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念你。 【一】这段醉醺醺的岁月正式开端到底是怎样的,已经无从查证了。 1 当最后一缕夕阳洒向食堂,我的心和你的一样荒凉。这是我大一那年上第一堂课时听到的一句赋;之所以说它是赋,是 因为我的室友王酌坚持认为,一个教《民法总论》的老师随口抱怨抱怨学校,是不能跟真正的诗歌相提并论的——不然,你要逼得海子从铁轨上坐起来骂街么?看在这句顺口溜音律尚且流畅、感情还算充沛的分儿上,也就能勉强算一句“赋”。王酌还发明了一个逻辑,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天下谁人不识君”。她坚持认为,如果不坚持对现实表示些不满、刻薄或者绝望的话,人生就虚伪得连一点诚意都没有了。 她嘟囔这些的时候正赶上下课,后半句刚脱口而出就轻飘飘地淹没在了急促的铃声里。 一般情况下,事情都会朝向意外或者截然相反的方向一头栽去的。就比如宇宙可能只是待得太闷了,于是偶尔学着打了一记钻石星尘拳,结果那些本来可以凭借着跨度和纵深、恒年累月地去颐养天年的大星球们,就在这一瞬间碎成片、弹开来;偶尔会有那么一片残渣穿透了流层,随便掉在了地球上的某个角落里。结果就是这毛边角料一小块变成了珍贵的符号,被锁在展柜里、录到镜头里,编成完整的传说钻进人们的脑袋里,让他们以此为荣为耀。 至于那些更壮观的大块头到底飞去了哪里,它们究竟怎么个来由,接下来还会有多回旋曲折,最后是要炸成火球还是冻成冰砖——看客们可是很有专业精神的,他们早就合上了耐心,仰头等着新一个热闹的爆发去了。 就像暮春的大风,把犄角旮旯里的尘埃挑出来织成了一段好看的暮霭,刚一得意,那些丝丝缕缕却被夏天的暴雨一阵冲刷,沿着远山的驼背没了下去,再也不见了。 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就坐落在这样一个水清沙白的山沟里——那些山峦驼背的最底端,东临村庄,西接山寨,南朝乡路,北面大山,再往北有皇帝家的祖坟,再往北……就到了河北。学校门前的公车站牌上清一色都是长途汽车的号码,如果身手够敏捷的话,你挤上长途汽车,再经过两个小时上蹿下跳的旅途,就能见到地铁,见到高楼,见到立交桥,见到CBD,就能欢快地奔向城市每一处沸腾的角落了。于是,每一届淳朴的校友都亲昵地把“去市区”叫做“进城”。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对情侣,男孩毕业后进城找到了工作,女孩还在继续念书,于是每隔整整一周,他们才能踩着公交车搭起来的鹊桥、隔着沙河匆匆地见上一面…… 王酌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油腔滑调加速了我的本土化进程,简直都要和这片大好山沟融为一体了。 王酌是我四位室友中的一员,山东人,脑筋很好,念书也念得很刻苦,更令我佩服的是她并不是什么温驯恭谦的良民,在努力上进的同时从来没有半点亏待自己的地方,吃喝玩乐小资小调什么的,她都能搞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简单点儿说,皇帝日理万机时什么样,她什么样;皇帝怡情纵乐时什么样,她也什么样。王酌有个亲弟弟,叫王盏,正上高二,我觉得这个组合听起来特别左膀右臂、文臣武将、龙腾虎跃……反正穷尽一切形容都不能充分表达我对王家的敬畏:一酌一盏,这到底是要把人生规划成怎样的极致呢。不过对于王酌来说,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我的常识底线并不是什么难事,曾经有一次她跟我聊天时异常淡定地说,将来她生儿子的话,一定要起个大气的名字,王者;生闺女的话可以时尚点,走日系路线,就叫:王室。 