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站在岔路口上，每个民族都会回顾自己的历史。现在，比较文明论很流行，日本人和犹太人、日本人和某国人之类，从各个角度进行比较，最终研究的还是日本人自身。 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写写日本人和中国人，我想着也许有益，所以答应了。执笔中感到，关于日中关系，说是"同文同种"、历史性关联很深，一开始就这样定义，但实际上放在历史上看，并非如此。 日中两国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密切的关系？ 日本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这是单方面的，很难说是双方的接触。即使是遣唐使，也只是极少数精英的留学生。 倭寇扰乱中国沿海，只是小规模的抢掠。而且，史书上说"真倭十中一二"，有很多中国海贼装成日本人，真正的日本海贼很少。这也不能算是大规模的接触。 "元寇"的时候又如何呢？托神风的福，只是擦肩而过，也不能算是接触。 德川锁国时代不用说了。直到明治，可以说两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接触。 隔开两国的海，直到蒸汽船的出现，一直是保障"互不干涉"的屏障。从某个角度上来看，这对两国国民来说，是一种幸福。 日中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像样的接触。虽说几乎没有，但也留下了极少数的例外。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朝鲜之役是不可估量的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即使在战争经过上，也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关于原因，也很模糊。因此，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值得重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 这是《孙子》里的话。 《孙子》是中国的战争圣经，拳拳服膺。所以，收到报告，听说日本出兵朝鲜，明朝当然就开始努力了解"彼"--日本，更具体的是要了解丰臣秀吉。 在了解敌人上，日本方面更为有利。 日本的文学、文化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日本一直被中国的东西（各种意义上的）所包围。 而明朝，从古代到明治，在这个国家，都没有如此研究过日本。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数十年倭寇猖狂，作为对策，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日本研究。 元末（1320年左右）编纂的中国地理书《广舆图》，在倭寇猖獗的嘉靖四十年（1561），补充了日本和琉球的部分，刊行了改订版，因为有此必要。 在同时期，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出版，提供了很详细的关于日本的知识。 山城君（天皇）的号令不行；和泉一州八万户，皆居积货殖，等等，有很多很详细的关于西日本的情况介绍。 但是，就算明代盛行日本研究，也只是相对而言，在其他时代，中国对日本都毫不关心。明代研究日本，是因为要探讨倭寇对策，在受害最大的长江（扬子江）沿岸至南中国，吸引了有识之士的注意，但北方并非如此。 秀吉出兵朝鲜，明政府为了救援朝鲜，下达动员令，主要是动员辽东诸营的军队，也就是日本人称为"满洲"的地方。那里的人，只是有识之士偶尔听到过倭寇之祸的风声。被动员的士兵，也许连"日本"这个国名都是第一次听说。 在救援朝鲜的明军中，有一部分炮兵是从辽东以外动员的，被叫做"南兵"。 