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阿绿最近认识了一位艺术家,并且整天跟没智商的文学女青年似的给我打个电话,三句话以后话题准能拐到艺术家那,我逼问她是不是为艺术献身了,她尖叫着说我龌龊,我看冲她那兴奋劲儿肯定现了不少眼,离献身也不远了。所以,为了制止我的好友投身艺术,我决定出山,看看那人是否心怀鬼胎。 阿绿说艺术家最近买了套挑高五米的房子让我去看看,说得那叫仔细,就跟她买的房子似的。我们去的时候那里正在装修,在一大群撅屁股的人里我一眼就挑出了艺术家。如今有点道行的艺术家都不扎抓鬏了,流行剃光头蓄胡子,就那点胡子都对不起剃须刀,买一个能传好几代,平时用剪指甲刀后面的小锉就行,还能磨磨刀。跟艺术家伪善地点了点头,一进屋门我就惊了,开始听阿绿说的时候对五米没什么概念,好么,一仰头房盖儿怎么那么高啊,也没房梁,想上吊都没地方搭绳子。艺术家对自己“家”的定义很先锋,他说:“我希望家像棺材一样,能给我安静。”他还真会找地方。 楼房这几年在不断进化,房价一个劲儿涨不说,盖房子的倒越来越省事,我买房那会儿,墙上连白灰都没有,每个屋也没门,厕所就几个窟窿。到我弟买房那会儿,更省事了,就一面承重墙,面积怎么分割,自己DIY去,弄得一个整天西装革履的人下班就光膀子,点着灯在屋里码砖,打外面看,就跟刚抢完银行打算都埋墙里似的,行迹特别可疑。这没几年呀,连房顶都得自己建了? 我正感慨,艺术家伸出了他那双刚洗干净的白胖手,我们握了握,他跟车间主任似的说:“你知道loft吧。”我点了点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在朋友面前咱不能露怯,不懂也得装明白人。“在英汉大辞典里loft的意思是指工厂或仓库的楼层,应用在房地产业指的是没有内墙隔断的开敞式平面布置住宅。六七十年代美国纽约都这样的建筑,现在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时尚的居住与生活方式。它的定义要素主要包括:流动性,户型内无障碍;透明性,减少私密程度;开放性,户型间全方位组合,当然还有艺术性。”他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屋里一堆铁管子,原以为艺术家图便宜买个没包管子的土坯房,现在才知道那些锈里吧唧的铁东西是装饰品。这钱花得真糟蹋,一平米也小一万呢,还不如直接住下水道去,那儿多逼真啊。我目露感慨,抚摩着管箍上的铁锈说:“这上头怎么也得涂层清漆吧?”艺术家摇了摇头,倍儿没规矩地搂住我的肩膀往楼梯上推,一边还说:“岁月!要的就是岁月。”我心想,倒霉德行,岁月都在你脑袋上呢。 楼梯跟通天塔似的,直上直下,看着眼晕。只有一面有扶手,楼梯板是被架起的一块一块铁板,空当大得足以漏下去一个人。艺术家热情地伸手拽过我的好友,阿绿已经被推上去了。我心直颤悠,简直跟爬电线杆子似的连安全带都没有。阿绿的声音在我头皮上一次次出现:“千万别往下看,抓住了啊。”我边冒冷汗边嘀咕,这是家吗?在这屋里住几天都能参加消防队,看人家艺术家提着丹田气几下就蹿楼上去了。 楼上真别有洞天,好端端的房顶子,他钉了几个大铁簸箕在上面,这艺术家别是打白铁出身吧,楼下还扔着几节新烟囱。据说搭个房顶子也得上万呢,现在怎么盖房子的跟甩手掌柜的似的,还真有那么多业主前仆后继地当民工在屋里盖小二楼,以为搭积木呢。我都担心,别哪天在壁炉旁边开大party的时候房顶子再塌了把人活埋。建筑队盖房子还有个监理什么的给盯着点质量,咱自己玩着干的,好坏都一锤子买卖,谁没事还把房顶子拆了翻新呀,在这样的房子里呆着我都后背发凉。 艺术家对门窗的要求只有一个,隔音。人家买的东西质量真不错,我去视察厨房,把门带上打不开了,我在里面又砸又喊,外面一群人愣听不见,我眼睁睁看着艺术家跟阿绿调情,俩人还互相扒拉头发,要不是这屋有个电钻,我还不定几小时后才能被发现呢。可见这屋子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劫匪进来都白给,关几天放出去,准重新做人。 阿绿挤眉弄眼地问我艺术家的房子怎么样,我言不由衷地赞美着,从落地玻璃进来的阳光刺眼。从艺术家的新居出来,我直接去了我爸家,五十多平米的老房子,两间屋很温暖。