听罢,我当即在内心深处冲着她虔诚地跪下了,手匍额匐的那种,半点犹豫都没有。 当然王酌这样的人可谓是霓虹中的头牌、奇葩中的花魁,我其他几个室友跟她比起来只是些庸脂俗粉了——只有当她们辱骂我“早晚有一天要亲手缝上你那张贱嘴”时,为人的气势才能勉强跟王酌相提并论。 我上铺的典子是本地人——她警告过我很多次,她的家乡在高速路彼端的城里,跟脚下这块热土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时空,所以不准管她叫“当地人”;否则,她会考虑每天半夜时在上铺练跳绳。实际上典子性格还不错,不像其他本地女孩那么骄纵扭曲,虽然我第一天在寝室里遇见她的时候,她甩着两条细细的胳膊、空着手站在一旁,她的一双家长肩扛手提地紧跟在左右护驾开道。典子她妈妈长得滋润富态,但这并不影响她爬到宿舍那狭小的上铺去为她女儿铺床叠被,我坐在晃得非常厉害的下铺上,用两只脚尖勾起拖鞋,打算跟典子搭上几句话,却一眼瞄见她爸爸蹲在墙角的壁橱前,一层层地往壁橱的内壁和隔板上贴白纸。 其实“壁橱”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甚至有可能歪曲事实:学校的宿舍楼无论在国内外,还是银河系内外,都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每间三乘五乘三的狭小空间内,成功地饱和了三张上下床,三张桌子,六把折凳,两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架子,六台电脑,六个暖壶,十八个脸盆……以及六位欢蹦乱跳生鲜俊美的活人,和他们整整四年的行李包裹衣帽鞋袜全部家当……于是那六个所谓的壁橱,实际上是能工巧匠煞费苦心在墙上挖出来的六个窟窿,把手伸进窟窿里面就能摸到天然质朴的砖头,可能还有一点淡淡施着的灰妆。 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当时只好硬着头皮把整个行李箱都塞了进去。我妈从家里打电话过来嘘寒问暖的时候我也没敢抱怨,傻笑了几声搪塞了过去。我听到电话那边我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低声说了句“多大人了,这点出息”。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典子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冲她点了点头,目光里带着毫不掩饰的醋意。这之后我们俩还有一次一模一样的沉默的照面,之间整整相隔了三年。 住在我对面上铺的是小戈,东北女孩。她是寝室里唯一一个会滑雪,敢蹦极,手头还持有B本驾照的人;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迷恋言情电视剧、一看就幽怨、一幽怨就感同身受柔肠百转的人。小戈和她男朋友是高中同学,并且早就顺利地从眉来眼去发展到互进家门、拜见尊堂了;但一直令小戈心神不宁的是,她男朋友在外地上学,这个被无数影视作品乐此不疲地使用的设定,每天都能在小戈的脑子里演出些新花样来。当然,都是些不祥的纠结的剧情。小戈的男朋友曾经专程跑来请我们这些道义上的娘家人吃饭,那个看来沉稳老成的男生应该并不知道,他女朋友究竟为他们的前途幻想了多少种悲欢离合。不过,他拉着小戈的手一起去结账的时候,小戈得意得一步三扭,简直就像一条蜈蚣,还是一条手脚并用、大翻花绳的蜈蚣,在我们一桌人焚烧到死去活来的妒火中舞动得如诗如画。 小戈的下铺叫付莎林,河北人。相对于其他几个人,付莎林没什么怪癖,也从来没有任何濒临越轨的极端言论或者行为,我思考了很久,都找不到一个能用来精准地描述她的关键词,也许就像王酌说的那样,即便再过五年,十年,如果要从这个校园里找一个人来作为全国高校女生样板的话,也只有付莎林了。