滋病患者的天下。他哼哈应声,话不多,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秃头,奇迹一般,那些狂暴的灵魂顿时平静下来。 他告诉我们,两天后的晚上,穷苦兄弟们要在华盛顿广场示威,反对市政当局驱赶流浪汉的决定,警察肯定会镇压。他为此花高价买了台可连拍的闪光灯。当马队冲进示威队伍警察抡起警棍那一瞬间,他连续按动快门。照片发在本地报纸上,电视新闻也报道了示威场面,作为目击者他讲述了警察的暴行。尽管头部镜头被遮挡,还是为他捏了把汗,他非法居留,一旦被警察发现肯定会报复。可他满不在乎。 问他以何维生,答街头画像。说罢他取上画画工具,拦了辆出租车,拉我们到西四街的繁华地段,那儿已有不少中国画家在拉客。可惜那天晚上他运气不佳,等了两个钟头无人问津。有人提议去大西洋城赌一把,他立马收了摊,扬长而去。 他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混得厮熟,艾伦会很夸张地呼唤他的名字。刚到纽约,艾伦请我们到一家日本馆子吃饭,由他作陪翻译。他用中文拿艾伦开涮,艾伦瞪着眼珠子咧嘴直乐,好像全听懂了。他把警察镇压的消息告诉艾伦,艾伦立即发表声明。在纽约有各式各样的秘密社会。而W自甘与那些社会边缘人为伍,伸张正义,说明他天生反骨,这大概是他当年加入“星星画会”的内在原因。纽约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为其反叛的激情提供了发泄的可能。 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发了财,成了北京的大古董商。这倒也不稀奇,商业化最终会消解一切。而古董市场肯定也是个秘密社会,以他在纽约练就的胆识,足矣。 三 迈克(Michael),纽约人,现住布拉格,前两天来纽约出差。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步庞德和艾略特后尘,他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前几年他又搬到布拉格。今年布拉格国际作家节请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参加,作为作家节主席迈克得亲自出马。于是由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和布拉格市政厅资助、美国国际快递公司(DHL)包邮递、全球化电讯(Globalone)免费提供手机,瑞士航空公司(Swiss Air)出机票,把一个老纽约包装好,送回故乡。 他要我帮他订旅馆。纽约旅馆贵得离谱,而他的预算有限。找来找去,那点儿钱只能住在家庭旅馆(B+B),位置不错,在格林威治村。 我搬到纽约后,迈克曾在电话里说:“你的住处离我出生地只有两三个路口,你应该去看看我的摇篮。”叮当一响,迈克到,带着他那典型的微笑。他从布拉格带来六个粉红色水晶小酒盅送给我,还带来本届作家节的小册子,封面是捷克画家的半抽象油画,由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全都是坟墓,迈克叹了口气,随后指着后排的一个小圆圈说,那是他的。 两天后的下午,我们约好去朋友家做客前先找个地方坐坐。出了地铁站,我打电话让他下来。迈克出现在蒙蒙细雨中,黑呢大衣,头发稀疏蓬乱。“看,这是我的纽约,”他张开双臂说。其实这早就不是他的纽约了。他多愁善感,在缅怀那逝去的一切。而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他告诉我住处还行,主人挺热情,只是他的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窗户。我想像他面壁独坐黑暗中,纽约在墙后大放光明。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坐下来。这里陈设古朴幽雅,精心但不刻意。顾客多是本地人,一个女大学生在旁边桌上做功课。“纽约变了。以前纽约的人是不谈钱的,”迈克呷着浓咖啡,闭着眼睛说,“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他告诉我,他在纽约没有亲人,跟住在迈阿密的继父也不再来往。他母亲死后,他写信给继父,只想要母亲喜欢的钟作纪念。他继父却偏偏把那钟卖了,寄给他一笔卖钟的钱。 我给他的女友买了件咖啡馆自己的T恤衫,并在一张梦露的明信片上给她写了几个字。我知道,迈克喜欢这方式。出门我不禁打了哆嗦。