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采访泰国红衫军的关系,所以我对泰国的历史开始关心起来。朋友看到我在不少相关的文章里提到一些红衫军的领袖,把他们称为左派,很认真地提醒我,你是否也犯了你一直认为要避免的错误,就是简单地把人分成右派或者左派? 朋友的提醒有道理,因为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有很多争论,不是先辩论是非曲直,而是先分出立场,先决定把人划归为哪个阵营;划分完阵营之后,辩论似乎也就变得简单了:一致对外,是成为反对一方或者支持一方的基本出发点。 一名内地的年轻学生在看完了我的文章之后也给我留了言,在他看来,公平的选举、为基层民众争取权利和与权贵对抗,红衫军领袖的这些诉求,不应该是右派的追求吗?另外一名网友很爽快地帮我回答了这名学生:在中国,左和右的区分,是和别人相反的。 我想,也对,也不对,还是要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舆论,到底用了怎样的标准去判断。 摇摆的左右 2006 年年中到2007 年年中,我有一年在哈佛学习的机会。犹豫再三,我决定放下工作,回到校园去好好地为自己充电。这一年下来,我看了不少书,也听了不少课,加上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和学者、政客、作家以及同行的小范围座谈会,收获的确不小。不过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错过了和著名大左派乔姆斯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乔姆斯基和在哈佛教书的昂格尔是好朋友,昂格尔也被很多人视为大左派。因为这个原因,我选修了他的课,课名非常有意思:左派的替代方案。昂格尔说,不是美国的方式/ 体制不好,而是肯定会有更好的方式/ 体制,这便是他在这门课上要和大家探讨的事情。 不过看了几本关于左派的书,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听了昂格尔三个星期的课,再结合自己生活的国家,忽然觉得困惑起来。到底什么是左派呢? 说起“左”和“右”,中国人肯定不陌生,“文革”时候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个人理解,打击的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吧。上中学的时候,我被同学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后来想想,可能因为当时的自己是听老师话的好干部,有点缺乏自由主义精神吧。 即使是现在,用“左”和“右”标签别人的例子依旧很多,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说成很“左”,言下之意可能是说这个人思想僵化,甚至有一点独裁。而最近在国内,又出现了很多关于“新左”和“新右”两大阵营的争论,不过说老实话,区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还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在“左派”阵营里面吗? “左”和“右”起源于欧洲,如何区分更加偶然:一批人主张一种思想,另一批人反对,于是形成了“左”和“右”的阵营,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贬义和褒义之分。20 世纪90 年代,当意大利右派阵营赢得了大选之后,意大利的学者诺伯托• 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写了一本引起巨大反响的书:《左派和右派:政治学区分的重要性》(Left andRight, The Signiticance Political Distinction )。他承认,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左派和右派的区分标准可能是不同的,而且“左”和“右”是相对于一个中心来说的。他提出了一个分界的观点,认为左派和右派都有各自的极端主义,即共产主义vs. 法西斯主义,两者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排斥民主。左右派也有各自的温和主义,接受民主,而自由主义则在左右两派里面都存在。至于左右派的不同,就是对于公平性的理解,左派不接受不公平的社会,而右派却认为不公平是理所当然的。 昂格尔提出了自己的一种想法,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替代的独裁之下,如何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正是左派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目前对于左派的定义有两种: 一种是具有垄断性的看法,就是对公平的承诺,包括经济和资源分配上的。另外一种;其目标是为普通人寻求一个更大空间(larger) 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左派的发展障碍是,提出的方案往往不是距离现实太远、显得乌托邦,就是太近、不能够被人们接受。他提出三种思路,包括寻找公共机构利益和理想利益的内部关系、寻找二元结构关系、寻找对应关系。他说,他还在思考和寻求之中。 在昂格尔看来,马克思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理论不是空泛的,而是具有执行能力的,是看得见的,这正是目前的左派所缺乏的东西,也是20 世纪60 年代美国的左派思潮没落的原因。昂格尔有一本最新的著作《左派应该拿出什么?》(What Should the Left Propose? ),详细阐述了他的思想。他在书的开头就指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了,那么在知识经济为主导以及全球化趋势下的今天,左派应该怎么办。 听完昂格尔的课,我开始尝试确定自己到底是“左”还是“右”。在我看来,区别左派和右派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分配。左派认为,个人在生理上绝对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就需要改变;而右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反对从制度上,比如通过再分配来取得公平。而我一直认为,政府的责任是透过制度,比如税收等方式等行财富再分配,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政府也有责任利用税收的财富,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如果非要自己出来站队,并且用这样的方法来划分的话,我算是左派吧。 网络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测试游戏,来自英文的“政治指南针”网站(www.politicalcompass.org),问题分为六个部分,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价值。摘录一些: 比如关于你如何看待国家和世界,你需要回答: 如果全球化无法避免,首先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 关于经济问题,你需要选择自己是否认同“控制通货膨胀比控制失业更重要”? 在社会价值问题上,涉及到比如女性是否有权利堕胎,谈到宗教,则需要选择,到底是否支持在学校里教授宗教,至于最后一部分性观念,问题涉及是否反对婚外情,是否支持成人自愿演出的色情电影合法化等等。 