尽管如此，明军所知道的日本的战法，只有倭寇出其不意的游击战。至于大部队的野战，对日军的战法、实力等，则一点也不了解。 因此，必须紧急收集情报。 虽说如此，但对方是基本上没有往来的国家，收集情报的困难可想而知。 情报的首要源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偷偷向本国通报"日本情况"，这对明政府认识日本有很大贡献。 留在日本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被倭寇掳去日本的技术者，或是商人。 其次，是从曾经在日本、后回到明朝的人那里获得情报。 但是，这两种方式对战争而言，都微不足道，只能提供一般情报。 第三种情报源，是战争开始以后，由成为俘虏的日本人所供述的。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的人会故意提供虚假的情报。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似乎相对诚实地招了供。既然已经被捕，挣扎也没有用，这是日本人单纯的性格所致吧。 那么，从这样的情报源所得到的关于日本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明政府的敌人是日本，其主将是丰臣秀吉这个人。 即使在现代，敌国最高首脑的性格，也对战争有巨大的影响，更何况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当时个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因此，首先要了解首领。 那么，明政府是怎样理解秀吉的呢？我们来看看。 《明史·日本传》中说："平（丰臣）秀吉，萨摩州人之奴。" 出生地弄错了。说秀吉是萨摩人的奴隶，这一点也很可笑，他的主人信长是尾张人。 我手边有万历丙午年（1606），诸葛元声撰的《两朝平攘录》的影印本。从中看看明人的"秀吉"观： 平（织田）信长为关白，常统帅部下，秀吉为其义子…… 这个开头已经错误满篇。信长没有当关白，也没有收秀吉为义子。 秀吉幼时微贱，不知父，母为人婢妊娠。生子欲弃，有异征而未弃。及长，勇力矫捷（勇敢敏捷），不营生业。先为鱼行商，醉卧树下，信长狩猎相遇，惊起纷争。 这原本是矢矧桥的蜂须贺小六和日吉丸的相遇，在这里换成了信长，桥下变成了树下，这样是为了和木下藤吉郎这个姓扯上关系，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吧。 出身虽可疑，但幼时卑贱，这确是事实。 "秀吉常上高树"，这一定是想说他如"猿"一般的敏捷。 信长每带秀吉出兵，战无不胜，大为宠爱，赐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长，计夺二十余州…… 前面一段讲的是信长在树下遇到秀吉，让他照顾马，取名"木下人"。所以，把"木下人"改成了"森吉"。 信长自恃功大势盛，遂弑国王，自篡立…… 所谓信长弑国王，大概是说他放逐足利将军义昭，废室町幕府。《两朝平攘录》提到信长害怕秀吉造反，因此增加领地任命他为"摄津镇守大将"。 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弑。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举义兵，诛明智。此为万历十四年…… 这一段有些混乱。阿奇支大概就是明智吧，但又出现了一个明智。 在征伐中国的途中，秀吉闻变撤退，阿奇支大概不是明智，而是荒木。荒木村重正是信长的部下，因受到怀疑谋反而出逃，托付于毛利，这还比较对得上号。 秀吉灭明智是在天正十年（1582），明的年号相当于万历十年，与史料记载有四年的差异。 接着提到了信长的儿子，说秀吉把他们都废了，然后自立，把关白让给养子孙七郎。原注中说，名为见吉，秀吉早年无子，收为养子，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生一子，流放孙七郎守关东，后来二十四年听信谗言以谋反之名诛杀。