一个以泪解乡愁的纽约人,四处漂泊,却连个代表过去的纪念品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居然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四 纽约出租车全都包给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战乱贫困地区的弟兄们,他们开得像打仗应在情理中。科索沃战争期间,那天让我赶上的司机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只见他猫着腰,急速转动方向盘,躲来闪去,显然在避开炮火。那是战争经验的延续。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心脏。 有的出租司机目标很具体。有一回坐车,司机是从土耳其山沟来的中年农民,从后视镜能看见他忧郁的眼睛。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辆好车,衣锦还乡。他仔细向我打听各种车的性能和价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车行老板。得亏我也爱车,趁机卖弄我那点儿知识。他暗自拨拉一遍小算盘,断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国了。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 跟纽约出租司机聊天避免卷入政治宗教之类的话题。那天一个头上包布满脸胡子的印度司机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东拉西扯。他从孟买来,在纽约开了十五年出租车,全家老少都搬到纽约。他说他的收入相当体面,都是现金,没有税务的问题。我提到塞蒙?拉什迪(Salman Rushdie),那个被伊朗追杀的印度小说家,以为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一听这名字破口大骂,用尽所有的英文脏话。他准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及时闭嘴,否则非得被他赶下车去。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老纽约。有一回搭出租车去甘乃迪机场,随口问司机从哪儿来。司机一下火了,用浓重的外国口音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每回人都这么问,可等他说出自己国家,没一个知道。我的朋友说让我试试。司机说那好,我说出国名你说出首都,这趟算我的,否则加倍收费。成。司机说阿尔巴尼亚。他不仅说出首都地拉那,还提到阿尔巴尼亚一个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机乐坏了,下车时怎么也不肯收费。 前两天我去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小剧场彩排,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白人,仪表堂堂,像即将离休的哈姆雷特。他叫罗维斯(Lovis),话剧演员,是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纽约的街头戏剧的骨干。他对中国一往情深。父亲是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队副,但不许他去中国旅行。说到大选,他骂布什是白痴,代表美国军火商的利益;说到纽约房租,他骂市长是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由三种人组成:律师、银行家和房地产商。下车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最后告诉我,等他从革命大潮退下来,发现这社会已无他容身之地,只能开开出租车,偶尔客串一下。“你还没醒过来,这世道他妈的早就变了。”他说。 五 田田不喜欢纽约。她前不久到纽约来看我,住了半个月。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在加州乡下小镇住了五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去年夏天又转回北京上高中,其内心困惑可想而知。住加州时想北京,真搬回北京她又失望了。