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要知道,大家读的书,许多是名著,如韦伯等。匆匆看完,讨论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这在中国老师看来算什么呢?轻说是强人所难,重说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毕竟大家还是学生。但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人家对你常规的期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当然这和开始时英语不好有关。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5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5分钟,脑子又是一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之一。这一转折点,发生在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会”的讨论班上。 这个讨论班是耶鲁著名的课程之一。每次持续三个多小时,一般是四个不同领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个小时,教授各自讲自己的观点。第二个小时则是大课问答,主要是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有时人数可达二十几人)提问,教授边回答边讨论,谁都可以插话。第三个小时,访问学者退场,学生分小班讨论,四个教授分散在各小组参加讨论。 那天讨论,正好James Scott教授和另一搞农业技术的林学院教授在我们组。我被轮上当主持人,即对所读的书提出概观性的分析,然后提出引导性的问题。那周读的,是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学家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经典著作“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Languedoc的农民)。该书的主题是14-18世纪这400年间法国农村的经济和人口变动。他大致的观点是,这段时期农业停滞,土地上的产量没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长就下跌,无法突破马尔萨斯的铁律。究其原因,是中世纪的社会没有技术进步的能力,等等。当时我是博士课程第一年,英语还非常差,而且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法国史的著作,300多页,加上其他两门课还有大致相当的阅读量压着,根本读不完。如此主持讨论,心惊胆战。 不过,我马上发现,人家并不在那里检查你是否读完了书,而是要看你的思想。于是灵机一动,马上提出一个话题:作者仅仅提出没有技术进步,但没有分析原因是什么。这似乎和年鉴学派的基本信念有关:基层社会这种“长时段”的缓慢演进,如人口、生态等,是历史最本质的深层动力。政治层面的变化(传统史学的主要题材)则是短时段的、浅层的现象,很难影响长时段的历史。人类不过是长时段的历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态和技术的时代限制,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好像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徒劳的。真是如此吗?我引述彭慕兰的一个研究,指出在20世纪初的山东,有改良的棉花种子,但当地一些社会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当地村里的统治阶层,害怕一旦引进了改良种子,村民得到了实惠,就都跟着那些带来新种子的人走,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抵制新技术。由此我进一步提问:法国农村没有技术进步,究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是长时段历史的缓慢节奏所导致,还是地方权力结构的问题?政治上的所谓浅层的变化,是否可以决定性地扭转长时段的深层历史发展? 此论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 Scott兴致尤高,马上引述其他例证对我提供支持,说二战前美国海军将领拼命抵制新技术的运用,生怕一旦技术更新,自己这一代不懂新技术的人会被新一代替代,结果影响了美国海军战斗力的提高。可见,技术是否进步,不能仅仅通过技术本身来解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堂本应该上到下午5点的马拉松课程竟然没有能够按时下课。经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门道,自信了许多。反复磨炼的结果,使自己的创造力大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