不用说，这指的是秀次，这一段交代得很详细。 此后越发治兵，征服诸州，万历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皆收为臣仆。秀吉法令严格，绑钉杀戮等，用尽诸法，兵士只进不退。遇水火不许后顾，如有后顾者，其子婿皆被斩。因此所向无敌…… 这段讲述了秀吉法度严格、刑罚残酷。 始征关东，以十二匹马驮黄金，用心攻杀敌者，赏马上黄金。另以黄金离间，杀戮示威…… 看来，秀吉不仅实施严厉政策，还采用黄金攻势。 其后还有割掉不服者的耳朵，放在二十匹马上驮回去的例子，说他"诛戮殆不尽"。 所夺诸州，必取其子弟为质，皆迫于威计，并非心服。秀吉多智略，刚果有决断力，恩威并施，胁迫众人，又善于用人…… 这里指出了秀吉的狡智，同时稍微称赞了他善于用人这一点。 但是，对他的好色和凶残，也不遗余力地加以笔诛。 性淫嗜杀。见京都富民妻美貌者，夺而为妾。又闻丰后王（大友家）之妻甚美，命来京都。但其妻守义未出京，秀吉命王出朝鲜。又秀吉之婢一时参拜寺院晚归，怀疑有奸情，抓以和尚为首的寺众五十三人，在市中处滐刑。对秀吉的鹰张网之人，见者十四人，皆被杀。 于护屋岛（名护屋）等地筑四城池，名为"众快乐院"，各城周围三四里，大石高耸三四重，河（濠）宽二十余丈，其中建宫殿。大楼阁九层，饰以黄金，下隔寝殿百余间，选民间美丽女子藏于其中。每夜东西游卧人不知，以防暗杀…… 似乎"众快乐院"是听说了"聚乐第"而记下来的，地点是护屋岛则错了。但是，这一段详细描述了太阁喜好奢华。 另外，还提到了每天晚上不定睡的地方以防止暗杀的谨慎用心。 如此这般，虽有传闻失误，但也很好地抓住了秀吉这个人的本质，描绘出了轮廓。 与《明史·日本传》中的秀吉相比，《两朝平攘录》是一个民间人士的著作，它更生动地描绘出了秀吉的肖像。这是因为《明史》是张延玉编纂的，是朝鲜之役之后百数十年的事。 从这一点来说，《两朝平攘录》写于万历丙午年，当时正值日本的庆长十一年（1606），距离秀吉死后日本军从朝鲜撤退仅仅八年。所以该书关于秀吉的传闻，栩栩如生，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 3 令人感兴趣的是，《两朝平攘录》卷四的结尾，记载了浙江省台州宁海人苏八成为俘虏被送往飞兰岛（平户），亲眼所见了关白秀吉。 那是万历十八年（1590）的事。因为关白对萨摩的藩主发怒，就授予飞兰岛主千名士兵，命他征讨萨摩。苏八也从军了，他相当近距离看到了关白。 关白左颊有黑痣数点，脸似犬形，年六十余，只有一子近三岁。萨摩不征而服…… 在日本把秀吉叫做"猿面冠者"，苏八却说似犬形。 但是，万历十八年是天正十八年，这一年秀吉出征小田原。所以，对苏八这个人物的话，也要提高警惕。不过，"黑痣数点"的描写倒是很逼真有趣。 在中国诸书里登场的秀吉，被写成狗脸、扫厕所的之类，是反面角色。因为他是战争对手的头目，如此描写可以激起"鬼畜美英"式的敌忾心。 其中的杰作，说秀吉是中国人。秀吉出身卑微，但位极人臣，确实是伟人。这样的杰出人物，不可能出自那个狭小的东海岛国，他大概是中国人吧--这是"中华思想"的表现。日本也曾经想证明成吉思汗是源义经1，同样的想法，促使"秀吉是中国人说"的出现。 "秀吉为华人流入倭国"，在《惩毖录》中有这样的记录。 或也有可能是奔走于讲和签约的沈惟敬们，想缓和明朝的反日感情，因此有计划地散布谣言--"对方的大将，实际上出身于我国"。 《日本犯华考》中说："关白以华人篡夺山城之君（天皇）。" 实际上，战争一结束，敌忾心也收起来了，可以变得冷静了。这样一来，就能听到一些表扬秀吉的话。 清初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中记载说："尝从辽左（所谓南满洲）得倭帅丰臣书一纸。书间行草，古雅苍劲，有晋唐风。是朝鲜破后，求其典籍之书也。" 日本出兵朝鲜，得到的附赠品是把朝鲜陶工带回日本，振兴了陶艺。这是文化方面的副产品，不过搜集典籍，似乎也是太阁的命令。 这是对他国文化遗产的失敬，当然是不值得敬佩的事。但是，比起烧毁破坏，要好多了。