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与十三日重庆与昆明《中央日报》的《每周专论》栏里，登载着潘公展先生的一篇《教育上两个迫切问题》，一是教师思想问题，二是青年营养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公展先生说："须知今日的青年思想的歧误，与其说是青年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教师思想问题。我敢说，教师思想如果一致，如果纯正，学生思想是决无驳杂的问题的。"这是一番何等严重的话。作者厕身大学环境且二十年，所见和公展先生的很有不同，又忝为教师的一人，责任有归，未敢缄默。 公展先生所说的教师虽没有指明那一级的教师，作者以为大概是大学的教师，不过依作者的见地，大学教师的思想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大学教育里根本就不多谈思想，多谈思想还是大学范围以外的文化界的人士，包括政治界在内。这并不是说大学的教师根本不谈思想，谈的自然也大有人在，不过他们大都了解这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教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种种课程。这也并不是说课程的内容里根本没有思想的成分，课程里讲思想方法的很多，讲思想根据的事实的更多，讲思想的演变、派别、所引起的问题的也不少。约而言之，大学教育里没有专门灌注思想的教师与课程；教师与课程只供给思想的方法、思想的资料、思想的历史与家数，至于学生在学成之后究竟服膺那一派或几派的思想，甚至于加上一番发明综合的功夫之后，自成一些学派，那是学生自己选择与努力的结果，与教师和课程很不相干了。教师既不灌输思想，试问公展先生所暗示的青年思想歧误的责任问题将从何说起？ 不过我们也知道，公展先生也曾明白的指出，他所说的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三民主义一类的思想。也好，我们不妨再进一步的对大学教师和三民主义的关系观察一下。我们打头就可以坦白的承认这关系并不密切，远不及公展先生所期望的密切。不过，这怕是事实上无可避免的。在讲授自然科学的教师各有各的专科学问，教学之外，还须从事研究，此外要对本行以外的社会思想与学说作深切的探讨，兴趣不论外，时间也确乎不许可。不过他们也很可以说，他们的专科学问也并不是和社会思想全无关系，即就三民主义而言，民生主义背后有地质学、化学、物理学、以至于生物学，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背后至少都有生物学；他们的潜心研究与教学直接所以为三民主义补充事实的根据，而间接对于民族的发展、民权的扩充、民生的利济，迟早也会有实际的贡献，他们甚至于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谁都不敢承认有那一派的社会思想、学说、主义已经到达一个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而无待乎修正补充；修正补充是要事实与经验的，而一部分的事实与经验必须求诸于自然科学的领域；然则他们目前的真正的本分，是在多做些脚踏实地的试验室与厂屋的工作，而决不在高谈阔论任何一种的社会理论。作者以为这种见地是对的。所以就理工一部分的大学教师说，他们对于三民主义一类的思想，虽不能说有功，也绝对不能说有过。公展先生所暗示的责任问题，至少对这一部分的大学教师是不适用的。 至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范围以内的大学教师和一般社会思想以及三民主义的关系，比起自然科学的教师来，当然要密切得多了，但也远不如公展先生所期望的那般密切，而且所谓密切的性质也许也和公展先生所想的不一样。他们的确和三民主义，至少和三民主义的思想的内容，时常发生接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师。信仰三民主义的人也承认三民主义未始不是近代思潮的一部分，而是有它的来历的；民族主义相当于近代思潮里的 nationalism ，民权主义相当于 democracy ，而民生主义则相当于 socialism ，三者经历过孙中山先生的一番修正、补充、与联系之后，终于成为一派胡展堂先生所认为有连环性的综合思想。在讲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对于这三部分的思潮是最熟悉不过的，也是非熟悉不可的；教政治学的教师对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自然特别的研究过，教经济学的对民生主义也是一样，至于教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教师更是责无旁贷的必须把三部分认识一个清楚。