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中文版序

早熟而难以取悦的艾米莉・狄金森成长于一所舒适的老式大宅子里。她从小跟哥哥和妹妹，还有许多朋友亲密无间，可是到了20 多岁以后，她的交往圈子渐渐缩小，以至于从那个学院小城的社交礼仪世界里退隐了。在家人的劝说下，她离家旅行过几次，其间仍不断给家人和朋友写信。除此之外，她便一直安全地躲入家宅，在这个避风港里观察周边的世界，并精心加工她独一无二的诗歌艺术。 这位新英格兰人在世时深居简出，如今她的诗歌却不胫而走，传遍全球，被翻译成几十个语种。她今日的声名已不亚于美国19 世纪的另一位伟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而惠特曼所代表的趣味刚好是狄金森所反感的。“把锁头从房门上卸下来！”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宣告，就如同宣布了谦逊、得体、压抑和隐私的终结。“干脆把门从墙壁上卸下来！” 狄金森的世界则离不开有形和无形的门、墙壁以及各种栅栏以保护她的隐私。惠特曼为纽约城开放的公路和随意偶然的现代性喝彩，狄金森则惧怕敞开。她不但避开不必要的接触，而且拒绝发表作品。有客人来访，她避之唯恐不及。 浮光掠影者想当然地认为闭门谢客必定会损耗她的创造力，殊不知这反倒滋养了她的创造力。对于狄金森的诗歌天赋和艺术追求来说，躲开世人反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个留下了近2000 首诗作的奇特女人究竟有怎样的一生？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她不同寻常的个性以及她遇到的麻烦、挫折、失望和冲突如何走进了她的艺术世界？它们真的走进了她的艺术世界吗？狄金森的读者总是一而再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粗浅，而且未免过于打探和侵犯诗人一向珍藏的隐私，更不用说威胁到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不过，这也无妨，这些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合理的。对于她欣赏的女性作家，比如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原名Mary Ann Evans），诗人本人也曾渴望多多了解她们的私人信息。她不但特别留心阅读她们的早期传记，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深入的、令人满意的洞见。她读了勃朗特的传记，给一个朋友写信说：“自《简・爱》（Jane Eyre）以来，没有哪本书让读者如此震惊，像触电一般…… 如此奇异的力量。” 对于传记作家所展现的狄金森的奇异力量，我本人总觉得不太满意：若读起来像触电一般令人震惊，细查之后则发现，多出自主观臆断，不够信实；若出自信实的材料，则读起来死气沉沉。1994 年我刚刚完成第一部传记（关于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便决意尝试写我自己的狄金森传记。当时我是堪萨斯大学的英语系教授，承担着各项日常教学任务。我希望完成一部信实、全面、深入的诗人生平，一方面考察现有资源，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挖掘新的材料，而且我蛮有把握地认为我一定能找到一些新材料。我意识到完成这个项目至少需要5 年的努力，而且必须专心一意、不受干扰；只要仍在大学里任职，我就永远不可能安心从事这项工作。 我和妻子在俄勒冈州人烟稀少的地带拥有一块土地，我们那几年正利用暑假在那里修建一座小木屋，当时尚未完工，也没有接通电力（最近的电网在1 公里以外），不过，已经有了电话，其他方面也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了，何况我们向来生活节俭。于是，我辞去了教职，卖掉了房子，同妻子来到西部，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我妻子一直渴望移居于此，我也是，这样我就能全身心地投入狄金森传记的写作了。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未免忧心忡忡，因为新环境也使我丧失了不少便利：与大学同事和学生的面谈、近在手边的大学图书馆、随时可以利用的网络。 妻子主动提出帮我查找资料，可我还是担心，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工作，且不依靠任何机构的支持，我有能力完成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吗？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回头看，最后的结果比我当初有权期望的还要好。一所离家90 英里之外的州立图书馆允许我使用那里的资源。一个农夫租给我一间有电网覆盖的空房子，这就成了办公室，我每天在这里打开文字处理器。 不过，在动笔之前，我有几百个问题要咨询各种图书馆的特藏中心和资料中心，我把它们打印出来，并邮寄了出去。当时，人们开始普遍使用电子邮件来通信，有几家图书馆明确地表示用老式的邮件来回复未免太麻烦。于是我及时地认识到，最好在信封里附上一个贴好了邮票、写好了地址的信封，以方便人们给我回信。 当然，若考虑到另外两个事实，这些难处简直不值一提。第一个事实简直再好不过了：我可以全身心地自由地投入工作，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或借口来拖延时间了。我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飞到新英格兰，去阿默斯特学院或哈佛、耶鲁以及布郎大学，探寻丰富的狄金森藏品。若有什么手稿保存在其他机构，我也可以随时出发前去查考。那位狄金森资料的伟大发现者杰伊・莱达（JayLeyda）在20 世纪50 年代所发掘的档案，我也可以去探访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发现的线索和思路去追踪考察，特别是研究狄金森的学者们从未想到过的地方，比如教会保存的资料，它们揭示了诗人早年遭受到的强大宗教压力；又如政府档案揭示了她父亲的法律和财务运作情况；再如税务和破产记录揭示了发生在诺克罗斯亲属中间的几件严重的、令人窘迫的财务案件，而诗人与这几位亲属交往密切。另一个事实则艰难无比、费时费力：我需要一卷一卷地翻检报纸的微缩胶片，它们几乎全都没有经过数字化处理。 如今回望这一切，我有时会禁不住地自问：我当初放弃教职的最为迫切，或者说最为强烈的“心理驱动”是否就是为了这个唯一的最好的理由——获得工作自由？我放弃了稳定的大学工作，是否就是为了做好准备（不知道是否准备好了）去面对并尽可能理解一个独特的自主的人？移居到偏远的俄勒冈“失落的草原”，我是否就是为了把自己安顿在那里，以便能够同情式地理解一种从容选择的、终其一生的隐居状态？ 我只能用一个确切而清醒的“不是”来回答以上问题。我少年时代所接受（长大后不再相信）的宗教信条有助于我理解狄金森本人在1840 年代的西部马萨诸塞州的福音派传统中的成长经历，对此我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是，我无法声称自己跟她有任何特殊的个人的同情或契合，而且我也要劝告读者警惕那些传记作家的夸张之辞：诸如强烈的情感契合、靠直觉的飞跃顷刻间化解难解之谜。每个传记作家都与他（她）的传主迥然有别。没有谁卸掉了狄金森房门上的锁或从墙上拆除了她的门。秘密的核心绝没有被解开，正如哈姆雷特斥退了那两个被派来探秘的大学朋友，他就是这样骄傲地对自己说的。 写《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我的目标无非是把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狄金森的一生写出来，特别是她的生活和作品之间的裂缝。如果说本书确实让读者进一步看清了那条裂缝，这皆得益于我的职业生涯和训练：一方面来自我作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读者和教师的心得体会，一方面来自我之前在传记创作中的辛勤耕耘。当然也来自我个人的付出：时间的赐予，以及我获得了一个尽我所能去工作的机会。 自《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出版之后10 年过去了，这10 年是狄金森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最令人振奋的时期。也许最重大的进展是各种相关网站的建立，关于她本人、她的家人以及朋友等。不过，有鉴别力的读者总会提醒自己，不是所有的网站都那么客观信实。其中最好的一个是阿默斯特学院档案和特藏中心建立的网站：https：//acdc.amherst.edu/browse/collection/collection： ed。哈佛大学的狄金森门户网站：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houghton/collections/modern/dickinson.cfm。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已公布了狄金森写给希金森（Thomas W. Higgi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