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出题，让我写一点关于中国文人与吃的文字，我想这个题目着实难写。首先是中国文人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文人或文化人历来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文化程度和出身的划分，又有着入仕与不仕、富贵与贫贱、得意与失意的不同境遇。尤其是隋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科举为读书人提供了平等竞争、晋身仕途的机会，文人这一社会群体就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了。其次是口腹之欲人皆有之，文人也是人，焉能例外。我一向认为，文人的口腹之欲没有什么特别的，几乎与普通人别无二致，荤素浓淡，各有所钟，咸酸甜辣，各有所适;至于那些做了大官，掌了大权，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恶吃，是历来为人所不齿的。 饮食之道，说来也极为简单，正如《礼记》“人饥而食，渴而饮”那样直白。但是如何食，如何饮，往往又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和情操。 “君子远庖厨”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历来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三十年前的荒诞年代，曾说“君子远庖厨”是看不起炊事工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追求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看来很可笑，可那确是事实。也有人说，“君子远庖厨”是说君子不要沉湎于对饮食的欲望和追求。其实，“君子远庖厨”的意思是说君子最好不要看到肢解牲畜那血淋淋的景象，也就是类似“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一种回避，大抵不视则不思，不思也就食之安心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应该是指对饮食的恭敬，对生活的认真，对完美的追求，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并不冲突。 说到文人与吃，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洽，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的文人对饮食是认真的，远的不说，北宋的苏东坡和南宋的陆游就是两位大美食家，苏东坡自称老饕，有《老饕赋》、《菜羹赋》这样的名篇，且能身体力行，躬身厨下，于是后来民间就杜撰出什么“东坡肉”之类的菜肴。陆游更是一位精通烹饪的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咏叹美味佳肴的就有上百首之多。无论身在吴下还是蜀中，他都能发现许多美食，不但能在厨下操作，就是采买，也要亲自选购，“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鳖”。又如“霜余蔬甲淡中甜，春近录苗嫩不蔹;采掇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彘骨”就是猪排骨，从陆游这两首诗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山珍海味，不过是排骨、鸡和春秋两季的时蔬而已，正说明了和普通人一样，文人也过着平常与恬淡的生活，却无不渗透着对生活的挚爱。 清代的大文人朱彝尊和袁枚也都不愧为美食家，之所以称之为美食家，并非仅指他们好吃、懂吃，做到这两点并不难，大抵多数人都能达到。朱、袁两位难得的是在多种著述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食宪鸿秘》与《随园食单》两部书，其中不但记载了许多令人垂涎的菜肴，还有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菜肴的技法、佐料的应用和饮食的规制。清代戏剧家李渔也是一位美食家，他最偏爱笋，认为是菜中第一品，主张“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若伴以他物，则食笋的真趣皆无。《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山东人，一生最爱的是“凉拌绿豆芽”和“五香豆腐干”，曾撰有《煎饼赋》和《饮食章》，他最钟情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食品。 清代也有许多文人兼官僚的家中能创造出脍炙人口的特色菜，像山东巡抚丁宝桢家的“宫保鸡丁”，扬州、惠州知府伊秉绶家的“伊府面”，清末潘炳年家的“潘鱼”，吴闺生家的“吴鱼片”，乃至后来谭宗浚、谭青父子创出的“谭家菜”，等等，我想大抵是他们的家厨所制，与其本人不见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人对于饮食除了烹饪技法、食材搭配、佐料应用、滋味浓淡的要求之外，可能还有一种意境上的追求，比如节令物候，饮馔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春夏秋冬、风霜雪雨都成为与饮食交融的条件，春季赏花，夏日听雨，重阳登高，隆冬踏雪，佐以当令的饮宴雅集，又会是一种别样情趣的氤氲，这种别样的情趣会长久地浸润在记忆里，弥漫在饮食中，于是才使饮食熏染了浓浓的文化色彩，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白居易曾企盼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样一种意境的享受;当代作家柯灵也在写到家乡老酒时有过“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海阔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的渲染。