对这件事，王士祯评价说："鳞介之族尚能好古如此。" "鳞介"就是鱼鳞和贝壳。海滨渔夫之国的首领好古，这值得感叹。这是王士祯的口气。 王士祯所见的丰臣秀吉的信是什么样的呢？ 从中国人看来，书法被评价为有晋唐之风（王羲之、颜真卿），大概是指写得相当好吧。但是，太阁大人在日本尽管威风凛凛，也没听说过他字写得好。 署着秀吉的名，也许是五山学僧写的。 不过，秀吉为什么出兵朝鲜呢？ 陶工和典籍是副产物，当然不会为了这些发动战争。或许是对中华之物憧憬，但也不会成为直接的动机。 关于秀吉出兵的动机和原因，好像还没有定说。 也有人说，这是出自秀吉幼稚的浪漫幻想。 被称为夸大妄想也没有办法，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如此。再晚二十年或是三十年，也许会变得不再是夸大妄想。 半世纪后，大明帝国为清王朝所灭，当时满族男女老少共二十万人，另一种说法是十万人。 不论如何，人数很少的民族，率领不能算是强壮的满洲兵（关于满洲兵的实力，内藤湖南作过考察，评价说没有蒙古的元军强），征服了四百余州。明的政治腐败堕落至此。 秀吉出兵朝鲜就有二十万兵，据推定，还有约三千万人口的国土作后盾。在国力、战斗力方面，满洲都比不上日本。 总之，明帝国的堕落，在朝鲜之役时，还不是那么严重。此役以后，开始急速腐败。还不到二十年，宦官魏忠贤这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就垄断了政治，使国家疲惫凋敝，四处流贼蜂拥而起。 朝鲜之役发生得太早了--大概不少日本人因此觉得很可惜吧。 但是，明帝国因疲弊而败给满洲军团的一大原因，是朝鲜之役的战费支出和其他方面无法承受的事实。 秀吉出兵朝鲜，用春秋笔法来写，就是让满洲军团功成名就，即俗话所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日本国内的政局来看，这次战争中未出兵的德川家积蓄了力量，在秀吉死后得到了天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秀吉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三国（日本、中国、印度）彰显功名，让唐、南蛮臣服，因为这种权力者的"罗曼蒂克"，让敌我双方几万名无名的士兵倒在战场上，真是够呛。 也有人说，秀吉是为了保丰臣天下的安泰，削弱诸大名的实力而发动战争的。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向最有实力的德川家下动员令，是很大的疏忽。 也有人说是为了恢复对明贸易。 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日本的说法是： 南满、琉球皆是外夷向大明奉贡称臣，日本为一弃国，未参其列。前以此意请朝鲜欲传大明，朝鲜牢不肯许。不得已举兵出来。 或是： 日本不朝贡天朝已久，嘉靖十二年以来断绝相通。更欲朝贡，朝鲜阻绝入贡路，以此来攻。 "想向明朝贡，朝鲜阻扰，所以来攻"--这是引用小西行长的话。 "朝贡"这个词很复杂，大概可以理解成贸易。 4 明以"海禁"--禁止和海外的交通，为国是。 不过，也不是说国际贸易全都不行。也有漏洞，那就是"朝贡"。 仰慕中华皇帝圣德，臣从的诸外夷都送来贡品。怜恤远道而来的外夷，明皇帝接受进贡。但是，反过来要下赐数倍于进贡品的物品，这就是"朝贡"的风俗。 朝贡与回赐--贸易以这种形式进行，而且只能以这种形式通商。朝贡是赚钱的生意，对外夷来说是赚钱，而对接受供品回赠更多的明王朝来说，就是赔本。 因此，在明王朝看来，不能这么容易就让他们来进贡，所以设置了很多限制。东北的满洲族，也是因为被过于限制进贡，于是抵抗起来，最终灭了明。 在足利义满写给明朝的贺表（庆贺永乐帝即位的信）中，写道："日本国王，臣源，表……" 向外国称臣，这是国耻，因此评价很差。 但是，不这样就无法朝贡。而且，朝贡的前提就是，被奉为哪里哪里的国王，必须接受"日本国王之印"的印章。 明永乐帝在写给足利义满的国书中说： 咨，尔日本国王源道义，知天道，达理义，朕登大宝（帝位）即来朝贡。