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如同名人，对其评头品足者多，而对其亲阅亲知者少。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便是这一现象的显明例子之一。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的各种活动尘埃落定之后，译林出版社却诚邀我翻译《物种起源》，这本身似乎即是一件不按常理出牌的事。也许有人会问，《物种起源》一书已有多个中译本，还有必要重译吗？其实，这也是我在接受约请前考量最多的问题，但在我发现此前所有的中译本均是根据该书第六版所译之后，我旋即决定翻译该书的第二版《论物种起源》（这个“论”字是在第六版才消失的），由于这是一本与该书第一版差别极小却与第六版甚为不同的书，故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译”，而是试图赶上近20余年来国外达尔文研究的新潮流了（详见《版本说明》一节）。 正如著名的达尔文学者布朗（Janet Browne, 2010）所说，每个时代的达尔文传记的作者们，都会描绘出一个略微不同的达尔文的形象，并与当时流行的认知程度“琴瑟和鸣”：从19世纪末的刻苦勤奋的达尔文，到20世纪30年代的受人尊敬、顾家舐犊的达尔文，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家的达尔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书信通四海、广结通讯网的达尔文。当然，这些多种脸谱的达尔文形象，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同样，对《论物种起源》（或《物种起源》）一书的解读亦复如此。有人曾戏言，达尔文的学说像块豆腐，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全看厨师加上何种佐料；个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曾风靡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以及后来更为时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一说了。即令在当下互联网的“谷歌”和“百度”时代，鼠标一动，达尔文的文字便可跳上显示屏，却依然发生了一些蜚声中外的研究机构把自己的话硬塞到达尔文的嘴里的怪事。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原来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网页上，竟一度出现过下面这一句所谓摘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引语：“在生存斗争中，最适者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们能够最好地适应其环境。”事实上，达尔文压根儿就未曾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从《论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引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一语，但他对此却是不无警戒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位于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总部新大楼的石板地面上，竟镌刻着伪称为达尔文的“名言”：“不是最强大的物种得以生存，也不是最智慧的物种得以生存，而是最适应于变化的物种得以生存。”（James Secord, 2010）。可见，人们是多么容易把自己的观点想当然地强加于达尔文的头上啊！达尔文若地下有知，真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对达尔文的众多误读，有的是连达尔文本人也难辞其咎的。譬如，一般的达尔文传记多把达尔文描写成在中小学阶段智力平平，又曾从爱丁堡大学中途辍学。但达尔文实际上是19世纪的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都从名校中途辍学，乃其所学与其兴趣相悖所致。而达尔文的博学、慎思、洞见与雄辩，恰恰说明了他的智力超群。1831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的近400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十，岂是一个智力平平之人呢？原来是达尔文在其《自传》中，极为谦虚地称自己不曾是个好学生，因而100多年来着实误导了许多人呢。又如，一般人都认为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的环球考察期间转变成为演化论者的，达尔文在《论物种起源》一书的《绪论》中就曾开宗明义地写道：“作为博物学家，我曾随贝格尔号皇家军舰，做环游世界的探索之旅，在此期间，南美的生物地理分布以及那里的今生物与古生物间的地质关系的一些事实，深深地打动了我。 这些事实似乎对物种起源的问题有所启迪；而这一问题，曾被我们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者称为‘谜中之谜’。”这便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读；事实上，现在大量的研究表明，尽管他在五年的环球考察中，以地质学家莱尔渐变说的眼光观察他沿途所见的一切，并对物种固定论的信念逐渐产生了动摇，但达尔文从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者向一个彻头彻尾的演化论者的转变，则是他环球考察回到英国两年后才开始的事。 上述种种近乎怪诞的现象，委实印证了一种说法，即：《论物种起源》一书虽然被人们所广泛引用，却鲜为人们从头至尾地通读。这究竟是何原因呢？窃以为，由于《论物种起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意欲阅读它，但苦于书中涉猎的科学领域极广（博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胚胎学、形态学、分类学、行为科学等等），加之达尔文为了说服读者而在书中不厌其烦地举证，故往往使缺乏耐心的读者知难而退或浅尝辄止。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下，即令是科研人员，也大多无暇去通读或精读此类经典著作，常常拾得只言片语，甚或断章取义，把它们当作教条式的简单结论，而不是视为可被证伪的理论范式。 达尔文自谓《论物种起源》从头至尾是一“长篇的辩论”，他深知不同凡响的立论要有不同寻常的证据支持方能站得住脚，故该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搜集了大量的证据，阐明了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超自然的神力所创造的，而是由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演化的机制则是自然选择，演化是真实的、渐进的，整个生物自然系统宛若一株“生命之树”，败落的枝条代表灭绝了的物种，其中仅有极少数有幸保存为化石，而生命之树常青。总之，《论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鸿篇巨制，它不仅是现代生物学的奠基百科，也是一种崭新世界观的哲学论著，还是科学写作的经典范本。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时常为其构思之巧妙、立论之缜密、举证之充分、争辩之有力、治学之严谨、行文之顺畅、用词之精准，而拍案叫绝、激动不已。《论物种起源》问世150多年来，印行了无数次，翻译成30多种语言，可见其传播之普遍、影响之深远。尽管时隔150多年，对我们来说，《论物种起源》远非只是一部可以束之高阁、仅供景仰膜拜的科学历史元典，而是一泓能够常读常新、激发科研灵感的源头活水。《论物种起源》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有待每一位读者躬身竭力地去亲手挖掘。同时，我坚信对作者最大的尊重和感念，莫过于去认真研读他们本人的文字，故走笔至此，我得适时打住，还是让大家去书中细细体味达尔文的博大精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