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罗纳德·库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学术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罗恩。没错，如果你曾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这个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闻报道的内容并非全都属实——当然真实的成分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报道都是真的，而且我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与诺顿有所关联（别忘了，若是在仅仅十八个月前，我根本不用提这件事），事实上我们相识已久，从1970年起，我就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隶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了。当时，诺顿还没拿到诺贝尔奖，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医学界掀起了一阵革命，从此改变了学者对病毒学、免疫学，还有医学人类学的看法。让我自豪的另一点是，与他成为同事之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事实上，我觉得我俩建立了一种最有意义的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是，历经了过去两年的风风雨雨，我很自豪我们两人仍是朋友。 当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机会就能与诺顿讲话或沟通，毫无疑问，他也不行。他不在身边，让我有一种奇怪而寂寞的感觉。大概十六个月前，我才迁居此地（也就是诺顿被判刑的一个月后），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过在自然状况下，我们居然会分开超过两天以上。也许连一天都没有想过。（当然，所谓的自然状况是排除某些特例，比如偶尔和当时还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们各自去参加葬礼、婚礼等活动。即便不在一起，我还是设法每天与他保持联络，不管是透过电话或者传真。）重点是，与诺顿谈话、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电视、看报纸一样：尽管是琐事，却不会忘记去做，借此确保生活按照常轨运作。但是，当这种节奏突然被打断，给人的感觉比不安更糟糕，简直是不知所措。过去一年半，我就有这种感觉。早上醒来后，我跟往常一样把白天的时间过完，但到了晚上总是晚睡，在公寓里闲晃，瞪着夜空发呆，心想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几件平日琐事核对一番，心里想着信件是否打开看过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没？门锁了吗？直到最后，我才带着后悔的心情上床睡觉。每逢快要睡着，我才想起我这辈子的所有模式都改变了，接着感到一阵短暂的忧郁。你也许会觉得此刻我已经能接受诺顿骤变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但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就是抗拒着。毕竟，过去近三十年来，他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觉得寂寞，诺顿的生活一定远比我更寂寞。想到他必须待在那种地方，我真是愤怒不已：诺顿已经不是年轻人了，身体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惩罚他，既不适当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数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试着向朋友、同事与记者（还有法官、陪审团与律师）解释，诺顿是个有同情心、聪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数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实上，过去十六个月来，我屡屡会想起许多曾宣称爱诺顿也尊敬他的朋友，最后却选择了背叛，而且这么快就忘记并遗弃了他。有些朋友，诺顿认识且共事了几十年，在他被起诉时便立刻消失了，当然，更坏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后同样离开他的人。当时我才发现，一般的人有多么不忠不义、满嘴谎言。 不过，我离题了。牢狱生活让诺顿感到最难过的一件事，应该是他必须勉强自己去适应单调的生活。我必须承认我有点讶异，他入狱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抱怨生活无聊到令人难过。