归乡之速，足以褒嘉。 意思是说，朕即位后，马上就来朝贡，对其迅速反应十分佩服。 被封为国王，也不一定就被允许朝贡。朝贡就是如此大的恩典，被封为国王，仅仅是得到了被允许朝贡的资格。 虽然有很多理由，但依我看来，丰臣秀吉很重视贸易的利益，这一点不能否认，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征服四百余州。 和战争打过交道的武将，必然是合理主义者。丰臣秀吉也不可能仅仅是浪漫主义者。 就如后来的议和交涉所主张的，首先从朝鲜入手，让它割让四州左右，这大概是基本底线。然后根据战况，到时再看，当时无疑是这样开始出兵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秀吉军初战告捷、破竹般的进攻、平壤战役，然后明军夺回平壤、日军马上在碧蹄馆获得胜利……这一连串的战事，意义重大。 占领平壤时，在丰臣秀吉的脑中，"进攻明国把天皇移到北京"这一构想有了现实性。 但是，平壤被李如松的明军夺回，这个梦想就被击碎了，因为秀吉是个现实主义者。想夺取天下的人，要不断直视现实，分析研究对策，对现实认识很敏感。 出兵朝鲜以后，秀吉肯定也不太在状态。一直以来，在国内战争中，对对方的手段基本上都很了解。而对朝鲜和明军，目前为止还没有交过手。 在开战之初，意外地发现朝鲜军不堪一击，但还不知道明军实力如何。明军那可是产生了让战国日本武将尊敬不已的《孙子》和《吴子》的国家的军队，说不定强得都不能近身。 战胜了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秀吉大概还没有安心。祖承训的级别只不过是副总兵，其军队并不是明军中最强的，所以秀吉一定还很谨慎。 率领明朝大救援军的，是经略宗应昌和提督李如松。 据说李如松字子茂，是明军的总大将。一般认为他是汉人，但实际上他不是纯种的汉人，据明史列传记载，其父李成梁是朝鲜人。 所谓"中华思想"，有时令人生厌，但像这样宽宏大量地采用异民族人，也很胸襟豁达。唐玄宗时期，威风一时的安禄山是伊朗人，同为唐代猛将的、在西藏战斗的高仙芝将军是朝鲜人。 话扯远了，据记载，李如松一家世世代代都是铁岭卫的军人。父亲李成梁甚至当上了辽东的左都督，据说率兵出征每战必胜，长寿九十岁。 李如松是长子。兄弟名字中都是"如"字，后接树名--如柏、如梅、如桢、如樟。他自幼随父从军，在战场上接受实地训练，是职业军人中的职业军人。不沾酒和女人，是他们军人兄弟的共同特点。 据说，救援朝鲜的明军有四万三千人。军律严明，严命不得侵犯朝鲜妇女，违反者斩。由这支军队来攻被日军占领的平壤。 据说，固守平壤的小西行长所率领的兵有八千人。 攻击方是以李如松为首的四万三千人的明军，另外，还有一万多名朝鲜军。 而且，李如松麾下，还有带着大炮和火箭的南军。 小西军奋力作战，但力不从心，渡过结冰的大同江，败走京城。处在中间位置--开城的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诸军，一见形势不妙，也逃入京城。 对李如松来说，这是大胜。但是，平壤的抵抗十分激烈，为了谨慎，不敢深追。 "日本军到底怎么样？"对第一次交手的对手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一样吧。 秀吉在日本听说平壤失守的消息，似乎有点心虚--"明军果然很棘手"。 秀吉的这种心理，导致了讲和。 明军方面的反应也一样--"日本很强"。之所以认识到这一点并认真考虑讲和，是因为碧蹄馆的战败。 李如松在平壤稍作观望，似乎觉得日本军很弱。 如果认为敌方弱，那么这支军队就成了骄兵。 李如松率骄兵赴京城，在他出发之时，就已经失策了。 显露出军人可憎的一面--那就是功名心和偏袒。 5 日本军在初战中大破朝鲜军，又打败了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原因是"鸟铳队"势力强劲。中国把"小铳"叫做"鸟铳"。 从葡萄牙人到种子岛算起，秀吉出兵朝鲜时，正好是第五十年。 葡萄牙人第一次在中国广东的屯门露面，是在登陆种子岛的二十八年前。 