付莎林拥有全寝室最规律、最严格,其实也是最正常的起居作息:每天早晨七点她会准时出门,中午回寝室午休,下午五点半吃饭打水,晚上十点关灯睡觉;每次见到她的时候都是脑后单马尾,背上双肩包,左手拎着装习题考卷的纸袋,右手提着卷纸和暖壶——暖壶盖上用马克笔工整地写着“××××(寝室门牌号),付莎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她是非常伟大的,比如我的生活履历上长年累月写满了“通宵,通宵,反转地球”,王酌是“厥词,厥词,人间失格”,小戈是“肺疼,肺疼,烟雨朦胧”……所以我猜付莎林很有可能是教务处特地安排在我们身边,用来中和这些歪风邪气的净瓶观音;或者从她身上才能总结出,什么是真正的人如其名:开学第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听成了“扶他林”,就是那种专门治愈跌打损伤的软膏。 她们四个的共同室友就是我,我叫朗君,可能是平时喊小戈的时候太像在喊“小哥”,于是由小戈【主拒绝】、典子【副拒绝】、付莎林【被迫凑数】组成的反对组认为,在大庭广众下叫我“郎君”这个事是非常有伤风化的,所以就用“小狼”来代替我在任何场合的称呼——“你们快别逗了,”我刚要义正词严地拒绝她们的无理取闹,王酌已经先旗帜鲜明地投了上一张反对票,“小狼子,别跟她们这帮封建妇女一般见识。” …… 于是王酌再次为全寝这样重大的一个决议拍了板儿。 国庆长假前发生的一个事件,使得王酌的上铺一直空了四年。为此,那年元旦我们往寝室门上贴春联的时候,还有意把上下联改成了“六谷丰登,五畜兴旺”,我说不清这种做法到底是在小心翼翼地避讳着什么,还是在隐隐传达着内心深处那一丝寡薄的同情。再后来,我们 连这种仪式都省略掉了。 子曰,留不住算不出流年。 当有什么东西比时间跑得还绝情的时候,时间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2 我们这一届新生例行军训时,被集体打包运到了某炮兵部队,而这个部队埋伏在山沟后面更深邃的一个山沟里,出了院墙,就算你指着山麓破口大骂都不会有什么回应,那点微薄的力气瞬间就被昏暗的远方一口吞了下去。 比起以往各届在学校操场上排队散散步,然后去澡堂洗澡回宿舍睡觉的前辈们,我们被调教得异常惨烈。整个军训期间只有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四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在用十几张上下床拼成的错层通铺上,每天早晨五点半时就会被教官拎到场院里一通疯跑,然后牵到水泥地上顶着太阳齐步走、正步走、向左走、向右走……每天只供应三杯开水,开饭前要先站好方阵唱军歌,哪个方阵说唱就唱、唱得响亮就先放进食堂——这种方法究竟能不能激发军魂鼓舞士气,我并不清楚;我只听见众人肚子里一阵一阵抽搐的咕噜声在疯狂地旋转跳跃着,而且越来越雄浑壮阔。 挨饿其实并不算最痛苦的,况且,就算部队食堂几乎每一餐都能把茄子煨成炭黑,把鲫鱼烧成煳焦,把油条炸得笔挺硬朗,随便抄起一根就能冲到小巷子里去打群架,或者转身就能拿它塞进灶台搪火……我们几个女生也真的不好意思每天把“饿”“饿死了”“我要吃肉”“给我一碗米饭,我能飞越泰山”这种话时刻挂在嘴边。 虽然每次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男生方阵率先冲进食堂时,都恨不得立即飞奔过去、拜倒在他们教官脚下,但脸上却依然坚毅得云淡风轻的,想着好歹也要给自己帽檐底下这副青春少女的皮囊保留些尊严。而且,要脸面又不等于饿肚子,只要有过人的智慧、胆识和分工合作的意识,任何人都能体面地行走在这茫茫寰宇之间——这是王酌的原话,并且她一直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巾帼英雄,虽然她的“言”、“行”之间多少都会有些偏差。 