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北京奥运的关系，在美国读书时候的不少同行来到北京采访奥运。凑巧的是，当中有几位，更是在北京奥运前被派驻到北京常驻，很快就成了似乎比我还要了解北京的人。 他们的奥运焦点 常驻北京的两位找到了位于鼓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聚会，不是豪华的那种四合院，而是胡同里面的那种小院子，进去的时候，需要经过门口火眼金睛、穿着统一志愿者制服的大妈大婶们的检验。不过他们倒是乐在其中，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晚餐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奥运。原来当中的一名美联社的摄影师一早已经知道谁是火炬手，因为彩排的时候他们可以拍摄整个过程，只不过大家遵守保密协议，从来没有泄露过这个秘密，不像韩国那家电视台，迫不及待地把彩排的画面提前播放，很是没有职业道德。另外一个做财经报纸的美国同行马上大叫，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可以买李宁的股票，不过很快，他马上自我纠正：不行不行，这算是内部交易吧。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开幕式结束后特别去买了李宁的股票，在股市低迷的时刻，那可是一枝独秀呀。不过很佩服这位同行，可以如此快速地找到一个新闻切入角度。 话题很快扯到了开幕式上的“假唱风波”，之所以会成为话题，是因为在当天下午，开幕式的音乐总监在接受访问时透露，大家在开幕式听到的声音，原来不是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女孩子林妙可的，而是另外一个女孩杨沛宜的，原因是领导认为，杨沛宜的样子不够美，林妙可的声音不够甜。 迟到的《纽约时报》记者告诉大家，他们找到了林妙可的父母，并且采访了他们。报道在第二天就会刊发。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这些报纸同行的，虽然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各种事件的当事人，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们那些年轻的中国助理。 林妙可的父母说，他们也是在开场前15 分钟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领唱，因为孩子是被要求不可以透露彩排内容的。虽然妙可的父亲当时觉得，歌声不像自己女儿平时的声音，但是也觉得可能是技术原因造成的。他们也是看到了有关访问出来之后才知道的。他们已经告诉了妙可，声音不是她的，而妙可表现得并不在乎，她的父母说，妙可和沛宜本来就是好朋友，当时准备唱这首歌的，有十个女孩子备选。妙可的父母说，同样不在乎谁唱，他们只在乎孩子有没有因此而受到伤害。 其实当时关于开幕式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焰火，使用的原来是计算机效果。不过对于我的这些同行来说，这个话题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讨论，他们的关注点都放在了两个孩子身上。而在饭桌上，我听到的最多的感叹，就是“poor kids”，可怜的孩子。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这则新闻引发西方主流媒体关注的原因，因为里面涉及未成年的孩子，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孩子，显示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我想，两个人合作完成这个节目同样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大家现在所知道的理由：一个声音不够好，一个样子不够漂亮。对于那些主张对待孩子要鼓励、爱护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理由是否有点点残酷？ 对于我的这些外国同行来说，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使用了计算机特技，并不算是一个太特别的做法，毕竟大家都明白，整个开幕式就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而事实上，现场的焰火燃放非常顺利和成功，至于假唱，也不算是大新闻，2006 年冬季奥运会那个70 多岁的主唱者也是假唱，因为年纪和天气的问题。毕竟大家看的是一场show，如何定义表演，尚有讨论的空间，当然，那次假唱的前提是，声音还是演唱者自己的。 这些同行把关注点全部放在这两个孩子身上，是因为在西方人看来，这样对待孩子的做法和理由，实在是难以接受，他们担心这种做法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会造成心理创伤。当然，他们可能有点点多虑，因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还有对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西方社会之间有着太大的分别。在这个新闻被报道之后，我让我的同事采访北京市民，大部分的被访者觉得，这并不是问题。只不过，这场给全世界观看，特别是给西方对于中国有偏见的人观看的完美演出，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加深别人固有的偏见，实在是有点不值得。 在座的一位美国同行，她在整个奥运期间的工作，就是每天记录空气质量数据。工作非常简单，就是自己拿着一个仪器测试，然后把自己得到的数据和官方公布的数字进行比较。除了媒体自己做，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每天公布自己测试到的数据。 