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罗曼蒂克的爱”来爱母亲，却反感母亲对她施行“淑女教育”，而且写了很多怀疑母爱的文字。她认为在母爱的题目下有太多的滥调文章，母爱这种自然而神圣的感情被过分戏剧化了。“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母爱尤其是。”在她的小说中，女性无论老少、美丑、贫富，都是情欲和物欲的奴隶，逃不过“苍凉”的命运。 她在散文中写了生父的很多“坏话”：品行不端、道德低下、打骂并囚禁子女。她小说中的男性基本上都是负面形象：胆小如鼠的馋猫、一会儿“恋爱”一会儿“谈恋爱”的高等调情者、骗色又骗财的浪荡公子、偶露“真人”性情又还原为“好人”形象的懦夫…… 但对张爱玲文学天才的启蒙，父亲张廷重显然是有功的。《摩登红楼梦》就是父女俩合作的产物。 在张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里，张爱玲继承了母亲黄逸梵的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还是她对衣饰装扮的迷恋？她对父亲除了显性层面的“恨”之外还有没有一丝隐性层面的“爱”？为什么她一生中又总是依恋“父辈级”的男人？ 在不明事理的的感觉中，母亲“遥远而神秘”。有时候喜欢她，有时候怏怏地不快活。每逢看到母亲穿戴打扮的认真劲儿，看到母亲的衣服饰物在漂漂亮亮地闪着光时，她仰着脸，满心的欣羡，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只有在这时，她最感到跟母亲的亲近。而在平时，她总免不了有种生分之感，连上街时母亲偶尔拉她的手过马路，她都有一种生疏的刺激感。儿时的对她的母亲的感情是这样的：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流言·童言无忌》) 4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一同出国留学去了。母亲的出走并非是要专攻某一学位，而是出于对父亲的失望。她借口姑姑留学需要人陪伴，坚决地走了。个中辛酸，只有她自己最明白。多年后，她的女儿也是深表理解的。 母亲这一走，就更遥远更神秘了。黄逸梵走的那天伏在床上痛哭了很长时间，像海洋的无尽的颠簸悲恸。然而，没有哭，她不知所措。 母亲走后，姨太太理直气壮地搬进了张公馆。她是张廷重在烟花巷中长期寻花问柳时觅得的一朵残艳的花，张廷重要把她请到家中，成为专利。读过《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的人对这类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姨太太名唤老八，比张廷重年龄稍大。她讨好，但不喜欢小魁，大概因为小魁长得太像生母惹得她不快。她喜欢带去起士林舞厅，让她吃各式各样的点心，让她在旁边看她们跳舞。看着吃着就睡着了，半夜里被佣人背回家。 张公馆又变得喧嚣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歌舞弹拉，打牌赌博，对卧吸毒，一片乌烟瘴气。虽然也有宁静的时候，但那是一种紧张可怕的宁静。在泼悍粗野的老八随意发脾气、打人之后，公馆的空气凝固了，没有一丝声响，静得出奇。老八还打过张廷重，有一次她用痰盂狠狠地掷在他头上，砸得鲜血直流。这也是老八在堂子里养成的坏脾气。张族里的人看不惯，认为太不像话，逼着老八离开。老八走的时候，带走了两车银器什物，饱获而归。仆人们平时对她敢怒不敢言，此时同声庆幸道：“这下子好了!这下子好了!” 8岁那年随家迁居到上海。迁居的原因是父亲的“官位”丢了。张廷重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表示不再吸鸦片，不再纳妾，希望她回来。为了挽救她的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有所安排，黄逸梵答应了丈夫的请求。 小童年生活中又有几片难得的亮色，这是大海给她带来的。随家乘船返上海的途中，她和弟弟兴奋不已。海洋的波涛起伏，黑的漆黑，绿的碧绿，非常可爱。离海上岸，坐在马车上，她身上粉红底的洋纱衫裤上的一朵朵蓝蝴蝶在街道上翻飞，像活泼的精灵，神奇而快乐。她们住在一幢较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色的木板壁，使她乐不可支。她以为告别了天津的家，远离了姨太太那类人，也就是告别了忧郁，掉进了快乐的红海。然而这是种紧张的快乐，仿佛是突如其来，没有准备，生怕它来得快，逝得也快。她好像已不习惯快乐。这种紧张感还来自于对父亲的恐惧。父亲吸毒过度，死神临近了。常看见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身子略歪，全身无力，骨髓都好像被鸦片熏成了一碰即散的灰。他两眼直视着，对着淅淅沥沥的雨喃喃自语，没人听得清，只有两片嘴唇的开合还表明他是个活物。 女佣告诉她应该高兴，因为母亲和姑姑要回来了。她如枯木逢春，喜从天降，因大喜而一改往日的沉静。母亲回来后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他痛改前非，信誓旦旦。全家搬到一幢花园洋房，她有了新家，有狗、有花、有新衣服、有童话书，更重要的是她又有了母亲。 家里有了生气。新气洋派的客人们和母亲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表演西洋电影中的恋爱故事，姑姑在钢琴上弹奏着悠扬的西洋曲调，母亲则站在她旁边高声吟唱，不时充满快活的笑声。黄逸梵立意要用“欧美模式”培养，要把她塑造成一个西式淑女。教她举止行为如何典雅风韵，教她绘画，弹钢琴，学英语，读报刊。使得识字早，爱看书，看图画书。姑姑和母亲还以为她很有音乐天赋，要送她去学琴，要她学会爱惜钢琴，并带她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张爱玲回忆说：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流言·谈音乐》) “大约生平只有这一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虽然对这种有些程式化的方式她并不能专心致志，但她感到无比温暖和亲近，连这一时期的画也一定要配上红色。