王酌所谓的“有勇有谋、互助互利”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她不过是要小戈拿酱黄瓜去邻桌换腐乳,指使典子装肚子疼去福利窗口讨红糖,然后付莎林……付莎林是个连瞎话都不会编的人,她只要站得远远的就算帮上忙了。然后王酌亲手把大桶里浸着的茶叶蛋捞出来,淡定地塞到我的迷彩服口袋和帽子里…… 简言之,王酌所谓的体面战术就是吃着碗里的,抢着锅里的,自助过后还要打包带走的。起初,我们半夜躲在被窝里拿茶蛋蘸红糖的时候,还多少伴随着一些不甘堕落的自责,以及老泪纵横的哀鸣,然而当我们听说男生那边都是直接端着整屉包子回去当夜宵之后,我觉得我们瞬间变得伟岸了起来,尤其是王酌,简直就是她为我们撑起了这半边蔚蓝的天。 相比起来最痛苦的还是不准自由洗澡,更没有换洗的衣服。每天训练结束收队回寝的时候都会路过军官们专用的澡堂,每当这时,我们这条缓慢行进的队伍就会愈发磨蹭起来,好像马上就要弯成一个环状,纠缠着澡堂没完没了地旋转起来了。直到流连回望的角度超过了脖子的承受力,我们才会渐渐死心,垂头丧气地等着身上的迷彩服自己沥出白色的盐粒来,飘散在夕阳的余温中。 军训第一天下午,我就发现两脚的踝骨、后跟和脚掌都被那双复古的潮鞋磨烂了,袜子结结实实地糊在脓液和血痂上,每迈一步它都会挑衅似的扯上一扯。我刚举起手打算喊报告,教官却扭头径直朝向对面的方阵走去,一边朝一个偷懒的男生的腿窝狠狠踹了一脚,一边冲着我们喊“向右转,跑步走”。就这样,我咬牙切齿地扳着两只脚,苦苦拽着队伍的尾巴一直跑到日落西山。好容易挨到洗漱的时间,只见全连一百多个女生径直冲向那只有五个自来水龙头的厕所,她们原本纤细柔弱的胳膊紧紧搂着脸盆和毛巾,已经绷出了嶙峋的肌肉和凸爆的青筋。 我识趣地败下阵来、撤回宿舍,因为如果换作我自己的话,估计也早就目露凶光大开杀戒了——在我们眼里,那几个凉水龙头早就幻化成了美好的花洒莲蓬头。 然而宿舍也有宿舍的烦恼,本来我盘算得很好,要以一个又放肆又解气的仰面朝天式倒在床上,然而望着床头那块方方正正的被子,我再次退缩了。第一天搬进营地宿舍时我就在教官严厉的训斥中,对着这床被子施功作法、推拿抓揉,头拱牙咬手脚并用地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最终把它搞成这副见棱见角的模样。所以我当即决定把它变为我床头永久性的装饰物,就算现在天上飘下鹅毛大雪,明早方圆五百里冰冻三尺,我也要坚持供奉这块饱含着武学精华的丰碑,决不妥协。 我就这么干站在床边愣了十多分钟,期间楼道里的脚步声、水声、说笑打闹声、争吵声、围观时的窃窃私语甚至迎战这种窃窃私语的各种你来我往,没有任何改变地持续着。我猜如果现在有人站在楼道里,像观察那些被打了什么奇怪药水的小白鼠一样仔细观察我的话,应该能看见一种异常消极的情绪正在不断地从我的天灵盖里钻出来,一边瞄准着我,一边凝结成了一套沉重的棺椁,虎视眈眈地寻找着从天而降的最佳时机。 但问题是,我连那只承载着人类期冀的老鼠都不如——它起码还有一个建在高精尖科学实验室里的小房子可住。 我放弃了和老鼠争宠的想法,开始思考一些相对而言胜算更大的事情:不如索性这样坚持几天,把脚上的伤口沤得更严重点——听说中午有个女生中暑栽倒在训练场上,摔掉了一颗门牙,就被送回学校去了。就在我打算枕着这个如意算盘倒头就睡的时候,王酌把我拽住了,她把付莎林那个上自习时专用的大水杯递过来,让我去洗脚上的血泡。 那是满满一大杯热水。 王酌得意地向我展示了她的决策过程,她说,五个人里就付莎林的水杯容量最大,每次领开水的时候能多存一点,所以只能牺牲她的嘴来拯救我的脚了。 于是就在我遵照集体战术、把藏在迷彩服口袋和帽子里的鸡蛋偷渡出食堂的时候,付莎林一直蹲守在粥桶旁边,一饭盒接着一饭盒地狠狠喝着稀饭表面那层米汤,直喝到她不停地打起了水嗝。