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里厄斯初次相遇，就几乎酿成血案。 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马里厄斯那高高的身影。他手插在上衣兜里，在去往村里的大路中央漫步。听到车声，他转过身，看到我正驱车驶来。 在这段路上有过一两次令人心悸的经历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任何过客，包括行人、 自行车骑士、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群。他们的举动实在太难预料了。 我逐渐减慢了车速。他却突然扑到车前，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汽车，多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上，才没让他的拥抱得逞。车在离他仅仅十几英寸的地方停下。 他先冲我点头致意，然后绕到右侧打开车门，上了车。 “你好，”他有着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吗？我的电动自行车正搁在那儿修理。” 他原说好在咖啡店前面下车，可到了咖啡店，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我看他的神情，好像是在关注挡把旁盘子里的零钱，那是我准备停车时投入停车计时器的。 “你不打算拿十法郎吗？打个电话用？”我指着盘子问。 他仔细地在盘子里翻腾着，最后拿了一枚十法郎的硬币，冲我喜笑颜开，随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但在经过咖啡店旁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幕喜剧不断重现。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眼前，不是在街道上徘徊，就是在村子里闲逛，然后是伸手搭车。他的电动自行车一直在修理，他每次还都要打个电话。 一段时间后，我们干脆免去了那些烦琐的表面形式。我专门在挡把旁的盘子里预备出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也一来就直接将钱揣入口袋。这种步骤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也避免了我们庸俗地去讨论金钱。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已开始超越初级的金钱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征。这情形最开始出现在两三个月以后。 一天早上，我去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进行操作，他坚持要把纸递给柜台里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却频频摇头，又把纸推了回来。同时她还不停地耸肩，最后以听得见的噘嘴声作为结束。说到噘嘴声，那是一种法国人常用来说“不”的方式，方法就是把气流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再接下来双方陷入了沉默，交涉显然难以继续了。 我的到来更让女营业员有了不再交涉的借口，她侧向马里厄斯，对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一见是我，脸上的怒气立刻烟消云散。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到外面等你。” 在外面他对我说，女营业员拒绝兑现他的五百法郎支票，他要指控她缺乏想像力，性格乖戾，不思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又说，这真是一种有效的集资工具。 他把支票递给我，风吹得支票瑟瑟乱抖。我估计这曾经真是一张合法的支票，只是历经风雨被弄得又脏又皱，连上面的数字都磨损得难以辨认。要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又令人起疑的老古董，那真是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行为。我对马里厄斯这样说着，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 “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请我喝杯酒总可以吧。” 我发现，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我竟然很难拒绝，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的缘故。