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嘛 ，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 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拿你们没办法。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难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三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图被抹杀，首都被更名。十三四世纪从英格兰，从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赶尽杀绝。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犹太佬们站在甲板上，趴在栏杆上，陌生的上海扑面而来。你不难想象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两百多万他们的同胞被逐出俄国国境，就带着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憔悴和疲惫，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四散。 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下打开底舱，里面装成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这样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 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辫子的中国男人被消防龙头当街冲洗，冲得大醉般东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们从站着冲成蹲着，然后跪下，最后全趴成一片。 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做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节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1938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街，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涮，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时，一条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 1937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来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退南京时疯了似的穿着短裤穿行严寒，扒下老百姓的长衫马褂，往自己挂着勇士伤痕的躯体上套。这时他们的新身份是败兵、逃兵。 彼得?寇恩浓黑卷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1939年8月的上海，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目皓齿，看着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你都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准备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到底是赔是赚。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 好，我的家史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时，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到了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其实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和集中营的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让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到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1939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个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的蓝灰色眼睛里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个中国用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用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用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时，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蹭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走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这条马路是我父亲常来的，他特别喜欢附近的一家图书馆。这一年他从学校请了长假，为了著一部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书。其实他是在和小夫人谈判，要去内地的西南联大。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餐馆，两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家诊所，躺满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国抗日勇士。 走进去时，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另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目光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的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会儿，上海人对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只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像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叨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六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就连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本人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补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平时做白日梦是挺舒服的事，时间过得飞快，而这一刻的白日梦颇沉重。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干吗不去别处高就，而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做沙逊、嘉道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才的琴手别走，坐下来为小姐翻谱。 其他人都请坐吧，老板打了个手势，让五个考生坐在一张桌旁。不久，法式面包捧来了，黄油和果酱跟着来了。老板真有做嘉道理的潜质呢。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子对老师说，起码应该听一听他的弹奏。他五岁就参加过钢琴比赛，从法学院毕业时，他参加了德雷斯顿交响乐团。他做律师的二十年从来都是交响乐团的候补钢琴手。对了，也许老板也需要一位候补琴手？哪个剧团都有A、B角啊……这个小姐看起来纤细脆弱，说不定会头疼脑热，总需要个B角吧？ 老板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会请他们来，由B角变成A角。 前律师说，到那时他的全家已经饿死了。他冲着我来了，问我是不是缺了弹琴这碗饭就会饿死。 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乱。一团大乱。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有这种满心大乱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头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眼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美国海岸时，消防龙头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一边做手里的事，一边做白日梦。我弹琴弹得不好不坏，手指头灵巧如飞，不过如果你让我打一份不关我事的公文，它们同样灵巧如飞。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道，谢谢。他问我干吗不请一个人做教练，训练小指头，用不了一年，小指就能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练，他说。 我看他一眼。这是个带些贵气模样的人。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年轻的瘦子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头。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白眼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子缺见识的女人。我在美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身边的年轻瘦子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一天让我突然感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处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点儿手腕让我雇佣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 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佣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把在霞飞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口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相当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口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儿。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和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 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的浪漫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选择这个餐馆，是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性。在某个宅子里私授钢琴课，远远不如这场面催他自省，策他痛疚。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个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儿出去走走。 去哪里走走？ 你说呢，May？ 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 一点钟宵禁吗？ 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 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 …… 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最没有后果，最无须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个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名牌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我们在十一点十分走出餐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微缩着脖子，才当几个月的难民，就有了难民仓皇寒酸的姿态。可以想见我祖父他们走到旧金山金融街（和唐人街几乎相连）的样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对我讲起他的家庭。 我们走在法国梧桐的影子里。十二月初的树叶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缩了，卷起边，风从树里过去，发出纸张的声响。我一边听一边想象那个维也纳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几个合伙人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做得勤勉至极，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个优秀企业家。经理太太跟其他犹太妻子一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理财方面无师自通。家里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这次逃离奥地利。母亲和父亲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干了起来，把房产出手，银行兑现，向十多个国家申请移民签证——不久是三十多个国家，一年后是五十多个国家——而所有国家都拒绝了他们的移民申请。美国的领事对他们说，不服的话，欢迎他们半年后再次申请。 美国也是个排挤歧视犹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吗？彼得停下讲述，朝我睁圆巨大的黑眼睛，讨公道地摊着两只苍白的巴掌。美国给犹太人的签证定额并不因为纳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 彼得接着往下讲。 彼得的母亲可没闲着，在丈夫被五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拒签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地址：中国总领事馆的地址。不少犹太人开始传递这个地址，说是那里可以签发去中国上海的签证。母亲告诉全家，中国领事馆里有个何总领事，所有在总领事馆门口大排长龙的犹太人都是等何先生开恩的。何先生一开恩可以让全家到中国上海。 上海？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太远了。彼得的父亲反对。 太远？彼得的母亲反问：离哪里太远？ 母亲这句话让全家苦笑了。对于从来没国土的寄居者来说，哪里算是太远？“Far from where（离哪里太远）？”问这话的似乎不止母亲。寄居者们几千年来都会这样苦笑着玩味这句诘问。 就像母亲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样，办理去中国的签证也是她的留一手。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爆发了。父亲的一个合作伙伴被打死了。父亲并不晓得厉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想跟一个在政界的熟人“谈一谈”。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带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内衣内裤、降压药片、安眠药片、床边书籍追了两条街，不知怎么一来，负责逮人的男子一顺手把彼得连同包裹也一块儿拎上了囚车。 母亲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贝多芬广场边的中国领事馆对于彼得的母亲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经来过两次，每次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而放弃。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领事馆的大门上贴了纳粹的封条，说是“此建筑为犹太人产业，已被政府没收”。而在不远处的约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犹太人。彼得的母亲在这里听说，纳粹封了中国领事馆之后，何先生自己花钱租了一间私人公寓，挂出了领事馆牌子，继续办公，给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等候签证的人攻城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领事馆的院墙，一片窃窃私语，说不知谁告发了何领事，何领事的上司派了调查员来，看看何领事到底一张签证卖多少钱。人们开始对小公寓内大声说话：我们可以作证啊，何先生一分钱的贿赂也没收过；假如何先生可以贿赂，我们宁愿让他发财，也不愿把带不走的动产不动产都留给纳粹啊！ 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的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轧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势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的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会被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记。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露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此时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一旦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想到，该说一句冤案澄清是迟早的事，总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她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只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座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个个都有投机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