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抵　达

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清晨，空军一号自上海飞往北京。尼克松反复演练飞机降落后的细节，并频频拿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纠缠基辛格。在北京的毛泽东也早早起床刮胡理发。飞机愈来愈靠近中国首都，毛泽东的部属也不断以电话通报飞机的行程。 这天清晨，天空灰蒙蒙一片。飞机机轮触地前一刻，周恩来穿着灰色毛装，外罩藏青色大衣，率领一行二十五位官员在跑道上现身。有一支由穿绿色军服的陆军和蓝色军服的海军组成的仪仗队，随同军乐队一同加入官员的行列。他们军帽上闪闪发亮的红星，正是中国新秩序无所不在的象征。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孤零零地垂悬在静谧的空中。美国记者群是唯一目睹这次历史性降落的其他见证者，他们比尼克松团队早一步抵达北京。除此之外，机场上冷冷清清。有位加拿大的外交官曾探询他是否能出席这次欢迎仪式——他是少数仍驻留北京的外国使节。有位中国官员答复他必须先取得特别通行证，当他进一步询问如何取得特别通行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特别通行证并不会对外发放”。 一张斗大的大标语悬挂在航站大厦，上面是毛泽东于1949年写来抨击美国的一句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另一张大标语则是简单写着“中国，五；美国，一”。不清楚这样的内容究竟是指战争，还是指刚在北京举行过的乒乓球赛。在机舱内，护卫总统的安全头子通过无线电，询问先遣特勤人员一个他在总统出访行程中最常问的问题：“人群的状况如何？”传来的答复是：“这里没有人群。”“你是说，‘没有人群？’”“是的，没有人群。”一位记者开玩笑说道，尼克松正在享受自美国工会年度大会以降他所参加的最棒的欢迎仪式。 中国正在传达一个讯息，但是这讯息的确切含义却隐晦不明。中方或许有意表现出，就算世界第一强权的领袖前来拜访，他们也不为所动的姿态。或者，他们其实担心美国人态度冷淡。或者中方有意彰显这趟行程纯属商业性质，与两国邦谊无涉。毕竟，有需要的时候，中国当局总是能够召集大批群众。登基不久即被赶下埃塞俄比亚王座的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曾于1971年10月访问北京。为欢迎他的来访，机场人群摩肩擦踵，舞者、工人、学童无不热情挥手示意。塞拉西的座车进城后，二十五万民众夹道欢迎，他们手中挥舞着埃塞俄比亚的国旗和蕴藏毛泽东智慧的小红书，锣鼓响彻云霄，仿佛人人都知道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以及埃塞俄比亚友谊对中国的重要性。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中英文欢迎旗帜点缀其间，青少年在看台上以红、黄两色的纸花拼出塞拉西的名字。 在机舱内，尼克松的幕僚悄悄观察周恩来是否穿着大衣。他们向尼克松回报周恩来穿了大衣，总统决定也穿上大衣。此举的目的，在于不让中方误认为美国人有意以耐得住寒冷而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机舱门开启，总统现身，地面上一小群人稀稀疏疏地鼓掌。尼克松走下舷梯，下到一半时他稍作停顿，也以鼓掌回应底下的人群。在机舱内，霍德曼和特勤局（Secret Service）干员挡住所有人，好让尼克松独自享受这一刻，并成为地面上美国记者镁光灯的唯一焦点。身穿深蓝色西装、灰色大衣的尼克松，表情肃穆。昔日被记者称作“那以抽搐出名的手”，这次终于静了下来。接着，尼克松夫人佩特一身艳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美国中国通曾警告佩特，在中国，红衣服被认为是艳俗的穿着，佩特闻而不理；当时这些中国通对中国的理解，与一般的美国人并无二致，而这些认知大体上已过于陈腐。站在舷梯上端的佩特，试着轻轻挥手，然后便赶紧下梯加入夫婿的行列。 走完舷梯的最后一阶时，尼克松旋即向周恩来伸出手，这两个人于是握着彼此的手，时间似乎比平常更久。媒体的镜头聚焦在紧握的手上。能讲多国语言的周恩来，用英语和尼克松寒暄了几句。“这趟飞得还好吗？”尼克松回答说：“十分愉快。”随着美国其余团员鱼贯走下舷梯，周恩来瞧见基辛格，他以颇为真诚的口吻说道：“啊，老朋友。”基辛格在为尼克松的中国行奔走铺路时，已与周恩来见过两次面了。 军乐队演奏中、美两国的国歌，所有的人立正聆听；随后，《歌唱祖国》的音乐声响起，周恩来和尼克松一同检阅仪仗队。尼克松夫人与她的（美国军官）随扈紧跟其后。这是自1950年以降，穿着制服的美国人首度无拘无束地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跟在他们之后的是中美官员：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及其助理、基辛格与他的幕僚团队、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以及中方的幕僚。 机场的欢迎仪式历时不过十五分钟，从中方的标准来看，这显然是一场随便的接待会。美国一行人分别坐进中国安排、车窗罩着蕾丝窗帘的黑色礼宾车队，呼啸着朝北京城驶去，媒体记者的巴士则紧随其后。