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在咖啡店深处就座。由于以前的会面都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看着道路，所以这是我头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正面观察他。 他的面孔耐人寻味，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造成了太多的不良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粗糙的树皮。别人脸上有皱纹的地方，他却是深沟；别人脸上的光滑处，他却有皱纹。但他眼睛很亮，还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又粗又硬，呈灰色，留的是平头。我估计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 他从军用夹克口袋里掏出一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上了一支香烟。我发现他左手的拇指被什么东西齐根削去了，或许是修剪葡萄藤时失手致残。 喝了一大口红葡萄酒后，他的身体有些颤动，好像是表示谢意，然后就开始了发问。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有点像德国人。当我说我是英国人时，他显得非常吃惊，因为众所周知，英国人在国外更喜欢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就算是碰见当地人听不懂的情况，他们也只是提高音调就能摆平。马里厄斯捂住耳朵，龇牙咧嘴地笑起来，脸上成堆的皱纹一下子变得舒展了。 可一个英国人，大冬天来这儿干吗？又靠什么生活？人们经常向我问起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一般会引起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遗憾，因为写作是一项声名不佳又起伏不定的职业；一种是感兴趣，因为有不少法国人对那些在文学领域里辛勤笔耕、苦苦追求的人心存敬意。马里厄斯属于后者。 “啊，”他说，“你出手谨慎，但是显然并不贫穷。”他轻轻敲打着已经空了的酒杯。 上来了更多的点心，问题可以继续了。我告诉马里厄斯说我喜欢写什么样的东西。他身子微向前探，眯缝着眼睛，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好像准备抖出某些猛料的样子。 “我就生在这里。”他扬起一只手臂随便比划了一下，以示确认他出生在咖啡馆外的某个地方，“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你，不过得下次，现在不行。” 原来今天他还有个约会。村子里要举行葬礼，他是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的。他喜欢葬礼仪式的庄严肃穆、整齐划一，当然还有哀乐。他也喜欢看参加葬礼的那些女人，因为她们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倘若葬礼是为他的老对头举行的，那他就更加喜不自禁了。他把这叫做最后的胜利，以此来证实他自己生存的优越。他抓起我的手腕看了看表。看来他该走了，故事也得延期了。 我很失望。听一位口才好的普罗旺斯人讲故事，如同欣赏一位口技大师的表演。如果表演者拿捏得恰到好处，表演场地不是在乡村酒吧，那么故事中的这些场景就会呈现出近似喜剧的效果，具有无穷的魅力。 再次见到马里厄斯时，他正伏在路边他那辆电动自行车上，歪着头瞪着油箱，好像在倾听它对他的耳语。干燥得就像七月的岩石，他钻进汽车时这样对我说。不过，我能把他带到加油站替他加满油，不是吗？再为他买杯酒，因为这确是个令人焦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常每次一样，马里厄斯自信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能妨碍我临时做会儿他的司机。 我们还是来到咖啡店。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愉快。 “还行，”他说，“这回是老费尔南。”他轻轻拍着自己的鼻子，“你知道吗？他们说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个。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故事了。” 看到我摇头，他回头叫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后开始讲起来。为了表示强调，或是为了看我是否听懂了，他有时会瞥我一眼，可大部分时间则盯着远处，像是在搜索记忆中的每一点线索。 他说，出于某种原因，肉贩和女人之间常常有种亲密的关系，一种超越了简单买卖的关系。谁知道因为什么。也许由于看见了肉，肉色粉扑扑，还有拍在肉上的脆响，再加上答应切点好肉什么的。