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刘东 一、黄金的岁月 记得还在北大教书时，我就曾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为例，质疑过当下国际通行的、以种种参数来评定“一流”（excellence ）大学的划一标准：“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自己应该下课？”而调来清华教书之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时时要接触到“西南联大”的名字，因为那段既苦辛又辉煌的历程，组成了这两所顶尖大学的共同校史。 的确不错，如果非要拘于衡定“一流”的那类机械指标，诸如“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那么，那所流亡中的大学肯定算不上什么。不过，如果按其学术声望和社会效应，它对中国人民却意味着很多很多；而如果按其教出的人才和传承的学统，它就更加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或缺；更不要说，如果按其在当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到后世又被赋予的地位，它就简直显得无与伦比了。 而说到这种被“后世赋予”的地位，我又引述过这样一句惊人之语：“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清华园。”2—要知道，这可是后来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春风得意”了大半辈子的何柄棣教授，来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何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清华时，我曾经跟他一道驱车经过校园，而他则动情地凝望着车窗外的一切，不住地为清华园内的种种细微变化叫好……这当然属于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有点类似儿时“黄金记忆”的那种情感。 由此又联想起，毕业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教授，也曾这样来回顾清华园里的治学氛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3 有趣的是，我们一方面不难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称“正常”的高等学府，都不可能完全短少这样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难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无菌病房”，更类乎那种对于“黄金岁月”的回想。 由这一点，也便说到了更贴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说，早期的清华国学院，和早期的清华学堂或清华大学，都毕竟尚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来支撑数十年后的这类“黄金回想”，那么，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对西南联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进行了性质大致类似的回顾：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何先生接着便自问自答道，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应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在他看来，只要能秉有这样的心境，便会“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而此后，他又在另一处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无论如何，对比一下上面两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记忆库，我们便不难心领神会地领悟到，一方面，处于流亡与穷困中的西南联大，在条件上当然比不上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享有稳定庚款来源的清华大学；然而另一方面，或许反而正因为这样，它更像是某种千载难逢的“奇迹”。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说法不谋而合，至少是在此后的种种回忆中，这番“奇迹”曾被来自各科的联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当年的“自由”。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进一步讲，烘托着如此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自然会沿着上文的铺垫，期待到杨振宁作为当年学子的回顾：“我们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呢？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当然也包括对物理的讨论。其中我特别记得的一幕是讨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跟牛顿的经典力学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茶馆里头三个人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而说到这样的场景，还真是要庆幸何兆武的高寿，能绘声绘色地为我们留下如此超乎想象的回忆： 最清楚记得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 （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如此偏远而贫困的环境下，他们竟讨论着如此深不可测的问题，即使到了几十年以后再来回顾，仍然能使我们生出某种奇妙的反差，恍然间真不知“今夕何夕”；但反过来说，又正因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有气魄去如此放言高论，而且有能力去追踪国际前沿，中华民族才显出了超过这种困境、再度顽强崛起的心力。—验之于此后已化为现实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二、记忆的过滤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凡是这样来记述那所母校的，都是当年正处于热烈青春期的学生，而且，那种包裹着一层蜜糖的回忆，也都属于遥隔着时间的追记，而不是在直截表达当下的感受。