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拉妮•莫耶去医院接父亲时，才第一次感觉到大事不妙。 她在护士站无意中听见一位医生正跟周围人说，他已经将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一旦我们开始收治各种各样的人，我就不用牵挂家人了。”他说道。 梅拉妮很好奇：他们要收治从哪里来的人? “我钻进汽车打开收音机，才知道附近的核电厂‘出事了’。”她后来回忆道。 在小镇的另一端，莫琳•多尔蒂最初是从电视新闻中得知此事的。“我记得当时的想法就是自己死定了，”她后来说道。 随着消息的口口相传，核电厂的工作人员开始联系家人和朋友，警告他们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很多工作人员与莫耶遇见的那位医生一样，建议家人和朋友做好最坏的打算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收到消息的家人和朋友又开始给其他人发邮件，说他们想逃走。模糊不清的手机照片、救援车辆的视频、焦虑的官员和惊慌失措的核电厂员工陆续出现在当地无线和有线电视新闻中。一些与该事件无关但据称在行的专家们被邀请到节目中，预测核反应堆熔毁的可能性。电视上播放着电影《中国综合征》（ The China Syndrome） 的视频片段，这些片段在YouTube上快速传播开来。 消息时而危言耸听，时而又措辞谨慎。核心内容是核电厂的反应堆芯出现了问题，有可能喷射出放射性颗粒进入大气层，使一个地方性电厂变成一场国际性核灾难。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的整个中大西洋地区都将身处险境，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将遭受核污染。 与电视新闻和YouTube相比，博客圈的消息传播进展得更快。顷刻间，知名博主们开始大谈核电安全。新的博客很快出现并被其他博客转发，其中一些出自前核电厂员工之手。不到数小时，观点相反的博客纷纷出现。有些为核电的作用辩护，有些还包含内部信息。核电厂的所有者也开设了博客。接下来出现了三个网站，它们均以独立信息提供者自居，实际上却被政治团体所控制，比如其中一个就被核电行业掌控着。 开设这些网站的目的在于抵制不利于自身的观点。其幕后支持者花费好几十万美元的关键词搜索费，以保证自己的网站在谷歌或雅虎搜索引擎中最易被美国人看到。 传统新闻网站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呈现碎片状，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消息混杂在一起，很难区分。在不同的网站得到的讯息完全不同，甚至如果在不同的时间访问同一网站，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在当天下午交通高峰时间的广播脱口秀节目中，虽然核事件仍然只是一个可能出现的灾难，但在左右两派主持人的口水战中却变成了一个关乎权力、环境和联邦政策的争议性政治议题。类似风格的观点也出现在了当天晚上黄金时间的有线电视脱口秀节目中。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发布的消息令观众尤为困惑。一个频道倾向于认为政府正在掩盖事件的严重性。作为 竞争对手的另一个频道虽然与前者一样难以证实信息的准确性，但却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推断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核事件，整个事件可能只是一个旨在再次破坏美国核电行业的谣言。人们对核电安全曾产生误解并言过其实，经过一代人之后美国核电行业才最终得以重建。第三个频道则在前两种观点之间游移，邀请观众熟悉的政治名人和很少露脸的各行业专家，让他们就这一处于发展中的事件的意义进行辩论。报纸印刷版（其员工数量比十年前大约减少了30%）和电视网新闻节目（其新闻采集费用削减得更厉害）提供谨慎的报道但缺乏时效性，慢了一拍——公众通常得在当天晚些时候或第二天早上才能看到。 居住在核电厂周围的人身处另一个世界。各种电子或人际传播的谣言充斥其中，并随机形成了分散的信息社群。有些人坚信一场核灾难就在眼前，有些人认为只是发生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还有一些人急切地想弄清楚，那些自相矛盾的消息孰是孰非；他们想要离开，但又担心假如大规模地撤离，道路会被堵死，并最终演变成集体性的歇斯底里，这一后果比 核威胁本身更可怕。 欢迎来到互联网时代的三哩岛（Three Mile Island）核事故现场。 上述故事是虚构的。1979年，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附近的核电厂的确发生了核反应堆堆芯熔毁事件，但当时的信息环境与上述情形完全不同。 梅拉妮•莫耶是一个真实人物，她最初的确是在医院听说该事件，然后跑回汽车收听车载广播。