他们讲到这三部分思潮的衍变与发展时，会把中山先生一番修订的苦心埋没么？当然不会，所以就认识与了解论，这一部分大学教师和三民主义的关系，事实上绝对的不能说不密切。不过就研究与教学的方法与态度说，我们也不妨坦白的说，便决不是一般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所有的或所期望于它人的了。第一，不讲现代思潮则已，讲则不能限于一派，不讲某一派的思想则已，讲则不能不把一派的家数与变迁充分的叙到。第二，学派与家数的价值虽不一样，却没有一派或一家是至善而无懈可击的，所以教师讲解的时候，只能取一个介绍与评论的态度，而不能用宣传与灌输的方法；即或一个教师对某派某家表示更大的同情，而私衷拳拳服膺，他还是应当力持客观的态度，庶几不至于在学生的心坎上，留下一个偏见的印象。三民主义既属现代思潮的一部分，其内容与实质是应当在介绍与评论之列，也是无疑的。这种评论是根据客观的原则的，而就作者所知，也没有不是善意的而是富有建设性的。这班教师也未尝不深知三民主义是主张社会与民族进步的一派学说，而学说的自身也常在力求充实与进步，不甘一成不变，故步自封，所以他们认为善意与富有建设性质的评论，无论如何应当有它们的地位。信如我们这一番的解释，可知社会科学范围以内的大学教师，对于三民主义，不但无罪可言，且有微功足录；而公展先生所暗示的责任问题，对于他们，也显然是不适用的。 作者就公展先生这篇文章以及其它类似的报章稿件看，以为三民主义目前已到达一个歧路的路口，一条路是宗教化，一条路是真正的思想化。许多服膺三民主义的人无疑的是希望它走第一条路，他们希望中山先生可以成为教主，中山先生的学说成为一成不变万古不磨的经典，并且希望人人可以成为信徒（公展先生文中即一再用到信仰与信徒等字样），人人可以布道。从这个立场，无疑的大学教师是十有九个不合格的了。公展先生所暗示的责任问题大概就在这里无疑了。不过，大学教师似乎根本不感觉到有这样一种责任。他们中间，有少数是已经入党的，但入党是一回事，宣传主义往往又是一回事，好比西洋的基督教徒不必尽人要负起宣教的责任一样，至于绝大多数未入党的自更无从了解这种责任。不过这些未入党的教师，据作者的观察，对党与主义却也并不存什么成见，他们中间更有不少的人对主义抱着一个积极的希望，就是，希望它走第二条路，就是思想化。他们认为宗教化是一条绝路，而思想化才是一条活路，三民主义的理论也许已经是相当成熟，但总还不能说已经到一个十全十美无可增损的程度。中山先生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思想家，九原可作，自己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观感。既可增损，则此种增损的责任便应公诸国内以至于国外的一切有学术思想的人，其中最责无旁贷、而作者以为也最乐于承受的人，应该就是这一班大学的教师。不过就目前在歧路口的形势论，这样一个责任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中山先生的学说应该如何解释，归谁解释，目前已有严格的限制，又何况增损呢？不过我们希望服膺三民主义的人要了解，这终究是一个孔子所说的自画的政策。自画是进展的反面。 有人说，宗教化的一条路对目前抗战的局势特别的有利。教师是领导青年的人，他们处的是一个提纲絜领的地位，所以假若他们能扫数入党，成为主义的信徒，则全国青年必风靡景从，而抗战建国的壁垒必可以十百倍的更加坚固。无疑的，公展先生的立场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不过这是无须的，而也是不一定有效的，爱国家、爱民族、拥护国民政府、支持抗战建国的国策，时至今日，早已成为全国人共通的意志，初不问一个人是不是党员，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是谁都晓得的，参政员中间有不少是国民党以外的别党别派与无党无派的人，而参政会的历史是和抗战的历史同时开始的。若说无党籍与不信主义的人不免削弱抗战的力量，则参政会便是一个最大的反证。若说必须人人有党籍才足以增加抗战的效率，则与抗战同时开始的参政会便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目前直接间接参加抗战工作的人中间，究属有多少是党员，多少是非党员，我们没有统计，怕谁也没有统计过，但我们相信非党员是要比党员多得多。抗战与入党与否没有不可须臾离的关系，好比做人与信教与否没有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一样。这是无须的说法。目前反对抗战国策与夫认贼作父的人中间，非党员固然不少，党员也不乏其人，汪精卫如何了？周佛海如何了？周佛海不还写过一本《三民主义的理论的体系》么？