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许多报章杂志的文字以及许多朋友们的谈论无疑的都一致趋向于民主政治的主张。不过在一致的主张之中,我们又很清楚的发见两个很不相同以至于针锋相对的立场或侧重之点。一则侧重于英美式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而一则侧重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前者评论后者为有团体而无个体,后者评论前者为有个体而无团体。又换一种评论的说法:前者认为后者至多只做到一些经济的民主,至今未能有政治的民主表见,后者认为前者至多只表见了一些浮面的政治的民主,始终未取得稳固的经济民主的基础。讨论更进一步,双方可能的认为两者都不可少,但又不免引起一个先后所谓"阶段"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二者之中,究属那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最高理想。 这是近年来新发生的一个问题。清末民初年间,至五四运动的时代为止,中国人心目中只有一种民主政治,就是英美式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苏俄革命前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类的学说最初传入中国的若干年里,问题也还没有发生,因为当时大家的观听里,民主政治自民主政治,社会主义自社会主义,好像是截然两事,截然两事之间可能发生冲突,而不容易发生辩论。迨至苏俄革命成功,民主国家如英美采取了一部分近乎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又将"民生""民权"相提并论,而近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也以"新民主主义"相号召,益以西方政论家如英国的拉斯基(Laski)又一再推论到大战结束后的苏俄在政治方面势必日趋于民主,即个人势必日即于抬头。于是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就发生了。 其实在健全的理论里,这问题是不存在的。我以前讨论社会理论,曾经提出一个诊断的尺度来,合乎这尺度的是健全的,否则是不健全的,以至于病态的①。我认为在政治理论上,这尺度是一样的适用,因为政治生活原是比较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尺度,恕我再重复的说一下,是这样的: ┌通性之同………………………………社会秩序┐ 个人 ┤个性之异………………………………文明进步├ 社群 └男女之分………………………………种族绵延┘ 更让我把这尺度再解释一下。尺度分为纲目两个部分。纲有两个,就是个人与社群。每纲各分三目。个人生活或人格不外三个方面:一是通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二是个性,即此人之所以不同于彼人;三是性别,即男女之所以互异。社群生活亦不出三个方面:一是静态的社会和同或秩序,二是动态的文明进展,三是所以比较长久维持此动静两方面的生活的种族绵延。个人生活的三个节目和社群生活的三个节目又恰好呼应,即后者是前者的功能或作用:通性是社会和同的张本,个性是文明进步的张本,性别是种族绵延的张本。一种社会理论要对这两纲六目都有发落,都有交代,才算健全,一种政治理论也是如此。 话多少得从头说起。在演化的过程里,两纲六目的出现是很有一些先后的。最初,演化史里可以说是有过个体与群体不分的一个时期,有一部分的单细胞生物便是如此,例如,不大容易分别为植物或动物的团藻(Volvox)。换言之,两纲的分化是比较后起的事。纲的分化实在是由于目的分化。就个体一方面说,通性与个性之分最初是很不清楚的;个别变异的现象尽管早就存在,此种变异也尽管可以用细密的科学方法,所谓生物量学的方法(biometric methods),来衡量,但对于生活的作用是绝少以至于没有的。最显然的节目上的分化还是两性的分化,在单纯的动物里,所谓通性,与其说是对待个性的一种性格,无宁说是对待性别的一种性格。因此就群体一方面说,秩序与进步一类的概念就不大适用。只有一种进步可以发生,那就是由于突变的进步,但此种进步一经发生,原有的一个物种可能就剖分为两个物种,而又当别论了。