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的土地后，张爱玲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遇到了“一生中最爱”——赖雅。 很多人兴许认为赖雅不过是张爱玲在美国人生地不熟时随便找的一个依靠，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赖雅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剧作家，年轻时的传奇经历更是不比张爱玲逊色。所以，当一位传奇的西方绅士与一位传奇的东方淑女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相遇时，他们几乎是宿命般闪电相爱了。而且，相比和胡兰成初见时的窘迫，张爱玲与赖雅在艺术营大厅聚会上的初遇，要更像她在《爱》里写的那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那天，被人群簇拥的赖雅发现了落寞的张爱玲，便上前去打招呼：“你好，我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张爱玲礼貌地回答：“我刚从中国来。”就这简短的一问一答，将两个人的余生紧紧拴在了一起。 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们因为经济拮据和赖雅的身体不佳常常过得比较困苦，但苦中亦有快乐和满足。张爱玲清晰地记得他们在彼得堡松树街租的那间61美元的公寓：他们精心地布置着不大的房间，墙是张爱玲亲自粉刷的，是浪漫的蓝色。他们每天一起读书、写作，有时去地摊上淘一些便宜的“宝贝”回来，有时一起喝一点香槟、红酒…… 有人奇怪精明的张爱玲为何不选择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做自己在美国的归宿。他们并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才是张爱玲心中渴慕已久的“现世安稳”。 不幸的是，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干脆瘫痪在床，一切家务都落到了张爱玲身上，她还要负责写稿赚钱，那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劳顿的时光。但她的恋爱哲学从来就是“若还有爱，我便永远与你同在”。她绝不会在爱人最需要自己时离开。想当初，她对胡兰成早已心灰意冷，但依然坚持等他度过逃难生涯最困难的时期才和他分手，并寄去巨额稿费。这都说明张爱玲不是那种会因伤生恨的女人，她更不会因为负累过重而放弃心爱之人。 1967年，赖雅去世。从此，张爱玲终生未嫁，并一直以赖雅为姓，自称赖雅夫人。 张爱玲的三段爱情各有各的苦处，旁人在提起时总免不了唏嘘，替这位绝世才女惋惜。但这样的惋惜，真的契合张爱玲在那些爱恋中的温柔心跳吗？那些我们避之不及的苦恋，有多少是张爱玲甘之如饴的呢？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你可能远远注意到了张爱玲磕磕绊绊的身影。只是，走近一些，再近一些，你才会看见她满足的微笑，幸福的神情。 所以，从灰烬中看到绝望的是俗众，从灰烬中总结经验的是聪明人，从灰烬中发现爱情本来面目，并甘之如饴、赤诚如一的，才是张爱玲。 如果没有《小团圆》里的“自白”，不知我们还要误解张爱玲多久；如果没有对她的美国往事的细心挖掘，我们不知还要为她的择偶标准贴上怎样生硬的标签。当然，这误解和生硬不仅来自旁观者的臆测，也源自当事人的沉默。张爱玲一直很避讳谈个人隐私，对自己的爱情经历更是讳莫如深。 《羞怯》中的一句话是对张爱玲的这种沉默的注脚：“所以我要缄默，不让原野上经过的人知道我的幸福；所以我要缄默，不让知道我幸福的人看见我的战栗与无助。”不论幸福还是无助，张爱玲对自己的爱情在很长时间里都选择了缄默，甚至这部记录了太多“秘密”的《小团圆》，张爱玲也曾想到要销毁。 的确，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摘下眼罩，痴情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但这些痛并快乐着的美丽心情，哪里能轻易向第三者说起呢？如果真有人如吴梅村描述的那样“侬似衣上花，春风吹不去”，那也只需安安心心地守在他/她身边，轻轻给他/她讲述心底清澈的秘密和唇边暖暖的情话，哪里有空四处招摇晾晒呢？ 所幸的是，沉默的张爱玲终究没有忍心销毁《小团圆》。那些原本清澈的秘密历经波折，终于为世人所知。 时光辜负了张爱玲，张爱玲却没有辜负时光，和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