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涉及的都是个人权利和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利应该有多大的问题,而这也是在现阶段的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区分左派和右派,也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主要标准。其实没有所谓的好和坏,更没有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只不过是不同的价值认同和取舍而已。 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分出了四个坐标位置,也就是分成四个象限。来看看政治人物们,根据他们的言行而产生的坐标—— 第一象限(经济右,政治右):希特勒,撒切尔夫人,布什,布莱尔,希拉克。 第二象限(经济左,政治右):斯大林,萨达姆,教皇本笃十四世。 第三象限(经济左,政治左):甘地,曼德拉。 第四象限(经济右,政治左):弗里德曼,哈耶克。 我当然也很好奇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结果是落在了第四象限里。不过有趣的是,根据这样的测试,一个政治上左倾的人,在现在的中国则会被看成是右派—在现在的中国,自由意味着右,保守则代表了左。 一个人的历史 想起在美国遇到的一位老人。朋友说,如果有时间,应该和他的两位朋友聊聊,于是开车一个多小时,到波士顿郊外探访这两位被他称为很有故事的老人。车到门口,一位满头白发,穿着围裙的老太太,冒雨站在家门口向我们挥手,从她的口音听出来她是上海人。进了屋,一位儒雅的老先生调皮地举起双手和我们打招呼,声音宏亮,同样是上海口音,同样穿着围裙。厨房里摆满了食物和碗碟,他们正在为我们的到访忙碌着。 晚餐有老人们亲手做的上海春卷,还有很多上海菜肴,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里吃的奶奶做的饭菜。不过让人更加回味无穷的,是老人们的人生经历。 1940 年出生的老先生,16 岁时便考上北大物理系,可谓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却因为敢言,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送去牛棚改造。之后,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把北京各高校中曾被打成右派的理科学生送回学校,他才终于回到了北大。只是后来“文革”开始,他又成了彭真“培养”的黑手再次被打倒和批斗,于是他原本五年的大学生活,整整用了14 年时间才断断续续完成。毕业之后,因为成分不好,他被分配到苏北的一个穷困小城,当了一名锻工。他在工厂里面呆了九年,直到1979 年考上了研究生才回到上海。不过他说,在工厂的那段时间是最简单的日子,工人们都很纯朴,他们不会理会你到底是不是大学生,也不理会你是不是右派,是不是阶级敌人,只要你有能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尊重他们,就会得到他们的尊重。 说起那段日子,老人总是给我们讲述那些让人快乐的事情。他说,北大的牛棚,被关的还有很多教授、大师,像季羡林、朱光潜等,对于学理科的他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右派,又如何能接触到他们,只能够心向往之。他说起自己趁着每天上洗手间偷偷摸摸学习英文的事情,还很得意地回忆起自己在工厂里面用学到的物理知识,为工厂带来的第一次技术改造,用他的话说,工业革命就在这个小城里面开始了。 老先生说话的时候,老太太就在一边微笑着倾听,偶尔纠正他一下,然后对我们说,她从小就是他的粉丝。两位老人的母亲是好朋友,一起到法国留学,又一起回到上海创办和管理女子学校。就在老先生1957 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两个家庭还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情。 老太太拿出两人母亲的合影,照片中两个穿着旗袍的大家闺秀,站在她们创办的学校里面。那个时候的她们没有想到,一次人生的选择,为她们带来如此悲惨的结局。“文革”开始以后,老太太的母亲被关在她亲手创办的学校地下室里,最后死在了那里;老先生的母亲则被罚每天扫大街,最后患上了精神病。 看着母亲年轻时的容貌,老先生说,当年国民党撤离,他的父亲因为讨厌国民党,又不相信香港,于是决定全家留下来,最后却因为右派的帽子,在“文革”前就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还有她的姐姐,“文革”时的抄家,也把她吓出了精神问题。“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父亲选择离开,我就不会遭受这些变故了,但是我也明白,这是父亲的选择。人生就是这样。和我们的父辈比较,我们幸运多了。我的父母学贯中西,但是他们却没有出路。而我们,至少现在,可以颐享天年,我们的子女都有了很好的生活。” 他说曾经想把自己的家族故事写下来,但是慢慢地觉得,同一辈的中国人,同样的故事和经历太多。“历史,就是个人头上一片天,我现在只想告诉我的孩子,让他们记住我们的家史。” 整个晚上,听他讲述着过去,听不出一丝怨气,除了讲到他的母校,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伤心。他说,自己毕业之后再也不想回去,因为当年那些批斗他和其他人的学生积极分子,让他觉得人心是如此的不真和不善,如此让人心寒。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用了一个“斐”字,也就是否定“文革”的意思,另外一个用了一个“方”字,因为他觉得,周围有太多人做人没有正气,过于圆滑。不过对于自己的国家,他没有抱怨,他更是觉得,现在的政府和过去相比有太大的不同,“以人为本,把人放在前面,这是多大的不同呀。你越是了解中国,你越会觉得,我们的今天,多不容易”。 问他,对于国家的爱来自哪里,他说,来自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问他,为何总能够保持乐观心态,他说,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不公平待遇,你可以充满怨气,也可以乐观对待,没有别的选择,既然这样,当然选择乐观。 告辞的时候,雨停了,老人们把我们送上车,站在门口,一直向我们挥手。他们的故事只是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他们的下一代记住了,然而再下一代还愿意听吗?又有多少家庭有像他们这样的老人,愿意告诉年轻的一辈家族的故事?记住历史,不单是记住朝代更换,也不单是记住有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记住自己家族的故事,就是在学习历史。 想起这个老人,其实我想说,所谓的“左”和“右”,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定义。老人的父母,明明投身左翼运动,最后却死于自己是右派的罪名。也因为看到了这些,我会觉得,所有关于右派左派的争论其实是无谓的,如果大家依然对是非常识没有兴趣,或者有兴趣却没有渠道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左”和“右”的争论,不过是戴在别人头上的帽子而已。虽然现在,这样的帽子应该不会把人压垮,但是,只要这样的帽子还存在,就说明这样的思维逻辑还没有消失。 要让民众关心是非,而不是先确定立场,要为民众说清事实,而不是引领大家的好恶,这些不正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现在的媒体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