当然，这样测试得来的数据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只代表了北京某一个区域的情况，也因此，北京市环保部门公开表示，这些数据都不精确。倒是可以看看外国媒体这样做的原因。因为把自己看成看门狗，认定媒体的作用是监督政府，正因为如此，媒体是不可以把政府发布的消息、数据，不经过任何检验，就毫不置疑地发布出去。这不单单是针对北京奥运的空气质量问题，这些媒体对自己的政府同样苛刻，甚至更加苛刻，而且是持久的。那么如何来验证政府所说的，那就需要媒体之外的独立的第三方，比如被这些美国同行认可的空气测试独立第三方，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国际化团队，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 北京空气好不好？反正肯定比奥运会开幕之前要好，是不是好到没有可以被批评的地方？那肯定还有改善的空间。因为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不少运动员来到北京的时候，戴着口罩，有的表达了不少的担心，但是来到之后，事实自然会自己说话。代表美国队参加比赛的肯尼亚籍运动员就公开表示，没有之前传说中的那样差，自己来了好几天，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他提醒其他运动员，不要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结果是自己搞得紧张得不得了，毫无意义。同样的，作为官方来说，面对媒体的质疑，只要抱着一种开放、包容，用数据、事实说话的态度，而不是把对方看成水火不容的敌人，大家不就可以各司其职了吗？ 除了体育新闻，奥运期间在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都没有把焦点放在比赛上面，说得不好听一点，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寻找中国官员口中的“负面新闻”，缺少“正面报道”，当然，你可以把这样的局面看成不友好，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这就是他们对于新闻的定义，新闻从来没有正面或者负面之分，新闻就是新闻，而所谓有价值的新闻，就是那些能够找到政府做的还不够的地方，以保障民众的权益。 局外人的眼光 常驻中国的记者，从表面上看，似乎融入了这个对他们来说还算陌生的地方，但是仔细想想，即使他们住在了老百姓中间，和周边的邻居已经非常熟络，他们依然无法感受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因为他们只是去报道这个地方的过客，在这个地方他们生活得衣食无忧，所以，他们一直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着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不过，对于一个驻外记者来说，这种抽离感又是必需的，因为他所写的东西，并不是给他生活的这个地方的人看的。他必须在一个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地方，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在这些记者里面， 有些人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新闻性的传记。比如CNN 的吉米，菲律宾人，1971 年作为菲律宾共产党员访问中国，结果上了菲律宾的黑名单，留在了中国，在北京大学读书。不过有趣的是，他后来娶了当时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的女儿。直到现在，每年的圣诞我都会收到用他们一家人的照片制作的贺卡，一个快乐的家庭。 和吉米认识，是2003 年和他一起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言人培训班，我和他从记者的角度，谈论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发言人。听吉米发言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国家生活了30 多年，他的角度，不单是从西方媒体人的视角出发，还有着他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浓厚的感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媒体人的客观，他经常可以在重大场合获得提问中国领导人的机会，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的人脉以及获得的信任。但有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是会把对方问得有些措手不及。比如2001 年，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他问主席台上的江泽民，这次是不是告别演出，结果翻译都跳过了这段，最后还是会听英文的江泽民要求翻译如实翻译出来。 交往比较多的驻京记者，是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潘公凯Phil。认识Phil 是因为在一次采访的场合，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很明显，他是凤凰的忠实观众。之后才慢慢了解到，他是哈佛东亚系毕业的，而且当我于哈佛和在费正清图书馆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Nancy 聊天的时候，Nancy 对他的印象深刻，因为当年读书的时候，他经常到图书馆来看那些中文藏书。 