结果三个节目就剩了一个,就是种族绵延,也就是两性分化后的不可避免的一种作用。无论在什么物种里,一讲到群体生活,种族绵延的节目总是要大书特书的,事实上值得一讲的也只有这个节目。从本文的立场看,这可以说是演化过程的第一个段落。 两性生殖的成立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个体变异的增加。此种增加的变异又有两个用途。在大部分的动物里,似乎除了扩大两性选择的范围而外,更无其它的用途,最显著的一例是蝶类中的多形现象。在蝶类中,雌的只有一品,而雄的可以有两三品。其它的动物,包括演程中最后起的鸟类与哺乳类在内,也是一贯的牡者变异多而变异性大,而牝者反是。在很小的一部分动物里,个体的分化更进而成为所谓专化,于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局面,一种形似人类所称的社会生活,便逐渐演成,蜂与蚁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可以说是演化过程的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就个体方面说,性别是属第一段落之旧,可以不再赘言,通性与个性的分化比第一段落要清楚得多,并且也发生了些捉摸得住的作用。就群体方面说,种族绵延的节目也可以不论。通性与个性既分化得更显著,宜若秩序与进步一类的概念也就比较的可以适用。一种可以称为秩序的东西是有的,而且也还具备相当的复杂性,特别是在能分工合作的蜂蚁中间;但这种秩序配不配叫做"社会的",学者的意见很不一致,大抵生物学者承认它是,而社会学者则以为不是。至于进步则依然难言,其难言的程度并不低于第一个段落。上文说个性的作用是在招致进步,个体的变异就是群体生活变化的张本,是不错的,但在这个段落里,似乎个体变异的结果,仅仅增加了秩序的复杂性与固定性,以及扩大了两性选择的范围和种族绵延的机会,而和群体后天生活的进步无干。例如蜂蚁之伦所表见的分工合作的生活,自最初演成以至今日,始终是一个定局,换言之,秩序始终是这末一个秩序,没有变迁,秩序的变迁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进步。 到了人类,我们才算进入了第三个段落。生物学家承认人是多形现象最发达的一个物种,也就是流品的分化最多的一个物种。唯其流品的类别极多而程度极不齐,所以通性之同与个性之异更见得为截然两事。到了人类,由于神经系统的演进,又产生了自我觉察的能力,而通性与个性的分立也就成为自我觉察的一部分的对象。我们上文再三说到"个性",其实真正的个性到此才完全成立,以前只是一些不自觉的个体的变异而已。自觉的个性一经产生,其自觉的程度又复一天比一天增加,于是群体生活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一个人的发育而言,自觉的发展过程大抵是这样的:第一是自我的发见,第二是我属于一个群体而与群体中的其它个体互有异同的觉察,第三是我属于一个族类而对此族类有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的认识。自觉的发展到此,个人才成为一个人格,而群体才成为一个社群。到此,才发觉个体与群体各有其价值意义。前乎此,群体是唯一的目的,个体只是一个手段,特别是种族所由绵延的手段,到此,个体虽依然不免是一个手段,但也浸假而自成为一个目的;到此,群体固然要发展,要成全,个体也一样要发展,要成全。 总之,演化的过程一到人类的段落,个体与群体的两个生活大纲便有了对等的重要性。据斯宾塞尔(Spencer)的看法,个体的渐进的变为重要,与群体在种族绵延一方面的相对的变为不太重要,是演化过程中一个一贯的倾向。斯氏"个化对待繁殖"(individuation versus genesis)之说,指的就是这个倾向。这倾向究属是不是一贯的渐进,是颇有问题的,特别是到了人种。人种中各族的演出有先后,先出者往往生育力小,而后出者生育力大。不过无论斯氏的看法如何,到了人类,个体的重要性已经提高到一个程度,得以企求和群体并立,总是一个很大的事实。 说到这里,有两个很普通的错误的比论是应当指出来的。一是把人类的社会比做蜂蚁的社会。根据上文,这比拟的不伦是一望而知的。蜂蚁中间只有个体的分化以至于专化,而绝对没有个性的自觉。蜂蚁能分工合作,仿佛和人类一样;但方式上尽管形似,意义上却大有不同。一个工蜂,或一个兵蚁,活动了一辈子,始终只是所以保障群体生存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和它个体自觉的发展与成全毫不相干。