当时的贸易由武装商船进行，葡萄牙人来了，说明他们的武器也随之传来了。 葡萄牙人渡来的第五十年，日本建起了精锐的小铳队。明军常淋着铁炮弹丸白走，因为他们没有小铳。 可是，守在平壤的小西麾下的精锐日本军，人数上比对手多七八倍，而且依靠着坚牢的城壁，为何还要逃走？ 因为明军有火炮。 被形容为像虎蹲着的"虎蹲炮"、"火箭"等火箭炮，在攻城战中发挥了威力。 当时，葡萄牙人也不断涌向日本。日本人用了他们的小铳，却对大炮不怎么感兴趣。 可是，中国却正相反，对小铳没有多大兴趣，而对采用大炮却很有兴趣。 这好像显示了日本人和中国人性格的差别。日本人很擅长拿在手上的灵巧的个人武器，中国人则喜欢大的、要几个人一组操作的武器。 日本人普遍使用"弓"，没有采用"弩"，因为它太庞大，需要好几个人操作，而且一开始就有瞄准器。"弩"不是没有传入日本，应神天皇时就有"弩"的记录，现在还有"超弩级"这个词，留下仅有的痕迹。 闲话少说，在李如松率领的明军中，只有南方的兵团拥有火炮。 对李如松来说，南军只是别人交付的部队，不是直属部下。 辽东将军李如松的嫡系部队，是被称为"北兵"的轻骑兵。 如前所述，在平壤收复战里发挥威力并夺取胜利的，是明军的火炮，因此胜利归于南军。 李如松内心也觉得没趣吧。这次本想给机会让疼爱的部下轻骑兵扬名立万。 自古以来，军人都庇护亲信。在这次战争中，海军特攻队打头炮的是学徒出身的预备将校，但当局却另作安排，换成了海军兵学校出身的将校。 李如松就是这样关照亲信，这就是所谓的"偏心塌台"。 因此，在进攻京城的部队里，没有带有火炮的南军，只是由"北兵"轻骑兵组成，总人数两万。 没有火炮的明军，日本军一点也不害怕。 最终，这支轻骑兵部队在碧蹄馆被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的军势压倒，遭遇崩溃性的战败。不用说，这时日军的小铳队发挥了威力。据说，明军死伤一万余人。 这成为议和的契机，不知从哪里起用了沈惟敬这个来路可疑的人，去跟日军议和。 关于沈惟敬，笔者曾经写过小说。似乎是他自己毛遂自荐，但只是当权者操纵的小丑，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完事后就被抛弃了。 从他的言行中，可以做上述推测。但是，最终只是推测。也许，出乎意料，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讲和交涉中，沈惟敬向北京朝廷撒了谎，小西行长也向秀吉撒了谎，讲和总算谈成了。 但是，当时是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没有电信的时代。同时，也没有报纸记者这种聒噪的存在。只要干得巧妙，就有可能撒谎糊涂应付过去。 --撒的谎随时都会被戳穿…… 看了沈惟敬的言行，现代人会这样想。 如果他有把和小西行长共同谋议的谎话坚持到最后的自信与实际的周密打算的话，他可能是个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人。 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商定，推动了两国的议和。 但是，如果以此来断定小西行长是鸽派的话，那就错了。 首先要考虑到，小西行长是堺市贸易商人的代言者，他的女婿、对马的宗义智是贸易大名。 当时，日本从朝鲜进口棉花。棉花在当时是高级衣料，日本并不出产。 为了进口棉花，日本要回过头来把从东南亚进口的南蛮物产，出口到朝鲜，进行的是三角贸易。买卖南蛮物产的是堺市商人，直接和朝鲜做交易的是对马的大名宗家。 这是一种带来暴利的贸易。但是，朝鲜方面以"岁遣船"威名，限制每年从日本来的贸易船数。为了促使撤销限制，能进行自由贸易，日本才产生攻打朝鲜的念头。但是，既然是生意伙伴，打得太狠就一无所获了。 在一定程度上让对方见见世面，教训一下对方，小西行长和宗义智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他俩是开战的首谋，也是讲和的首倡，这一点并不矛盾。 