这是未必有效的说法。 先贤告诉我们：师克在和。又告诉我们，君子和而不同。抗战的目的是最后胜利，是克。克的条件在和，而不在分子的完全相同，真正有见识的人，虽不同无害于和，否则，虽同亦无补于和。目前整个的青年思想问题，以及对于这个问题教师所负的责任问题，以及这类问题对于抗战建国的关系，我们诚能用这种眼光来看，当可省却无限的精力，无限的莫须有的歧视与争论。 上文云云完全是作者个人的一些观感。其它做教师的人是否有同样的观感，作者不敢断定。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但记得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中国学生在纽约开追悼会，需用《遗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英文本，当时遗嘱是作者承乏翻译的，宣言是作者和一位朋友合译的，至今美国人所著关于中国的书里，间或还沿用着这些最早的译本。作者追提到这一点，无非要表示他对国民党和党义并无成见，以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也因为没有成见，才有兴趣提出这样一篇文字来。① 注释： ① 附潘公展先生原文《教育上两个迫切问题》： 本学年结束期已近，教育部即将派督学专员分赴各省市视察教育设施，以为今后指示改进之依据。他们的使命非常重大！因就感想所及，提供教育上当前两个迫切问题的管见，借供教育当局参考。 第一，教师思想问题 三民主义既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则在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下所培育的青年，无疑的应该全是三民主义的信徒。青年思想原来不应再有问题，但是事实上，目前真能认识三民主义和信仰三民主义的学生，还不过是一部分，而且竟还有些学生迷惑憧憬于不合国情的幻想。这不能徒责青年，实在应该由教师负其责任。总理说："要中国不亡，惟有振兴我们的教育，才是根本办法"。总裁说："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而教育是一个事业的基本"。他们所以重视教育如此，可见教育是"思想的国防"，也就是"精神的国防"。如果教师不竭其全力，用三民主义的坚固工事，在青年思想上建筑国防的基础，就决不能达成抗战建国的革命教育的任务，故在国民政府下之学校当局，自校长教授以至职员，理应全是三民主义的革命战士。夫以三民主义建国治国的中华民国，而可一听身负教育重任的教师，超脱于三民主义之外，驯至不免有人视征求教师入党，似乎为不应该有的举动，宁非教育界的一怪现象！须知今日的青年思想的歧误，与其说是青年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教师思想问题。我敢说，教师思想如果一致，如果纯正，学生思想是绝无驳杂的问题的。必须教师自身先对于三民主义有深切的研究，有真诚的信仰，进而见之于笃实践履的行动，发挥生死以之的精神，然后可以示范后学，可以感导青年。教师们所潜心研究的学科，尽有不同，所指导传授的技能，尽可各别，而其为国家为民族培育青年的旨趣，则不可不一律遵从总理的遗教，总裁的训示，以实现三民主义，引为自身的责任。总裁去年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致词，曾痛切的说道："过去教育上趋向不坚定，信守不专一，已经耽误了十载的光阴，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我真不肯不希望我们教育界为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当代青年和后代国民的幸福，而真诚确实的归于一致。我愿我们教育界各位贤达，一心一德，同志同道，决心集结到三民主义的总目标之下，为中国革命而努力"。所以我希望此次出发视察的省督学和专员，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教师思想问题。尤其要用万分诚意，万分的努力，协助推动学校党务的发展。尽可能的，大量征求学校教师为本党党员，切实做到典型的三民主义革命战士。同时应该认真考察学校的图书室，以及学校附近的社会，有无违反或曲解三民主义，以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书刊，依然存在和流布，如果有的话，就该任劳任怨，协助地方党政当局，和学校负责人员，切实依法肃清，以拯救一般青年的无辜被毒；也可以免得他们不知不觉的坠入陷阱之中，到了将来后悔不及。 第二，青年营养问题（下略）。 -------- * 见《潘光旦文集》第13卷。--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