这孩子念旧,她想念加州的同学,但并不喜欢美国,她将来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十六岁是一个苦闷的年龄,再加上跨国迁徙文化位移家庭震荡青春躁动,要处处小心才是。 田田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大概由于时差或对纽约的拒绝,她每天上午昏睡不醒,一到晚上来了精神,上窜下跳满屋飞,让我眼晕。客厅的橱柜上有个老座钟,想必停摆了很多年,零件早就锈死。田田从来不戴手表,大概为在北京和纽约之间获得某种参考时间,她没事儿就去鼓捣那座钟,拨动时针摇晃钟摆,可走不了几下就停了。 在我看来,到纽约就要登高。我要带她去帝国大厦。她反问:“为什么帝国大厦?”“那儿高。”“还能比山高吗?”这下把我噎住了。好吧,那就去中央公园。“为什么中央公园?”“那儿大。”“到底有多大?”我比画半天,最后找出纽约地图。“才这么丁点儿,”她蔑视地吐了气说,“算了吧。”最后我只能陪她逛苏活(Soho)。一进那种青少年的服装店,嫌我丢人现眼,她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几句话把我打发走。 我们带田田到Q大姐家去做客。Q大姐的丈夫皮特(Peter)是德国犹太人,全家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他逃出来。他在纽约做了多年的心理医生,可每周还要自己花钱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住中城东边的一座现代化公寓楼。一进门,大理石光可鉴人,门房穿戴如将军,很容易迷失在那些镜子中。他们家一尘不染,雪白的沙发雪白的地毯,聚光灯投射在墙上一幅幅抽象画上。 “简直像个五星级宾馆,”田田吐吐舌头说。 Q大姐做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皮特的脑门奇大,像个老寿星。他会怪腔怪调地说几个中文短语,比如“拉关系”,嘲笑自己“搭错了筋”。我们带来两瓶法国红酒,喝得提心吊胆,生怕滴在脚下的白色地毯上。晚饭后,皮特取出他们最近在中国的照片。他事先警告田田,他是有毛病的人,必须戴上橡胶手套才能看相册。我正给田田照相,她伸出一只手,同时捏着橡胶手套装成另一只手,向我挥动。 英雄所见略同:皮特提议带田田登高去看纽约的夜景。她后来告诉我,楼顶中央有个露天游泳池,天气冷,上面盖着帆布。她想走过去看看,“搭错筋的”老皮特突然在背后大喝道:“不许动!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 六 G有个普通的汉族姓氏,因祖上满族正黄旗,为维护正统,他想改回去姓皇族的姓——那拉氏。据说上两代,他家某某曾是京城的卫戍区司令,可信。若再往上多数几代,我猜则多半是攻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要不他怎么当年能从北京直奔荷兰,又从荷兰杀到美国,南征北战,其中必有血液的召唤。 他是“星星画会”最年轻的成员。他那时年仅十八岁,眼睛明亮,一脸憨笑。记得“星星画会”在北海公园办画展,他帮大家挂画,话不多,忙上忙下。当年那个明朗的北京小伙儿,待一九八八年秋天在纽约重逢,一晃变成了阴郁的纽约人。他俨然以东道主的身份,开车陪我们到康州的海边去玩,逛哈雷姆区,在中国城请客吃饭。 我一九九三年搬到美国,G的故事有点儿离谱了。在画画搞试验电影的同时,他投身华尔街,摇身变成了生意人。更邪乎的是,据说他同时有俩老婆,不久又生了俩闺女,年龄相差没几天。我打电话去问,他一乐,不置可否。依我看这也没什么,古已有之,再说那不正是多数男人的梦想嘛。让我奇怪的倒是,怎么以前从未觉察到他的疯狂。 自打我搬到纽约,我们周末常在一起喝酒。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不兑水不加冰块,干喝。微醺时他总要挑起一些形而上的话题,且用英文,直到先把自己说糊涂了为止。他笑起来挺费劲儿,多半是未完成的,支离破碎。 他性格中有很多对立的东西。他既疯狂又自我压抑,厌倦名利又渴望成功,待人诚恳又过于苛刻,既暴烈又脆弱。他在西方受教育,但骨子里是地道的中国人。他无疑是个怪人,怪人只能住纽约那林立的高楼之中。前两年他搬到与曼哈顿隔岸相望的新泽西州。这一回可搬坏了,其纽约人的内心受到了重创。这多少在他的一组画中反映出来 :形同废墟的建筑物梦幻般地呈现在平涂的单色背景中,无限寂寞。他开始在家里养鱼,而且专找那些丑陋古怪的热带鱼,养在自己心头,韬光养晦。 他最近画风大变,画了一批疯马,横眉立目,鬃毛倒卷,有如他本人的自画像。我很喜欢,从中选了一张做我英文诗集《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的封面。