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先生，台湾文艺界尊为道公，他是我文学路上的贵人，我一直想写他，一直没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忆录必须写他，时至今日已无法拖延。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做资料员，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上下隔着五个层级，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台北市新公园（今名二二八纪念公园）东南角有一座三层楼房，那时是台湾广播电台的台址，大门之内，左边是董事长办公室，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我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外。有一天，诗人某某登门求见，我看见道公站在办公室门口接待他。 这位诗人漂流来台，暂住高雄，那时台北没几个人知道他。这天他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幸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还有回程的车票都不见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冒昧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我看见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 后来我和这位诗人有些来往，他说那时候他实在太穷，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见道公掏出来的钞票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说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下面用公款给他买一张票，没想到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数给我”。我说道公办私事向来不用公款，显然把这件事当做他的私事，诗人听了连声嗟叹。 他说道公真了不起，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他从高雄出发的时候没有路费，拿着几本诗集到某机关求售，局长把他交给科长，当着局长的面，科长连声“是是！”可是科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叠卷宗来，说了一句：“你看看我有多忙！”低头办公，不再理他。他到另一个机关去求售，直接找一位科长，科长面南而坐，低头看报，听到卖书，立刻搬动藤椅，转向东方，他跑到东边去请求，科长又转向西方，脸孔始终包在报纸里，一言不发。 那时大家都穷，尤其是漂流来台的作家。黎中天住在汐止，裤子破洞不能出门。公车车票五角一张，司马中原在追悼刘非烈的文章里提到，刘非烈手里握着四毛钱，跟在公车后头赶路，呼吸车尾喷出来的黑烟。冯冯的自述，黄佑莉的《告别的年代》，都提到在路灯下读书，灯泡昏黄，损害目力，马路狭窄，汽车飞沙走石，弄得满脸尘土。王蓝没有书桌，他伏在太太的缝纫机上写成长篇小说《蓝与黑》。 那时候谁瞧得起作家？也许只有张道公吧！向来党政要人口中的“作家”是一个黑压压的画面，是一个统计数字，张道公心中的“作家”却是一个一个活人，他花许多时间阅读报纸杂志刊登的文艺作品，了解每个作家的专长和造诣。他到陋巷中访问钟雷，两人在陋室之中一同朗诵钟雷的新作，一时传为美谈。他带着蒋碧薇女士一同看台北举行的每一场画展，看台北演出的每一出话剧，他们到后台去鼓励导演和演员，大家握手照相。 道公之于作家，可谓“尽心焉耳矣”，他主持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时候并不干预评审工作，但是常有人把落选的稿子再寄回文奖会，写信向他抗议，他一定亲自阅读退稿，亲自回信，他支持评审，但是安慰勉励落选的作者。那时作家出书，喜欢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半由葛贤宁代笔，但是道公一定阅读原稿，把序文的要旨告诉代笔的人，如果道公认为作品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他会坦率告诉那位作家。 党政要人的应酬文字号称“三不看”：第一是读者不看，官样文章，空洞虚伪，何必去看？第二是编者不看，文章到了报馆编辑手上，达官贵人说官话，内容绝对安全，编者毫无风险，何必再看？最妙的是“作者”不看，秘书把文章写好送给要人，这位秘书是称职的，是可靠的，要人用不着再花精神核阅，立即签字，这位名义上的作者根本没看他发表的文章。道公不然，他一定看，有时候还要修改。 那些年，作家出了新书多半要寄一本给他，不管作家的声望高低，他一定保存起来。另外有个人，地位在道公之下，大家也纷纷送书给他，有一年他搬进新居，书房很大，书架也摆好了，书在哪里？他的太太说，当做废纸送给造纸厂了！我忍不住说，夫人！为什么要让书架空着呢，那些书如果摆在这里，可以代表某公在文艺界的声望，代表作家们对某公的尊敬啊。他的太太听了很难为情。 