尽管相隔千年，世殊事异，但那种缱绻之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记得读过钱玄同先生一些关于什刹海的文字，所写好像是1919年前后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乘着雨后的阴凉，听着蛙鸣蝉唱，剥着湖中的莲藕，悠然地俯视那一堤垂柳、一畦塘荷，是何等闲适。我想那大约是在会贤堂午餐后的小憩。深秋时分的赏菊食蟹，是文人雅集最好的时令，有菊、有蟹、有酒、有诗，又是何等的惬意。寒冬腊尽围炉炙肉、踏雪寻梅则又是一种气氛，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这两次饮宴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曹雪芹能如此生动地描绘其场景，自然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曹雪芹也是位美食家，否则，《红楼梦》中俯拾即是的饮食场面不会如此之贴切和生动。 文人对饮食的钟爱丝毫不因其文学观点和立场而异。正如林语堂所说“吃什么与不吃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偏见”。鲁迅对某些事务的认识是有些褊狭的，例如对中医和京剧的态度，但他在饮食方面却还是能较为宽泛地接受。在他的日记中，仅记在北京就餐的餐馆就达六十五家之多，其中还包括了好几家西餐厅和日本料理店。大概鲁迅是不吃羊肉的，我在六十五家餐馆中居然没有发现一家清真馆子。周作人也有许多关于饮食的文字，近年由钟叔河先生辑成《知堂谈吃》。周作人虽与鲁迅在文学观点和生活经历上有所不同，但对待中医、京剧的态度乃至口味方面却极其相似，如出一辙，而对待绍兴特色的饮撰，有比鲁迅更难以割舍的眷爱。至于梁实秋就不同了，《雅舍谈吃》所涉及的饮食范围很宽泛，直到晚年，他还怀念着北京的豆汁儿和小吃，我想这些东西周氏昆仲大抵是不会欣赏的。 文人与吃的神秘色彩则是炒作者赋予的，尤其是餐饮商家，似乎一经文人点评题咏立刻身价倍增。于右任先生是陕西三原人，幼时口味总会有些黄土高坡的味道，倒是后来走遍大江南北，才能不拘一格。于右任先生豪爽热情，从不拒人千里之外，所以不少商家求其题字，从西安的“陈记黄桂稠酒”题到苏州木渎的“石家饭店”，直至台湾的许多餐馆，都有他老人家客居时所留下的墨宝。张大千先生也算一位美食家，家厨都是经过他的提调和排练，才能技艺精致，创出如“大千鱼”、“大千鸡”这样的美味。我曾去过他在台北至善路的“摩耶精舍”，园中有一烤肉亭，亭中有一很大的烤肉炙子，一侧的架子上还有许多盛佐料的坛坛罐罐，上面贴着红纸条，写着佐料名称。台北人口稠密，寸土寸金，比不了他在巴西的“八德园”，可以任意呼朋唤友来个barbecue，于是只能在园中置茅草小亭炙肉，以避免烟熏火燎的烦恼。张大千客居台湾期间也不时外出饮宴，据说在台北凡是他去过的饭店生意就会特别好，我想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首先是“馋人”，之后才能对饮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品评。汪曾祺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对饮食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会吃。我与他们父子两人在一起吃过多次饭，饭桌上也听到过汪曾祺先生对吃的见解，其实都是非常平实的道理。汪氏父子都写过关于饮食的书，讲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确是知味之笔，十分精到。 王世襄先生是位能够操刀下厨的学者，关于他的烹调手艺，许多文章总爱提到他的“海米烧大葱”，以讹传讹，其实真正吃过的并无几人，我因此事问过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他家老爷子一时没辙了，现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厨，一应饮食都是敦煌说了算，做什么吃什么，我常在饭馆中碰到敦煌，用饭盒盛了几样菜买回去吃，我想他一定是不会很满意，只能将就了。每逢旧历年，总做几样家中小菜送过去，恐怕也不见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先生和我谈吃最多，常常回忆旧时北京的西餐。有几家西餐馆我是没有赶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当时西餐馆中做的一种“鸡盒子”，这种东西我也听父亲多次提到，面盒是黄油起酥的，上面有个酥皮的盖儿，里面装上奶油鸡肉的芯儿，后来我也曾在一家餐馆吃过，做得并不好。朱家先生还向我讲起一件趣事，他在辅仁上学时与几个同学去吃西餐，饭后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带钱，只好将随身的照相机押在柜上，回去取钱后再赎回来。当然，那时的朱先生还没有跨入“文人”的行列。 启功先生也不愧为“馋人”，记得七十年代末，刚刚恢复了稿酬制度，彼时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当中华书局几位同仁有拿了稿费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记得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馆子是交道口的“康乐”、东四十条口的“森隆”，稍后崇文门的马克西姆开业，启先生也用稿费请大家吃了一顿。