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所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田》）出版了。原本打算到淳久堂①去买的，没想到在西宫北口的站内小书店里，已经堆满了此书。真是好不厉害！ 或许仅今天一天就已经售出了几十万册吧。“首日销售量”也该刷新了白水社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吧。 村上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在即，这无疑是整个东京的读者们翘首以待的，想必发行首日便能创下百万部的纪录吧。虽说日本社会在很久以前便被认为进入了脱离文字②的时代，可依然存在着大量“一旦需要，还是会阅读文学作品”的潜在读者。倘如没能成功地发掘出这些潜在的读者，那显然应该归咎于写书者一方。 “都怪读者是些傻瓜。”——还是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辩解吧。尽管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市面上的“傻瓜书籍”汗牛充栋，而购买和阅读这些书籍的读者也成千上万。 但是，读者并非认为“这是本好书”才去阅读它的。窃以为，毋宁说他们是抱着一种清醒的态度在阅读：虽说算不得一本好书，可就算如此，也还是姑且读读看吧…… 内田我斗胆地预测，由于《麦田》村上春树译本的出版，无疑将在今后引发一股各种各样的“旧作再版”热潮（事实上，在网上已经有人展开了各种企划）。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文人吧，他们会提出“我想出版《堂吉诃德》的新译本”，或是“我要重译《包法利夫人》”。 如果真能这样，倒是值得庆幸的。 而我自己就特别希望能够出版《局外人》的新译本。我想这样来阅读加缪，让原文中那种风驰电掣般的节奏感跃动在日语中。 购买《麦田》后，得到了作为“赠品”的《出版文摘》。里面刊登有村上春树与柴田元幸的对谈。村上春树在对谈中说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说得极端点，对于小说而言，所谓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毋宁说重要的在于意义与意义如何相互呼应。它就近似于音乐中的“泛音①”，虽然人类的耳朵无法分辨那种泛音，但乐曲中包含着何种泛音，这对于音乐的深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浸泡在温泉之中，身体很容易暖和一样，包含着泛音的声音会久久地残留在身体里。这是一种生理现象。然而，要用语言来解释为什么会残留在身体里，却几近于不可能。而这正是故事这种功能的特征。美妙的故事能够渗透人的心灵，并牢牢地存留在那里，但对于它和并不美妙的故事在功能和构造上有着怎样的不同，却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 （《出版文摘》2003年2•3月号，出版梓会②） 如果把村上言论中的“小说”置换成“电影”，那么，便与我在《电影的结构分析》中想要表达的观点大致无异了。 美妙的故事会“作用于身体”。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因为“故事会直接作用于身体”，所以，我们要“用身体去阅读故事”。窃以为，无论是三浦雅士③，还是桥本治④，抑或养老孟司⑤，都试图以不同的措辞来表达与此相同的观点。可是，除他们之外，试图用语言来清晰地阐明身体与故事之关系的评论家却为数不多。 尽管我还尚未开始阅读《麦田》，但我认为，村上春树通过这项翻译工作，必将会给日本的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带来强烈的冲击。 我觉得，这种冲击绝不会只停留在前卫性、政治意识、爱欲或是文体等层面上，而将会彻底改变读者阅读故事时的“态势”。 村上春树从事的是“翻译”。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恍如“偷偷潜入别人房子里的”体验。作为同样以翻译为职业的人，我不禁感同身受。 这种体验可以说是一种如同卸下“自己的脑袋”，而将“他人的脑袋”嫁接在自己身体上的感觉。一般人也许会抱着相反的想法，在心中想象的是将自己的脑袋嫁接在他人身体上的景象。 其实并非如此。应该是将他人的脑袋嫁接在自己身体上才对。 因为，用自己的脑袋是无法将他人脑海中发生的事情加以语言化的。不过，自己的身体却能感知到从他人大脑里传出的信号，即便这种信号非常微弱。脑袋只能接收“意义”，而身体却能接收“成为意义之前”的东西。脑袋只能理解“信号”，而身体却能听懂“成为信号之前的杂音”。 从他人脑袋中传送过来的，并非有着清晰轮廓的词语或句子，而是杂音，或者可以说是某种波动。而自己的身体却接收了这一波动。于是，便会出现与这种波动共振的部分。“某种东西”与这种波动相互干涉，产生颤动，从而开始发出声响。而这个声响是发生在自己身体内部的、属于自身的事件。自己的骨头、神经及细胞产生颤动，发出共振的声响。而只要是自己身体所发出的杂音，那就肯定能将其转换成信号。 我想，也许这就是翻译这种工作的本质性结构吧。 将自己的身体嫁接在他人的大脑上，耐心地聆听身体所发出的“嘈杂声响”，并将它转换为自己的大脑也能理解的语言。 译者的这种态势与读者那种坦白开放的阅读态势是最为相通的。 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村上春树是个例外，拥有大量并且长期从事翻译的体验。我想，或许是通过翻译，他已经练就了一种身体的感受性，能够听见超越了故事所发出的可闻音域之外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