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原版序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时隔七年问世的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特意选定在“9·11”事件一周年的前一天，即2002年9月10日正式发行。于是，这部小说的发行被演绎成这样一次运作：在唤起现实中的“9·11”事件记忆之后，转瞬间便将读者的意识引导到小说构筑的虚构世界之中，并使读者忘却关于前者的记忆。 不妨以下面的一段文章为依据，回顾一下这部小说发行时，日本社会所处的境况。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作品，我是在凌乱不堪的公寓里开着电视机阅读的。刚好在那一时期，电视上每天播放着去年发生于纽约的恐怖事件的跟踪报道，这不禁令人想起就在一年之前，世贸大厦坍塌的一幕曾每日充斥着电视屏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身边的所有人都仿佛和居住在纽约的美国人一样，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我自己曾经在迟来的夏季休假中，为是否按照原计划去希腊的一个小岛而踌躇不定（担心飞往希腊的飞机会受到袭击）。而我的朋友在收到从美国订购的书籍时，却迟迟不敢开封（担心同时寄到的还有炭疽菌）。（角田光代：《公寓、风暴及田村卡夫卡——读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群像》2002年12月） 角田光代的这段文章，准确地描绘出“9·11”事件之后普通日本人的情绪状态与感受方式。作为小说家，角田在唤醒关于“去年”的记忆之后，随之便联想起“数年前”发生在日本的“恐怖事件”，即1995年3月由奥姆真理教信徒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 于是角田意识到，“个人”的“似乎近于妄想的恐惧意念虽然远离现实，但是暴力行为却毋庸置疑地在现实中发生，并注定会有人因此而丧命”，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角田进一步认为，“这一切感受，无疑都源于《海边的卡夫卡》这部作品。这部结构复杂的长篇小说虽然与恐怖事件以及密集住宅毫不相关，但是却反复呈现着暴力性的无意志之意志”。 小说家角田光代对呈现于《海边的卡夫卡》中的“暴力性的无意志之意志”感到“不寒而栗”，而与此相反，这部畅销书的绝大部分读者却从阅读中体验到了“疗愈”与“解脱”。两种感受之间的巨大落差，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中心议题。 《海边的卡夫卡》凭借精心策划的市场战略一直热销不衰。当红作家时隔七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一广告词刺激着读者的购买欲；大型书店中堆积成塔形的书山，转瞬间“即告售罄”。这些话题无不带给读者这样一个自觉意识，不购买该书便会落伍于时代潮流。同时，在特定期限之内，策划者还特别开通了作者与读者进行网上交流的网站。 一个月之后，11月16日《朝日新闻》的版面上，出现了《海边的卡夫卡》“上下两卷共热销58万部”的报道。该报道的开篇写道： “你读那部书了吗？”询问关于一部文艺作品的感想取代了人们相互间的问候，这已经是很久未见的现象了。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成为热议的话题。 在寻求“疗愈”与“解脱”的读者群的强势拥趸之下，短短一个月后，《海边的卡夫卡》便引发了一个社会现象。在上述《朝日新闻》报道的同一时期，2002年11月号（10月发行）的书评杂志《达·芬奇》封面上，用竖排的大号字印刷着“拜启 村上春树先生”的字样。该刊以“为什么 我们会在您的小说中 获得拯救？”为导文，编发了“Wonder村上春树Land 热评《海边的卡夫卡》 ‘救赎’的文学”等特辑文章，将村上春树1979年踏入文坛后的全部创作进行了一次全景式回顾。于是，《海边的卡夫卡》与村上春树的品牌形象，一同被固定在从中可以求得“解脱”、“救赎”以及“疗愈”的半宗教化的模式之中。 如果围绕着《海边的卡夫卡》所发生的现象就此而偃旗息鼓的话，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我也许不会开始本书的写作。但自2003年以来，该书相继引发了文字媒体的小说领域内一系列闻所未闻的事态。 相比于其他的小说出版形态，在市场营销策略上，《海边的卡夫卡》施展的一个决定性创见在于，将读者与作者之间通过限期开设的专题网站进行交流的电子邮件，收录成单行本《少年卡夫卡》，并使用与少年漫画杂志相同的制版方式出版发行。 这部《少年卡夫卡》收录了1220封来自读者的电子邮件和数量相同的作者村上春树的回复邮件，全书厚达496页。就这种全新的书籍销售策略而言，出版方为营销付出的努力确实值得称道。 但是，使我抱有强烈危机感的是，《少年卡夫卡》中所收录的1220封电子邮件反映出绝大部分人是按照“救赎”与“解脱”的方向阅读这部小说的。告白自己获得了“疗愈”的邮件占了绝大多数。或许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但是，类似于角田光代那样对《海边的卡夫卡》感到“恐惧”的读者声音，在《少年卡夫卡》中却没有丝毫的体现，这也正是我感到危机的原因所在。 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按照某种特定的阅读模式对读者进行诱导与甄别的结果。因为在限期开设的专门网站上，体验到“疗愈”的读者与作者之间，早已建立起极为亲密的连带关系。所以，对《海边的卡夫卡》持有“恐惧”或不快的读者，难以在《海边的卡夫卡》的专设网页中发表批判性意见。一个时期以来，在日本网络上发表与多数派意见相左的不同见解，往往会因为“不识时务”而遭到围攻。 小说这一文艺形式的特性，在于即使作者本人，也不能将某种特定的阅读模式强加给读者，这正是小说作为一种鲜活的文本所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即便是作者已无法确定的神话、传说以及故事等等，也无不如此。 