但不管因为什么，肉贩和顾客之间建立某种特定的亲密关系并不算稀奇。要是肉贩再年轻点、漂亮点，那么买小羊排时就能调调情，增加点乐趣。一般来说，这很正常，几次这样融洽的接触后如果相互间没什么伤害，那么女人做家务时眼中或许会闪出点火花。 一般来说这很正常，但并非总是如此。比如关于阿诺这位肉贩的故事就不是这样。 许多年前，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新来村里的肉贩，为了接替已退休的老卖肉人。老卖肉人沉闷阴郁，不爱说笑，而且小气得很，这使这里的女人们的想法无从表露。不过，到阿诺的绯闻传遍街头巷尾时，她们开始对他交口称赞。他使小肉铺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改观，重新进行了装修，更换陈旧的设施，装上了现代灯具。这一切完成后，到那儿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了。迎面是透亮的玻璃和钢窗，地板上还散发着锯屑的清香，更何况还有笑容满面的年轻业主。 阿诺的处境也相应有了改观。他的头发黝黑发亮，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最显出众的是他的牙齿。那时，乡下的牙医少得可怜，而他们的技术，与其说是补牙，还不如说是拔牙。因此，很少有哪个成年人能牙齿齐全，而剩下来的牙齿也毫无美观可言，歪歪斜斜的，加上烟酒的长期熏陶而泛着黄色。但阿诺的牙齿却完美到了极点——洁白、整齐、匀称。第一次看见他的女人总会备感失落地走开，心中责问为什么自己结婚前见不到这样的美男。 阿诺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对女性顾客的魅力。（事实上，后来的调查证实，他之所以被迫从以前工作的村子转来这里，就是因为与那个村子村长的妻子关系暧昧。）但是，他是生意人，如果冲顾客微笑能让生意红火的话，那他就微笑好了。这很正常。 另外，他也是一位善良的肉贩，肉剔得恰到好处，血肠和灌肠塞得圆圆的，非常充实。他切肉也很大方，总是只多不少，另外还会白送髓骨。白送髓骨！一直都是这样。当他为顾客递上叠得整整齐齐的粉红色蜡纸袋，也就是那种印着他名字和快乐的小牛的蜡纸袋时，他的微笑简直灿若阳光。 仅仅在第一年，经过一个冬天和春天，他已名声远播。村民们发现自己吃到的肉比老肉贩在的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肉也更好吃。他们这么说时，他们的妻子也会点头同意。是的，她们会说，新来的肉贩改变的东西可真不少，村子有了他可真好。有的妻子坐在餐桌前看着对面的丈夫，经常会不自觉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自己想的是年轻的阿诺，而想的东西却与他的专业技能毫无关系。比如，你看他那肩膀！还有那牙齿！ 六月底，热浪降临，麻烦也随之而至。村子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朝南的石头房子似乎吸收了全部阳光，热气到夜晚也无法散去。在家里，人们关上百叶窗，来阻隔炽热的阳光和持续的高温，但是商业机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透亮的橱窗无法隔绝热量，只能任其蔓延。为此，阿诺只好以改变工作方式来应对。他将所有容易坏的东西从橱窗转移，取下了经常放在那儿的香肠，切好肉，还写了一个通知，好让顾客知道肉放在屋子后面冷藏的地方。 当然，卖肉人自己也要避开炎热。到七月初，阿诺身上只剩下了更实用的工作服，换下了他常穿的粗帆布裤子和厚厚的运动棉衫。他还系着围裙，那白色（虽然经常血迹斑斑）的围裙很长，几乎遮住了他大部分身体。但围裙里面，他只穿了一条黑色旧运动短裤，紧紧地裹住臀部，脚下穿着橡胶底的木屐。 阿诺本就兴隆的生意这时变得更火暴了。悬挂在柜台后面的肉卖得最好了。取肉的时候阿诺必须转过身去拿，这样他后背和大腿上发达的肌肉就会暴露在等候的顾客面前。女顾客们更喜欢直接去柜台后面的冷藏库买肉，因为这样就可以与这位可爱的、几乎全裸的小伙子挨得很近。 阿诺的顾客们的外表也起了不小的变化。夏装和化妆品，甚至还有香水，取代了平常的装束。当地理发师也因此而生意兴隆，外来的游客会以为那些去买肉的女土们是去参加什么集会或盛典，当然这种想法应该得到原谅。至于丈夫们，那些注意到以上变化的丈夫，会把一切归咎于炎热的天气。不管怎样，妻子对他们照料得很周到，她们因为自己的内疚感而对丈夫们倍加殷勤，所以丈夫们应该没有什么怨言。 七月依旧是酷热难耐，干热的天气一天天在延续。猫和狗仿佛也都尽释前嫌，去共享一片阴凉，老实地待在那里而不相互争斗了。田野里，瓜已快熟了，汁液比历年都饱满。葡萄藤上的葡萄也被晒得发烫。山顶上的村子也继续沉浸在热浪之中。 虽然生意红火，但对卖肉人来说，这段日子也特别难熬。他发现，在这个封闭的小社区里难以很快交上朋友。即使像他这样一个仅仅是从十六英里外的地方来的新人，仍会遭遇到邻里们彬彬有礼的戒备。他还处于被考验之中，而这种考验往往需要几年。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在现在改变他这种外来户的身份。 还有个事比较烦，由于太忙使他没有时间去阿威格农去旅行，那里灯光比这儿明亮，社交机会更多些。