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性格等诸多方面南辕北辙,但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内心的疯狂。在某种意义上,疯马的对应物就是天涯。这么说来,我们在纽约相逢不是没有缘由的。 七 星期六上午,G开车到曼哈顿捎上我,过桥进入皇后区,上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不少纽约人去长岛度周末,车多,走走停停,到水磨房镇(Water Mill)已中午一点。我用手机先通风报信,S站在路的尽头,那头灰白头发像信号旗在飘扬。 我们是在一本国际刊物的发布会上认识的。我早到了一个钟头,孤魂般在大厅转悠。终有人出现,斜插过来跟我握手,他就是S,以前从未谋面。我请他帮我朗诵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会后我们应邀共进晚餐。分手时互留地址,他约我到他的乡下别墅做客。对纽约人的这类承诺不必认真。一个月后他突然打电话来:“还记得吗?对,是我。” 窗外海天一色,鸥鸟齐飞。他的夫人詹(Jane)随和善谈,是退了休的社会学家。S七十多岁,诗人兼出版商,但靠的是艺术收藏和交易。他专门经营意大利西班牙的古典名画,和各个博物馆打交道。我问他是否靠家族遗产。他摇头说,他是从零开始的,最初的知识得自于以前的女友,她是个意大利画家。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客厅,夕阳平射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睛,满面倦容。长时间的沉默,直到阳光悠然滑走,他陷入昏暗中。 第二天上午我下楼时他在书房。他说他五点起床,正在看一本昆虫学的书。 一周后又接到S的电话,这回是在他家设宴。他住河谷镇(Riverdale),离曼哈顿仅十几英里,是有钱人躲避都市喧嚣的好去处。他的豪宅坐落在哈德逊河边,视野开阔。从阳台望去,在变化微妙的光线中,天空河水丘陵层次分明。他家是个小型博物馆,几乎都是文艺复兴的名画,包括伯尼尼和戈雅的重要作品。 今晚的主要客人是美国桂冠诗人库尼兹(Stanley Kunitz)及夫人,分别坐在长桌两头。S雇了几个人打下手,由他亲自掌勺。坐在库尼兹旁边的是个得艾滋病的女诗人,眼神扑朔迷离,但有一种正视死亡的坚定。我和S坐在库尼兹夫人两侧。她九十五岁,说起话来像个孩子,天真不连贯。她请人在她的红酒里兑点儿水。“这回好多了,”她呷了一口,对我说,“我看这儿的客人都很模糊,只有声音是熟悉的。” S今天很健谈,从意大利人的性格讲到昆虫的生活。他认为昆虫有自己的世界,做爱做到昏天黑地的地步,那是一种幸福,人类不能理解的幸福。他有一天醒来,发现两只蝙蝠正在他胸口上做爱。“我怕蝙蝠,”老夫人说。S又讲到蛇的爱情,老夫人扮了个鬼脸说:“我怕蛇。” 八 去迈阿密晒了半年太阳的老夫妇马上要回来了,我们得从他们的单元搬出,临时住到朋友家去。要说这单元还算宽敞,但惨不忍睹。棕黑色家具丑陋笨重,好像跟随老夫妇多年后决心长在那里;两个并排面对电视的单人沙发,加上那停摆的座钟,代表了退休者的生活格局;墙上挂满廉价的商品油画和旅游明信片,如窥视浮华世界的大小窗口。我们不得不用色调明亮的布和地毯,以及从画家朋友那儿借来的画尽可能地覆盖一切。 这单元在上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栋三十二层公寓楼里。住里边的都是穷人,若无政府的住房补贴,谁也不可能留在这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我们的邻居多半是黑人。在电梯那狭小的空间和短短的升降时间里,打声招呼,最多三言两语,说说狗天气和孩子,然后目光错开。别瞧纽约人直眉瞪眼,其实什么都没耽误,仅一瞥,点点滴滴在心头。若碰见话多的肯定有毛病,最好躲远点儿。 在纽约,街区(neighborhood)是个重要的概念。这让我想起老北京。哪个饭馆实惠啤酒没兑水,哪个副食店的肉好菜新鲜,哪个居委会老太太最刁钻,以及去哪个煤铺拉蜂窝煤到哪个派出所领粮票,全得门清。在纽约也差不多。我知道哪个看门人和气,哪个服装店售货员漂亮,哪个路口车少,哪个小铺的啤酒种类多且便宜……纽约自有它的方便之处,各行各业均有二十四小时服务。可以想像有相当那么一拨夜猫子,昼伏夜出。 流浪汉也多半跟街区共命运。每回去银行拉门的总是同一个老头,彬彬有礼,外加美好的祝愿;而副食店门口永远戳着同一个恶煞,若不给钱,必招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好在人们习惯了政治家的赞美和老板的诅咒,见怪不怪。