道公在一九五○年五月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之后，一九五二年三月出任“立法院长”之前，一定亲自接听作家的电话，即使是下班时间以后打到他的家中，他也不拒绝。依一般惯例，打电话给地位高的人，尤其是打到他的家中，接电话的人一定问清楚：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事情？你等一会儿！五分钟后再来回答：“他不在家！”打电话的人可以想象，他要找的人就在家中，一道门槛儿挡住了，心中好生难过。道公不用这种办法过滤作家的电话。 那些年，官场中也有别人高唱文艺作家如何重要，那些人总是站在作家大会的讲台上是一副面孔，走下讲台立即换一副面孔，他到作家家中是一种腔调，作家到他办公室里听见的是另一种腔调。道公对作家的态度很稳定，我没看见有这些变化。 道公重视青年的文艺教育，他指出文艺最可贵者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会里会外，千言万语，直到最后岁月念念不忘。他有一篇遗著《我对文艺工作的体认和期望》，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整个文学的前途，文艺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们看齐，照着已有的老样子摹写，而是要我们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颖独特的地方，依循他们才性之所近来引导他们不断进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他批评“利用青年，收罗旗下，只论关系”，以致这些青年“张牙舞爪，胡作非为”。后面两句话好像说得太多了，若有所指，造成误会，他并不是一个巧于辞令的人。 “青年重要”，他最后这么说，一九五○年他受命主持文艺运动，一开始也这么做。一九五○年八月，“文协”和教育厅合办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十月，“文协”成立小组，义务为文艺青年批改习作，接任《中华日报》董事长，增辟中学生周刊，约作家五十人为中学生修改作品。他的工作团队有无形的分工，关于青年文艺教育的工作，多半由赵友培分劳分忧，以上这些活动，赵友培参与的程度很深，叨天之幸，我赶上这班车，受惠无穷。此事还有许多后话。 道公特别对台湾本土的青年作者有期待，嘱咐他的工作团队多多留意，赵友培的态度最认真，他不但自己多次向文奖会推荐人选，他还惟恐自己涉猎不广，常常要我向他推荐作品。那年代在“外省青年作者”群中，我算是勤读“本省青年作品”的人，也找过十几篇文章交上去。记得有一次赵公催我要答案，我说最近没有发现什么好文章，那时我没有政策眼光。我还说文奖会一年的经费只有二十一万八千元，爱国奖券的第一特奖却有二十万元…… 我惋惜“文奖会”经费太少，但辞不达意，他立刻打断我的话：“政府一年浪费多少钱！花这么一点钱鼓励作家，不要吝啬！”谈到文章好坏，他说：“现在写得不好，将来会好，即使将来仍然不好，我们尽了心。”他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得，近年读时贤的文章，他们论述五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谴责主其事者没有关怀台籍作家，我内心有秘密的惭愧。 青年小说家冯冯的成就，蒙张道公肯定而一举成名。冯冯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微曦》，长度超过一百万字，起初，他把这部小说送到中央副刊，据形容，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中央副刊无法容纳，劝他精简成二十万字，冯冯当然舍不得。 一九六四年四月，《微曦》由皇冠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金，冯冯把《微曦》送去。冯冯出身军旅，刻苦自修，脸上有“结缘肉”，风度甜美可亲，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请张道公负责审查《微曦》，那时道公六十八岁，连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个字一个字读完，还写了五千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给《微曦》很高的评价，冯冯得到最高奖金。这一年，冯冯应该是二十七岁。 冯冯后来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最近读到廖清秀在《文讯》发表的文章，记述他青年时期跟“文协”诸先进交往的情形，道公曾经搂着他的肩膀，勉励他：“年轻人好好地干！”清秀兄可能忘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一九五四年，道公在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单行本出版之前，邀请当时文艺界的“枢纽人物”，到“中广”公司的大发音室座谈，要求大家提出意见。他特别为年轻人留下两个“见习名额”，一个是廖清秀，一个是我。 这年我二十九岁，廖清秀应是二十七岁。 记得接连举行了两次座谈，时间安排在上午，招待丰盛的午餐，然后散会。道公兴致很高，来宾大都沉默寡言，只有名导演张英表示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以“三民主义”做“文艺”的冠号，道公微笑倾听，没有辩解。