每天他日出而作，从肉铺上面的狭小的卧室下来，擦擦地板，在地上撒下新的锯屑，把死苍蝇弄出窗外，往货架上上肉，磨好刀，赶在顾客到来之前迅速喝杯咖啡，最早的顾客不到八点就会光临。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周围的世界处于休眠状态时，他却要上货。因为街道狭窄，批发商的汽车进不来，这工作只能由他来完成。下午的时光是漫长的，而傍晚则是最忙碌的时刻。阿诺在七点钟之前很少能关上店门，然后还要面对一大堆灰色表格进行核算：一天的流水，供应商的发货单，要求严格检验的官方卫生证，关于他的银行贷款的抱怨。这样的工作量对他一个人来说，确实很沉重。他常常为此自言自语，他此刻最需要的就是一位妻子。 八月上旬，他有了一位妻子，但不幸的是那并不是他的妻子。 这女人比他的大多数顾客年轻，比她自己的丈夫小整整十五岁。她的婚姻显然不是由自己来选择的，父母之命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两家的葡萄园在村子下面的山坡上相连。还有什么能比血缘、家庭和土地都紧密结合更令人满意的事呢？显然，这个婚姻的设计用心良苦，总体上节省了拖拉机、肥料、葡萄酒和劳动力，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大家都开始撺掇男女双方发生爱情。 新郎是一位温和的中年人，没什么野心，对婚姻也很满意，因为他不用再依靠母亲了。有人为他做饭补衣，在漫长的冬夜为他暖床。未来他还将继承两座葡萄园，还会有孩子们。生活是美好的，他很满足。 但是，一旦婚礼的热闹劲一过去，接下来是琐碎而现实的日常生活。年轻的新娘于是有了失落感。她是个独生女，从小被娇惯坏了，现在作了妻子，需要承担妻子的职责：管理家务，计划好生活，服侍好那位饥饿、劳累的丈夫。而丈夫的衣服上总是沾满硬泥块，还喜欢脱下鞋子看着报纸度过整晚，幸福变得单调而沉闷。她认真考虑了未来，觉得一辈子的劳作很乏味无聊。 因此，她开始去肉铺寻找快乐，就并不令人奇怪了。她总是算好下午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去。在她的生活中，他是一个难得的亮点，总是面带微笑，使她情不自禁地去注意他。在他简单的夏装下是男人诱人的体魄，他体格健壮，不像她骨瘦如柴的丈夫。他皮肤泛着红色，围裙的顶部露出一丛浓密的黑毛。 无须言语，事情就在一天下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阿诺正在包猪后臀尖，两人肩并肩站着，距离近得能感到对方的体温。后来他们去了楼上的小房间，他们都一身大汗，脱下的衣服扔在了地板上。 她离开肉铺的时候面似桃花，兴奋得忘了柜台上的肉。 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捕风捉影本是小村子的嗜好，街上开始有了流言蜚语，就像阳光穿透薄雾一样一点点渗透到人的意识之中。这种消息，妇女们总是知道得最早。在那个下午以后的几周里，阿诺明显感到顾客们更加活跃了，买肉时与他的空间距离也越来越近。顾客们以前仅用于付钱和取货的手，现在却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尽力多接触阿诺的手指。那年轻妻子开始定时在午后两点来，然后就随手关上门发出信号。而其他人也选好了不同的时间，跟着进来。阿诺明显瘦了，但他充满了成就感。 不知道是谁最先唤醒了一直蒙在鼓里的丈夫们。也许是村里最老的老太太之一，她生活的一大乐趣是揭露她看到的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也许是一位受到阿诺冷遇的妻子透露出去的，因为她从没机会参观那间黑暗的、肉味扑鼻的卧室。不管怎样，这消息开始了传播，并最终传到了丈夫们耳中。于是盘问便在夫妻床第之间进行。妻子当然否认，但丈夫不信。丈夫们彼此印证着自己听到的消息，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是同一家悲惨俱乐部的成员。 一天晚上，他们中的五位聚在咖啡馆里：三个农民、一个邮递员和一位常常因工作而晚上不在家的保险公司职员。他们坐的桌子远离吧台，桌上的一副纸牌掩盖了他们聚在一起的真正原因。他们用低沉、痛苦的嗓音，相互诉说着大致相同的故事。她变了，不再是我娶的那个女人了，那个肮脏的混蛋，用他的微笑和下流的短裤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怒火在酒精的作用下越来越旺，他们嗓门渐粗，声调也变得高昂。邮递员是在座惟一清醒的人，提议去某个隐秘的地方来继续这次会议，以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这时已到了九月底，狩猎的季节开始了，所以他们约好周日一早在山里见面，都带上枪和猎狗去打野猪。 周日那天，太阳落山时天还很热，不像是九月倒像是七月。五个人步上山顶时，肩上的枪和子弹袋显得异常沉重，肺部也感到非常闷热。他们来到一棵大柏树下的阴凉里，卸下肩上的东西，拿出酒瓶传递着喝起来。