这当然不会是纯属巧合的，而应该具有很深的心理成因。—而我们由这一点，也就想起了一首献给它的颂歌，它出自老诗人郑敏之手，她当年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 终于像种子，在成熟时必须脱离母体， 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 当每一个嫩芽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 你是那唯一放射在我们记忆里的太阳！ 无论如何，从心理学的微妙规律而言，即使是针对着同一件事实，由于年龄、阅历和参照系的不同，人们在当下此刻对它的切身感受，和到了日后对它的追记、回味与把玩，也会显出巨大的区别或侧重。也正因此，即使我们并不能说，那些对于那些“黄金岁月”的回忆是出了差错的，却也有必要跟着再追加一句：毕竟西南联大的那些老师们，对此又有着不太相同的感受。 不待言，那些更惯于埋首书堆的鸿儒们，如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向来是不太在意物质生活细节的，而且等到过了西南联大的时期，其回忆录也随即便恢复了这种心态。不过，我们读读罗常培的《苍洱之间》，或者浦薛凤的《太空虚里一游尘》，便会心有灵犀地注意到，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南渡”时期，便往往要一反常态地特别着墨于此，这当然是因为其拮据与艰难。比如，罗常培就记下了这样的“历险”： ……司机试着把车涉水而过，慢慢地往前开，刚开到中流，水的力量把车身冲得往左歪，司机手忙心乱，一时控制不住，便把车子的一边开到公路外头的田地里，车身倾侧得很厉害，黄泥汤儿立刻流进车厢来，这时假如我们稍一张皇，起身乱动，让车子失去平衡，马上就会有翻车灭顶的危险。幸亏大家还沉得住气，从容不迫地等司机用一条粗绳子把车子系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然后才一个一个地慢慢爬下车来，我当时只穿着衬衫和短裤，让一个乡下人领着在河里走，河水一直漫过大腿根，急流激荡得上身乱晃，这时才后悔青岛住过一夏天却没学会泅水。等到人完全出了险，再慢慢地救行李，我的一个fibre 箱子已经被水浸透，箱子毁了，衣服子也全湿了。 事实上，更让我们从中感到了“反常”的，还不是对于这些艰辛的记载，而是某次作为“例外”的美食，到了此时竟也会被细心记载下来，而这在以往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比如，浦薛凤就记下了这样的“口福”： 蒋梦麟先生夫妇曾来蒙自小住。蒋夫人颇喜交际，到歌胪士楼上请大家吃云吞，予亦帮忙包裹。每人吃十四五只，味道真鲜。此因久久未尝之故。蒋分批请文法学院学生茶会，并邀教授作陪。上午请文学院师生，所到教授殊觉不满。缘伊对学生演说，一则提到教员发薪事，再则报告教育部起初有于教授中分别去留之意（谓分牛乳与牛酪，伊谓即牛乳亦必自命为牛酪云云），不知用意何在。 更有甚者，再挨到了更加吃紧、也更显窘困的抗战后期，就连偶尔“打打牙祭”的记述，在这类回忆录中也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王力发出的下述牢骚话： “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三百元的正俸，不够每天买两担水；三千元的各种津贴，不够每天烧十斤炭或二十斤柴！开门七件事，还有六件没有着落！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 至于素来讲究“美味”的朱自清，到了这个几近油尽灯枯的时候， 也再无余力去写什么品鉴“美食”的随笔了，同样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从他儿子那里读到的追忆： 我父亲住在龙院村，他到西南联大，到城里去上课，他要走很远的路。那时候没车。有一年冬天，昆明那一年冬天最冷，他买不起别的衣服，他就买了一件赶马人的披风，披着那件东西到西南联大上课。 他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日渐憔悴了。这一段时间他是形销骨立了，瘦的，你想三十八点八公斤，不是形销骨立吗？头发也白了。朋友也说，那一段他明显地见老了。他不是精神上的老，而是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 于是，就像从“文革”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越是被一穷二白的“插队”给弄怕了，就越会在意自己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从而就越想学到快点脱贫的本事一样，我们在记住“南渡”生活之精神层面的同时，也不应太过一厢情愿地忘却了，在那个作为“黄金岁月”的“理想国”里，也照样存在着有点令人沮丧的、不那么具有精神高度的现象，正如同样任教于此的沈从文所批评的： 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社会研究所的专家，机会一来即向银行跑。习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因为亲戚、朋友、同乡……种种机会，又都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做办事员。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其余无知识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只要把“法币”替换成“人民币”，上面这段话就可以原封不动地，也用来形容晚近司空见惯的身边事，而我们由此就更能确信，它当然会属于历史的真实侧面之一。那么，为什么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即那个“自由自在”的精神侧面，反而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被突出强调出来了呢？那当然首先是因为，但凡有资格来进行这类回忆的人，在当年都比别人更关注精神的维度，都更具有继续发育人格的后劲，并由此才养出了足以熬成这种资格的心力。 而从历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作为一种“史料”的回忆录，也是容易产生这类一厢情愿的偏转。大概也正因此，柯文才会在义和团的史料变奏中，听出了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三种声调。2 —而在这里，为了能更好地体验其中的变奏或转调，我姑且再引用一段更让人称奇的问答：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事实上，无论上面的发问者李零，还是答问者唐晓峰，都是自己当年在北大的同事，也都是笔者本人的多年好友。