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采访泰国红衫军的关系，所以我对泰国的历史开始关心起来。朋友看到我在不少相关的文章里提到一些红衫军的领袖，把他们称为左派，很认真地提醒我，你是否也犯了你一直认为要避免的错误，就是简单地把人分成右派或者左派？ 朋友的提醒有道理，因为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有很多争论，不是先辩论是非曲直，而是先分出立场，先决定把人划归为哪个阵营；划分完阵营之后，辩论似乎也就变得简单了：一致对外，是成为反对一方或者支持一方的基本出发点。 一名内地的年轻学生在看完了我的文章之后也给我留了言，在他看来，公平的选举、为基层民众争取权利和与权贵对抗，红衫军领袖的这些诉求，不应该是右派的追求吗？另外一名网友很爽快地帮我回答了这名学生：在中国，左和右的区分，是和别人相反的。 我想，也对，也不对，还是要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舆论，到底用了怎样的标准去判断。 摇摆的左右 2006 年年中到2007 年年中，我有一年在哈佛学习的机会。犹豫再三，我决定放下工作，回到校园去好好地为自己充电。这一年下来，我看了不少书，也听了不少课，加上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和学者、政客、作家以及同行的小范围座谈会，收获的确不小。不过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错过了和著名大左派乔姆斯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乔姆斯基和在哈佛教书的昂格尔是好朋友，昂格尔也被很多人视为大左派。因为这个原因，我选修了他的课，课名非常有意思：左派的替代方案。昂格尔说，不是美国的方式/ 体制不好，而是肯定会有更好的方式/ 体制，这便是他在这门课上要和大家探讨的事情。 不过看了几本关于左派的书，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听了昂格尔三个星期的课，再结合自己生活的国家，忽然觉得困惑起来。到底什么是左派呢？ 说起“左”和“右”，中国人肯定不陌生，“文革”时候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个人理解，打击的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吧。上中学的时候，我被同学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后来想想，可能因为当时的自己是听老师话的好干部，有点缺乏自由主义精神吧。 即使是现在，用“左”和“右”标签别人的例子依旧很多，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说成很“左”，言下之意可能是说这个人思想僵化，甚至有一点独裁。而最近在国内，又出现了很多关于“新左”和“新右”两大阵营的争论，不过说老实话，区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还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在“左派”阵营里面吗？ “左”和“右”起源于欧洲，如何区分更加偶然：一批人主张一种思想，另一批人反对，于是形成了“左”和“右”的阵营，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贬义和褒义之分。20 世纪90 年代，当意大利右派阵营赢得了大选之后，意大利的学者诺伯托• 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写了一本引起巨大反响的书：《左派和右派：政治学区分的重要性》（Left andRight, The Signiticance Political Distinction ）。他承认，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左派和右派的区分标准可能是不同的，而且“左”和“右”是相对于一个中心来说的。他提出了一个分界的观点，认为左派和右派都有各自的极端主义，即共产主义vs. 法西斯主义，两者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排斥民主。左右派也有各自的温和主义，接受民主，而自由主义则在左右两派里面都存在。至于左右派的不同，就是对于公平性的理解，左派不接受不公平的社会，而右派却认为不公平是理所当然的。 昂格尔提出了自己的一种想法，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替代的独裁之下，如何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正是左派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目前对于左派的定义有两种: 一种是具有垄断性的看法，就是对公平的承诺，包括经济和资源分配上的。另外一种；其目标是为普通人寻求一个更大空间（larger) 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左派的发展障碍是，提出的方案往往不是距离现实太远、显得乌托邦，就是太近、不能够被人们接受。他提出三种思路，包括寻找公共机构利益和理想利益的内部关系、寻找二元结构关系、寻找对应关系。他说，他还在思考和寻求之中。 在昂格尔看来，马克思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理论不是空泛的，而是具有执行能力的，是看得见的，这正是目前的左派所缺乏的东西，也是20 世纪60 年代美国的左派思潮没落的原因。昂格尔有一本最新的著作《左派应该拿出什么？》（What Should the Left Propose? ），详细阐述了他的思想。他在书的开头就指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了，那么在知识经济为主导以及全球化趋势下的今天，左派应该怎么办。 听完昂格尔的课，我开始尝试确定自己到底是“左”还是“右”。在我看来，区别左派和右派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分配。左派认为，个人在生理上绝对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就需要改变；而右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反对从制度上，比如通过再分配来取得公平。而我一直认为，政府的责任是透过制度，比如税收等方式等行财富再分配，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政府也有责任利用税收的财富，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如果非要自己出来站队，并且用这样的方法来划分的话，我算是左派吧。 网络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测试游戏，来自英文的“政治指南针”网站(www.politicalcompass.org)，问题分为六个部分，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价值。摘录一些: 比如关于你如何看待国家和世界，你需要回答： 如果全球化无法避免，首先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 关于经济问题，你需要选择自己是否认同“控制通货膨胀比控制失业更重要”？ 在社会价值问题上，涉及到比如女性是否有权利堕胎，谈到宗教，则需要选择，到底是否支持在学校里教授宗教，至于最后一部分性观念，问题涉及是否反对婚外情，是否支持成人自愿演出的色情电影合法化等等。 