我觉得,这才叫家。 赵文雯摇着把扇不出风的塑料扇子穿过她家的空调来到我家,伸着冰凉的胳膊指指中午十二点的太阳,“你们家空调制冷吗?你别一糊涂把暖风开了吧,怎么这么热啊?”她那只染了一个红趾甲的大脚豆儿还总一挑一挑的,看架势简直像个找茬儿打架的“耍儿”。我没理她,接着擦我的地。 她往桌子前一站,啪的一掌,“咱去北戴河乘凉吧,离得近,三个小时就回来了。”我翻翻眼皮,心想,能吃到活的螃蟹也不错。 在她话音落了的两天之后,我们就挤上了前去乘凉的大闷罐车。空调列车是挺高级的车,整个人进去就跟进了冰箱似的,别说汗,就连喘气都给你分解成雾了,最绝的是有的车窗还结了霜。赵文雯身上单薄的束胸衣明显丧失保暖功能,她把行李里的布片都掏出来围身上还一个劲儿地往我这儿挤,可我也没长御寒的毛,一边没完没了地打喷嚏揉鼻子,一边把窗帘往自己身上拽。车里人都在做着防寒准备,大茶缸子里装的都是冒着“烟儿”的热水。我穿过两个车厢终于找到一个列车员,问她能不能把空调开小点,人家压根不正眼看我:“不能!”多一句废话都没有。 车启动半小时后我就开始仰着脖子给自己灌感冒药了。好心的赵文雯拆了三个窗帘搭在我身上,这期间差点跟一个人发生口角,我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知道她吃亏的几率很小,就带着一身鸡皮疙瘩睡着了。再睁眼的时候车已经到站,我们在美丽海滨城市的大街上站着,出租车热情地停下,大哥大姐把我们围住,“去哪呀”,“住咱家吧”。赵文雯看着我,我看着她,半天才缓过神儿问价钱,十五块钱的车程已经成了六十元,而且少一分钱都不拉。一赌气,我拉着她就往公共汽车站走,每个车门口都围了一堆人,表情姿势均做好了随时拼老命挤车的准备,我们在最外围哨着。车门还没开利索,已经有好几双手把它扒开了,挤在最前面的都是小伙子,他们用手或者包为后面的女伴占座,而那些生命力不旺盛的老人和抱孩子的妇女都从队伍里给挤了出来,我和赵文雯站在最后面感慨,差点儿没挤上去。 车到了终点,我们用鼻子搜索着海的方向,想在临海的地方找个住的地方。看上去人气冷清的大宾馆不接待我们这样的散客,好不容易找到个能落脚的地方,人家说:“标间,六百元一天。”我说,六百块钱能买个床垫儿了。服务员用眼角夹了我一下,轻蔑地说:“那你买去吧,还来咱这干啥。”然后扭着屁股,走了。 我们只好拎着行李像逃荒似的沿着大街走。赵文雯估计走不动了,叽叽歪歪地边走边用脚踢我的行李箱。终于到了刘庄,乡亲们开的小旅馆一间挨着一间。一个单身男人正在问住店的事,我们站在他身后支棱着耳朵听。“有带空调的屋子吗?”“还要求带空调,有空床就不错了。五十元一张床位,而且你只能住一夜,因为所有房间提前都预订出去了。”那男人认为没空调对自己是种侮辱,摇着头走了。我们像俩女无赖似的跟在他身后,弄得那人走几步回一下头,而且步伐明显加快,两个拐弯后就把我们甩掉了。 转了两条街,终于有地方收容我们。找到床位后,赵文雯说要去厕所,我斜倒在床上。忽然从院子里传来一声尖叫,我翻身就往外跑,院子里的厕所门居然被一个尿急的大爷强行拉开,看样子是憋得够劲儿,门内侧的插销都弯了,赵文雯还惊恐地蹲着冲大爷尖叫,我跑过去把门关上,盯着那大爷夹着腿走了。 我们惊魂未定地去海边,趟了两下水之后我的小腹也有了反应,可放眼望去哪有厕所啊。疾行两公里后终于发现了用大红油漆写的“W C”,欲进,被拦,发现有个小木牌立在角落里:小便一元,大便五元。我自言自语:“怎么这么贵啊?”看厕所的人说:“贵?这还不赚钱呢!” 到了海边怎么能不吃海鲜,何况每家小饭馆的主人都那么真诚热情,三言两语就把我们诓进去了,活海蟹,点!扇贝,点!象鼻螺,点!海,点!俩女的吃不了?吃不了带回去!很快,我们的眼前有碟子出现了,螃蟹明显比我们捞的小;扇贝估计死了有些日子,壳都臭了;象鼻螺傻子看了都知道被调了包;海还算正常,除了缺斤短两也没多少可吃的肉;蛋炒饭根本看不见蛋,饭还是捞饭剩下的。赵文雯“蛾眉倒挽”,刚要拍案而起,几个服务员比她还横,光对眼神就知道我们要吃亏,所以我用脚踢了一下赵文雯,“就当是施舍了吧”,然后离座,从旁边超市买了高价方便面充饥。 自投罗网地被打劫之后我们转天就买了回程票,在火车站目睹两个家庭的群架大战,心慌慌地想,家虽热点儿,可至少有安全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