每回晚上我经过百老汇和七十八街之间,几乎都能见到那个瘦瘦的男人,躺在路边的铺盖上,掌灯夜读,用的是个钢笔手电筒,周围大包小包估摸塞满捡来的书。那精神让我惭愧。 我出门基本有条固定路线,先去八十六街和百老汇拐角的花旗银行(Citibank)取钱,顺手在旁边报亭买份报纸,沿百老汇走到八十三街左拐,穿过一个路口进邮局,办完事在那街角买束花,沿阿姆斯特丹大道折回,在八十五街的副食店买菜,再到隔壁酒店拎上两瓶红酒,然后经过一个红砖教堂回家。赶上刮风下雨,我会躲到马路对面去——整个路口都被脚手架覆盖。 九 我们搬到西村。西村是格林威治村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意义上的心脏。E和家人住在那种纽约典型的排房里,独门独院,楼梯嘎嘎作响,勾连着三层楼及地下室,后院窄小,有竹林摇曳。建于一九二九年,作为这条街最古老的房子,曾是分割成四十个鸽子笼般的寄宿宿舍,几易其主而翻修改建,十四年前被E买下,融入他的性格和趣味。他每天早起头一件事就是把塑料喂鸟器装满,再挂回树杈上,鸽子麻雀已在竹林扑腾,跃跃欲试。然后他就着咖啡读《纽约时报》,雷打不动。这时邻居家的女高音在麻雀声中高歌,怪吓人的,尤其那音阶练习好像攀登云梯,让人提心吊胆。 荷兰人当初买下整个曼哈顿岛时,这里还是片鸟飞兽走的林地。英国人占领后,英军舰队司令买下三百英亩烟草种植地,在哈德逊河边安家落户,他临死前命名其庄园为格林威治。一八二二年,瘟疫横行,人们为了河边新鲜的空气搬来,这个偏僻村落渐渐变成繁华的市镇。十九世纪末,赶时髦的有钱人急忙奔赴新兴的中上城,途中的格林威治村被遗忘,荒下来。于是艺术家和反叛者搬进来,而当地信教的意大利、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被他们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及异端邪说吓坏了。 一九一六年某天,一帮年轻人在酒吧喝了个通宵,爬到华盛顿广场的拱门顶上,大叫大喊,宣布成立自由共和国——新波西米亚。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下来,直到市长答应了这一要求。格林威治村曾一度以“小波西米亚”风靡全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垮掉一代”的诗人从各地而来,形成第一波的冲击。到了六十年代,波普艺术、先锋戏剧和摇滚乐接踵而至,加上大麻,构成了波西米亚生活最后时光。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被以同性恋自我认同为标志的性革命所取代。八十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使房价飞涨,艺术家被逐到东村和别的地方。 中午E从顶楼的书房下来,我问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他讲了个福楼拜的故事。有一天吃午饭,福楼拜走出书房,客人如是问,他说他只写了个逗号;晚饭时客人再问,他说他把那逗号涂掉了。 十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西村的西十一街十八号发生爆炸,“气象员”地下组织(Weatherman Underground)的三名成员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引爆,被当场炸死。另两个姑娘幸存下来,赤身裸体跑到隔壁的电影明星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家,跟他妻子借了衣服,躲进地铁,在地下生活了很多年。其中一个后来自首,从轻发落;另一个再次卷入别的地下组织的活动,被捕后处以重刑。 “气象员”来自美国着名歌手鲍普?迪兰(Bob Dylan)的歌词,“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它的前身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成立于一九六○年,随着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反越战的抗议示威发展壮大,也越来越倾向暴力。一九六九年由于观点分歧,它分裂成若干团体,其中最激进的就是“气象员”。