蜂蚁根本没有意识,更没有自我的意识,自然谈不到自我成全的企求了。第二个错误的比论是把社会比做一个生物的个体。我们在《尚书》所代表的时代,就有所谓元首股肱之论,国君是元首,臣子是股肱,不过这还是一种文学上的比喻,没有很大的弊病,到了近代,便真有把一个政治社会当做一个有机的个体看的,那问题就多了。如果希特勒是元首,戈林之流是股肱,德国的老百姓自然是一大堆细胞了,细胞怎会有独立存在的资格?在十九世纪,社会为生物有机体之说,在德国最称发达,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希特勒和他的许多爪牙,毁灭了一个最奋发有为的民族!斯宾塞尔也主张一部分的有机论,但他很聪明的指出,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有两层很大的区别。一是社会有机体的部分或基体是分得开的,就是,个人还是有他的地位,再根据斯氏其它的议论,可知这地位是再重要没有的②。二是社会有机体的知觉和意识的机构并不集中,即仍然分散的寄寓在各个人的知觉与意识的机构里面。斯氏的有机论因此便没有流弊,没有被野心家利用做中央集权以至于中央极权的一个口实。总之,两种比论的错误都在极端重视群体,而忽略以至于抹杀了个体。前一比论把社会分子比做蜂蚁,可以当兵,可以做工,事实上等于否定了每一个分子的个别的人格。后一比论尤其是尽了抹杀个人的能事,群体自身既变成了一种个体,真正的个体还有存在的余地么? 其次关于两纲的六个节目,我必须再加以进一步的说明。两纲既同样的重要,每纲的三个节目中间也自不容强分轩轾。通性之同和个性之异是尽人具备的,也是尽人企求充分而平衡发展的。二者之中,如果稍有偏废,则一人的人格便不健全,不是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便是立异为高,逆情干誉。荀子所再三称道的不同而和的人我关系便建立在通性与个性的平衡发展之上。性别也是不容忽视的人格的一方面,男女的区分是深入腠理以至于细胞的内容的,第一性征最是彰明较著,第二性征次之,第三性征又次之,明显的程度虽逐渐递减,其为人性中一些基本的事实则一。性别的发展势必影响通性与个性,因此,男女于同具做人的通性而外,又各有各的通性,即男有男的通性,而女有女的通性。女子的个性发展,又往往多少要受一些性别的鼓励或牵制。近代女子的解放运动,就女子的通性与个性的发展而言,是显然的有利的,但就女子性别的需要而言,便是有害的,因为女子,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在此方面所得的,不是解放而是抹杀。换言之,这种女子的人格,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有阙陷的,因此,其余三分之二的发展可能的是畸形的。 社群一纲的三节目当然一样的不能有其一而遗其二三。二千余年来,不尚专才的中国社会是稳定有余而进步不足的,甚至于绝少进步可言。重专才,尚技术,以及提倡一般个人主义的当代美国社会恰好和历史上的中国相反,就是生活各方面的生动与进展有余,而稳定则不足。初到美国的人,耳闻目见,真有一种陆离光怪五花八门的感觉;但稍事留连,便可以发见各种社会学家所称为"解组"(disorganization)的情形,如劳资间的纠纷,家庭的聚散不常,老弱的无所依托等等。所谓少年法庭是美国独有的一种制度,也是社会解组的一个很特别的表示。总之,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与今日的美国社会都有几分病理的状态,如果美国人犯的是痉挛,我们犯的便是瘫痪。事实上,要用我们目下所用的尺度来量,古今中外真正健全的社群生活可以说是没有。其比较健全的又可能因为忽略了种族绵延的一个节目,终于昙花一现似的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徒供后人的凭吊,希腊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大抵社群生活里任何节目的偏废,最后总须追溯到个人生活的某一节目的偏废,通性的不发展,个性的遭汩没,性别的受漠视,三者必居其一。 