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金戴银的饿死鬼] 某些被拿来做笑话的段子，好比“有个欠揍的美术总监说‘我把那五百六十块的香水送人了啊’”，或是“有个臭屁的当红作家说‘衣服如果超过一万块我就会觉得贵了’”，每次听见这种话都怒得我小宇宙很燃烧，一脸“要替第三世界的月野兔们消灭你们”的正义凛然。 然后在结束了这种充满“CK”“G-STAR”或是“KENZO”“CLINIQUE”等没营养话题的聊天后，往往是入夜十一点或十一点半往家赶。因为错过了地铁末班车，不得不咬牙切齿地改乘的士，看着那从“11.00”元起价，随后以比眨眼还快的速度往上跳的价格怎么让我头皮发麻，眼角余光以对阶级仇人般的愤怒一阵阵扫向无辜的驾驶员叔叔。 一段的士坐下来，够我十天的生活费。 就是这样，如果不提什么IZZUE，什么CLINIQUE，平日里最低消费可以控制在每天四块钱——碰到不读书的日子，去掉公交巴士的费用，只用两块钱。就是在这样的极端节俭中，成了穿着名牌揣着香水却濒临饿死的穷人。 如果换作早几个月，我们还没有那么熟络的时候，应该还不会和你们谈到这么多牵扯到金钱的东西。毕竟这是一个无论怎样都有些敏感和尴尬的字眼，常常会使人掩藏起一些本性不由自主地变得扭捏，矛盾在想要坦荡荡又怕遭非议的窘迫境地中，恨不得永远把“我只是工薪阶层，不过每年都有两次给希望工程捐款哦”的话挂在嘴上。 最初我也以为，什么都可以谈，谈钱总是不恰当的，就是嘛，怎么总是满身铜臭似的，和年轻美丽的读者们多提提那些风花雪夜的悲伤前世今生的迷茫不是更合适么。可每一次，每一次当落落从出租车上故作镇定地下来，回忆起十天的生活费就沿着马路一路撒花完毕，别说什么风花雪夜了，就连腐皮寿司都会使她因为买不起而非常非常地悲伤。 [一元两角五分] 在没有自己挣取生活费时，或者更早些，在对生活费没有任何概念的时候，作为只是被牵在父母屁股后的小东西，既理解不了某个字母组合对于服装价格的意义，也不明白“爱她就带她吃的哈根达斯”是鱿鱼丝还是萝卜丝。那时我只是毫无意识地被塞到某个套头毛衣里，吃着门口小店卖的五角钱零食。似乎也有过因为妈妈不准我频繁地去找小店老板联络感情而大哭大闹过，但那时对于钱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只是将他们简单化为对父母的不满。 事实上，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会被许多种售价不同的东西区分出三六九等时，生活总是显得那么简单与平和。 那会儿我念幼儿园，也可能连幼儿园都没有进，全家还留在外地，身为知青的父母一边工作一边想着办法怎么返回上海，记忆里他们的工资都没有上三位数，家里的开销又总是减少不了的。我是个一无所知的小屁孩，听不见爸爸与妈妈关于生活的合计，只会记得他们给了我什么，没有给我什么。又因为对花花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对于他们给了我什么的记忆，总是比没给我什么要多一些。 把生活平均分配给了吃饭、睡觉和看电视、在后院里玩耍的时候，谁也不会来告诉我，有哪些好东西，比看卡通动画、摘向日葵子更有趣的东西，是多少多少钱。那些爸爸妈妈知道的价值，全都被他们阻挡在了我所接触的世界外，什么都单纯得没有起伏。 过了许多年后，一只阿童木的玩具以我完全忘怀的样子重新出现在脑海里。是在读到高中的某一天，我从父母的某个抽屉里找到一本黄皮记录册。非常小的册子，也就一巴掌那么点大。因为圆珠笔书写的缘故，封面上那“女儿日记”四个字已经在久远的年月里糊开了。爸爸在十多年前的笔迹让我感觉惊讶和有趣，又由于被那四个字误导，使我起初以为难道是我每天写的日记吗。 其实不是。是爸爸每天写的关于我的日记。没有太长的篇幅。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给我吃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玩了什么。今天带我见了什么样的人。从日期上推断，那时我应该五岁吧。总之很小。因而他提的事件，都一点也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