逢到冷场的时候，全仗虞君质起来制造话题，记得虞先生肯定“内容决定形式”，他说只因为中共主张“内容决定形式”，至理名言成了长期的禁忌，如今看见道公在《三民主义文艺论》里正式提出“内容决定形式”，大家如归故乡！短短几句话引起一片掌声。《三民主义文艺论》里引用了赵瓯北的“戏为六绝句”，有一位来宾指出“戏为六绝句”这个题目好像不通，他问是否漏排了什么字，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名导演唐绍华说过一个故事，他后来写在《文坛往事见证》里。当年张道藩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要判殷扬死刑。那时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亲自到卫戍司令部把殷扬保出来，立即派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火车离开南京。 一九四九年上海失守，唐绍华没能脱身，中共清理国民政府残留的人员，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约唐绍华谈话。唐绍华自料凶多吉少，不料杨帆竟是当年的殷扬！殷扬第一句话是：“道公好吗？”然后问唐绍华有什么打算，唐说想到北京看看，其实是想离开上海，这位新任的公安局长提醒他：“你何不带着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为人民赚些外汇呢？”其实是让他逃出虎口。唐绍华当然选择香港，公安局立即发给路条。 这个故事不但显示张道公爱惜青年，更令人发现中共党员也有人情味，可以列为内战期间难得的故事之一。但是国民党退到台湾“痛改前非”，案情一旦涉及“匪谍”，任何人不能援救，道公眼睁睁看着他的爱将虞君质坐了一年多的黑牢。 抗战时期，张道藩主持文化运动，左右有三位得力助手，虞君质、李辰冬、赵友培。抗战胜利，他带着这三个人到平津京沪接收，大陆不守，这三个人跟着道公退到台北。虞君质曾为某一个申请进入台湾的人作保，那人受某一个“匪谍案”牵连，一九五○年二月，治安当局连虞君质这个保证人也逮捕了。张道公有理说不清，专程上阳明山对蒋总统以身家性命力保，他得到的裁示是：“这些事情你不懂，你不要管。” “这些事情你不懂？”什么意思？暗指当年纵放殷扬吗？这件事情早已记录在张道藩的档案里、蒋介石的脑子里吗？ 虞案对张道藩的工作团队是个迎头而来的打击，虞君质本名虞文，出狱后改以字行，张道公无法为他安排工作，赵友培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本想聘虞君质为总编辑，可是虞的名义仅能是总经理，另外虞君质也终身没做“中国文艺协会”的理事。 台湾在五十年代号称恐怖时期，政府对文艺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对现实政治离心为高，二者互为因果。道公实在不愿意听到某某作家被传讯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见诸文字： “……居高位而又懂得文艺重要的人，都能关心作家的生活，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节，待之以朋友，爱之如兄弟，引导他们的趋向，发挥他们的天才，激励他们的志气，替国家社会多多效力。” 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换一个眼光看现实政治，有时见诸文字： “……在文艺的世界里，能够解脱现实的束缚，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权力，以和谐消融矛盾，以喜乐化除痛苦，以博大的爱心宽容偏狭的憎恨。” 赵友培体会道公心意，默察当下需要，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向同文建言。他主要的意见是，中国作家曾经以政府为敌，双方的关系极为不幸，他建议作家和政府彼此为友，做益友也做诤友。拳拳致意，语重心长。 赵公是“张道藩思想”热心的演绎者，他在“小说组”授课的时候说，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一定反共，即使政治家不反共，他们也会反共，因为艺术的本质和中共俄共的思想行为相反。真正的艺术作品出自艺术家的良知，真正的艺术家以作品发扬人性，提升人生的境界，文艺表现夫妻之爱，手足之爱，亲子之爱，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宽恕互助，作家心里想的、手中做的都和清算斗争倾轧陷害相反。作家未必一定喊着口号反共，真正的文艺作品一定和极权制度互相排斥，一定削弱专制政权，有文学一定有反共文学，有小说一定有反共小说，小说戏剧故事发展的过程有冲突，而结局则是和谐，作品中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反共，作品中的温馨甜美喜趣也是反共，这是从根本上反共，这才是可大可久的反共文艺。 赵公在党部和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当着大人物的面一再进言，要求他们对文艺放心。后来“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升我做编撰科长，我把赵友培的“广义反共论”告诉节目部主任邱楠，一九五七年“中国广播公司”节目大革命，成为“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邱主任对董事会对中央党部说明理由，他用的就是“广义反共论”。 