要个人生活与人格的健全发展,要通性、个性、性别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教育,在一种通达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要社群生活与群格或国格的健全发展,要秩序、进步、绵延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政治,在一种通达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自由教育与民主政治的相辅而行,互为因果,是我们一向认识而主张的。但何以必须相辅而行,互为因果的迹象究属安在,本文的讨论便是一个说明的尝试。一个民族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则已,否则前途政教是终须合一的,但此种政教合一决不是欧洲中古的政教合一,即君士坦丁帝而后政治和基督教的合一;也不是以前中国人所了解的政教合一,即汉武帝推尊儒术罢斥诸子百家以后的政教合一;也不是近代建筑在特种的"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政教合一,例如苏俄之有共产主义,德意之有纳粹或泛系主义,中国之有三民主义。未来的政教合一,也是最健全而无流弊的政教合一,是以自由教育为体而民主政治为用的政教合一。 关于自由的真义,关于自由教育,已见上文《论品格教育》,《论宣传不是教育》,《散漫、放纵、与"自由"》,《自由、民主、与教育》,《类型与自由》,《政治与教育》,《说"文以载道"》等篇③。关于民主政治,我们不妨再根据了篇首所提出的尺度申说几句。 总观历史上已经有过的政制,目前正流行着的各国政制,以及前途可能由目前的政制演进而成的新政制,只有民主政治是最富有综合性的,它的综合性就是它的健全之所在。古代各种已经沦亡的政制无论已,沦亡的事实就是不健全的最后的证据。德、苏以至于日本一流的极权政治也大可以不论,意大利的政制已成过去,日德也是在急速解体的过程中。极权政治的根本错误,就在完全漠视个人的一纲,而只有社群的一纲;而在社会有机体论的感应之下,社会既自成为一个庞大的假个体,个人的真个体自更在抹杀而万劫不复之列。在这种政制之下,要有一二真个体的存在,那就是希特勒自己和他手下的少数头目了,而这些少数的个体也势必是畸形而极不健全的。至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早就不成其为个体或个人,而是一些行尸走肉。他们的灵魂是被希特勒一类的恶道士摄去了的,不是被摄而锁闭在某一个所在,便是被摄在恶道士自己的身上,供他作歹为非的驱使。这样一个政制而能维持,是没有了天理与人理的。退一步说,在个人的一纲里,德国一类的政制是只认识三节目之一的,那就是性别的一目,所以一则厉行所谓三K主义,把妇女都赶回家庭里去,再则操切的实施绝育的政策,断绝了所谓稗劣分子的生殖机能,三则颁行奖励生育的种种法令,四则把所谓的劣种的犹太人驱逐屠杀。这样,宜乎在社群的一纲方面,种族绵延是不成问题的了。不过只是种族绵延又何尝足以造成与维持一个健全的社群或政治社会?希特勒上台而后,德国的人口确是增加了,但增加了又怎样?牛羊茁长的结果,还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屠杀?照目前屠杀的速率,靡有孑遗是一个很可能的归宿,还谈什么种族绵延呢? 英美的政制是和我们的尺度所要求的政制最较近情的。不过它的弊病也是不一而足。就大纲说,它过于偏袒个人,所谓个人主义的是。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决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好比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不是一样。英美自己的政论家也看出这一点,所以五六十年来,穆勒约翰(J. S. Mill)有"群己权界"之论,斯宾塞尔有"个人对待国家"之论,罗素有"自由对待组织"之论,而自苏俄革命以后,韦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与拉斯基等又屡屡以苏俄作为歌颂与攻错的对象。是的,英美的政制是不健全的。个人与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正好比自由与自由竞争也不是一回事,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的结果,徒然造成了少数的财阀,置百分之九十九的社群于不闻不问,又怎样算得健全呢?再就节目说,在英美,个人人格最接受鼓励的一方面是个性;通性是一致的受忽略的,尤其是在美国。在并世各大国中,性别的漠视也以英美两国为最甚。