莫琳•多尔蒂也是一个真实人物，她最初通过当地的电视新闻得知此事。当莫耶和多尔蒂与全国各地的观众等待并关注事件进展时，主流新闻媒体几乎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当时的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可能享有史上最高的美誉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在电视领域，几个男 主播就自己所知的新闻向全国观众进行播报。他们所属的电视网并不指望新闻节目或新闻部盈利，因此他们不必为了收视率而夸大其词。在报纸行业，大多数报纸在击败对手、垄断市场后资金充足，它们为了弄清楚当天上报的一则信息的准确性不惜派记者专门调查。当时的新闻业是一个受到严格控制、严肃履行社会责任、几乎意识不到自身缺点的行业。正因为如此，媒体倾向于用一种权威肯定式语气对公众讲话，通常不会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而大喊大叫，甚至不必提高自己的声音便可达到目标。 当时的新闻媒体没有想到，三哩岛事件会成为有线电视新闻时代来临前他们所做的最后的大型国内突发事件报道之一。除了没有有线电视新闻外，当时也没有“今日独家新闻”的概念，“信息操纵”一词也还不具有今天的意义，“主流媒体”的概念也还不具有负面意义。当时对三哩岛事件的报道体现了公共知识的把关人如何在报纸出版或节目播出之前核实新闻，如何用事实来平复全国公众的惶恐之心。 三哩岛事件发生于1979年3月28日星期三凌晨4点左右。核电厂冷却系统的一个阀门在开启状态下卡壳了，使得用于冷却反应堆的冷却液泄漏。没有了冷却液，反应堆堆芯温度过热，核燃料芯块逐渐熔化。上午9点15 分，事故被通报到白宫。11点，工厂领导命令所有非核心工作人员撤离厂区。至此，“出事”一词逐渐从厂区扩散到周围社区。工厂员工开始给家人、朋友和邻居打电话，告诉他们核电厂发生了事故。信息以小道消息形式散布开来，在不断重述中加深了人们的不祥之感。中午，人们看见工厂所有者——通用公共设施核电公司雇来的直升机和美国能源部派出的直升机盘旋于工厂上空，提取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样本。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了解事件真相。谣言和困惑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相较于远离工厂的人来说，身处工厂附近的人更加惊慌。“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莫琳•多尔蒂说道，“我家距离事发地点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3英里，撤离路线正好经过我家门口，”但是，知道往哪里撤离毫无用处，“因为加油站没油了，高速公路上挤满了想要逃跑的人。” 眼看逃不了，多尔蒂只能寻求自我安慰。她说：“我当时非常害怕，但只能接受现状。我不想因辐射中毒而死，但又感到为时已晚，因为核辐射已经发生。我记得当时拿白床单遮住窗户——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 当晚，最受全国观众喜爱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用严肃而不失沉稳的语气开始了晚间新闻播报。“核灾难刚刚开始。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情况没有恶化，”他说道，“但是据一位政府官员透露，今天宾夕法尼亚州原子能发电厂发生的故障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核事故。” 节目回放了由简•方达、杰克•莱蒙和迈克尔•道格拉斯出演的热门电影《中国综合征》中的悲惨画面。这部电影11天前刚刚在全美公映。人们从电影中了解到核电厂堆芯熔毁可能产生的后果：高温熔化的堆芯物质会灼毁密闭容器，流入萨斯奎哈纳河，产生的蒸汽云会在其所覆盖区域产生放射尘。诡异的是，《中国综合征》中甚至有一个场面表现控制室的测量工具显示反应堆芯水位逐渐上升，这和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完全吻合。 尽管播放了这些情节，但主流新闻媒体在接下来两天的报道中还是极力克制，告知公众只是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而非灾难。反应堆没有熔毁。工厂所在区域也没有疏散人群。“我们不会离开这里，”已有两个孩子并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苏•肖沃克尔告诉记者，“他们不会让我们腐烂在太阳底下的。” 3月30日星期五早晨，工厂的操作人员将一座附属建筑中的大量辐射物排出。这一做法等于赌博:它释放了压力，保证冷却液持续流向反应堆芯。但是，排出的氢气也有可能燃烧甚至爆炸，导致压力容器破裂。