就这样把晚上这份开水省给了我。 我本来当即决定要跟这个充斥着肮脏交易的组织彻底划清界限。然而,我舍不得那一大杯热水。 非常舍不得。 表针刚爬到晚上九点,随着几声熄灯哨响,营地宿舍就一排一排地黑了下去,黑得非常利落,非常彻底。 人在困境中所爆发出来的胆量和耐力,远比想象中的“极限”和“奇迹”强大且实际得多。等到教官们整队归寝后,我们就开始在黑暗里屏息凝神地沿着墙壁摸索起来,最后终于在柜子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电源插孔。全屋四十多个女生瞬间从各种各样的角落里摸出手机,轮流爬进夹缝里充了点儿电,就迅速蜷缩到铺板上发起短信来,淡淡的电光随着按键忽明忽暗,仿佛一片游荡在夜河里的萤火。 军训期间手机被明确列为第一违禁品,按照规定要围剿的依次还有扑克和杂志漫画,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打算遵守这些条款。就连付莎林这样本分的模范生都偷偷在书包里塞了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总之这个禁令在我们看来已经荒谬到了莫名其妙的境界,甚至有人故意随身带了好几本艰深晦涩的专业书,专门用来羞辱那些负责查抄他们的年轻军官,和刚入伍没多久的士兵们。 午休时就有三个男生拦住了他们的小教官,起哄说规定里没写着要禁止的东西,就不能被没收。“所以,教官,不让带手机我们就不带;可是这上没写着不让带PSP,是吧?”他们模仿着教官浓重的地方口音,拖了个阴阳怪气的尾音。教官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别有用心,严肃地回答说这个要向上级反映,然后就朝连长办公室走去了。而没过几秒钟他就腾腾腾地跑了回来。三人自觉不妙,下意识地护住脑袋准备挨打,小教官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递到他们面前,有点拘谨地问: “你刚问的P……那是啥?写下来,我去请示。” 这四个本来就一样年轻、看上去就像同班同学一样的男人们突然就这样陷入了沉默。 其实那一瞬间,我听见自己心里还是有几声欷歔的。 我们这五个人挤在四张床板上,默默地望着房顶发呆,就像五个嵌在墙上用来宣传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广告浮雕。其中表现得最老实的就是典子,她从熄灯开始就紧紧抱着枕头往床板上一躺,嘴里不住嘟囔着“我的床,亲爱的床”,看起来她和那张床的关系比浮雕和墙壁的还要亲昵上几倍——虽然典子第一眼看见这个四十人大通铺时,就不顾身边还跟着导师和教官,气急败坏地爆了几句粗口;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居然犯了如此低劣的一个错误:在她经常用来教训我的那个比喻中,那条链接人类生活和史前遗迹的高速公路,另一端并不是她的学校;而是应该再绕着崇山峻岭转上几十里,直接延伸到这里来才对。 看完这出精彩的变脸,王酌倚在床头铁栏杆上,一边慢悠悠地剥着从食堂偷来的茶叶蛋,一边下结论:只要关起来训几天,妖怪也能变神仙。我在心里疯狂地朝着王酌点头表示赞同,忍不住又伸手去摸了摸脚上的血痂。 然而刚过半夜典子就开始不安分了,她不停地蠕动和翻身,不是突然用膝盖撞到小戈,就是一胳膊肘磕在王酌下巴上,最后王酌忍无可忍地推了她一把,我和付莎林赶紧拿起手机照了照,才发现原来典子一直睡在两张高低不平的床板的拼接处,她已经在这条凸起的木头棱子上翻滚了好几个小时。 王酌板着脸,没吭声,最后侧过身去使劲往一旁挪了挪。我认为她的背影里有很多可以解读的内容,其中包括歉意、让步和顽固,以及深深的无奈。