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春夏死的那一年刚好十七岁。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四日的晚上十点多钟，平田还在公司加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当时，他尚在东京的汴京堂总店供职，每天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晚上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第二天一过六点就要出门。 电话是妻子打来的，说是春夏出了车祸。英理子已是语无伦次，他花了足有五分钟才打听明白人被送到了哪家医院。 平田自己也慌了神。是怎么从位于品川区的公司赶到医院的，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几乎没有一丁点儿记忆了。 唯一记住的，就是有个年轻人在电车里栽倒了。当时那个大学生摸样的年轻人就站在平田身前，手突然间松开了吊环，软绵绵地原地倒了下去。平田的脚尖被他的手腕碰了一下，问了一声“你没事儿吧”，可没有反应。只见他脸歪向一旁，口吐白沫，似乎是癫痫发作。这时，电车刚好进站，平田扶起年轻人下车。其他乘客只是远远地袖手旁观，谁也没有搭把手的意思。连拉带拽地好容易下到站台上，可直到电车驶过了三趟，才终于叫来了站务员来善后。虽说是助人为乐，但平田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只觉得漠不关心的乘客、姗姗来迟的站务员，甚至栽倒的年轻人，统统都在跟自己作对。 其实，即便早三趟车到，也是于事无补。等平田赶到医院时，春夏已躺在铁门的另一边了。铁门紧闭，上方有“手术中”三个字的指示灯亮着。走廊里有长椅，但平田和英理子都站在一旁。英理子双手的手指紧紧绞在一起，抵在下巴上，平田搂住她的肩膀，盯着红色的指示灯。 终于，指示灯熄灭了，宣告了春夏的死亡。英理子当时就哭倒了，平田不住地发出呻吟般的叹息。此时，他还没有什么悲伤的感觉，对人已死这一事实的认识还不那么真切。 在灯光熄灭的走廊里，一个哭哭啼啼，一个表情木然。一名医院的工作人员走来，领着二人来到太平间。 狭小幽暗的房间正中放着一张简朴的床，春夏就躺在上面，脸上既无伤痕也无血污，看上去只像是在安睡一般。但是，枕边小桌上摆着铃铛和三件套的佛具，香炉里短短的草香升起幽幽的轻烟。 英理子的泪腺再次受到了刺激，抱住春夏号啕大哭。平田所能做的，只是蹲在妻子身边，摩挲着她的后背。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太平间里走进两个人。他们是警官，说要进行验尸。平田好不容易才把什么也不说、只是一味念叨着孩子名字的英理子拉到走廊里。 英理子的泪泉远没有干涸的意思。来到医院后就没喝过一口水，怎么还会涌出这么多的泪，平田觉得人体真是不可思议。同时，他又感到自己实在是可耻，泪没落下过一滴不说，这种时候竟然还能想到这些。 警官走出从太平间，说遗体需要由警方暂时保管，以便进行司法解剖。英理子哭得更凶了，平田也表示拒绝，他不希望女儿的身体受到更大的伤害。 “这是为了还您女儿一个公道。”警官说道，“解剖可以帮助查出罪犯。” 这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 春夏应该是在从辅导班回家的路上遇到的车祸。情形似乎是这样的：一辆汽车从斜后方撞过来，人向左侧甩了出去，连人带车翻过护栏，头朝下摔在人行道上。由于肇事者扔下春夏跑掉了，加之又没有目击者，因此只能做出大致的推断。车祸发生后过了一个小时，才有路人拨打一一九，把人送到了医院。但是，人被抬到急救车上的时候，心肺早已停止跳动，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警官离开后，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来人无论说什么，得到的答复都是一个“是”。于是，葬礼的安排就这样敲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