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发生一场名副其实的核灾难。正值任期第一年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理查德• L•索恩伯勒就如何疏散厂区周围群众的问题咨询了核能管理委员会，最后，决定撤离那些最易受核辐射威胁的人群——厂区5英里半径范围内的孕妇和学龄前儿童。 在事件发生地，谣言满天飞。一天晚上9点左右，小镇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我们后来才发现是一辆汽车撞坏了电线杆而导致停电，但当时谁也不知道真相，”一位目击者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几分钟内，我的 很多邻居就已经把预先打好包的箱子装上车，准备离开。那天晚上充满了 第一章 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和不确定感。” 尽管如此，新闻媒体依旧保持谨慎。“各大电视网召开会议，讨论是用事故、事件还是灾难一词，”有关当时媒体行为的解释性文件记载道，“美国广播公司（ABC）表示，绝不采用未被官方使用的形容词。各地的美国人接收到了关于核能和核辐射的权威信息。《纽约每日新闻》 ‘非常谨慎地’向公众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包括核词汇、辐射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的医学报道、针对孕妇的忠告、有关附近核反应堆的报道、低辐射研究分析，甚至还有一篇关于如何清除反应堆有害物质的报道。” 4月1日星期日，专家们最终认定反应堆内部的氢气泡不会燃烧或爆炸，因为压力容器中不存在使其燃烧或爆炸的氧气。之后，公共事业公司设法缩小了氢气泡。总统吉米•卡特为了向公众证明危机已经解除，在电视摄像机和记者的陪同下亲自访问了核电厂，并故作轻松地走过事件的发生地——核电厂控制室。 经过4个令人恐惧的日夜之后，电台和电视台停止了24小时新闻实时报道，恢复了正常的节目播出时间。这无疑是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个信号：生活基本恢复正常。报纸头条重新开始关注国际时事。三哩岛周围的人们重拾往昔生活。 一代人之后，三哩岛事件会如何展开？我们之前所虚构的场景是否过于牵强？无论人们对技术带来的变化持何种观点，都很难想象信息传播会像当年那样井然有序且整齐划一。人们更易想到的是混乱无比的场景。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消费者和公民，我们每个人该如何在下一场危机的信息中获得真相。我们该如何理解日益增多的日常事件？如何确定相信什么信 息、什么信源？以及，传统新闻媒体将扮演什么角色?换句话说，真相何去何从，作为公民，我们又该如何甄别? 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内容。 一些静观当今媒体格局的人想知道真相是否依然重要。他们或许推测，在新的信息时代中，现实取决于信念，与是否客观、是否确证无关。现在，真相有红蓝之分，媒体有红蓝之别。沃尔特•克朗凯特这样的把关人已被比尔•奥赖利和基思•奥尔伯曼这样的拉拉队员所取代。后者不再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早已有先入之见。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也许已经从信息时代（the age of information）进入了肯定时代（the age of affirmation）。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退缩到凭意识形态来选择信息的角落。至少到目前为止，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老牌新闻机构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新闻准则依旧在新信息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这些机构所面临的问题是互联网瓜分了其广告份额。如今， 广告主——包括通过Craigslist 这类广告网站建立联系的个人——不再需要依托新闻影响消费者。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主要问题在于技术革新造成的收入损失而非受众流失。 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辨别真假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过去有一种观念认为，社会把关人网络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事是确定的或哪些事已经被证明，目前这一观念正在消失。