所以，我当然还是愿意相信，这种把“文革”当作了“黄金岁月”的时候回味，就算不无“故作惊人之语”，可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亦未必就属于全然虚假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应当警惕，人们对于过往经验的事后玩味，或许正因为那种经验已然过去，不会再直接伤害到自己，就往往算是经过了“无害化”的处理，特别是过滤掉了苦难与刺痛。—而如果看不穿这中间的奥妙，还真把那段历史当成了什么“神话”，甚至进而巴望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那就绝对算得上是愚不可及了。 三、历史的惰性 还应当再接着想到，既已说过西南联大乃是某种难逢的“奇迹”，而且这“奇迹”的主因还在于学术上的“自由”，那么，只要把这两个判断简单地加到一起，也就应当引起我们在逻辑上的警惕：纵然那“自由”在当年确有其事，也不过是因缘凑合的“灵光一闪”，或曰为时不会久长的“灯下黑”。 此话又怎讲呢？—我曾请另一位研究义和团的名家周锡瑞，到北大来对我们当时在民间兴办的“国学所”发表讲演。而他在那段时间，恰正沿着美国汉学的特有叙述框架，来研究在“抗战”与“建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正因如此，那场报告所带给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既令人醒悟，又让人沮丧的，因为那场全民之间的紧急战争动员，对于中国此后的社会整合、政治结构，乃至宣传口径、民众心理，无论从哪个党派或战区来看，都具有使之更趋“板结”的影响。而由此观之，在“抗战胜利”与“解放建国”之间，就并不像寻常想象的那样，具有一刀两断的分水岭般的“断裂性”了。 作为一种独立的旁证，日本学者笹川裕史和奥村哲也从其他个案中，得出了跟周锡瑞大体类似的研究结论：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的革命，首先是基于在国共内战中的军事胜利，但作为其后盾并且后来接受中共政策的基层社会的条件，在日中战争期间就已在形成之中了。 进而言之，如果战争状态长期化而严酷的战时征收被继续要求强化，日中战争期间已见萌芽的“强制性一体化”，就愈加伴随着实际过程而带有现实的味道。这种可能性，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爆发的朝鲜战争和其后持续进行的冷战转变成现实。这样一来，传统中国社会的构造就被置于相反的极端；非但如此，超过曾经的日本而将人们更紧密地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得以成立。在此意义上，从根底上支撑着激荡的战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变动，是以日中战争为决定性契机而开始的。1 而从这样的史学判断出发，此刻我首先能够联想到的，偏又是文学家穆旦的另一首诗—此人偏巧也曾在清华—联大求过学，而且该诗也恰恰是写于抗战期间（一九四二年）：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 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 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 无独有偶，曾经被陈寅恪誉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的、毕业后也曾任教于清华—联大的张荫麟，亦尝就此流露过更加精准的预见：“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最后是必胜的。只是到胜利之后，国旗上的‘青天白日’已不存在，只剩下‘满地红’了。”2 事实上，也唯有从这样的历史感出发，我们才能更复杂而微妙地领会到，何以等他的老师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反倒在其诗作中流出亦喜亦悲的情绪来：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无论如何，正因为这种“趋于板结”的变化是总体性和结构性的，是不分前方后方、官场民间、国共两党的，才表现为更加难以打破或逃脱的；而且，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当局企图收回这种“灯下黑”，那就不仅会让读书人感到愤怒，还会让处于“在野”或“反对”地位的政党发现有机可乘。—我们从闻一多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可以确信无疑地看到这一点：“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的！” 正是沿着这种决定性的历史分岔，才产生了李泽厚后来历数过的史实，而众所周知，他还曾创造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来概括它—“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3 尽管我曾经多次指出过，我并不赞成自己老师的这种概括，因为他这种“启蒙”与“救亡”的二分框架，毕竟还是要把空间中的“中西”等同于时间中的“古今”，因而“毕竟还是要肯定五四时期的否定传统的传统”，但无论如何，我们沿着上文中的线索却又可以体谅，他的这种概括毕竟也是其来有自的。 当然话说回来，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所以，一方面必须首先指出，恐怕最最要不得的，就是只根据小说《围城》中的尖酸漫画笔调，去想象当年坚守大西南的文化人群体，正如我们虽也引证过沈从文对于“法币”的描述，却不会以此来概括大后方风习的总貌。—文学当然也自有它的一番理由，不过那理由却更在于抓取部分特征，那逻辑也更趋于走向夸张变形，不然的话，也就很难达到它所追求的“片面深刻”了。 由此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到了长沙、蒙自，还是昆明，当我们把心境沉浸入当年的历史现场时，都还应当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历史终究还是有它自身的惯性，还会自然地向前延伸一段路程，所以，整个社会还不会在当局“一声号令”下，就变成后来那种彻底“斯文扫地”的样子。这一点，也正像笹川裕史和奥村哲又同时看到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层为了抗战而一直不停地强调全体国民的团结和一体化，但却不可将这些言说和政策理念原封不动地混同于当时的实际情形。”1此外，我们还应当微妙而会心地体验到，也许恰是因为当时正国步艰难，使得政治力即使想要强行介入进来，一时间也会在“最高学府”这里有点力不从心，这才造成了或容忍了它如此自由散漫的“灯下黑”，甚至显出了作为“民主堡垒”的形象。