美国人在飞机上已大致看过华北乡村的景象，农村建筑破旧不堪，农民与他们的牲畜显示出中国民生的凋敝困顿。道路上只有巴士和成群结队的脚踏车，不见别种车辆。摄影师探身窗外，赶忙拍摄工人铲扫新雪和过路行人的画面，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对呼啸而过的护送车队无动于衷。车队穿越使馆区，在工人运动场左转。美方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街头设有管制交通的防护栅栏，而且公安警察阻止行人趋近观看。擅长外交舞台布局的霍德曼揣测，中国当局选择不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大批群众的用意，旨在昭示这群外国访客对中国人而言无关紧要。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得知，政府早已对当地老百姓三令五申，无论徒步行走或骑脚踏车，任何人都不得探头探脑地观望。当晚，中国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一群女工，在最后一则新闻中，才轻描淡写地提及美国总统来访。 车队进入北京城之后，美国人被无所不在的烧煤味和一成不变的景致震慑住了，从建筑物到当地人单调的蓝色穿着，全都千篇一律。在飞机上，美国人早已熟读了简报和导览，他们知道自己即将参观世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中国人定都北京已有七百年，他们为北京城打造厚墙高门，以纪念碑点缀其间，同时在城内的心脏地带营建无数宫殿、庙宇、歌台舞榭，成就了宏伟的紫禁城。王公贵族、大臣、商贾、士大夫也在此打造自己的宅邸，用巧夺天工的林园环抱其居所。地位较低的人则住在较朴实的寓所。陶瓷犬雕坐镇在重要通道口，祥瑞幻兽立在砖瓦屋檐之上，以防邪灵入侵。 北京城内的巷弄，即胡同，纵横交错，其高墙下包藏了纷纭杂沓的居民和静谧安详的庭院。春时，若站在城内少数山陵或浮屠宝塔之上远眺，可以瞧见一片青翠蓊郁。穿越京城南北纵轴，自山陵往北行有一连串淡水湖泊，为酷暑的京城带来些许沁凉。北京的气候之极端不输芝加哥或多伦多：夏季的溽暑令人窒闷难耐，冬季则是一片天寒地冻。由于防止地震的缘故，建筑物大都只有一层楼高。 外族的入侵、劫掠和内战蹂躏了这座千年古都，然而它却能纹丝不变地安然过渡到20世纪，其中现代化的踪迹尚属凤毛麟角：一个火车站、几栋西式教堂和大使馆、几间西式大学，以及一些办公大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肇建时，北京拥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中世纪建筑群。 尼克松一行人眼前所见，是正改头换面为共产主义式的一座古都，堪称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正在迈向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典范则是苏联的首都，当时苏联是新中国少数仅有的邦交国。于是，几百年来为表彰圣贤烈女而立在街市上的牌坊，一一被移除。旧城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通衢大道和开阔广场。天安门广场就是在紫禁城旧址的部分废墟上开辟而成的。环抱京城几百年的高墙被推倒，改铺设多线环状道路。宏伟的城门也随之而去。 北京城的一片死寂也令美国人大感意外。脚踏车铃声轻柔地当当作响，偶尔传来卡车、巴士的喇叭声，但此地没有一般大城市常见的喧嚣。国务院官员何志立（John Holdridge）体验过二战前的北京生活，当时北京的喧闹熙攘与中国其余城市并无二致，因此他对眼前的变化大感震惊：“当我从汽车窗帘的缝中窥视北京，看到街上行人稀稀疏疏，他们动作迟缓，表情僵硬，仿佛‘文化大革命’让他们经历了某种战斗后的疲惫。当时‘文革’正趋于平静。” 当时外界对“文化大革命”一知半解。随着中国驻外官员被召回国内从事思想净化教育，中国大多数的驻外使馆已形同虚设。外国人要造访中国困难重重，除了少数像韩素音这类获得特别通融的共产党同路人；韩素音过去曾撰文赞叹中国人毅然扬弃过时的思想窠臼，而全心全意迎向未来。青年群起挑战他们的长辈，并如官方宣传所说的，同心协力缔造能真正落实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当时仅有少数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仍驻留北京，他们的行动受到诸多限制。 1972年的美国访客对于中国正在经历的事情所知不多。中方东道主个个表现得彬彬有礼，让远来的访客有宾至如归之感，但就是不愿触及“文化大革命”这一敏感的话题。记者希望访问一般男女，但发现没有人愿意受访。美国人能见到的中国人就是官员和经过精挑细选的少数人，诸如作家或学者，他们对待外国访客总是殷勤诚恳。“在八亿中国人之中，外国人约只见着六十个人。” 1972年时，长期寓居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外国人屈指可数。唯有少数被视为“友人”的外国人，会选择在1949年之后定居中国，或者至少逗留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中国受到尊敬。中国的大学，为了彰显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革命领导地位，招收了若干外国学生；但这样的美意却因非洲学生屡屡抱怨中国人对他们心存鄙夷而破产，他们大多数人便打道回府。