她很快乐，给远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满满三页纸，用她能想像得出的最好的字眼儿描写她的新家的新生活，还绘了图画。 但是好景不长，难得的家庭欢爱很快消失了。病愈后的父亲又后悔起来，不肯拿出生活费，要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花光了，要走也走不成，以此作为钳制和报复母亲的手段。母亲当然不会接受。他们激烈争吵，吵散了宁静快乐的空间，也吵暗了红色的墙画。那时候积在姐弟俩和佣人心中最多的一句用语就是：“又吵起来了。”姐弟俩躲在阳台里，骑在三轮的小脚踏车上或是静静地摸着一声不吭的大狼狗。他们相视无语，心里惴惴不安。父母吵闹的最终结果是彻底地解决：协议离婚。 和子静判给了张廷重，黄逸梵和张茂渊两人另租房子住。但协议书上写明孩子可以去看母亲。黄逸梵在西方见多识广，眼见得女儿个头越长越高，天性又聪明，拿定主意要送她到学校去读书，接受正规教育。张廷重大闹不依。但黄逸梵硬是像拐卖人口一般把送到一所住读学校——黄氏小学去了。 黄逸梵带着女儿到黄氏小学办报名手续的时候，想到应该取一个正式的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取什么名字才好，就在小名前冠以姓氏吧? 又嫌“张”、“张”这名字嗡嗡地不太清晰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今后再改也不迟。”于是给她取名“爱玲”。 小孩对于自己的名字是做不了主的，但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主。黄逸梵绝不会想到，15年后，这个名字红遍了上海滩。她更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将在文学史上永驻! 黄逸梵又要去法国了，临行前，她专门去黄氏小学看女儿。爱玲似乎很木然，恩怨不断，才喜又悲，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爱玲远望着红铁门徐徐关闭，眼泪如注而下，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听得见她哭声的只有她自己。她痛哭着，为母亲，也为只有10岁的自己。 她的家又毁了一次。 由于天资聪颖，又有在家随意自学和私塾教育的底子，张爱玲在黄氏小学是从四年级开始的。每逢周末放学回到这个家，她就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憎恶感。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流言·私语》) 为了驱逐寂寞，也是天性使然，1934年，张廷重又结婚了。爱玲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犹如五雷轰顶，头皮都要炸了。她看过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验在她头上。爱玲吃够了没有家庭温暖的苦头，因此对父亲再婚恨得咬牙切齿，她有一个迫切的冲动要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如果那个女人就在阳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然而她阻止不了任何事情，她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弱女子。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儿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流言·私语》) 就在父亲再婚的那一年，爱玲由小学升到了中学。回首中学生活，她总的感觉是不喜欢。“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流言·童言无忌》) 生母走后，后母进了门，爱玲的抵触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十四五岁的少女张爱玲个头蹿得很快，几近成人，而她在校园里老穿着继母送的旧衣服。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流言·童言无忌》)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确实相当难堪。(《对照记》第 31、33页) 在人们印象中，成年的张爱玲特别讲究衣饰，常以奇装炫人，殊不知这正与她少女时期所受的这类压抑相关。张爱玲自己总结说： “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爱玲就读的是圣玛利亚女校(校内师生简称为“圣校”)，这是上海著名的美国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之一。在爱玲求学阶段，一位对新文学极感兴趣的汪先生担任了她的国文教师。汪先生在审批作文时，一篇题为《看云》的散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虽说有几个别字夹杂其间，但文笔潇洒，词藻瑰丽，远远超出其他文卷之上。一阵喜悦之后，汪先生才想起看作者的名字，她就是张爱玲。此时汪先生上课不到两星期，跟学生对不上号。评讲作文时，他逐一点名领取作文本。这样他才认清了张爱玲。她坐在最后一排，穿着宽袖大袍(这是继母的旧衣)，戴着有淡黄色镜架的眼镜走上来。汪先生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大大地夸奖了她一番，说全班只有张爱玲的作文才称得上一篇完整而好的文章，还当场朗读了起来。 