那个时代还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馆能选择的也不过几十家而已。 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们经常举行小型的聚餐会，大家趁机见个面，聊聊天，当然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邓云乡、何满子诸位都是其中成员。上海是有这方面传统的，自二三十年代以来，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约会，这也是一种类似雅集的活动。上海的饮食环境胜于北京，物种、食材也颇为新鲜和多样，不少久居上海的异乡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邓云乡先生、陈从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异乡人。他们也都讲究饮食，家中的菜肴十分出色。我至今记得在陈从周先生家吃过的常州饼和邓云乡先生家的栗子鸡，那味道实在是令人难忘。 文人中也不尽是好吃的，不少人对饮食一道并无苛求，也不是那么讲究。张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禅外说禅》等书中提到的饮食多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之类的菜，以为十分鲜丽清雅，比北京馆子里做的好多了。1999年5月，我因开会住在西山大觉寺的玉兰院，恰逢季羡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来我陪老先生遛弯儿聊天，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其实，我对大觉寺茶苑中的厨艺水平十分了解，虽然那几日茶苑为他特意做了几样点心，但其手艺也实在不敢恭维。聊天中老先生与我谈起他的饮食观，他说一生之中什么都吃，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用他的话说是“食无禁忌”，也不用那么听医生和营养学家的话。 居家过日子，平时吃的东西终究差不多，尤其是些家常饮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到灯市口丰富胡同老舍故居去看望胡清先生(那时还没有成为纪念馆)，聊了不久，即到吃饭时间，舒立为她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拨鱼儿，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对我说：“我偏您啦!”(北京话的意思是说我吃了，不让您了)然后独自吃起来。那碗拨鱼儿透着葱花儿包锅和洒上香油的香味儿，真是很诱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却只好说“别客气，您慢慢吃”，可实在是想来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文人与吃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浪漫。中国人与法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中都有不少关于美食的描述，生动得让人垂涎。法兰西国家电视二台有个专题栏目叫做“美食与艺术”，它的专栏作家和编导就是颇具盛名的兰风(Lafon)。2004年，我曾接受过兰风的采访，谈的内容就是美食的文化与艺术，所不同的是，在法国只有艺术家这样一个群体，却没有“文人”这样一种概念。 “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是陆机对王武子夸赞东吴饮食的典故，虽然对“千里”还是“干里”，“末下”还是“未下”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莼羹之美，盐豉之需确为大家所公认，也许远没有描绘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许多普通的饮食和菜肴诗化为美味的艺术和永不消逝的梦。 儒林杏林亦相通——文人与医药 中国文人与医药历来有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与西方现代医学学科的独立性大相径庭，直至近代，中国传统医学也基本上是师徒传承，家族因袭，甚至自学成才，并无专业的教育体系。在这些形式中，又尤以家族因袭备受推崇，这大约就是《礼记?曲礼下》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道理。当然，“三世”之说，既是指祖孙父子相承的医学世家，也或谓自身精通三世之书(即《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和《脉诀》)、有学识的医家。 就术业而言，医卜星相向为旧时代士林所轻视，毕竟专门从事医生职业在古代社会属于下层阶级。同时，“医者意也”，也为中国的传统医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东汉太医丞郭玉对答和帝，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其实是指医生诊治病人时的注意力，而非后世所曲解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神秘性。