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涉及的都是个人权利和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利应该有多大的问题，而这也是在现阶段的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区分左派和右派，也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主要标准。其实没有所谓的好和坏，更没有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只不过是不同的价值认同和取舍而已。 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分出了四个坐标位置，也就是分成四个象限。来看看政治人物们，根据他们的言行而产生的坐标—— 第一象限（经济右，政治右）：希特勒，撒切尔夫人，布什，布莱尔，希拉克。 第二象限（经济左，政治右）：斯大林，萨达姆，教皇本笃十四世。 第三象限（经济左，政治左）：甘地，曼德拉。 第四象限（经济右，政治左）：弗里德曼，哈耶克。 我当然也很好奇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结果是落在了第四象限里。不过有趣的是，根据这样的测试，一个政治上左倾的人，在现在的中国则会被看成是右派—在现在的中国，自由意味着右，保守则代表了左。 一个人的历史 想起在美国遇到的一位老人。朋友说，如果有时间，应该和他的两位朋友聊聊，于是开车一个多小时，到波士顿郊外探访这两位被他称为很有故事的老人。车到门口，一位满头白发，穿着围裙的老太太，冒雨站在家门口向我们挥手，从她的口音听出来她是上海人。进了屋，一位儒雅的老先生调皮地举起双手和我们打招呼，声音宏亮，同样是上海口音，同样穿着围裙。厨房里摆满了食物和碗碟，他们正在为我们的到访忙碌着。 晚餐有老人们亲手做的上海春卷，还有很多上海菜肴，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里吃的奶奶做的饭菜。不过让人更加回味无穷的，是老人们的人生经历。 1940 年出生的老先生，16 岁时便考上北大物理系，可谓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却因为敢言，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送去牛棚改造。之后，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把北京各高校中曾被打成右派的理科学生送回学校，他才终于回到了北大。只是后来“文革”开始，他又成了彭真“培养”的黑手再次被打倒和批斗，于是他原本五年的大学生活，整整用了14 年时间才断断续续完成。毕业之后，因为成分不好，他被分配到苏北的一个穷困小城，当了一名锻工。他在工厂里面呆了九年，直到1979 年考上了研究生才回到上海。不过他说，在工厂的那段时间是最简单的日子，工人们都很纯朴，他们不会理会你到底是不是大学生，也不理会你是不是右派，是不是阶级敌人，只要你有能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尊重他们，就会得到他们的尊重。 说起那段日子，老人总是给我们讲述那些让人快乐的事情。他说，北大的牛棚，被关的还有很多教授、大师，像季羡林、朱光潜等，对于学理科的他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右派，又如何能接触到他们，只能够心向往之。他说起自己趁着每天上洗手间偷偷摸摸学习英文的事情，还很得意地回忆起自己在工厂里面用学到的物理知识，为工厂带来的第一次技术改造，用他的话说，工业革命就在这个小城里面开始了。 老先生说话的时候，老太太就在一边微笑着倾听，偶尔纠正他一下，然后对我们说，她从小就是他的粉丝。两位老人的母亲是好朋友，一起到法国留学，又一起回到上海创办和管理女子学校。就在老先生1957 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两个家庭还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情。 老太太拿出两人母亲的合影，照片中两个穿着旗袍的大家闺秀，站在她们创办的学校里面。那个时候的她们没有想到，一次人生的选择，为她们带来如此悲惨的结局。“文革”开始以后，老太太的母亲被关在她亲手创办的学校地下室里，最后死在了那里；老先生的母亲则被罚每天扫大街，最后患上了精神病。 看着母亲年轻时的容貌，老先生说，当年国民党撤离，他的父亲因为讨厌国民党，又不相信香港，于是决定全家留下来，最后却因为右派的帽子，在“文革”前就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还有她的姐姐，“文革”时的抄家，也把她吓出了精神问题。“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父亲选择离开，我就不会遭受这些变故了，但是我也明白，这是父亲的选择。人生就是这样。和我们的父辈比较，我们幸运多了。我的父母学贯中西，但是他们却没有出路。而我们，至少现在，可以颐享天年，我们的子女都有了很好的生活。” 他说曾经想把自己的家族故事写下来，但是慢慢地觉得，同一辈的中国人，同样的故事和经历太多。“历史，就是个人头上一片天，我现在只想告诉我的孩子，让他们记住我们的家史。” 整个晚上，听他讲述着过去，听不出一丝怨气，除了讲到他的母校，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伤心。他说，自己毕业之后再也不想回去，因为当年那些批斗他和其他人的学生积极分子，让他觉得人心是如此的不真和不善，如此让人心寒。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用了一个“斐”字，也就是否定“文革”的意思，另外一个用了一个“方”字，因为他觉得，周围有太多人做人没有正气，过于圆滑。不过对于自己的国家，他没有抱怨，他更是觉得，现在的政府和过去相比有太大的不同，“以人为本，把人放在前面，这是多大的不同呀。你越是了解中国，你越会觉得，我们的今天，多不容易”。 问他，对于国家的爱来自哪里，他说，来自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问他，为何总能够保持乐观心态，他说，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不公平待遇，你可以充满怨气，也可以乐观对待，没有别的选择，既然这样，当然选择乐观。 告辞的时候，雨停了，老人们把我们送上车，站在门口，一直向我们挥手。他们的故事只是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他们的下一代记住了，然而再下一代还愿意听吗？又有多少家庭有像他们这样的老人，愿意告诉年轻的一辈家族的故事？记住历史，不单是记住朝代更换，也不单是记住有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记住自己家族的故事，就是在学习历史。 想起这个老人，其实我想说，所谓的“左”和“右”，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定义。老人的父母，明明投身左翼运动，最后却死于自己是右派的罪名。也因为看到了这些，我会觉得，所有关于右派左派的争论其实是无谓的，如果大家依然对是非常识没有兴趣，或者有兴趣却没有渠道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左”和“右”的争论，不过是戴在别人头上的帽子而已。虽然现在，这样的帽子应该不会把人压垮，但是，只要这样的帽子还存在，就说明这样的思维逻辑还没有消失。 要让民众关心是非，而不是先确定立场，要为民众说清事实，而不是引领大家的好恶，这些不正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现在的媒体的责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