比如，对于西南联大素有研究的汉学家易社强，就曾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历史的还原：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者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者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而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都能敞开胸怀呼吸联大自由的学术空气……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学生可以享用这种自由，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教师几乎拥有全部主动权。 再如，当年曾就读于此的汪曾祺，也从学生角度提供了独特的旁证： 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 还有一点需要细心辨察的，就是切不可沿着“启蒙—救亡”的简化框架，而一旦说到西南联大享有的“自由”，马上就归宗到舶来的“自由主义”上来，误以为那必是当年唯一的精神资源。—实际上，这正是我不赞成以“启蒙”来概括“五四”的最主要原因： 严格说起来，“启蒙”这个动词的中文本义，和开蒙、破蒙、发蒙一样，都是对准标示着愚昧无知的“蒙”字，意味着把一个智慧未开的孩子从蒙昧状态中开导出来；而西文的Enlightenment 或者Aufklaerung ，其本意也是指使人从无知、偏见和迷信的蔽而不明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理性之光的烛照。所以，假如是我才刚刚写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那我就决不会把一种从以“上下同流”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向着以“易卜生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形态的转型运动说成是什么启蒙…… 所以，在这个太容易搞混的问题上，还应请对西南联大更有研究的易社强，基于他所掌握的更加丰富的史料，来发表他所达到的平衡看法：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它所代表的价值是不是都是从西方来的呢？支持学术自由的都是英美自由主义派吗？不见得。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就是新儒家主义的代表冯友兰。虽然他也在西方受过教育，但他却是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推行者。 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 由此顺理成章的是，我们从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所撰的碑文中，也就很容易为易社强的上述说法找到有力的佐证了—它更清晰地说明了其精神资源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会通、叠合与交融的基础上，曾经为西南联大所做出的不分彼此的贡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四、自由与传统 正因为这样，我们与其只听取学生的事后总结，而仅将西南联大的精神简单地总结为“自由”，又何如同时参照一下当事教师的心念，而把它的精神更加全面地总结为“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在这方面，正如韦政通曾经一语道明的：“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1 由此而说到底，也正是基于本土文化中的这种积极基因，曾为清华定下过“校训”的梁启超，才会在“意识重叠”的思想厚度上，去强调中西哲理，乃至中外哲理的互补与会通： 梁启超想要伸张的佛学，已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佛学，而是从儒学的人间、现世和大同的立场，可以去理解吸纳的印度智慧；同样，他想要发扬的国学，也已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学，而是通过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可以进行现代理解的儒家思想。由此，在梁启超那里的儒学、佛学与西学，其实都不表现为僵硬的教条，而是经过头脑主动消化的、在相互理解中达成的重叠意识。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合乎逻辑地看到，恰与那些倒向西方的片面总结相反，偏偏是坚守儒生气节、咬定了中体西用的陈寅恪，反会以其一生的悲剧性经历，为清华凸显了堪称其“校魂”的名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出于同样的道理，与满眼西化的片面倾向相反，又恰恰是身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反会沿着儒学的理路去申斥政治的专制—“今人言思想自由，犹为合理。秦法‘以古非今者族’，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极为无道，亦是至愚。经济可以统制，思想云何由汝统制？曾谓三王之治世而有统制思想之事邪？惟《庄子·天下篇》则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 说到这里，你不妨再读读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从那本书里你可以了解到，儒学原就有争取自由的传统，而发展到明末的黄宗羲那里，更是达到了挑战君权的高峰；正因为这样，等到西方的政治理论传播进来，那对于真正的儒者来说，也不过就是“正中下怀”、“恰合我意”罢了。只有基于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我们才会从长期的怅惘迷失中，把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给找回来。你不妨再看看，从梁漱溟到徐复观，正是这些最纯正的现代儒者，由于坚守着内心中的信念，反而最敢顶撞不可一世的威权。他们这样去做，当然也不违反西学的信念，然而更加主要的仍然在于，他们原就有“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原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无畏态度，原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德。 进而，就本文将要引出的话题而言，也只有基于这种自由与传统的会通，和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才有可能更视野开阔与逼真地，看出眼下这本《西南联大国文课》的意义来。