梁启超是位不大相信中医的人，以至1929年病重时都拒绝中医治疗，坚持在协和医院手术，正是出自对这种神秘性的恐惧，他认为“医者意也”是“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 正是由于这种对“医者意也”的曲解，使得中国儒释道各家对医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诠释，为此不免遭到质疑。虽然如此，中国的传统医学毕竟博大精深，历代文人对于医学理论和医术也并不排斥。他们将钻研医学药理，作为其闲适生活的组成部分。且视同书画、音乐一样，用以修养身心，而对于烹煎药物，也有着一种像喝茶饮酒那样的偏好。 魏晋之时服散成风，据说是何晏首先倡导，继而魏晋上流社会普遍流行。“五石散”本是汉代医学家张仲景为治疗伤寒病而拟的方药，内中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硫磺和赤石脂之类的矿物质药物，制成散剂，功效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定补益和发散功能。但魏晋上层士人并不是用来治伤寒，他们服用五石散的目的在于兴奋神经，获飘飘欲仙之感，这也是魏晋重玄学、尚清谈、思想放荡不羁的体现。服用这种金石类药物后，即会浑身燥热不安，有五内俱焚之感。除了需要寒食、寒饮、寒卧，还要疾走行散，于是当时的名士多不修边幅，或登高而歌，或戏衣而走，处于一种发神经的状态。魏晋时的衣着也多宽衣博带，又常常借酒发散药力，豪饮无度，陶渊明所说的“登东皋以舒啸”大约也是服散后的一种发泄方式。服散之风可以视为一种吸毒，带来的只能是一时的飘然恍惚，最终是会要了性命的。 服用丹石类药物又与道教的炼丹术结合起来，其风气一直持续到唐代。李唐王朝死于服用丹药的皇帝有四五位之多，就连李白、韩愈这样的文人也不能脱离丹石药物的诱惑。正如白居易晚年《思旧》诗中所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这种风气至宋代稍歇，而文人对医药的兴趣并不因此而减弱，苏东坡就是一位知医理、明药物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懂得食疗养生的人。他经常研究医书药典，自拟方剂，研制出不少治病保健、食疗养生的方法，如用茯苓面和蜜调制治疗痔疮，自制“雪羹汤”降逆化痰等。他尤喜麦门冬饮，曾作诗述之：“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卖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常常饮用，自然有益于睡眠。 南宋洪迈的笔记《夷坚志》中有许多关于医家和医药的叙述，其中既有朝廷的医官，也有博儒之医、草泽之医、隐逸之医、巫术祝由之医和僧道之医。书中十分详细地记录了他们治疗的成败和药物的功效。洪迈本人是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大学士，但他一生对医疗养生十分留意，自己也通医理，以至活到八十高龄，也足见宋代士大夫阶层笃好医药之学的风气。 陆游的先祖陆贽是唐朝名相，也是精通医药的专家，著有《陆氏集验方》。陆游宦游四方，也注意收集各种药方，经过审慎选择，在淳熙年间(1174—1189年)刊刻了《陆氏续集验方》两卷。《剑南诗稿》中也多见他诊病的记录，不但能医人，还能自医，除了开方子，也能灼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灸法，如《剑南诗稿》中就有《久疾灼艾小愈晚出门外》的诗作。他还通晓药理，因菊花性清凉，故汇集菊花作枕，并作菊花枕诗。直至晚年，他还在自己的小园中开辟药圃，种药、采药、煎药，过着“幽谷云萝朝采药，静院轩窗夕对棋”的悠闲生活。 辛弃疾是擅用药名填词的词人，他的《定风波》一首用药名招善医的婺源马荀仲共游雨岩，与词义浑然一体，毫无牵强之感。传说他还有《满庭芳?静夜思》一首写给妻子，表达思念之情：“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全词共九十一个字，却含有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柏叶、桂枝、苁蓉、水银、半夏、薄荷、钩藤、常山、宿沙、轻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二十四味中药名。这首《满庭芳》并未收入《稼轩词》，不一定就是辛弃疾的作品，或是后人附会，也未可知。 明清小说家中谙于医道的不少，《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位通晓医药的作家。在三十六回中，有一首唐僧的七言律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其中嵌入药名益智(仁)、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竹沥、茴香，读来颇有趣味。 无独有偶，蒲松龄也是一位能将药名嵌入小说的作家。他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有关医药的描写，他还发明了桑菊茶，作为治疗和预防疾疫的日常饮剂。作《荡寇志》的俞万春更是深通医道，一度曾悬壶西湖之畔，济世活人。 在中国的文学名著中，融入医事药方的莫过于《红楼梦》与《镜花缘》。据统计，《红楼梦》中有中医术语名词百余处，有方剂四十五个，中西药物一百二十七种，病案九个，涉及内外妇儿各科。《镜花缘》中的医药描写则更为具体，涉及的病种更是十分广泛，如痘疹、便血、痢疾、中暑、外科的跌打损伤、妇科的崩漏胎产、儿科的高热惊风等。不但有医案病理，还有具体的加减经方和传世验方。难怪钱锺书先生写《围城》时，有方鸿渐的老太爷让他在乡下闲暇中，抄录《镜花缘》中方剂的情节。从小说中摘取方剂未免过于迂腐，大概是为了消遣而已。曹雪芹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都不是医家，但能以如此精深的医学知识融入文学作品，足见他们学识的渊博，也可见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外，医药方面的修养也成为旧时代文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初文人傅山，字青主，是位极有个性且十分渊博的通儒。