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偏偏选择去读某些文字而不是其他文字? 或者，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某些文字而拥抱另一些文字？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困扰着我。 2011年岁末，我在《上海书评》发表了一篇关于《托尔金的袍子》的作者杰寇斯基（Rick Gekoski）的文章，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秋夜里，藉着杰寇斯基记忆的光亮，我真切看见了那些织进作者生命肌理的书页怎样像永恒的投影，有力地掠过他生命变幻的天空。不，怎么会是掠过？是停留，是占有，是彻头彻尾的征服。没有亲密而刻骨的交集，生命何以会从书中或者书何以会从生命中获得真正的意义和力量？” 此时,一个渐渐清晰的答案利落地劈开了我的困惑——岂止杰寇斯基，“力量”何尝不是我选择、拥抱文字的全部动因？！ “负面乌托邦”代表作家之一，《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说过：“有些书具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块炸药只爆炸一次，而一本书则爆炸上千次。”说得一针见血。真的，我坚信文字只可能呈现出两种存在——“有力量的”存在和“没有力量的”存在。“有力量的文字”必然蕴含着“摧毁一切”的能量，无论这能量试图摧毁的目标是“感知的愚钝”，是“诘问的苍白”，是“想象的匮乏”，是“思想的偏狭”，是“道德的伪善”，还是 “自我的陈旧、呆滞、局限”。套用辞世不久的古代哲学史大家、法国的阿杜（Pierre Hadot）先生的话，“有力量的文字”旨在“型塑”（to form）而不是“告知”（to inform）。它们必得不断摧毁“昨天的我”，甚至“今天的我”，才可能型塑出那个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我”。然而，时间长河里，面对人类越积越多的文字垃圾，“有力量的文字”竟显得那样“珍稀”（rare）。难怪，读书破万卷的周作人从汉代至清代千百年漫长的中国思想界里也才艰难找到王充、李贽、俞正燮这区区“三盏灯火”。“有力量的文字”本该就是“珍稀”的。唯其“珍稀”，它们才是唯一值得你用全部生命去拥抱的，因为它们毫不留情毁了你的同时，还给你的必是崭新的生命。 本书的文字沉寂了许久。徐晓顽固地说服我：它们还会有读者。现在这个书名也是她坚持的，且不无得意地说，编书出书这些年，这书名藏在她脑子里没舍得拿给别人用，我这些文字搭得上。她是作家，又是名编，只能由她。不过我得承认：她的确看穿了我提笔为文的“大秘密”。 2012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