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     热议张爱玲,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关于她的话,说得多了,都不觉得她是多么久远的人。很多年轻男女,甚至觉得离她很近,能够与她共悲欢。     可是,一查张爱玲的出生年月,我们才竦然一惊:她的出生,是在将近90年前!     无怪乎台湾学者王德威要称她“祖师奶奶”。     百年之前的种种,才是她的前世;近百年的动荡与安稳,则是她的今生。她所见证的人世沧桑,真是足够多了,是地地道道的“奶奶级”人物。对此,我们只有慨叹。     麦子落地,遂成青苗。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九,月圆后不久,想必夜间仍有清辉铺洒。     早年的人们,习惯以农历生日为准,张爱玲也是。这个日子公历是哪一天,以前大家都忽略了张爱玲曾记为9月29日。,后来是美籍华裔学者司马新,在写张爱玲传时,仔细推算出来的。     张爱玲是个多思之人,生日的皓月秋空,也许让她每年都有所思,以至于她小说中写月亮的句子,经常很奇崛:“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难道是宿命的写照?     她的确就是从一片“陈旧而迷糊”中诞生的。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风格是那时流行的西洋式样。     这房子大有来历,牵涉到张爱玲的“前世”。它是晚清名人李鸿章送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祖母的陪嫁物之一。     这种老房子四面为房间,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天井,朝内一面有连廊可通行,因而名之“走马楼”。     老房子的外墙上,有一些西洋式的花纹装饰,这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小楼共有两层,后来顶层有人加盖了阁楼,所以如今看起来好像是三层。     当年这房子,想来是气派得很,从二楼上直直向前伸出一个阔大的阳台,四周还有很大的花园,草木葱茏。而现今,房子杂乱了,花园当然也不存。这种“西风东渐”时期的老房子,在今日的上海、武汉、广州、海口等地,仍残留了不少,可以视为用砖石写就的城市演进史。     张家公馆,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很有象征意义:从外面看起来,房间的阳光应该很充足,其实里面却是古墓般的幽暗。     新旧杂糅,中西交错--这便是张爱玲日后成长的宿命。     早几年,有“张迷”经过辛苦奔波,确定了老房子当年准确的地址:淮安路313号,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东路87弄见淳子《张爱玲地图》。。     这房子现在可能已被拆掉,再也没有了它的物质存在。--大变革的时代,只几十年间,就会有很多东西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尘土。     在那时,能拥有一批这种房子的,是豪门大族。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就更是声威显赫。     因此,当今讲张爱玲故事的人,有的就特别津津乐道于她的家世,动辄冠以“簪缨世族”、“官宦世家”、“豪门之后”的名号,看上去金光闪闪--似乎张爱玲的天才,一定与此有关。     我个人猜想,以这类口吻进行叙述的人,无论他做到了多高的教授,恐怕都未脱庸俗思维,有的年幼时说不定还很清苦,对张爱玲进行这样的恭维,也许有少年时的情结在内。     --其实,天才与血统无关。     尤其与富贵无必然联系!     古人说,穷诗人写富人,诗句里定是穿金戴银;而真正的高贵出身者写富人,只须两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那种富家大户夜戏散场时的豪华,便被写到了入骨。     毕竟还有学者是清醒的。内地较早写张爱玲传记的学者余斌,就张爱玲对自己身世的态度做过考证,结论是:她并不愿沾祖上的光,有人问起她来,她也是含糊其辞。     当然相反的证言也有,与张爱玲相识的女作家潘柳黛,就曾说过:张爱玲在日常的场合,对自己的贵族血液“引以为荣”,一再加以提及,唯恐人不知。     但这只是潘柳黛的一家之言,并无佐证。倒是可在《流言》中的几篇自传文章里看到,张爱玲对她“簪缨世族”的家世深为隐讳,从不提及。     我也注意到:只有一次,在小说集《传奇》出版之前,她曾一闪念地想到:可否用自己的“贵族家庭”来作宣传的噱头?但最终,并未实施。     看来,她并不在乎这所谓的辉煌。     台湾学者周芬伶说得更直截了当,她说:有些人为张爱玲写传,“着重其‘贵族’身世,然而我看张爱玲一生从未有钱过”。     因此,渲染张爱玲“贵族身世”的荣耀,基本没有意义;况且她又不是活在李鸿章的时代!     相反,在辛亥剧变以后,晚清时代的荣耀,怕也不是什么金字招牌,更多的是给人带来负罪感与没落感。毕竟时代在进步,在民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爱玲,从“簪缨世族”承袭而来的,料想也是负面的东西为多。     张爱玲的祖上,固然是世宦之家,但是随着大清国的穷途末路,家族的景况明显地呈一个下滑线。等到张爱玲这一辈,这个前朝名门之后的家庭,就更像一座阴暗死寂的老房子,只能窒息掉所有活泼泼的生机。     我注意到,张爱玲只有在完全挣脱了家庭的阴影之后,才获得了她最鲜活的生命,蓬蓬勃勃地绽放开来!     她渴望挣脱这个冷漠的家,只想自食其力。     张爱玲的内向孤僻,她被人所指的“自私”,她的远离精英主流,无不与家庭的阴影有关。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喜爱名人,就看名人的一切都是好。     我们先来看看张家的这根老藤,有些枝蔓,倒也很有些意思。     张家的祖籍,是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是“丰润张氏”几辈子里第一个做官的人,咸丰年间曾任安徽按察使。就其本人的操行来说,是个极为清廉、耿直的好官,只不幸生逢乱世,结局很是凄凉。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这位张印塘大人与李鸿章的结交。