10有些记者，来自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的阵营，或者如法国、加拿大这类已与中国建立邦交的国家，他们想要挖掘真正的新闻，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唯有四十几个国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其外交官的生活，即便是来自友善的邦交国，也受到诸多限制。北京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许多风景名胜都不对外开放。外国人只能游览天坛，在街上凭吊历史遗迹。大部分餐馆不对外国人营业，除非该餐馆有特设的包厢。出北京城旅游，除了明陵，其余地方都必须先取得特别许可，但这类特别许可通常是不会被批准的。驻华外交官依规定必须住在“外交公寓”（Diplomats’Big Building），这相当于封建时代的“会同馆”，“会同馆”是过去封建王朝专门提供朝贡使节团居住的场所。他们的仆役全由中国政府指派，负责监视外交官的举动。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缔造政权，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正当性。随后还有一些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承认中共政权。然而，在外交动向上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只能小心翼翼地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迄至尼克松访问中国之时，已有几个美国盟邦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是出于维护东方庞大利益的考虑，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香港殖民地，部分则是因为英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与取得国家控制权的政府打交道。有几个欧洲小国追随英国的步伐，但法国仍按兵不动，部分是因担心中国共产党政权会威胁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接受英国的驻华代表，但并未派代表赴伦敦履新。是年夏天稍晚所爆发的朝鲜战争，更阻碍了双方关系的进展。1950年晚秋，中国出兵加入朝鲜战争，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转趋强硬，甚至冻结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系。1954年，即朝鲜战争停战翌年，情势突露曙光，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官员意外接受英国代理大使的邀请，前往欣赏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的影片。9月，中国政府首次派代表前往伦敦。十年后，戴高乐所统率的法国才突然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戴高乐的支持者宣称，此举意在加深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龃龉，但真正用意其实是向美国展现他本人及法国的独立自主。戴高乐期望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领袖，却在1968年法国动乱之后，出人意料地下台。及至60年代末，比利时、意大利分别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在重大议题上向来对美国亦步亦趋的加拿大，也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之列。美国发觉，在坚决否认共产党是中国政府合法代表这件事上，自己越来越孤立。 人员虽来自不同阵营，但因外交使节团规模较小，一般而言鲜少碰头的他们，反而会设法找机会接触彼此。其中唯有北越、阿尔巴尼亚、朝鲜的外交人员比较冷淡疏远。芬兰人有个桑拿俱乐部。苏联人在大使馆建造了一座冰上曲棍球场，每个星期天举行球赛，由苏联队对抗主要以加拿大、墨西哥代表为主力班底的世界队，后者虽热情参与，但球技笨拙。英国人则是每个月播放自香港带回的影片。而为了支付运费，他们举办“女子竞赛晚会”，由标致的英国女秘书掷骰子比输赢；苏联人虽极想参与，但却碍于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暂时冰封，而不得不与英国大使馆保持距离。 如今，尼克松的车队呼啸穿越天安门广场，巨幅的毛泽东肖像俯瞰着偌大空荡的广场，仅有的观众是一小部分盼望瞥见这一历史性画面的驻华外交官员。有位加拿大籍的小女孩骑着小脚踏车在闲逛，有两个英国人攀上街灯杆，以捕捉尼克松车队的画面。对北京受到隔离的小小外交圈而言，这是他们平日例行公事以外的罕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