Phil 和其他驻京记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很多中国朋友，各行各业，包括不少公务员，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虽然他算是在美国出生的台湾人，但是这些当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再到美国的家庭，在大陆依然有着零零落落的联系。加上他的中文流利，所以不会依赖那些中国助理，不像现在的很多驻京记者，因为语言的问题，在采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国助理承担翻译甚至是采访的工作，便很难完成采访任务。和一些为驻京记者工作的中国助理聊天，我才知道他们现在甚至要完成英文报道的初稿，驻京记者的工作就是根据这些初稿进行重写，有时会在文章的最后加上助理的名字，表示鸣谢。当然，很多媒体不加上中国助理的名字也是出于对对方的保护，特别是那些被视为“负面新闻”的报道，如果用上中国助理的名字，有的时候担心会惹上麻烦，毕竟他们都是中国公民，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 有时我会和Phil 交换一些采访信息，他告诉我如何和那些政府不欢迎采访的人进行联系，特别是那些上访人群。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驻京外国记者真的很厉害，因为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少上访者会马上想到给这些驻京外国记者打电话。而建立了联系之后，为了避免给这些上访者带来麻烦，这些记者的一个工作习惯，就是在街头的公用电话和这些人士进行联系，安排采访的时间地点，他们担心，如果用手机或者办公室电话联系，最后访问总是没有办法完成，因为当你到了约定的地点，会发现被访者等也等不来。 Phil 非常想采访我的老板，他也希望我能够转达他的采访意愿，当然，他的采访不是面对面聊天那样简单，他要求至少花一天的时间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甚至参加公司高层的例会，因为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够感受和观察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场景，描述凤凰卫视这样一家地位特殊的媒体。最后这篇报道放在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也在网络上被广泛流传。 暂居中国的他和她 对于驻外记者来说，生活是如此的不确定，你不知道自己在之后的三四年，会在哪个国家的哪座城市，也因为这样，当我们听到同行结婚的消息总觉得这是太需要祝福的事情。 2009 年的秋天，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婚礼，新郎新娘都是我同行，一个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另外一个则是美联社驻北京的记者。他们选择的婚礼地点让很多老北京都觉得惊讶，他们找到了一个在胡同里荒废的寺庙。婚礼是传统中式加上传统越南式，但是使用的语言都是英文，给人有些时空交错的感觉。不过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两个人相识的地点：巴格达。 行外人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如此的浪漫，不过，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在战乱或者荒凉遥远的地方要待很长一段时间的媒体人来说，这种地方是最容易迸发爱情火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同行之间已经没有了竞争意识，相互之间会无私地提供帮助，还有一点，其实对于记者来说，在一个地方待上超过一个星期就会觉得有些枯燥，就算天天爆炸，看得多了，也就没有了新鲜刺激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爱情成为驻外记者生涯的另一面。 不过，这样的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最主要的原因是身为驻外记者，很快就会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要维系一段相隔遥远的感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只要有决心和运气，即使再困难，也会修成正果，好像我的这两个朋友，不约而同地被派到了中国，结果，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对于读者来说，对世界的了解，很大程度依赖于各个媒体的驻外记者，正是他们来自当地的第一手的报道，让媒体所在地的受众，尝试了解和自己相距遥远的国家和社会，以及人群，而且很多时候，透过这些报道，可以让大家看到自己和别的地方、别的地方的人又有怎样的相同和不同。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涌现的冲击，以及受众阅读习惯改变的影响，驻外记者已经成为媒体非常奢侈的投入，在谈到缩减成本的时候，驻外记者往往首当其冲。 我的这对朋友也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由于在不同的媒体工作，经营理念和方法的不同让他们无法预测，到底还有多久，他们又会因为工作天各一方。 对于组织了家庭的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做一个选择，事业和生活哪一个更重要。但对于受众来说，受到的损失会很大，因为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就是依赖这几家大媒体和通讯社，甚至是独家的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取的信息是缺乏多元角度的，而独大的环境，也会让这些媒体缺乏竞争意识，从而影响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