妇女运动史上两员最大的健将,窝尔斯东克拉夫脱(Mary Wollstonecraft)是英国人,福勒(Margaret Fuller)是美国人。欧洲大陆诸国的妇女运动始终没有走英美的极端。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虽也有过一度性别的抹杀,但不久又就稳定下来,至今苏俄在这方面的见解和措施,可能比英美的还要"保守"几分。个人人格的节目上既有此种阙陷,则群格或国格方面也就势必不甚健全。美国的社会秩序有问题,是上文已经说到的;其在英国,据拉斯基的近著《当代革命观感集》里所论,是随时可以发生问题的。此次大战所唤起的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是延缓了问题发生的日期,而与问题的症结无干。进步的一节目,生活方式的日新月异,是个性发展后必然的结果,英美在这方面的收获必然的最多,也可以不再论。种族的绵延一方面,则又复未可乐观。美国近百年来的人口增殖,大部分靠移民的生育力,早年先入为主的血统大有不能竞存的趋势,三四十年来关心民族健康的人所引为最大的隐忧便是在此。英国也有同样的情形,一般的增加有问题,比较优秀分子的增加更有问题,我们读到人口学者如查尔斯(Enid Charles)等的论著④,便可以知其梗概。法国的情形与英美相似,但问题之多而严重,则尤在英美之上,特别是在种族绵延一方面。⑤ 最后说到苏俄。苏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或社群诚然是重要的,但若重要到成为一种主义以至于一种信仰的程度,便不免产生一种和个人主义相等而异趋的流弊,就是抹杀个人,特别是抹杀个人人格的个性一方面。十月革命以来,几次清党清军的结果,这方面的牺牲之大,毁灭之多,无论赞成苏俄的政制与否,是谁也不能不表示惋惜的。⑥同情于苏俄政制的人诚然也可以替它解释,认为革命初成,内而反侧的势力,外而列强的仇视,随时可以把革命的成果摧毁,所以不能不消极的力求意志的统一;而收拾帝俄的残局,弥补革命的疮痍,适应几度五年生产计划的要求,更不能不积极的力求力量的集中。要意志划一,力量集中,牺牲是无法避免的。拉斯基在《革命观感集》里也有此类替苏俄文饰的议论。我们一面尽可以接受此种议论,一面却依然不便承认此种政制是健全的,更不能承认它是理想的。拉氏预测,此次战争结束以后,内部的反侧既早经肃清,外缘的仇视将大见减杀,斯太林与其党员必有进一步的归政于民的表示,而苏俄民众一方面,也必然的会有此种要求。 我们竭诚的希望这预言可以成为事实,正好比我们希望英美的个人主义的政制也可以有一番改进,前途可以切实的多替十分之九的民众设想,多让十分之九的民众抬头,从而充实其政制的经济基础一样。目前怀抱着此种愿望的人实繁有徒,但他们的目的是消极的,就是希望英、美、苏俄的政制会走上相似的路线,小之可以消弭国内的革命,大之可以避免国际的战争。但我们的是积极的,我们希望一切政制要奠定个人与社群间应有的平衡,要取得人格三方面与群格三方面应有的协调。这种平衡与协调是一切文明人的人性的要求,要求而能得到满足,一切国内的革命与国际的战争是不待消弭而自会消弭的。 能满足这种要求的政制可能不限于一个方式,但就人类的理性截至目前所能想象得到的而论,似乎是只有民主的一个,"民"与"人"是通用的名词,西洋的政论如此,中国前代的政论也是如此。民或人,可能是个体的人,也可能是群体的人。民主政治只是人民自作主宰的政治,是个体与群体兼赅的一种政治。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偏重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或偏重经济平等的民主政治,都是一些不可通的名词。政治、经济,一有所偏,社会、个人,一成主义,民治便失其所以为民治的理由了。偏重之论既不成立,则后先"阶段"之论,也就不攻而自破。 注释: ① 即上文《论青年与社会思想》一文。 ② 详见斯氏所著《个人对国家》一书。 ③ 又别见拙译赫胥黎《自由教育论》* 。 ④ Enid Charles, The Twilight of Parenthood , 1934年。 ⑤ 说详拙著《优生与抗战》,页二○三 ─ 二一四。** ⑥ 同上书,页二一五─二二四。*** ──────── * 见《潘光旦文集》第13卷。──编者注 ** 见《潘光旦文集》第5卷《优生与抗战》第二六。──编者注 *** 见《潘光旦文集》第5卷《优生与抗战》第二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