也就是说，由此才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尽管既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又是在自由散漫之中，人们却未曾片刻松懈过文化的关怀，反倒为晚生了几十年的我们，在这方面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 事实上，对于西南联大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不能只理解为留下过哪些传世的名著，和培育过哪些成器的学生；更加不拘一格地总结，那里曾经盛行过的校风，和那里曾经传授过的教材，也都应被视为它在精神上的遗产。由此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在内容上既“喜新”又不“厌旧”，既灵活不居又立场笃定的国文教材，也同样是在向我们启迪着自由与传统的会通，和昭示着中学与西学的融合。 为此，只要举出汪曾祺啧啧称赏的回忆，便足以从中窥知，西南联大当年具有怎样海纳百川的景象了： 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她的词，她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其遭际有幸有不幸，说不清是什么原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选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也许是《压迫》）。 于是，首先还是应当说，面对着这样的精神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地方仍在于，尽管如就外在治学条件而言，当年的前辈大概除却“自由”之外，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远不及我们今天，然而，单单这么一个关键性的长项，就仍然能使他们大大地优越于我们！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前面已援引过很多理科生的回忆，包括杨振宁、王浩、邹承鲁等等，他们在文字、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根基，都要远远好于此后毕业的学生；而这里要再引述一下“火箭之父”王希季的回忆，看看当年的心智究竟是怎样被浇灌的： 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国文这方面的大师，例如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选一个课，每人选一篇文章，每个人轮流教两个星期，然后还作一篇文。我们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古代文学，一直到《诗经》、《离骚》都学完了。 同样地，杨振宁也曾如此这般地现身说法：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 由此，也就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推动他们日后成功的心智条件，恰恰要归功于他们在早岁所接受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又译“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个一直让人羞愧困窘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实则它的解答也早已明摆在那里了。 当然与此同时，面对着如此丰富厚重的精神遗产，我们还应当敏锐地注意，当年的教授们既享有精神的自由，却又不曾滥用过这些自由，相反倒是既捍卫着自由，又甘愿去做到“法由己出”，并把它当作了“绝对命令”。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中，却又表现出了自由中的坚持。—而这也就逻辑地意味着，他们当然可以做得灵活，但同时又做得不失章法，他们当然可以去“从心所欲”，但从心底又有“不逾矩”的约束。 辩证地看，我们的看似命悬一线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既“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坚持中，才得以坚忍不拔地继续传承下去。比如，让我们看看回忆中的朱自清，他正是要从文明历史的深远之处，接引出对于斯文的朗朗弦诵之声：“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 又如，让我们再看看回忆中的闻一多，他也是偏要在战乱的环境中，反而向子女传递出饱含诗意的化育： 他要诗化生活、诗化家庭。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给哥哥讲诗。到后来，就在课堂上讲诗。他是诗化生活、诗化家庭。随着战争的开始，环境是很恶劣的，可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跟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对我们来说，他还是用他的那种感觉来教育我们。 于是，正是为了维持几千年的“斯文不坠”，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师道尊严”，这些学者虽都是学问的大家，也都正处于其创造的盛年，却特别重视自己的三尺讲台，并尤其珍惜对于“国文”的讲授，而绝没有“异化”到现在这般地步，只顾着以发表出来的“创新”研究，来应付上峰发下的成果表格。于是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偏偏就在西南边陲之一隅，一时间反而成就了讲学之盛况。 对于这种盛况，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王希季的回忆，而后来任教于云大的方龄贵，就此留给我们的回忆则更详细些： 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也就是文章的选者）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 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 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此外，后来任教于北大的许渊冲，也同样在为自己能躬逢其盛而庆幸： 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我实在不敢逆料，我们现在的教授们，到什么时候也能如此地投入本科的通识教育？然而，我却也能从逻辑上料定，那样发自内心去为人师表的行为，如要浸成教师们的普遍惯习，就必须得到某种“懂行”的制度激励，而不能在沐猴而冠的“顶层设计”下，搞出一套“农村记工分”式的恶俗规章来，反而把教师们对于学生的由衷挚爱，贬成自讨没趣的纯粹“牺牲精神”。 