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美丽的教师节，随着半温不凉的秋风又到了。 学校发点钱，工会给桶油，学生送点礼，于是广大人民教师就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奴隶身份，忘了那些暴徒家长闯进教室把老师打得遍体鳞伤的场面，忘了那些大款家长拿着半斤钞票把弱智儿子楔进重点校尖子班的场面，忘了那些高官家长一个电话就让一个勤勤恳恳的班主任下岗的场面。不要侈谈什么灵魂的工程师，老师的尊严已经在这个市场加反恐的时代被打得趴下起来、起来趴下，直到你再也无力、再也无心起来，干脆就彻底趴下，甘当物欲的小伙计吧。然而，当你放弃尊严时，人家还要拿尊严来要求你，说教师怎么能吃肉、教师怎么能挣钱啊？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恰如伊斯兰国家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宣布自己也赞成“反恐”时，人家布什校长又改词儿了，把反恐改为“反对伊斯兰法西斯战争”，点明了不把穆罕默德大叔折腾死美国人民就不爽。《茶馆》里的王利发掌柜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好在我们大城市里的这些老师吃窝窝头是不成问题的，燕窝鱼翅偶尔也能吃上一回。所以嘻笑怒骂之余，还是趁着这个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的秋光无限的教师节，回忆一下那个没有教师节的时代的一点往事吧。 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学里的老师记得最清楚，中学的也记得大部分，只有小学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快要消逝在地平线了。而其中记得最模糊的，就是我最早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只教了我第一个学期的高老师。 我上学时，是春季开学。几年后大概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觉得要跟国际接轨吧，就改为秋季开学了。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八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我从此永远记住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很多北方地区“虚两岁”的土政策。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六十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天我告诉父亲，路边宣传栏里林彪的照片忽然不见了。父亲严肃地说：“别他妈瞎吵吵，中央肯定出事儿啦！”夜里我听见旅馆的走廊上有人说什么“三只鸡”，“豌豆黄”。回到哈尔滨，才知道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参见拙作《老刘家》），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为啥叫“五七小学”呢？因为毛主席有个著名的“五七指示”，今天的人们大多都忘了。其中关于教育有这样一段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伟大的教育理念，当时的人们是理解不到位的，今天教育走进了死胡同，人们才想起毛的话。教育应该是培养全面的人、大写的人，不应该是为资本家培养千千万万有文凭没灵魂、会干活不会思想的打工仔。 不过中国人办事情都是一窝蜂，各地的领导其实并不理解毛的精神，单凭对毛的个人崇拜，就在全国搞了很多“五七小学”。在此前后还有很多“五七干校”，让那些官老爷和教授们去劳动，弄得今天很多假右派咬牙切齿的。我所上的那个“五七小学”位于西大桥一带的桥南街，所以一般又叫“桥南校”。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少妇，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现在很多热爱毛泽东的朋友说那个时代是没有腐败的，这我不同意。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也是有腐败的，不然毛泽东还发动“文革”干什么？“文革”失败了，所以腐败愈演愈烈了。不能说改革开放就必然带来腐败，而要思考用“文革”那种方式真的能够消除腐败吗？当然，那时候腐败的程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那时刚刚从“红小兵”恢复到少先队，所以既要戴红领巾，也要戴“红小兵”臂章。后来就只戴红领巾了。本来班里还有一位叫何丽君的女生也是少先队候选人，但因为她爷爷是资本家而没有通过政审。我看见何丽君趴在课桌上哭得真可怜，心想她爷爷是资本家跟她有什么关系？她住在我家5栋对面的11栋，长得白白净净，穿的干干净净，书包是绣花的，课本用塑料皮儿包着，削铅笔不用小刀，而用“铅笔拧子”——北京叫“转笔刀”，不如东北话形象。可是她学习好，爱发言，扫除勤快，主动给老师擦黑板，全班一致选我俩当少先队的，凭什么就不行呢？我问高老师凭啥不行，高老师说：“你真幼稚，不行就是不行。我也不知道她爷爷是资本家呀。你爸爸要是地主，也一样不行。”“文革”最令我反感的极左思维之一就是血统论。现在其实仍然有血统论，只不过颠倒一下，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就一定愚昧、野蛮、落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懂得八荣八耻……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崩嘎崩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希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希罕我，但高老师决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希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