典子咬紧牙关,较劲般坚持躺在床板间接口上。我觉得仿佛就在这一刹那间,身边凭空多了好几座钢楞荒芜的土山。 我伸手把自己那床一直供奉在床头的被子拽散,垫在了床板间的凹缝里。轻轻拽了拽典子的衣角,然后学着王酌的样子转过身去,摆出一个高枕安眠的架势。 当时我以为,那些小小的酸涩最终会化作抱头痛哭的场面。不过几秒钟之后,那种百感交集的情绪就被现实的困倦成功地压制了下去。 类似的感受在几年之后又遇见了一次。 十天后军训结束时,我们几个又不治而愈地腻歪在一起了,甚至在返校的班车上,王酌还帮典子从膀大腰圆的体育生屁股底下抢了一个座位,两人靠在一起冲着坑坑洼洼的公路指手画脚,把市政规划单位从头到脚数落了个痛快。 这段民工生涯被某种与生俱来的默契封了箱、加了盖,贴上了平静安宁的标签,再也没有人面对面地翻弄过。 3 军训回来后我见到了我的第五位室友,也正是这时才知道她就是那个军训时磕掉门牙、提前返校的女生。我第一次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她正忙着把一大块花布挂到床铺四周,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集体宿舍里还要有“床帏”这么个生活必备品。 她特别认真地看着我解释说:你看,挂一个床帏的话——我的意思是一定要尽量围严实些,这样那些不相关的人就没办法偷看你的隐私了。 我没怎么听懂她的意思,也不太习惯她说话的口吻和措辞,但还是礼节性地随便嗯了几声,象征性地帮她钉了几个钉子,然后就没怎么和她打过照面。 第二天中午王酌没回寝室,在宿舍楼底下发短信约我“一同在室外感受一下金秋十月的校园”。我又好气又好笑地把这条短信朗诵给小戈她们听,然后对着一屋子笑得花枝乱颤的人说:“王太后今天看来又忘了吃药。” 我气喘吁吁地跑下楼,站在楼道口四处张望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王酌站在离我差不多一里地以外的食堂门口,冲我微微招了招手;我刚迈到她面前,她就直截了当地震撼了我一下——不是“我要赐你三尺白绫”,而是“辅导员告诉我,咱们屋那个姑娘,这里,不太和谐”。 王酌跷起食指,刚打算指着自己的脑袋当作说明,又觉得这么做有点吃亏,于是手腕一翻改戳在了我头上。我站在原地使劲领悟了几秒钟,才明白王酌刚才那句荤话是什么意思。还没等我挣扎着反问她“真的假的”,王酌已经斩钉截铁驳回了我的犹豫,语气笃定得就像用蝇拍打个苍蝇一样,就连展展翅膀、蹬蹬毛腿的时间都没给我留下。 王酌告诉我,那个女生军训第一天时就因为走路顺撇被教官从方阵队里撤了下来,谁知道她站在操场边上列席旁观不到十分钟就晕倒了,根据旁观同学的描述,她是毫无征兆地、以直体前倾的姿势正面摔倒在了地上,具体动作可以参照多米诺骨牌倒下时的样态——估计这个目击者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再不然就是王酌生来就是个评书大腕。我努力在王酌声情并茂的故事中寻找着情节的主线和话题的中心。 “反正辅导员就是这么通知的,”王酌看出我在敷衍她,就赌气把后面的内容咽了回去,“你记得告诉她们也注意点。” 我毫不怀疑王酌所传达的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是在真实度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忠实的、真正久经考验的王酌室友,应该在对她的精彩口技表示了毫不保留的膜拜和感激之后,把她讲述的内容拎起来丢到水里涮上两道,就能得到还原度比较高的事实了。 