与此同时，在“自由”与“传统”间的这种会通，也就会为它们双方都带来相应的制约。一方面，“自由”的风习对于教育而言，无疑意味着天大的好事，对此我们在前面已进行过充分的发挥。但反过来讲，又正由于“传统”的具体规定性，这“自由”又毕竟并不是抽象的。它对教师而言，乃是尽心进行“教育”的“自由”，而不是可以“不教”的“自由”，它对于学生而言，亦是尽力进行“学习”的“自由”，而不是可以“不学”的“自由”。正如朱自清当年曾就此所说的：“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 由此我们才会看到，在西南联大的成长环境中，所谓的“自由”教育，恰要表现为“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要意味着厚重扎实的童子功，和视野广阔的知识面。它决不会意味着“文革”式的“砸碎一切”，让学生彻底放纵而散漫起来，不再去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也不再去渴求坚实的思考能力。恰好相反，只有相对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相对熟练的思考技巧，才会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思想自由，使之足以在今后面对习以为常的俗见时，敢于自出机杼地大胆立论，从而敢于在随波逐流的社会中，具有充当中流砥柱的主见与风骨。对于这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我以前进行过相应的论述： 寻常所说的通识教育，以及博雅教育，此外还有自由教育，甚至解放教育（我本人的极端译法），其实全都译自同一个外来的说法，即Liberal Arts Education 。人们常就这些译名争执不下，然而照我看来，他们举出的理由正好说明，在所谓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说法背后，原本就多元包容和并存着诸如通识、博雅、自由和解放等含义，而这些纷然杂陈又缺一不可的义项，又正是在语义的漂浮中产生的。由此可知，跟那个很温和的博雅概念连在一起的，和那个很博学的通识概念连在一起的，其实正是自由的精神，强调自主思考、大胆创造、独立判断，和个人的道义责任，由此就造成了精神的解放！ 五、国文与科学 与此相应，也正如我早已论述过的：“也不单是古代中国文明，恐怕任何称得上文明传统的传统，包括西方文明自身的传统，当它为了自我赓续而施行教育时，其传授的课程内容也肯定都是通识优先的。如若不然，它们就无法进行大体不走样的自我复制，其教育目的就会谬以千里，其文明运势就会日趋式微—而照这样子衰颓下去，也就很难被作为后人的我们所知了。” 而进一步说，又正如钱穆曾从正面来立论的—或者也正如韦伯或者列文森曾从负面来判决的—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中，就更是以“通识”和“通才”为主的：“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由此一来，我们也就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国文教育→通识教育→自由教育”之间，会存在着如许的连带与递进关系。而反过来，我们也才更容易理解，一旦从文化上被打回了“石器时代”，而从心理上就被拔成了无根飘蓬，反倒什么人格发展的后劲都谈不上了。—就算那也能勉强算作一种“自由”，也只属于不结果实的“自由”，或曰只落得头晕目眩的“自由”，从而是并不值得羡慕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在早期清华大学的成功经验里，就已包含了对于文化基本功的扎实训练，而“大一国文”的课程本身，也正是清华园里的优良传统，那么，西南联大所开设的“大一国文”，就正是这种成功经验的延续。于是，在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间，由杨振声、朱自清、浦江清、罗庸等人主持参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本书改名为《西南联大国文课》），亦恰乃这种经验的存续与回声。大家参照着张耀宗为本书新版所写的《版本说明》，就能循着他所罗列的蛛丝马迹，发现这本《国文选》曾经不断有所微调。—这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正因为当年如此地重视它，那些教授们才会反复进行掂量，希望能尽量做到尽善尽美；而另一方面，又正因为当年总还是享有自由的，那些教授们就不必拘于什么规定，想怎么调整便可以怎么调整。 不过，如果我们借用黑格尔的句式，却又要就此表达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在这本《国文选》的内容编排上，虽说是从来都可以商量的；然而就是这个“可以商量”本身，却必须是从来都“不容商量”的。否则，那中间所包蕴的自由精神，也就要紧跟着而寿终正寝了。—只可惜一旦说到这里，也就该引出前面留下的那个伏笔了，毕竟正如汉学家周锡瑞所说的，在经历了民族主义的总动员之后，整个的中国社会都已变得日趋板结了。而这也就逻辑地意味着，西南联大那种自由散漫的“灯下黑”，到抗战结束也就快要走向尽头了；换句话说，如果就当下普遍怀念的“民国范儿”而言，联大教授的名士派头和反制作用，恐怕也只是作为某种回声的、最后的“民国范儿”了。 此后，在日益走向塌缩的社会空间中，尤其是对于那些文科教授而言，就算没像闻一多那样惨烈地死去，而选择去“夹紧尾巴做人”，实则也很难能有真正的作为了。于是，正如我以往曾经就此指出的，这不仅会让文化保守主义噤若寒蝉，而且长此以往，就思想本身所需的良性生态而言，也同样会败坏它在学理上的对手：“一旦这种自由讨论的思想土壤不复存在，那么，整个社会都会被一种被定为一尊的故而具有独断排它性的意识形态所统治和清洗，而任何‘矫枉过正’的思想派别都会由此转化为‘日趋偏激’，任何‘片面的深刻’也都会由此转化为‘全面的肤浅’。” 正因为这样，就算那些文化激进主义者们，还愿把“自由”作为某种斗争的口实，也照样会受制于这种无情的规律，从而落得正如张祥龙所说的，是适得其反地丧失了其“深层思想自由”：“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接受的恰恰是传统西方的二分法思想方式（dichotomous way of thinking ），所以一直带有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还要经常标榜自己的多元、宽容和思想自由。这其实是更可怕的……它并不偶然，并非由某些人士的个人性格决定，而是这个运动的思想方式本身所命定的。既然相信真理已经在握，道路已经标明，剩下的只是如何去充分实现这真理，那么也就不可能尊重他们眼中的非真理的自由和生存权。”2 这意味着，正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如果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自由”和“传统”曾是相互支撑的，那么，它们也刚好又是同时失去的。 