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飞平"看来是如期成行了。他编完了《观察》第2卷第21期之后，在"编辑后记"里说："当本期出版时，编者已在北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期由吴世昌先生代编"，21期是7月19日出版，24期应于8月9日出版，根据这些迹象推测，储安平大概自7月中旬至8月初期间在北平。他回上海以后，于8月12日给胡适写信说： 适之先生： 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 先生允为《观察》三卷一期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 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 从信的内容看，胡适接见储安平不止一次。谈话中既有"鼓励"，也有"指示"--当然是建议。只可惜一生笔头特勤的胡适，这期间却在《日记》里没有留下纪录，我们难以知道这两代自由主义者当时谈话的具体内容。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只能从研究的角度来悬揣某些可能的迹象。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国民党的腐败不能遏止，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是它的上升期，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民国史学术界称"革命外交期"），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煞的成绩。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导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 胡适1947年4月11日的日记里没有记这一天应事接物的任何内容，只是抄了两段英文： "A man that could look no way but downwards and with a muck rake in his land." Pilgrim's Progress p.4,II "Man with the muck rake are often indispensable to the well being of society, but only if they know when to stop raking the muck." Theodore Roosevelt, Speech, Laying the Corner stone,Office Bodg.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14,1906. 译成中文是： 一个眼睛只会向下看、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天路历程》第2卷第4页。） 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T·罗斯福的演说《奠基》，众议院办公大楼。1906年4月14日。） 所谓"拿着粪叉子"，"掘粪"，云云，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和社会人士发起的整治黑社会，暴露黑幕，揭发丑闻的民间运动。因为新闻自由，政治透明，记者们有权把各地的黑幕、丑闻调查得水落石出，无可逃隐，故依法打击邪恶，极有成效。当时这个运动称作"扒粪运动"或"掘粪运动"。胡适在1947年4月完全抄录英文原文在《日记》中，显然是有他的用意的。但迄今这一则英文的内容尚未引起思想界学术界和胡适研究界的专家们的注意，我此次藉撰文之便，来替胡适把他当年对国内局势的态度表露出来。他于1946年夏归国以后，眼见内战难以遏止。经过八年对外战争的政府，已经是一种疲惫、千疮百孔的局面；又加以内战、学潮、贪污成风、经济凋蔽、民生艰困；而几个在野党正欲拖垮这个令人人不满的政府。但是，结束"训政，召开"国大"，毕竟是历史走向宪政的一个进步。如果连这一点进步都轻率地摒弃了，则历史绝无再能进步的基础。如此时参预摧毁这个政府的运动，则无异于为虎作伥。须知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这种综合的考虑，便是胡适四十年代后期发言和批评政府的原则立场。故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 通观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的全部政治评论，均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他怀疑中共当政以后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力促那个有自由而尚嫌其不充分、不理想的政府速朽速败速亡。他可以自由批评总统、行政院长及执政党的各方各面，几乎无所限制，不受阻挠。这本身就是晚清、民初、北洋政府及北伐以来，民主在言论、新闻自由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他在批评苏联和美国的时候，由于民族主义的心理障碍，使他不能清醒地判断当时极其严重的局势，说出"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那样的话。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本来是当年最清醒、最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却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中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而在对待蒲氏访华报告上，胡适的评价却要客观、允当、高明得多： 我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对中国最近廿年来历史的演变看得十分清楚，批评得很公道。我想就是让最公正的中国人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个人对他的看法是完全赞同的。 蒲立德认为中国是应该帮助的，也是值得帮助的，他这种态度是极严正的。（《援助与自助》，《中央周刊》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南京出版） 蒲立特《访华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揭露苏联的对华阴谋和在东北肆意危害中国国家的所作所为，并为美国设计出一个援华的合理而可行的方案。储安平却因为极端痛恨现存的政府及民族主义的情绪，竟与胡适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在《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一文中，储安平说："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党争"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个看法显然是对局势一个极大的误判。盖党争止，则内战停，内战停止，则国家转入温和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问题则在有利的环境下逐渐得到改进、改善直至逐项解决。连战败国德国、日本都能在没有国内暴力争斗的情况下走向经济复苏和发展，五强之一的战胜国中国在和平环境里反不如德、日之进展吗？内政在惩治腐败上，号称"傅大炮"的自由主义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轰下台，不就是正气得以伸张的进步因素吗？储文的主旨在于反对美国在华驻军，其次亦基本上不赞成其参预"调解"。1946年11月，雅尔塔密约公布后，中国自由主义及无党派人士在傅斯年领衔下曾自发地掀起了一个抗议苏联的运动。另一派力量则推动了一场反美浪潮，与之相对，以转移全国视线。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储安平，其发言适与之同其调，而称其心，储文称："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通观美国人在中国的作为，这些话不无偏颇及夸大之嫌。 正因为储安平自己对美国是全面反感的，所以他在《观察》第1卷第2期就登出关于中美农业合作的新闻。这篇新闻是由徐盈以"本刊特约记者"的名义撰写的，冠以"（本刊特约北平通信）"字样标出新闻来源。而副标题则是：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从这个标题看，一开始就是对这个合作持批评态度的。当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到上海时，"代表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者已经迎头送上请勿走'农业中国，工业美国'的複辙"的告诫。这简直是违背常识的挑衅。美国的农业与工业是并驾齐驱地发展的，人家怎么会利用你来专搞农业、自己只偏重工业发展呢？这个代表团等于是一个政府级的"和平队"，来帮助一个满目疮疤的国家恢复和建设农业，你却怀疑人家的动机。徐盈写道："在北平，我从他们对于四个问题的回答上，证明了赫契生团长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现实，那就是满脑子充满了技术，不配作一个政治性集团的领导者"。赫契生是世界知名的育种专家，当时为加州大学副校长兼农学院长，本来就是一位技术专家，从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回答中恰恰反证了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徐盈最后写道："赫契生还举了一个很滑稽的例子，'东北的高粱由于农业试验场没有了，害虫药剂缺乏，今年收获要减少百分之十。'我跟着追问道：'东北各铁路线两旁不准种高粱与长粮食，又要减少百分之几十，是不是比前者还多？'"徐盈大概忘记了当时内战正酣，而利用铁路两旁的高作物为隐蔽破坏铁路的事情每有发生，做出这一规定，在当局方面来说，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徐盈以此质询美国人，自己便有些滑稽了。 中国后来的极左超过苏联和东欧各国，其实也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譬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作对。像中美农业合作这样纯粹的建设性项目，竟然也不乏中国人跟它作对。 以上所举事实、观点及所涉价值评判，胡适肯定是不会赞同的。这或许就是胡适与《观察》的一点距离？ 胡适给《观察》的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