结束了和王酌的紧急磋商我回到寝室,付莎林已经准时离开上自习去了,小戈正塞着耳机对着电脑傻笑,从她笑中带泪、泪色缤纷而又掺杂着几分忧虑的表情来分析,她应该正在看日剧;同样是塞着耳机、面对电脑,典子显然和小戈所投入的感情相去甚远,从她不时倒吸一口冷气、恨不得整个人都跟着屏幕旋转起来的状态来看,她应该是在玩游戏——那个新来的女生,她的床被床帏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信息也提取不到。至于王酌,此刻她应该正专心致志地坐在公民道德与行为修养课上闭目养神,脸上微微浮现着无牵无挂的祥和表情;她的内心依然被一种五行八卦的情绪所左右着,牵引着,欲说还休却又为道义所困……她急切盼望着把刚才没讲过瘾的部分完善起来:是的,这是她刚发给我的短信,我毕竟不是能未卜先知的神仙或者老道。 就在我按下回复信息的发送键、手机屏幕还在显示“发送中”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惊慌,用连自己都感到天塌地陷的音调尖叫了一声,如果此刻在我眼前连着麦克风的话,电平表应该会在这个瞬间超限到自爆。 那个女孩不知什么时候从自己的床铺上爬了下来,钻到了我的床上,就这么直接坐在我背后看着我发短信。 我顿时感到一股电击似的穿刺感从脚底直蹿后脑勺,鸡皮疙瘩爆满全身。典子和小戈却正都忙到各自的关键内容顾不上抬头,只有典子伸手使劲敲了敲我的床栏杆以示噪声抗议。我就这么毛骨悚然地跟她对看了好几秒钟,倒是她先开了口: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要挂好床帏,不然就看见了,对吧?” 我的脑海里顿时闪现过了“变态”“人格分裂”“这就是地道的神经病”“我靠活见鬼”等群魔乱舞的大字……恍惚中这些狂草书迅速沿着我的眼睛耳朵皮肤蔓满全身,然后又迅速地把我的床铺从里到外缠绕得密密麻麻,触目惊心。我胡乱伸手朝床上抓去,攥着她的胳膊往外拖甩,我自己也狠狠地撞在了床边的桌子上,桌子上面铺着的报纸和座镜、茶杯、化妆水饭盒什么的全砸飞了出去,这时小戈和典子才摘了耳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把她死死按在地上,她趴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笑着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一直在看”,“你们都在说我坏话,我都听见了”,“嘘!我少了一颗牙,别告诉他们”…… 小戈把电脑桌掀到一边,几乎是用连摔带滚的动作从上铺翻了下来,冲到门口吼了一声“来人啊”;典子使劲攥着手机,语无伦次地重复着:“……报警!”“有神经病!” …… 我猛地睁开了眼。冷汗过后,我发现其实截止到我们揪在一起扭打之前,这个梦还原得如此真实。 第二天中午我非常婉转地把这个梦复述给了她们四个,除了付莎林脸上一直配合着惧怕和忧虑的神情,其他三个人包括我自己反应都不大。最后王酌不温不火地作了个最终总结:这个事,居然都编出动作戏来了啊。 然后也就再也没有什么续集或者花絮了。 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有一次在菜市场看见了宰鸡的全过程,之后一看到鸡肉都会大哭大叫,折腾了一年多才平复下来。 而这件事过去才半个月,我们几个也都入乡随俗地挂起了床帏,大概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床帏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不过交战的重点无非就是怎么绑夹子、怎么穿麻绳。最后这间十五平方米的袖珍户型,被我们成功地改造成了五室一厅的高尚错层建筑。 若干个深不见底的小宇宙就这样并行不悖地环绕在一起,永远也没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