公民拥有更多发言权，但与此同时，那些为了政治目的或利益而操纵公众的大公司或政府也获得了更多直接接触公众的机会。 因此，空想主义者宣告新闻业走向了终结，信息由精英群体垄断时代走向了终结，并将实时自我修正的公民媒体文化视为纯粹的信息民主。反对者则认为，在一个没有编辑把关、充满倾向性报道的新闻界，谁的嗓门大，谁的声音甜美，谁就可以获胜，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 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些偏激。真正的变化不是大众媒体的终结和新的“自媒体”文化的出现，而是二者融合，共同迈向一种新的认知方式。 这种新的认知方式不再像是聆听专业权威人士的讲座，更像是对话，它的长处和不足都很明显。这是一种伙伴关系，一方是新闻和信息的消费者，另一方是我们曾依赖其确证和审查信息真实性的把关人。 这是一个巨变。某种程度上它重新界定了公民权的观念。在过去的300 年间，公民权是指公民周期性地参与公共事务。他们或是在大选中投票， 或是出席偶尔举行的市政会议，抑或是通过其他中介机构选举领导人和监督政府。如今，这一传统定义已过时。与之前依赖新闻媒体、国会、委员会及其他社会权威机构过滤信息不同，公民越来越多地需要自己从一大批相互竞争的信源中过滤信息。虽然我们对如何甄别还知之甚少，但是我们都假定，对于无法直接接触的世界，我们将拥有更多信息掌控权。辨别真假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我们正成为自己的编辑、自己的把关人和自己的新闻聚合器。 然而作为公民我们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新公民的实际作用是什么?新公民概念传递了什么样的责任观?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能成为自己的编辑?新的认知方式给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好公民的评判标准无法用数学方程式来计算。无论需要哪些技能，其中大部分技能是我们所忽略的，或是感兴趣但没有学过，甚至还从未被人仔细研究过。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我们都知道使公众拥有知情权的优点。经营媒体的公司宣称捍卫其所从事的事业。 政府和许多杰出思想家为技术发展给予人们更多参与新闻事业的工具而叫好。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在传授这些所需技能方面少有建树。我们的教育制度基本没有考虑过这些技能，很多新闻学院在教自己的学生时也很难 列出检验新闻真实性的标准来。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识别这些技能。看看那些信奉经验主义的行业，比如新闻、法律、情报、科学和医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它们各自形成了一整套公认的概念和技能，产生了一种可识别的思维准则。这些技能和准则共同构成了一种被称为积极的怀疑主义的行业技能。本书试图提炼出这种行业技能的精华。在借鉴专家如何在公共生活中辨别真相的基础上，本书归纳出一套适于公民自己动手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在信息超载的世界里鉴别真相。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评价来自于新闻媒体和其他信源的信息，以便让公众成为新信息时代的参与者而非受害者。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当今颠覆性的技术变革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在历史长河中，改变传播和人类学习方式的重大技术进步，我们可以找出半打来。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或多或少地重新界定了公民角色，同时每次变革都会重复出现某些模式，这些模式我们今天也能看到。比如破坏社会秩序、 产生新权威，以及了解外部世界的两种主要路径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再次出现。 如今，当这些模式再次出现，我们会有些许混沌感;或者更糟，认为真相正变得无关紧要，真相有可能成为偏见、响亮或简单修辞、巧妙的营销和倾向性报道的牺牲品。知道如何应对以上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提出名为“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法，这是一个具有识别能力的公民所必需的训练与技能。 第一步，识别自己所接触的是什么内容。在当今道德观念相异甚至相悖的文化语境下，存在几种各不相同的新闻生产模式。