事实上，如果能看得更透彻些，西南联大当年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之所以在回顾中会显得那样弥足珍视，也正是因为它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制约，只能对后辈表现为昙花一现的某个瞬间。同样因为如此，联大才在历史中造成了某种“奇异”的反讽，即它在教书育人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反而大大超过了承平时代的、已经可以“安下书桌”的后世。还是因为这样，它当年所享有的、堪称某种“例外”的自由，到后世才会被夹着各种弦外之音和讽喻之意，被想象和夸张成了“不可复制”的“神话”。 同样可想而知的是，就连这本《国文选》自身的命运，也会在民族主义的整体急行军中，逐渐走向自己的尽头了。随着各校个性均被“部颁教材”所覆盖，也随着西南联大到抗战后要自然解体，它当年曾经“极一时人物之盛”的国文教学，也就同样要被送进尘封的历史中了。而随着政治力的强势介入，政治的标尺自然也会渗透进后来的教材，我们从叶圣陶发表于一九五〇年的文章中，已经可以清晰见出这方面的端倪：“对于入选的文篇，依据我们的目标，定了些标准。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就思想方法说，逻辑条理比较完密的，我们才选它。换句话说，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我们才选它。” 应当说，一套严格划一的部颁教材，如果不是内容特别恶劣的话，自然也会有它在某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在师资匮乏的情况下，这套质量较有保障的教本，至少会相对平齐地框定教学内容，尽管谁也无法担保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师们，还能分别道出几分其中的神髓。不过，如果就“集一时人物之盛”西南联大而言，以及就它此后又分成的三大名校而言，这种严格划一的教材之短处，也同样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即使一所大学拥有最好的师资，这些人也再没有尽兴发挥的空间了；而且更加要命的还在于，由于让他们去当堂对同学讲授的，已不再是任随他们去“自由”选择的—又说到这个至关紧要的字眼了—他们也就无法再去感受到创造的乐趣了，从而对于教书的兴致也就注定会锐减下来。 更不要说，一旦这种“严格划一”被带到了深沟里—就像“文革”时代那样干脆用“最高指示”来教人识字—那么，这种内容统一的部颁教材，也就只能严酷地意味着“无一漏网”了。从这个意义来看，无论是发作为“微瑕”还是“沉疴”，这种要求“严格划一”的制度缺陷，实都来自同一个深层的病根。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明文的“划一”规定，也就同时意味着，由此而出现了相应的内容“禁区”。而越来越糟糕的是，如果这种可怕的内容“禁区”，还是由越来越不学无术的人所划定的，或由越来越强势的政治力所框定的，那么此后所导致的教育效果，也便早已是可想而知的了。 所以，也只有到了“红轮”渐停、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经由上面还算大致清晰的梳理，我们才能对照西南联大留下的这份遗产，来更准确地厘清当今教育的症结所在。曾几何时，在不断加强的外来压力下，我们先是迫于西方榜样的压力，在民国把经学改造成了“国文”课程，后又效仿着苏联模式的示范，到建国后把“国文”改造成了“语文”课程。而如果所谓“国文”的课程，总还可以勉强算得上是“中体西用”，总还能附丽上一些本土的价值，那么所谓“语文”课程，就把索性把这个“中体”给彻底剥离了，甚至在走向荒谬的极端时，就干脆只用“老三篇”之类来教人识几个字了。 换言之，如果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拉孔布和德国学者海因茨·魏斯曼所强调的，只有日渐得以精熟掌握的、作为一种“文化语言”的母语，才能帮助一个人逐渐获得“援引共同语言与文化遗产的能力”，从而拥有“在思想与表达上创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到后来所开展的“语文”教学，则是越来越明显甚至自觉地违背着下述学理的，从而也便是越来越有害地在阻碍心智发育的： 个体运用的语言与他每天面对的或新或旧的机构使用的语言是相同的。但“同一门语言”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直接掌握它，而恰恰相反：若想掌握它，学校则必须教会个体承认在母语中存在着未知与不明，并随后对这些他要生活的、如此遥远却又如此贴近的领域进行解释，以便越过这个障碍。称这些领域是贴近的，是因为个体被它们包围着；称它们遥远，则是由于每个领域都会趋向根据自身动力来发展，并将自己封闭在一种专门的语言中。理解这些领域需付出解读的努力，而掌握母语则是这一步的前提条件。面对当今世界的晦涩不明，掌握母语打开了一条通往自律的、完整存在的道路。 不过转念想来，如果基于“红卫兵”的挑剔或警惕眼光，那么这种故意铲除“文化语言”的做法，大概也刚好是他们“有意为之”的—干脆免得学生们在识几个字的过程中，还能跟传统文化或“封、资、修”发生任何的瓜葛。换句话说，即使是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人们也并不是当真就看不到了，在祖国的语言文字背后，还水乳交融着古代文明的价值认同、情感熏陶与文化理想；然而，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有机的连带关系，他们为了表现和传递出日渐严峻的政治压力，就反而要越来越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去只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只把我们的母语贬低为一种“功能语言”，而忽略、否认和抹煞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可无论如何，既然有了现在挖掘出的这部教材，我们便也可以在相当清晰的比对下，发现那类荒唐岁月里的荒唐做法，也正是在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去自觉地“划清界限”乃至“针锋相对”的。比如朱自清就曾明确地认为，虽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然则“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 。 不过，如果朱自清的上述文字，尚是在言说此中的“道理”，那么，对照一下此后的实际发展，则“理”与“势”之间却是渐行渐远。而由此就可以说，其实当今教育的病状，也是从那时起便渐积渐重的，甚至魏建功早在一九四三年，就曾针对无论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已经越来越写不好的高中生们说，“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先生就是神仙也难于搭救这些国文病深入了膏肓的学生！