张印塘和李鸿章曾在合肥、巢县一带并肩作战,两人意气相投,遂结为至交。     张印塘后来与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交战,因战败被革职,留营戴罪效劳。此后目睹局面日益崩坏、同僚好友败亡,心中越发郁闷。于次年,在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病死了。     那时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年方7岁,是个刚够学龄的小孩子。     在辗转流离中,张佩纶发奋苦读,23岁那年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他做了官后,敢于直谏,因而名声大起。后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     那时李鸿章已是威名赫赫的北洋大臣了,念及旧日袍泽之谊,对张佩纶也很器重。     青年时代的张佩纶,是个旧时官场上典型的“清流”人物,耿直自负。不仅在正史上有名,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成为文学人物。     清末有着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专写官场黑幕,其中之一的《孽海花》就绘声绘色地写了他的“事迹”。书中有个人物叫“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的。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     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     可惜一仗打下来,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战后追究责任,他被革职发配到边地察哈尔、张家口效力。     他先后有两任夫人,都是病死的。到1888年,张佩纶戍满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光棍汉了。     就在这灰头土脸之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了援手,将张佩纶收入幕中,协办文书,掌握机要文件,当了个心腹师爷。     入幕半个月后,张佩纶又有了奇遇!     李鸿章决定把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许配给他,并且当下就办妥了订婚仪式。这一年,张佩纶年已41岁,李菊耦才22岁,两人相差19岁。     这桩婚姻,当时就有很多人侧目。即使拿现代的眼光来看,也很不般配。张佩纶年纪偏大不说,还是个罪官,仕途前景很渺茫。从留下来的照片看,相貌上也无甚过人之处--八字胡,目光无神,体态偏肥,不过是常见的清代官员颟顸模样而已。     而李菊耦在那个时代虽是大龄女子,却是个地道的美女,标准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双眸如漆,透出一股清新可爱的书卷气。     这段奇缘,曾朴在《孽海花》里也有妙笔生花的渲染,有如他老人家当时也在场一般。     曾朴写道,一日,张佩纶有事一头撞进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内,忽见“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     在旧时,同事之间也是要避家眷的,张佩纶来不及收脚,早被李鸿章望见,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那小姑娘红了脸,含羞答答地向张佩纶道了个万福,就转身飞快地跑进里间去了。     张佩纶与李鸿章谈着公事,忽然瞥见桌上有一本诗集,趁老太爷不注意,他便偷偷拿过来看。见里面字迹娟秀,诗意清新,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笔,不觉就有些倾倒。略一翻,见有两首七律,题目是《基隆》,读过一遍,当下顿感触目惊心。     诗的意思,大致是既有讽刺、又很替张佩纶惋惜--若只安分做个论道书生,不去冒冒失失请缨杀敌,也就不至狼狈若此了。     张佩纶看了,“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李鸿章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张佩纶惟有满口称赞,李鸿章便顺势托“张贤弟”给女儿寻觅佳婿。     张佩纶道:“要如何条件,才肯给呢?”     李鸿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张佩纶是何等聪明,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     不止如此,《孽海花》还继续演绎,说李鸿章夫人赵继莲知道了消息,大为恼怒,指着李鸿章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弄得李鸿章没法。     最后还是女儿明确表了态,说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张佩纶,“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老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     这一段故事,足能以假乱真,只不过书中的李鸿章叫做“威毅伯”罢了。     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了这一段,非常兴奋,连忙去问父亲。但是父亲一口否认,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连所谓奶奶的诗,也是捏造的。     张佩纶在婚后,仍留在李鸿章府中住,与新夫人的关系琴瑟和谐。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佩纶在仕途上的命运,并未像外人估计的那样,就此可东山再起。