该组织在纽约的成员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激进分子,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来打消美帝国主义的气焰。 E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就是“气象员”的成员。后来成了英文教授。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甚至连衣物都会导致私有观念。他们进屋全要脱光,衣服集中在一个大纸箱里,出门时随便穿一件。可每个人尺寸不同,穿戴必然很怪。由于“气象员”在英文中属阳性,和妇女解放相抵触,后改名为“气象地下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 从一九六九年“气象员”成立以来,其成员纷纷被捕送上法庭。一九七○年六月九日,即在西村的事故后三个月,纽约警察局被炸;七月二十七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在纽约的分支机构被炸,“气象员”发表新闻公报,承认是他们所为…… 五月应是绿肥红瘦,却乍暖还寒。和一个从德国来的朋友约好,一起逛格林威治村。蒙蒙细雨,穿过曲折小街,先去了迪兰?托马斯喝死的那家“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avern),又去了世界上最早的同性恋书店,今天周末,要等中午才能开门。我们来到华盛顿广场。西北角有几张镶棋盘的石桌,多数空着,有个老头摆好棋子,拿出计时器,等待对手的到来。穿过广场,沿第六大道拐进西十一街,终于找到十八号。 这栋三角形的现代化建筑是一九七八年重建的,夹在老房子中,似乎故意突出某种不协调。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六的早上。一个父亲在门口逗弄小男孩,另一家人正迎接客人,或告别。有谁还会记得三十一年前的爆炸事件?在那些“气象员”中,死者永远年轻,生者和我年龄相仿,都来自六十年代,并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今,风向早就变了。我想起鲍普?迪兰的歌:“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 十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一艘油轮停靠在费城德拉河(Delar River)码头卸油,见习船员X和伙伴乘出租车到附近的小镇,他另付了一百五十美元,出租司机换了辆自己的车,一直把他拉到纽约。他一九五○年出生在台湾屏东南州,自幼爱画画,在马祖服了三年兵役。他“跳船”蓄谋已久,是为了到纽约闯天下。 我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他的。他小个儿,黝黑,但眼睛特别,直愣愣的,有一种藏得很深的忧郁。陪他一起来的女人跟他正好相反,又白又高,高出他大半头。他们靠着墙角喝酒聊天。主人把X介绍给我,说他是着名的观念艺术家。高个女人纠正说,是世界级大师。你好,大师。酒尽人散,大师要开车送我回曼哈顿。他开的是辆后车厢加盖的小卡车。那女人后我下车,于是窝进窄窄的后座,手脚支出来。 X车开得稳,不像刚出道的艺术家那般咋呼。我问起他的门派,他轻描淡写。原来他就是二十年前轰动中国美术界的怪人。当时作为画家的家属,我也跟着啧啧称奇。 我们约好再去喝一杯。到西村停好车,那女人被解放出来。先进一家酒吧,女侍态度恶劣,每人非得买两杯才能坐下,岂有此理。又换了一家,坐定。他相当内向,自有一套语言系统,不易进入。我琢磨一个人独处久了,他人已不重要——虚无之墙的投影而已。 到纽约后,他边打工边琢磨自己的走向。他早期作品有自残倾向,比如跳楼钻粪坑,把腿都摔坏了。一瘸一拐地摸索,终于开了窍,他连续做了四个为期一年的作品。 从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他自我监禁在一个十平方米见方两米多高的笼子里。一年期间,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那年头我和朋友想方设法避开牢狱之灾,人家倒好,先把自己关起来再说。他进笼子那天由律师贴了封条,出来时再启封。每日三餐是由一个朋友送的。对伙食不满,他只能摔碗抗议。他以床为家,到余下的地盘散步算作出门。他每天在墙上画一道——整整三百六十五道,早画了还不行,剩下的时间显得太漫长。