我敢说现在大一学生国文程度不好是一个积久的羸弱征候”。2 —只是照此说来，像我这种又沦落了半个多世纪才来先教北大、后教清华的可怜人，又该在这方面讲出何等激烈的话来呢？ 无论如何，既然整个中国的教育系统，都被落实为畸形的“应试教育”，都是为了应付“一场定终生”的高考，而我们站在这种高考体制的顶端，却又痛感到即使侥幸考入这两所大学的孩子们，也是普遍缺乏遣词造句的灵活技巧，普遍缺乏对于祖国语言的精致感觉，普遍缺乏阅读古代典籍的流利能力—当然，更是普遍缺乏对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那么，就算我们强忍着不去说出，这样的教育体制已经是“病入膏肓”，难道还能闭着眼去胡乱高估它么？ 而把话说穿，实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对于因为缺乏“通识”、“博雅”乃至“自由”，并由此而太过缺乏文化的根基，中国的教育体制早被搞坏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是心知肚明的，否则又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还是沿着当年那种‘种加属差’的简单逻辑，正如专业分工曾被视为西方的最大奥秘一样，等人们沿这条斜坡越滑越远，才又在今天反过来发现：原来只有通识或博雅教育，才算得上西方成功的真正谜底！于是，那些出得起钱的高官和富商，又主要是受这种更高水平的教育所吸引，往往在孩子年龄尚幼时，就狠狠心将其送去了英国伊顿公学，或者美国爱默思学院。”1 在我看来，这跟那些既在疯狂破坏本土生态，以追求那种明知“有毒”的GDP ，却又赶紧把家小送出国门的“裸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则，且不说那种靠漂洋而获得的“通识教育”，由于只是在获取大洋彼岸的通识，而跟此岸的水土有诸多的“不服”，至少从教育平等的角度来说，那种代价昂贵的“自由教育”，也不是大多数下一代消费得起的，而且，由此可知对于教育改革的拖延，也会让大量宝贵资源向外流失。事实上，眼下几乎全世界的高等学府，都是因为这边太不注重自主性了，才想到要来中国“分一杯羹”。既然如此，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尽快恢复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以再度营造出大师辈出的成才环境？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尽快把工具性的“语文”教学，恢复成潜移默化文明价值的“国文”教学？ 说到这里，也就想起汪曾祺曾经表达过的一个希望：“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1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也正是在尝试实现他的愿望—当然也应当看到，即使是这点小小的愿望，也是只有到了传统复归的今天，由于从民间广泛兴起了国学热，而官方也似乎开始顺应民意，才真正有了起到效果的可能。 不过，除了对未来的作家进行“文学启蒙”，我对本书寄予的希望还要更大一些。回顾起来，早在几乎是一百年以前，围绕“国文”与“科学”的互补关系，罗隆基就曾在清华的校刊上这样写道：“国文者，保国者也。科学者，强国者也。有国文无科学，国存而国弱。有科学无国文，国强而国亡。重国文不重科学，中国终于今日之中国。重科学不重国文，中国非为中国之中国。”2 事实上，这和我来到清华以后的不懈陈词—“内有国学，外有科学”，在理念上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于是，沿着老一代清华人的传统，我仍在一如既往地渴望着，能够既抓住希腊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因子，又抓住中国传统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理念，从而借助于“中体西用”的互补关系，对于病状环生的当下教育，乃至逐步康复的未来文明，从本源之处就进行奠基性的改造： 试想，如果我们未来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建立在“中—希文明”的文化间性之上，既保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足以修持个人的道德心性，又能借鉴从希腊舶来的民主体制，来调节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将会是一幅多么和谐又活跃的图景！进而，如果将来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都能既有“慎独”的道德操守，又有“仁者爱人”的相互关系，还更能以喜悦静观的好奇心，去探究自然物理的奥秘，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成功的教育体制！如此一来，我们就将在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诸方面，全方位地进入良性规范，这将是一个多么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眼下向读者奉献的这本书，就不仅是一个仍然具有可读性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实验教本，还可以帮助大家只要打开书卷，就能追忆到西南联大那段虽属稍纵即逝，却又具有典范意义的时光。而由此一来，它也就暗中向我们提供了进行矫正的参照，并提示了必须坚定呵护的理念。手捧着这本落满历史烟尘的书，我们既为它曾达到的高度而庆幸，也为它曾被无理中断而嗟呀，不过更其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就必须再也不要忘记—— 如果中华民族真的想浴火重生，真的想“贞下起元”，乃至真的想自由自主，以从眼下的可怕废墟中走出，那么，我们就必须像西南联大的前贤那样，永远带着敬畏之心与珍惜之情，来呵护、阐发和弘扬自家的文化传统。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构思于武汉东湖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写毕于清华学堂 附记： 在此文之末，必须郑重地提到我的学生张耀宗，既表扬他率先发现了这个选本，也感谢他为此进行了辛勤的材料铺垫工作。此外，他还踏实热心地联系到了入选作者的亲属，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慷慨的授权，从而使读者可以如实看到本书之全貌。 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 西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啰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