猎狗在看不见的羊肠小道上搜索着，似乎还在不停地奔波，脖子上的铃铛撞出的声响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除此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人，他们的谈话因此可以毫无顾虑。 是惩罚妻子们，还是拿肉贩开刀？ 暴揍他一顿，敲断他的骨头，砸了他的肉店，这可能能让他有一个教训。一位丈夫这么说。但那家伙肯定会认出他们，如果他报警那就麻烦了，没准还得蹲监狱。再说这就能让他不再做了吗？他挨了揍，反而会赢得妻子们的同情，身体一旦恢复，一切又会重新开始。 酒瓶在无声中传递着，五个人想像着在狱中度过数月的情景，或许时间还会更长。如果他们的妻子现在能欺骗他们，那她们单独一人时就会更加无所顾忌了。 最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出了他们都非常希望的事情：必须找一个办法一次性解决。无论如何，那卖肉的必须离开这里。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和妻子才能恢复到从前，恢复到那个年轻色鬼尚未使他们蒙受耻辱时那种状态。 邮递员在他们当中一直是最理智的，他主张与年轻肉贩谈谈。说不定能劝他离开。其他四个人则频频摇头表示反对。那算什么惩罚？就这么窝囊着？那人格何在？公理何在？还不被村里人给笑话死？那样以后还怎么见人呀？在人家看来这是五位懦弱的男人，老婆跟别的男人鬼混，自己却束手无策。 酒瓶空了，他们中的一位起身将瓶子立在石头上，回身拿起枪把子弹推上膛。我们应该这么做，他说。随后他把瓶子打得粉碎，再低头看看其他人，耸了耸肩。就这样了。 最后，他们同意采取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谁去执行这个死刑。做完这一切，他们下山去和妻子一起吃主日饭。 执行者在时间选择上非常谨慎，他一直等到一个没有月光的日子，在深夜离开家开始行动。为了万无一失，他装满了两筒枪药，尽管一只大号铅弹就能打死一头大象，别说近在咫尺的人了。在年轻肉贩听到敲门声下来开门的这段时间里，这人心里一定在骂怎么那么慢。他悄悄穿过无人的街道来到肉铺门前时，一定也想着其他几个人是否因惦记他而辗转难眠。 他用两个枪筒顶住了年轻肉贩的胸膛，没等看对方倒地就撤了。在邻屋的灯亮之前，他已跑到了村子下面的田野里，跌跌撞撞地穿过葡萄园，走回家去。 天还没亮，第一个警察就赶来了，是村子里有数的几部电话之一把他从床上叫起来的。那时正有五六个人站在肉铺透出的灯光里，他们显得很害怕又不愿离开，眼睛一直盯着门里血淋淋的尸体。此后不到一个小时，阿威格农的一个刑警分队来到了这里，让他们离开现场，然后转移开尸体，并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开始了对全村人的漫长审问。 对五位丈夫来说，这是对他们的忠实和友谊进行考验的艰难时期。他们又在森林里度过了一个周日，互相提醒着保持沉默。现在这是他们惟一的自我保护。正像他们中的一位说的，只要自己不开口，不会有人知道的。警察会认为那卖肉的以前有过什么仇人，现在来找他清算旧账。他们彼此鼓励地传递着酒瓶，发誓决不泄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然后一周一周地过去。没有人来自首，也没有任何线索，更没人承认了解什么情况。再说了，村民们可不愿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里的事情。警察们能够确认的只是死亡的大概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使用的是猎枪这一事实。拥有这种枪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询问，警察还仔细地检查了每一只枪。但铅弹不像子弹那样能留下确定的痕迹。致肉贩死命的可能是任何一只枪。 在那个温暖而干燥的秋天，葡萄汁特别浓稠，大家一致认为村子的当务之急是抢收葡萄，所以全村人应该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后来，从阿德奇的一个老家族又来了一个肉贩，他愉快地接管了装修精美的肉铺。而且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受到村里男人们异常友好的欢迎。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马里厄斯说，“那好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凶手是谁。因为至少有五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何况像他自己说的，在小村子里保密就如同用手去盛水一样。可他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我告诉你，”他说，“埋葬年轻肉贩那天，全村人都去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喝完了酒，马里厄斯在椅子里伸了个懒腰，“哦，那真是一个受欢迎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