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不知何故,与这个妹夫水火不能相容,买通了几个御史,蜂起弹劾张佩纶。大意是,张佩纶遣戍释放后,不安本分,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招致物议。随后就有圣旨下来,命李鸿章把张佩纶撵回原籍去。     那时太平天国已经败亡,战乱后的南京房产很便宜,不少闲官都在那里置业。李鸿章便让女儿、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还给了女儿一份陪嫁。     这份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而是田地、房产和古董无数。总量之巨,无法估计,我们只知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计有花园洋房8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     张佩纶在南京买下的房子,是一处叫“张侯府”的老宅子,位置大致在现在南京白下路东段的南京海运学校一带。房子共有3幢,张佩纶将其中的东楼命名为绣花楼,专为李菊耦住,当地人都习惯称它“小姐楼”。--后来,胡兰成在与张爱玲恋爱时,还专门去看过这地方。     此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张佩纶大概有感于此,自此绝足官场,再不要那顶官帽子。     就在那一年,李鸿章油尽灯枯,在“三百年来伤国乱”的悲哀中去世了。     张佩纶晚年过得相当颓废,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老岳父死后一年多,寂寞中的张佩纶也追随而去了。     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     可怜李菊耦37岁就守寡,终日闭门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     张佩纶的子女辈,对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女儿张茂渊就是张爱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后来曾对张爱玲说,这桩老少婚姻,“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张爱玲在读中学期间,弟弟张子静有一次对她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她马上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弟弟告诉了她,她觉得很诧异:这名字,怎么有点女性化?     又有一次,弟弟给她看历史小说《孽海花》,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     爱玲翻开书,找来找去,找到了庄仑樵。读完以后大为兴奋,跑去问父亲,父亲只是“一味辟谣”,跑去问姑姑,姑姑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近似喃喃自语,而后又说,“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受够了”指的什么?官僚大家庭的生活,还不是陈腐一路,当事人都受够了,何劳今天的人替他们荣耀?     爱玲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辩解:“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好奇。”     姑姑见爱玲执着,就讲了一点奶奶李菊耦的事。两位老人死的时候,姑姑年纪还小,所以提到爷爷张佩纶,她便断然摇头:“爷爷一点都记不得了。”     爱玲又去问父亲,父亲只是敷衍她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于是爱玲就抱了一大堆书来看。     张爱玲的先辈,虽很辉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也可称贵族。但是,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都是在历史上有过污名的,所以,张爱玲自小就和她的“贵族身世”自觉保持着距离。在她成名后,文化界曾有一阵掀起过《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考据热,她完全不参与,对一班前清遗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远之。     她不会傻到处处以这些晦暗的东西来炫耀。     但是,她与这些毁誉参半的先祖,毕竟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她的意识里,又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评价的情感评价。     她从长辈们的议论中,从祖父的文集中,对祖父张佩纶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认为他是个“真人”。祖父在官场中的旋起旋落,直至抑郁而终,也令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回声”。     家族曾经的辉煌与无可挽回的没落,在一个孩子的心中,种下的就是这样无以名之的伤感。从普世意义上来说,全社会肯定是在进步了,但是作为具体的家族后裔,没落的气氛是一直就笼罩在头上、渗透在血液中的。     张爱玲,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苍凉的“身世之感”,也就缘于此。     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向着独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后一部着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惊艳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