道公晚年多病，常恨自己对文艺贡献太少，他说：“如果我能有张晓峰的一半就好了！”他是指教育部长张其昀。政界称张部长“无私无我，胆大妄为”，他藐视会计制度，都市计划，对外募款不避嫌疑，屡建赫赫之功，道公在位的时候曾经喟然叹曰：“他是‘教育部长’可以违法，我是‘立法院长’怎能违法？”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到头来竟有些“见贤思齐”了。我们不必拿他跟张晓峰比，我们可以拿他跟王昇比，化公主持军中文艺运动，他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支持，张道藩望尘莫及，“震央”虽在军中，“震幅”及于整个文艺界，中华文奖会那一点子功业，无论是正面效用或负面影响，都被后来的论述者过分夸大了。 从根本上说，张道藩的文艺运动和王昇的文艺运动有分歧，在道公看来，艺术是“体”，是根干，反共是“用”，是花果，政府要采集文艺花果，必须好好地种树护林。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就是先文艺而后三民主义，“文艺”是三民主义文艺的源头活水，“三民主义文艺”是文艺江河里的一条鱼。他一再宣告：“文艺运动和文艺事业，都是为了文艺创作”，他所谓文艺创作，并未限定反共文艺或战斗文艺。 有几件事可以窥见道公对文艺的理念。文奖会奖助廖清秀、钟理和、李春荣，他和他的工作团队关怀现代诗和现代画，“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十周年，颁发第一届文艺奖章，这年我三十五岁，四个得奖人，杨念慈和我反共，张秀亚和施翠峰“与反共无关”，道公对现代主义，对乡土文学，对军中文艺运动，都未发一言。从军事观点看，这样的文艺政策未免成本高，效益少，旷费时日，贻误戎机，主其事者甚至有“假政治以济文艺”的嫌疑。我总觉得两位蒋“总统”对张道藩的工作并不满意，道公撒的种子，至今也没几个人记得。 道公自恨做得太少，后来连他做的这一点点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他在文艺界留下的空隙无人填补。他坚持政府以诚待人，以心换心，然而以后的党政长官呢？文艺团体集会，长官莅临致辞，台上空话连篇，台下作家耳语：“听着恶心，想起来伤心，摆在那里放心”，放心他不会因为重视文艺的效用而操控作家，他任你自生自灭。依政论家郑学稼的说法，“他们拿作家文人当婊子，需要了，叫过来，使用一下，给几个钱，不需要的时候，一看见你就讨厌。” 一九五三年夏天，张道公忽然约我谈话，希望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他每星期抽出一个晚上来工作，我依照他的电话指示到“中广”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恭候，他每月津贴我新台币两百元，“供给你的弟弟妹妹读书”。这时他已出任“立法院长”，还在兼任“中广”公司董事长，这件事立刻“震撼”了公司上下。 我依照他的指示，先编“道藩先生年谱”，又写成“我与中国国民党”一章。“立法院院长”难做，他渐渐患了失眠症，星期天我到他家中作记录，那时他住在温州街，靠近罗斯福路，日式房屋，后院很大。虽然是星期天，他还是有那么多电话，“立法院”还是有那么多事情来请示。他向“立法院”请假住台大医院治疗，我一度到他的病房工作，探病的党政要人川流不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客人来了，我到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守候，客人走了，我再回去。来来去去折腾到深夜，他无法休息，我也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段落。 那时我在“中广”的“编撰”工作很多，供稿量、审稿量都是节目部第一，上级还常常指派临时的额外“公差”，依我的大头兵思想，我伺候道公也是本职之外的又一额外服务而已，不能拒绝，也无须特别殷勤。也许是天公作梗，萧铁病了，他介绍我进新闻界，我替他编《公论报》副刊报答他。这时虽然我年轻力壮，我也难撑难熬，我写广播影评每天看一场电影，开始在电影院里打瞌睡了，道公在病房里会客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打瞌睡了。无论如何，我把维持萧铁的职业摆在第一位，道公的差遣摆在最末，三十年后跟一位老同事话旧，他告诉我：“你把优先次序弄颠倒了！”他用讥笑的口吻说：“那时我们替你着急，每天看见你犯错误，每天也看见你义薄云天！” 疲于奔命之余，小特务对我加紧骚扰，我推断，道公身边出现新进，他们不放心。我的基本愿望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情势的发展恰恰相反，再加上道公缺少文采，他口述的往事枯燥无味，我渐渐意兴索然。向道公交稿的日期拉长了，我猜道公一定不满意。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我的记录工作停顿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中广”管理眷属宿舍的那个委员会赶紧拨给我一个居住单位，我能到台中去迎养父亲，定居台北。 后来发觉道公搞口述自传别有用意，这件事我没替他做好，对他，对我，都是莫大遗憾。此中情由容后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