过去，诺顿跟许多累过头的能人志士一样，满心梦想着在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上一个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讲，不用编辑或撰写文章，不用教学，不用顾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诺顿总是说时间就像一片大海，一面无边无际的空白镜子，而这个他称为“大海时间”的美梦，已经变成一则笑话，短短几个字，代表着他目前没时间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用来种植热带蕨类植物；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读一些传记；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写自己的回忆录。不过，从未有人认为诺顿真会拥有所谓的大海时间，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时间，却没有温暖的地方，没有那种努力一辈子后应得的安逸感，让人觉得快乐而慵懒。不幸的是，诺顿有可能天生就是劳碌命。这阵子以来，他深受折磨（虽然如此，我得承认他会这么想，很大一部分必须归因于他是在不幸的情况下获得的这种悠闲时光）。在最近的一封信里面，他写到： 这里能做的事不多，而且在某个时间点过后，能够思考的事情甚至更少。我不曾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一步田地，筋疲力尽，而且被放空了，不是放血，而是脑袋一片空洞。穷极无聊——事实上，过去我总以为如果有一段长时间的闲暇，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很容易把时间排满。但此刻我已经了解，时间不是由一段段长时间的空当组成：我们常说时间管理，其实刚好相反——我们只能用一件件忙碌的小事来填满生活，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这似乎是充满智慧的洞见。 尽管诺顿明显看出了自己的处境十分严峻，但还是有些鲁莽的人表示，他应该感激自己受到的宽大处置。这种说法不但愚钝，也很残忍。其中之一是赫伯特·威斯特（虽不情愿，但我在这里还是用了化名）。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是诺顿手下的研究员，在前往伦敦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去贝塞斯达镇拜访了诺顿。当时还没进行审判，不过诺顿已经被起诉，等于被软禁在家里，他收养的所有小孩也都被重新安置。过去，我曾认为威斯特不会像诺顿先前的许多研究员那样令人不耐，他在诺顿家待了大约一小时，问我想不想去餐厅与他共进晚餐。我不是特别想去（在我看来，他在诺顿面前邀请我非常不礼貌，毕竟诺顿不得离家），但诺顿说我应该去，他还有一些想完成的工作，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于是，我与威斯特共进了晚餐。尽管脑中一再浮现诺顿独自待在屋里的模样，但我们依然聊得非常尽兴，提到了威斯特的工作和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谈到了诺顿被捕前与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还聊起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些熟人。直到吃点心的时候，威斯特说：“诺顿老了很多。” 我说：“他的情况很糟。” “是啊，很糟。”威斯特低声附和。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说。 威斯特一语不发。 “太不公平了！”我又说了一遍，再给他一个机会。 威斯特叹了一口气，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角，姿势做作而且很娘，像在卖弄他的英国气质，令人厌恶。（几十年前，威斯特曾经拿“马歇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虽然只有两年，但不管是社交或公事场合，他总是能够很有技巧地提到那件事。）他正在吃脆皮蓝莓馅饼，牙齿上粘着一片蓝莓。 “罗恩。”他开口说。 “嗯。”我说。 “你觉得他真的做了吗？”威斯特问道。 当时我已经习惯被问及这个问题，也知道该怎样响应。“你觉得呢？” 威斯特面带微笑，看了看我，又看了一下天花板，接着又让目光回到了我身上。“我觉得有。”他说。 我一语不发。 “你觉得没有？”威斯特说，口气有点惊讶。 接下来这句话也是我学会该怎样讲的。“他有没有做无所谓。”我说，“诺顿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只在意这一点，而且也是我会对后人说的话。” 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最后，威斯特胆怯地说：“我想我该回去了，明天上飞机前还要读一点东西。” “好吧。”我说。我们默默地吃完了甜点。 当晚是我开车载他到餐厅的，所以付了晚餐钱之后（威斯特说要请我，被我挡掉了），我又载威斯特回饭店。在车上，他数度想跟我闲聊，结果让我更愤怒了。 到了饭店停车场，我们杵在车上，沉默了好几分钟，威斯特欲言又止，我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伸出手后，我握了一下。 “呃……”威斯特说。 “谢谢你来看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诺顿很感谢。” “呃……”威斯特又说了一遍。我看不出他能否察觉我的言辞暗含嘲讽，我想他应该没察觉。“我会想起他的。” 我们又陷入了一阵沉寂。 “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开口往下说。 “他不会的。”我跟他说。 “但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着说，“他会去坐牢吗？” “我不能想象他去坐牢。”我回答道。 “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坚持往下说——我突然想起过去威斯特当研究员时的吃相有多难看、有多贪婪，还有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离开诺顿的实验室，另立门户——“至少他会有很多大海时间，不是吗，罗恩？”这句话轻率无比，让我惊诧到无法响应。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威斯特对我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再见，下车走了。我看见他穿过饭店的双扇门，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后，便重新发动车子，开回了诺顿家，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几个月，审判程序开始又结束，最后判刑结果也出炉了，但毋庸赘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没去看过诺顿。 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人同情诺顿的处境。实际上，他是先遭到大家的审判与唾弃之后，才在法庭上被一群理应与他相提并论的陪审团团员审判与判刑——然而，那十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就我记忆所及，其中一个团员是收费员，另一个是做宠物美容的），像诺顿这种天才居然要由他们来断定人品，由他们来决定命运，不知他作何感想？更何况，他们的决定就算不会全盘抹杀他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但至少那些成就也几乎不再具有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来，诺顿此时觉得沮丧、无聊、了无生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关于诺顿这个案子的媒体报道，我也有几句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谈一谈报道内容的语调与范围，似乎是件很蠢的事。首先我想说的是，由于诺顿犯的是强暴罪，各家媒体除了报道他那些外界已经知晓的少数生平事迹，还浪费了许多篇幅加油添醋，完全罔顾真相，这一点也不令我意外。（无可否认，那些报道的确用三言两语简述了他的伟大成就，但只是为了让他被控的罪行更令人感到发指而已。） 还记得诺顿等待审判的那段日子，我陪他守在家里（屋外有一群电视台记者整日聚集在草坪边缘的人行道上，在虫声嗡嗡作响的夏日晴空下吃饭聊天，简直像在野餐），在我们接获的许多采访邀约中（当然，最后他并未接受任何访问），只有一家媒体（令人遗憾的是，是《花花公子》杂志）请诺顿写下自辩词，而不是派某个见猎心喜的年轻作家，来为读者诠释他的生平与他被指控的罪行。（尽管仍在开庭，我觉得那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诺顿担心不管他写什么都会遭人利用，变成一篇对付他的自白书。他说得没错，我们也打消了念头。）但是我也知道，当他发现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时，内心想必是悲愤交加吧。 讽刺的是，就在诺顿被捕前不久，他已经在计划写回忆录了。早在1995年他便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不用处理各种烦人的行政事务与实验室琐事。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再是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人员，而是他开始允许自己用不同的方式规划时间。 然而，诺顿并没有机会把他非凡的一生记录下来——至少他没办法在他偏爱的情况下做那件事。但就像过去我常说的，他的心智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挑战。所以，在他入狱两个月后，也就是从4月起，我每天写信问他想不想写回忆录。我跟他说，他的回忆录不仅对人文与理工学界都有所贡献，也能对有兴趣倾听的人剖白，借此摆脱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我说，如果他愿意，我很荣幸能帮他打字，做些初步的编辑工作，就像过去他把论文提交给各大期刊之前，都会由我经手。我在信中说，那对我来讲一定是个很迷人的计划，或许他也会觉得有趣。 一周后，诺顿寄了一封短信给我： 我不能说我非常乐意把人生最后的这几年用来说服别人，让他们了解我并未犯下我被判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已经选择开始撰写你所谓的“我的人生故事”。我非常信任你。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批稿件。 在我邀请读者了解诺顿的非凡人生之前，我想我应该以导论的形式先说几句话。说到底，这毕竟是反映出某种问题的故事。 当然，诺顿说得肯定比我精彩，但在这里我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些关于他的细节。他曾跟我说，他的人生一直到他离开美国、前往乌伊伏后，才有了意义，而他在那里的许多发现，也的确深深影响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还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50年，年仅25岁的他，初次前往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神秘国度，人生从此大变，也对科学界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蕞尔小国乌伊伏停留期间，他跟一个后来被他命名为欧帕伊伏艾克族的“失落的部落”住在一起，其居住地是该国最大的岛，也就是人称伊伏伊伏的“禁闭之岛”。