令我产生危机意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海边的卡夫卡》发行仅仅四天之后，河合隼雄便盛赞“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物语小说”。河合隼雄作为日本文化厅长官，是策划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领衔人物。自2002年4月起，由文部科学省编撰的《心灵笔记》开始向国内所有义务教育制学校颁布，而河合隼雄正是这套国家指定道德教育教科书的监修人。 2002年9月14日，河合隼雄在“日本箱庭疗法学会”发表了盛赞《海边的卡夫卡》的讲演，其主要部分不仅被前文提到的《达·芬奇》杂志引用，2002年12月号（11月发行）的《新潮》杂志更是作了全文刊载。国家机构的行政长官为一部小说摇旗呐喊，这一行为非比寻常。 河合隼雄的讲演中，我认为最危险的部分是结尾处。 忘了提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当回归到现实世界的卡夫卡少年说“我还没弄明白活着的意义”时，叫乌鸦的少年便对他说“看画”、“听风的声音”，就是说以此便会懂得人生的意义。画，换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便是意象（image）。也就是说要关注意象，并且要聆听风的声音，这一点十分有趣。在我们的箱庭疗法中，便十分重视意象的观察。聆听风声的能力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否则，就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箱庭疗法治疗师。我的讲演就此结束。（《新潮》2002年12月） 通篇讲演的内容，最终归结为对于意象，并且是“聆听风吟”式的身体化意象的关注，而并非对于语言的重视。如果说语言属于人的意识领域，那么意象则属于无意识领域。而身体化的意象，尤其深入地关涉到人的无意识领域。 河合隼雄监修的《心灵笔记》正是通过照片、图画等非语言的视觉化“意象”，按照一个特定方向，最终以“爱国”为导向对儿童进行诱导。那么，河合隼雄为何如此推崇《海边的卡夫卡》甚至亲自为该小说担当广告牌呢？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质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我相熟的林少华先生翻译的中文版《海边的卡夫卡》首印12万册，仅一个月便销售一空。该书仅2003年一年间便热销42万册。每当我访问中国向那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询问起对该书的读后感时，“解脱”、“救赎”、“疗愈”等同样成为他们感受表述中的关键词。此外，于2003年底翻译出版的中国台湾版《海边的卡夫卡》，发行量一举突破10万册。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100万册以上的行销量。 自1993年起共发行了十余部村上春树作品的美国Knopf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了菲利浦·盖布利尔翻译的英文版《海边的卡夫卡》，短短一个月之后，该书便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在11月30日入选该报评选出的“2005年十佳图书”。《海边的卡夫卡》成为一部跨越国境的畅销小说，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对于《海边的卡夫卡》在海外的畅销，难道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日本文学博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流行于世界的具有普遍性的日本小说终于诞生了”吗？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毋宁说，在《海边的卡夫卡》受到欢迎的国家和地区，自2001年“9·11”之后，蔓延着一种共通的社会性的精神病理。正因如此，《海边的卡夫卡》才作为提供“解脱”、“救赎”、“疗愈”的商品成为消费的对象。对于这一现象，我无法将其视为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加以认同，这也正是本书一以贯之的立场。 所以，我无法如文艺评论家加藤典洋那样无限度礼赞这部小说，认为“在美国受到高度评价的《海边的卡夫卡》等村上春树的新近作品，将当今日本社会中的困惑、恐惧与不安准确地传递给世界”（《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1月5日）。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到底具有怎样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将怎样作用于读者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实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对于上述问题进行追问与探讨，正是一个文艺批评家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一名作家，对于自己的小说有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村上春树始终保持着明确的自觉意识。 这不过是一个假说，我的小说或许在一种混沌（chaos）状态下的社会中更容易被阅读和接受。因为日本是一个混沌状态十分发达的国家，日本人十分自然地生存在种种混沌与矛盾之中。（《村上春树谈话》［下］，由里幸子编辑委员会采访，《朝日新闻》2005年10月4日）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对于“混沌状态”，究竟采取了怎样的姿态与方式去处理和面对？ 为了分析河合隼雄盛赞这部作品为“伟大的物语小说”的实质蕴涵，有必要对小说《海边的卡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