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笼子,只是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从一九八○年春天起,他把自己关进同一个笼子,穿着工作服,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了一年。为了精确,他买了台日本打卡机,和手表和高音喇叭串联,每小时差三十秒响一次。和头一年那种半冬眠状态正好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二十四次卡。他说,打卡打久了,就像瘸子走路变得自然而然。在他看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所谓时间是无限的,在打卡时他强烈感觉到生命与时间的荒谬关系。 第三件作品是从一九八一年夏天起在户外生活一年,不进任何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他背着个睡袋,与纽约街头的流浪汉为伍。比流浪汉强的是他兜里有钱,能填饱肚子,但不能像他们那样钻进地铁、桥洞或废弃建筑物睡觉。那年纽约的冬天奇冷,低到零下三十八度,他把所有衣服都穿上,烤火取暖,一躺下就会被冻死。人比自然更恶。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厂附近喝茶,老板连打带骂赶他走,他掏出护身用的三节棍。警察来了,他拿出报导他的报纸,蒙混过去。不久那老板在街上看见他,又叫来警察。这回可不管什么艺术原则,先关十五个小时,还要判刑。他花钱找来律师。开庭时,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师的铁嘴钢牙加上法官的同情心,最后把他放了。除了那十五个小时,他孤狼般在户外生活了一年,成了人类文明的旁观者。 从一九八三年七月四号即美国独立日那天起,他和一个美国女艺术家林达(Linda)用一根八英尺长的绳子互绑在腰间一年,双方身体不能接触。洗澡上厕所在一起,出门遛狗接受采访会见各自朋友也得在一起。一旦吵起架来比较麻烦。有一回他正洗澡,林达发脾气要冲出去,差点儿把他光屁溜拖出门外。和平共处时,他们俩一起打工挣钱,一起去教书,一起坐飞机到别的城市演讲。由于完全没有隐私,在一九八四年独立日分手时,两人几乎到了彼此憎恨的地步。 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他坚持不做艺术、不看艺术、不谈艺术一年。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他的生日起,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整整十三年期间,他虽然做艺术,但不发表。在我看,这后两个声明是多余的:将军退休了,就不必再言战事。他结了两次婚,又都分了手。他告诉我,他现在忙着装修他在布鲁克林的房子,准备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免费居住创作。 十二 每星期三中午我坐九号地铁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Penn Station),先买一份《纽约时报》,然后搭乘十二点十五分开往长岛的郊区火车。在车上我把报纸翻过来掉过去,被另一种语言所遮蔽的事件弄得昏昏欲睡,直到播音器吱吱嘎嘎响,我戴着花镜冲出车门,一片茫然,再随众人涌上另一辆日本造的双层火车,爬到二层,把报纸扔在一边,看窗外风景。离开纽约,空气越来越新鲜,到处是树林、坡地、溪流和一闪而过的白房子。下午两点五分到达石溪(Stony Brook)。 搬到纽约不久,经朋友介绍,我稀里糊涂找份工作——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英文系教一个学期的诗歌创作课。由于交通不便,课都集中在星期三。就我这英文水平,若让我反过来当学生肯定不够格。我心想,在美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说诗歌本来就说不清,用另一种说不清的语言也许更好。头一天上课,我真有点儿上刑场的感觉,头皮发麻,身上冷飕飕的。 我的课从四点到六点,外加三个钟头的辅导课,说得我理屈词穷,累得我灵魂出窍。在美国大学,老师比学生更怕性骚扰:办公室永远敞着,相隔一米,还得尽量提高嗓门儿。送走最后一个学生,锁上门,我裹紧大衣,哆哆嗦嗦穿过楼群和停车场,好歹赶上八点四十开往纽约的火车。除了换车时买包土豆片充饥,我真恨不得睡到世界末日。 我的学生多是本地人,没有纽约人的那种精明和神经质。要说也怪了,这儿离纽约不到一百英里,不仅地貌甚至连人种都变了。