很多新的传播形式，比如社交网络、博客和公民新闻有可能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模式进行生产。 作为信息消费者，我们必须首先认清我们看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步，识别一篇新闻报道是否完整。 第三步，评估信源。即便是记者，很多人也模糊地处理这一问题。但敏锐的信息消费者通常会意识到这一点，并质疑记者的做法。其他在经验性知识领域工作的人士，比如律师、医生、警察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对消息来源通常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些优秀记者借鉴了他们的方法。 第四步，评估证据。本书将解释观察与理解之间的区别、推断与证据之间的区别。 第五步，我们将探讨最新的新闻模式如何利用证据或干扰证据，这一因素将成为判断你所看到的新闻属于何种类型的关键。 第六步，我们将概括性地探讨是否从新闻中获得了需要的信息。记者们在怀疑所接触的信息时会采用几种检验方法，通过某些警示信号做出判断。这些不为众人所知的行业技能可以成为发现并创造杰作的关键之举。 最后，我们还必须问一问，记者和新闻媒体应该走向何方？20世纪，作为把关人的新闻媒体是新闻业的主导隐喻。如今，新闻媒体只是连接新闻制造者与公众的诸多渠道之一，这一隐喻已不再适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描述性隐喻。是什么呢？新闻业在21世纪将发挥什么作用?新记者与新公民如何合作？我们将提出我们称之为“下一代新闻业”的概念，描述公民对记者的要求，提出新闻编辑室必须如何改变才能提供下一代新闻。我们还将给新闻在社群中的作用下一个更新颖、更广泛的定义，为新的商业模式开辟一个窗口，为新闻业的商业化再造提供一种路径。 我们提出的公民如何成为自己的更严谨、更睿智的编辑的六步法并非一个呆板的公式。相反，我们旨在描述一些观念，开启一种思考信息的方法。我们希望借此帮助人们——包括记者与非记者——踏上一条更自觉的新闻消费与新闻评价之路。这就好比，即便我们不会人人成为数学家、化学家或英语教授，上学时我们也都学习了代数、化学和英语，因为这些知 识有助于把握生活方向。对新闻如何产生有着清醒认识的人将会发现，他们会冲电视机顶嘴，会停顿在文章的某一段落并重读，会在朋友面前评论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内容。我们为这些看似古怪的行为喝彩。 兹事体大。知识的未来是新世纪的首要问题，因为我们将再次挣扎于现代主义与中世纪精神、信息与信念、经验主义与信仰之间。这些不同的力量终将共存。 它们曾共同存在过。人类最终对世界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这一路走来，我们曾跌跌撞撞，常常违背威权的利益。有时，真相会进两步退一步，有些人会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死亡。历经磨难，我们终于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懂得原子的秘密，明白人类可以自治而不再相信君权神授。 在这一过程中，献身于不同知识领域的专业人士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是一群训练有素、懂得某种方法与技巧、致力于自身学科和不断探知真相的人。在医学领域，他们是与疾病殊死搏斗的医生。在观星领域，他们是研究宇宙如何形成的天体物理学家。在生物学领域，他们是探寻生命构造的遗传学者。他们研究、犯错、分享和辩论，追求一种他们称之为科学方法的客观性探求。当理论成为世人所接受的现实时，他们的知识也被更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在前人建立的信息基础上开启新一轮的知识爆炸。这一进程势不可挡。21世纪之初，就有人预言，新世纪头三年所产生的新信息会超过过去30万年所积累的信息总和。 在新世纪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一进程将如何运行？作为公民，我们如何学会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在一个公民自成专家、权力为每个人分享的时代，我们如何分辨哪些信息可以相信？ 注释： 《中国综合征》由詹姆斯•布里奇斯执导，简•方达、杰克•莱蒙和迈克尔•道格拉斯出演。影片讲述了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如何揭发一场重大核电站事故的故事。该片于1979年上映。该片内容与中国并无关系，片名的来历是由于电影中的台词：“核反应堆的冷却液如果烧干，可能会发生很可怕的事，会把地球烧穿，而地球上美国的另一面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