在《宣祖实录》中，也记载了加藤清正对朝鲜僧惟正说的话： 当初，首创凶谋（出兵朝鲜），以妻父行长为先锋，来你国为贼者为平（宗）义智。 这想必是事实。 6 小西行长们只要在贸易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就行了，于是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开始奔走于终战工作。 为了讲和，必须要糊弄秀吉。 平壤被夺回，秀吉已经动了讲和之念，但日中两国的条件有云泥之别。 秀吉的条件有七条： 一、让俘虏朝鲜二王子归国。 二、迎娶明的皇女为日本后妃。 三、恢复勘合贸易，让船舶往来。 四、日中两国大臣交换誓词。 五、返还朝鲜四道及国都。 六、以朝鲜王子和大臣为人质。 七、让朝鲜权臣立誓累世不犯日本。 明朝的条件是： 一、返还朝鲜全土。 二、二王子归国。 三、关白秀吉谢罪。 秀吉是战胜国的态度，明朝拿出兴师问罪的姿态，两国不可能谈得顺利。 所以，只能糊弄。 例如，与明的皇女的通婚是不可能的，沈惟敬对明王室说，日本希望"和亲"。 "和亲"就是成为亲戚，有通婚、和好的意思。用得很妙。 最后黔驴技穷，甚至伪造了关白秀吉的谢罪文。内容是： 特请赐册封藩王名号，如此，世世为藩篱之臣永久献海邦之贡。 "册封"就是承认输了，"朝贡"就是交易。如前所述，册封是朝贡的前提，但不是受册封后就自动允许朝贡。 明王室的决定是： 许册封，不许朝贡。 一经动武，如果许册封和朝贡，周围的野蛮人也许都会仿效。所以，只允许一件： 封尔日本国王。 带着诰命书，沈惟敬于庆长元年（1596）来到大阪城。 当时，正使是李宗城，副使是杨万亨，沈惟敬只是随员。 不过，知道内情的正使李宗城，因害怕而从釜山逃亡，并佯装发疯。 不得不升副使杨万亨为正使，沈惟敬幸运地当上了副使。 九月一日，使节到达了大阪城。 丰臣秀吉对明国国书大怒，当场撕破扔掉--这一场面很有名。 《日本外史》中也说："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 然而现在，诰命书仍然存在，并没有撕破的痕迹，因为诰命书是写在棉布上的，没那么容易被扯破。这应该是赖山阳虚构的。 实际上，九月一日秀吉见明国使节时，受领了诰命书、日本国王之印，以及其他明朝冠服等。而且，第二天，秀吉穿上明朝冠服，设宴招待明使。 秀吉没有学问，大概对诰命书的意思不太明白。但是，对"封尔日本国王"是明白的，于是收下了日本国王之印。 秀吉怒火中烧，再次命令出兵，是后来听五山学僧解说，得知讲和的七项条件完全被明朝无视。 日本有天皇在，却把天皇抛在一边，他国封自己为日本国王，这算怎么回事！ --这样来解释秀吉发怒的史家的名分论，毕竟只是后世的推测。 足利义满受明封为日本国王的例子暂且不说，德川家康在给朝鲜使节的文书中，也署名为日本国王源家康。 小西行长的终战工作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收买五山学僧。 如果解说国书的学僧也与小西行长串通一气的话，秀吉就完全被蒙在鼓里，成了"光身子的皇帝"了。 --明帝的皇女怎么还没来？ --人质怎么样了？贸易呢？ 即使催促如箭，小西们只要借口推托："路途遥远，诸事要花费时间。"然后等秀吉归天就行了。 这样，和谈决裂，导致第二次出兵朝鲜。 第二次出兵，对日本方面来说，战局进行得并不顺利，将士在异域陷入困境。之后，秀吉一死，日军就全面撤退了。 明治以前，日本和中国，持续最长时间的、规模最大的接触，只有朝鲜之役这一次。朝鲜之役的历史重要性便在于此。 对明治以前的中国有识之士做问卷调查--举你知道的一个日本人名。 平（丰臣）秀吉一定得分最高，得分第二高的也许都没有。一般来说，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一说到日本人，只知道丰臣秀吉。 中国人眼中的秀吉像，如前所述，秀吉等同于日本人，秀吉像也就成为日本人像。 不，不必用过去式，印在现代中国人脑中的日本人的形象，也许还残留着秀吉的印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