迈克(Michael)赤红脸膛,满脸络腮胡子,头发蓬乱,潦草得像一张未完成的肖像速写。他嗓门大,一会儿叫我“教授”一会儿叫我“船长”。每回课间休息,他高喊着“热狗的时间到了”,冲出门去买热狗。他告诉我,他刚跟女朋友吹了,现在有两个候选人。听那口气他本人就是白宫,看哪位候选人有资格进来。他每周在报亭打工三十个小时,比美国总统对世界的局势还了如指掌。他既信天主教又渴望革命,跟他的诗一样混乱。 安娜(Anna)是个白净的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在课堂上总是静悄悄的。她起先成绩平平,到后来竟写出一些惊人的句子,让我这个当老师的颇有些沾沾自喜。克里斯蒂娜(Christina)是个五十多岁的职业妇女,是这儿艺术系某教授的夫人。她来上课,纯粹是因为热爱写作。她无疑是全班最勤奋的学生,一首诗往往改上十几遍,可进步不大。她是那种富于幻想的女人,诗歌正好帮她飞翔,飞向美国中产阶级那单调刻板的生活以外。我们之间似乎没有性骚扰的问题,可以关起门来无话不谈。 冬去春来,通往火车站的小路从积雪中显露出来,被阳光晒干。我理直气壮走着,迎风用手机满世界打电话。 十三 纽约人的内心其实是极孤独的,只要看看他们眼神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除了神经有毛病的,他们从不直视别人,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也真难为了。比如在地铁车上,为了躲避目光碰撞,他们要不看书看报,要不闭目养神,要不干脆把目光悬浮在空中,梦游一般。这本事,恐怕得花好多年工夫才能练就出来。当然要有个把绝色美女出现,男人们会醒过来,混浊的目光像雾中的灯一闪。但绝不像我这样的乡下老鼠直眉瞪眼,而是用余光悄悄跟踪,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儿倦怠。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别烦我。 曼哈顿的单身贵族特别多。这道理很简单,单身是保持孤独的最佳方式,没配偶没孩子,省得啰嗦。除了访亲会友,他们多半在家一个人吃晚饭。打个电话到附近中国餐厅订外卖,一份咕咾肉外加酸辣汤;要不干脆对付对付,就着干酪,啃着昨天的干面包。目光像苍蝇在四壁游荡,一不留神落进墙角的蜘蛛网里。偶尔也说说话,跟自己。据说在纽约吃抗忧郁药的比例特别高,这也难怪。 若两个孤独加在一起,必有新的麻烦。有一回从甘乃迪机场飞巴黎。一上飞机,我就发现自己的尴尬处境:正好坐在一对纽约夫妇中间,女的邻通道,男的靠窗口。我马上提出换座位,人家不干。起初我还以为感情有问题,拿我作挡箭牌。没有的事儿,老两口亲热得很,一口一个“亲爱的,我的甜心,我的宝贝儿”,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男的给女的找出拖鞋和小说,嘘寒问暖;女的藏起一小瓶免费红酒,留给男的在巴黎受用。更让我不解的是,两口子竟隔着我侃起来,从纽约的天气到巴黎的旅馆,从亲戚间的纠纷到股票投资。我倒吸气,紧贴椅背,给人家留出谈话空间。想想不对,冒充第三者事小而涉及隐私权事大,我再次提出换位子,遭到一致反对。我这才明白,这位子是人家事先挑选好的,让我为孤独作证。 其实孤独并非与寂静对应,它有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在纽约则被无限放大了。首先是那些警车救护车救火车,为了引起足够的注意,不断提高音量,高入云霄。而那些单元里快憋疯了的狗,好不容易放到街上,为了向另一只狗致敬,非得用整个腹腔吼叫。轮到纽约人,要想再表达点什么,得多不屈不挠才行——他们扯直嗓门,说到一半被警笛打断,张着嘴,只好把话咽了回去。 十四 W大姐在纽约中国文化圈是个中心人物,那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人打破脑袋撒遍钱,名片印十八个头衔也没用。文化圈既有形又无形,不存在权力结构,故也不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没有头头,只有中心人物。 曾几何时,纽约人才济济。一九八八年我头一次来纽约,赶上个聚会。有唱茶花女的、跳黑天鹅的、反弹琵琶的、话剧演正角的;还有红卫兵大款、文化掮客、舌头打结的侨领和半老半疯的业余女作者,外加身份不明者——如我。要说谁谁都面生,但全认识W大姐。她性情中人,好热闹,揽天下闲事,会八方来客;她办文学社,为诗歌刊物撑腰,组织朗诵会,收容流浪文人,穿针引线于撕碎的纸片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