他在岛上发现当地原住民深受一种未曾列入文献、也没人研究过的病症的影响。过去，在世人的印象中，乌伊伏国人民的寿命都很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这样。但是，诺顿在伊伏伊伏岛上认识的一群岛民，其寿命远比一般人长，有的能多活二十或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种发现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尽管罹患此症的人身体并未老化，心智却有衰退的现象；其次，他们的病症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的。 在诺顿发现这个病症之前，人类不曾如此接近过永生的目标，也未曾看过如此美好的愿景会这么快就从手边溜走：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又让秘密流逝，整个过程不过十年光景。 对于欧帕伊伏艾克族的研究，让诺顿在医学以外的领域投下震撼弹：他与他们一起住了将近二十年，结果衍生出了现代医学人类学的新领域，他在那些年完成的著作，如今已成为许多大学课程的必读书单。 但是，他也正是在乌伊伏国惹上了麻烦。乌伊伏国之旅对诺顿的许多意义之一，是他开始爱上孩童，这种爱恋持久不变。读者们恐怕都不熟悉乌伊伏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地景壮美险峻的国度，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的世界更为壮阔纯粹，比我们想象的更令人赞叹，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总是能看到愈来愈壮观的景致：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水泽，静止不动，色调强烈到令人无法久视；另一边则是绵延不绝、层层叠叠的高山，山峰被淹没在袅袅白雾之中。初到乌伊伏国，诺顿聘请该国人民当他的向导，带着他去寻找未曾看过的景物。几十年后，在当地人的请求之下，他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回到了马里兰州抚养，完全视如己出，提供他们在乌伊伏国不可能体验到的教养方式。被他带回国的孩子有许多是孤儿，都是一些生活条件奇差无比、长大后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的婴儿、幼童。 在他自己还没惊觉之前，他领养的儿童已经超过四十人。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他总计领养了三批孩童，其中许多人返回密克罗尼西亚后，当上了医生、律师、教授、酋长、老师与外交官。其他人则选择留在了美国，到社会上工作或留在了学校里。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贫穷潦倒，吸毒犯罪，不知所终。（任何有四十三个小孩的人，都无法期望每个小孩皆出人头地。）如今，他们当然不再是诺顿的小孩了。而且在他们的选择下，诺顿也不再是他们的父亲：近年来在他陷入困境期间，他们几乎全都放弃了他，这实在令人震惊。毕竟他为他们提供过住所，教过他们说话，养育了他们——他给了背叛他所需的一切工具，而他们也的确背叛了他。诺顿的孩子把美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现象看得很透彻：他们发现，只要指控某人是性变态，社会大众多半会买账，就算他是备受推崇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挺不住。这真是可惜，其中几个孩子跟我还满投缘的。 我想我该说清楚的第二件事是：我对这部回忆录非常感兴趣，但我并非故事的主角。理由之一是，我这个人向来沉默寡言，也没兴趣述说自己的故事——毕竟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故事了。 不过，我想针对回忆录的编纂工作说几句话。身为编者，我所做的事其实很少。回忆录的每个段落（段落标题都是我加的）都是诺顿入狱期间写下分批寄给我的，前面都附了一封信，不过信件内容大都涉及隐私，我认为不适合收进回忆录。同时，文字是一批批写出来的，读者偶尔会发现内容写得自然而随性，并且是以大家非常熟悉的作者生平与作品为前提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既然我是最了解诺顿的人（这本回忆录其实是在我的要求下写给我的），每当我觉得需要提供额外信息，帮助读者了解诺顿的故事，我就有责任加上一些脚注。（偶尔为了弥补诺顿叙述的故事之不足，我也会加上自己的批注。还有，某些我觉得无法让内容更为丰富或者不相关的段落，我也自己做主删除了，但是此类删减不会影响诺顿勾勒出来的人生全貌。） 最后，我觉得我该试着回答诺顿开始寄稿子之前于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希望这本回忆录的撰写计划达成什么目标？我的想法一点也不复杂：不过就是为诺顿平反，并提醒大家，与那短短几个月内他可能犯下也可能没有犯下的罪行相较，他过去几十年间的成就实在重要太多了。也许我太天真，但这是我该做的：如果我没办法尽力帮助一个为科学界与医界贡献良多的人，我将无法原谅自己。 罗纳德·库波德拉 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