他的诗、文、书、画成就都是极高的，同时他也是位专业医家。他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妇科为最。他的《傅青主女科》是清代传世的妇科专著，至今仍是传统医学中必读的经典之作。傅山广交游，既与终身不仕清的顾炎武有交谊，也与有“贰臣”身份的曹溶有往还，顾炎武还曾为他的医著作序。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历来在中国士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后世将这句话或系于诸葛亮、或系于范仲淹所说，其实表达了一种儒者为医的无奈，也表达了一种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医学家中有很高文化造诣的人也为数不少。清代吴门温病大家薛雪(1681—1770年)就十分突出。薛雪字生白，号一瓢，长洲(苏州)吴县人，与叶桂(天士)齐名，同是清代吴门名医，至今影响卓著。他曾选辑《内经》傅青主(山)草书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后来门人弟子又辑成《扫叶庄医案》和《薛生白医案》。薛雪所著诗文甚富，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吾以吾鸣集》等。他擅画兰草，广交游，享誉吴门，可惜很少有作品传世。曾见罗两峰(聘)《饭鬼图》，画幅上下左右有四家题跋，分别为蒋士铨、赵怀玉、吴锡麒、薛雪，皆是时居吴门的名士，可谓珠联璧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与三位医家的往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薛雪之外，尚有赵藜村和徐大椿(灵胎)两位，赵藜村曾以白虎汤一剂治好了袁枚的阳明暑虐，因此袁有“活我自知缘有旧，离君转恐病难消”之诗句，后来赵也有诗回赠曰：“同试明光人有几?一时公干鬓先斑。”袁枚也很推崇徐大椿的诗作“一生哪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以为佳句。可见当时医家文化素养之深。 以书目文献学、佛学和古钱币收藏著名的丁福保同时又是一位医生。青年时代曾受业于王先谦，读《尔雅》、《说文》、《水经注》、《汉学师承》等。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进京赴试却未能考取，而且正是在此期间，其父患肺病去世，于是他抱恨终生，从此不再举业。后来曾在京师大学堂任生理卫生教习，两年之后辞职南返，悬壶为业，其后又在端方的举荐下，赴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进修。从此在上海开设诊所，创办中西医研究会，提倡中医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悬壶行医垂三十年。丁福保是大有慧根的人，他初读《释氏语录》，既为佛学所感染，后又结识精通佛学的居士杨仁山，于是在四十多岁时皈依佛门，戒荤茹素。行医之余，刊印、编写了大量佛学书籍，最著名的是《丁氏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五十年代末，他的学生周云青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先君同事，那时他正为丁福保整理《四部总录》的“医学编”和“算学编”等。丁氏还精通文字训诂学和古钱币的收藏鉴赏，他编辑的《古钱大辞典》至今都是收藏鉴赏古钱币的重要著作。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名医。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又号息园老人。也是光绪二十三年赴京科考，获丁酉科拔贡，后分发山东做过几个县的知县，至宣统初年做到知府。入民国后做过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先生饱学经史之余，旁及医书，仕宦之暇，研读医学药理。清末民初之际，已是医名卓著，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都曾经他诊治。先生不但传统医学腹笥宽博，且刻意浏览现代医学著作，触类旁通，而非一味遵循中医古训。1928年，先生终于弃宦从医，专事悬壶之业，直至196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高寿。五十年代中，先生的医寓仍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我曾随家中长辈前往就医，彼时萧宅医寓前车水马龙，仍然留有印象。另外，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是萧龙友先生的女婿，所藏书画器物颇丰，后来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来有“儒医”之称，是指那些有家学、有师承而又博览群书的医生，以此区别“斗医”(即药工出身的医生)以及串铃方士和走江湖的郎中，但文人学士略通医道的“票友”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菊花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桑麻杞菊膏”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下海”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