她的文名渐渐地在校内传开了。同学们对她刮目相看，教员休息室里也常常以她为话题。大家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才女，深深同情她家庭生活的不幸。对她的沉默慵懒，不交朋友，不好活动的内向性格也渐渐能够理解和接受了。虽然张爱玲曾说中学时代有许多不愉快，另一方面她又承认“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这主要是指她不必每天回家面对父亲和继母，也不必按生母的要求“淑女”下去，还包括她爱好写作的长处得到了发挥。 她的健忘也是出了名的，常常忘交作业。每当老师问她，她总是一句：“我忘了!”说的时候把双手一摊，一副可怜样，使老师毫无办法，不忍深责。上课时她最不爱听讲，手里的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是很用心地做笔记，其实是画画，画老师的速写像。老师也不太计较，因为她考试总得 “Ａ”或“甲”。 因为汪先生的提倡和爱玲的示范性作文，同学们写作兴趣大增，自己命题作文渐渐多了，文章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汪先生为鼓励大家学好国文，发起出版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刊名叫《国光》。在《国光》上，她发表过小说《霸王别姬》，论文《论卡通画之前途》等文，皆受到交口称赞。 1937年抗战爆发，圣校从此不在沪西上课，改为大陆商场。兵荒马乱，一切持恒的工作失去了起码的条件和心境，《国光》也就停办了。第二年夏天，圣校借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也参加了，还是那副有点弱不禁风没有生气的样子。 汪先生一直记得这个才女。给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她的文采，不仅是她“我忘了”的脾气，还有填在毕业年刊的调查表中关于“最恨”一栏的回答： 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 在爱玲的眼里，才华是人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它比婚姻重要。她不愿自己像大多数女性那样为婚姻家庭而牺牲才华，折断奋飞的翅膀。所以她恨才女早婚，才女因婚姻而不才。 这一年，张爱玲17岁。 虽然没有家的温暖，虽然过着住读生的生活，虽然中学时代是不甚快乐的，张爱玲却有着美妙的计划。她幻想毕业后出洋读大学，而且要读英国的名牌大学。她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她喜欢那种明丽的色彩，尽管母亲多次纠正说法国才是明丽的，英国却多雨，但她仍然改不了最初的印象。有一时期，她又对卡通画影片产生兴趣，要把中国画派的风格介绍到美国去。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流言·私语》) 中学快毕业时，母亲回国了。因为常常见不到她，因为女儿也体悟了母亲的苦衷，爱玲在生母面前不再有昵爱和娇情，而是一种敬爱与友情。她去母亲处住了两个星期，听母亲谈法国谈海外，新奇而快乐。可一回到生父的家门，继母劈头盖脸地责问道：“怎么你走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爱玲答说她早告诉父亲了，没料到继母勃然大怒：“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一个耳光打在爱玲脸上，火辣辣地刺痛。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来接住了。继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敢打我!”一霎时很寂然，空气凝固了。爱玲在客厅呆站着，木然地没有任何准备，脑海中一片真空。只见父亲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冲下楼来，一把揪住爱玲的长发，恼羞成怒，拳足交加，边打边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的头被打得左右摇晃，眼冒金星，耳朵也震聋了。最后被打得瘫在地上，父亲还揪住她的头发一阵乱踢，好不容易才被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拉开。 父亲上楼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恢复了记忆和知觉，艰难地立起身，走到浴室去照镜子，只见脸上有无数道红指印，遍体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她心潮起伏，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准备立刻去巡捕房报案。走到大门口，看门的拦住了她，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原来父亲预料她会逃走，早吩咐门房锁了门。她试着撒泼，对着门一阵乱叫乱踢，以期引起门外不远处岗警的注意，但枉费心力，毫不中用。她回到房中，父亲又炸了，顺手操起一只大花瓶向她砸过来，稍稍偏了一点，飞了一屋的碎片。他走后，何干搂着她，两人痛哭了一番。佣人担心她得罪了父亲会吃一辈子的苦。爱玲只是哭，把自己关在楼下的一个空房间里哭了一整天。 爱玲被监禁，父亲还恶狠狠地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平时为了一只猫吵了他的瞌睡，为了爱玲教丫头唱歌影响了他休息，他都要大发雷霆。遇到这种事，他的反应就更厉害了。短短的数星期内爱玲已自觉得老了许多。对这个家，她彻底绝望了。她决计逃走。《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九尾龟》中的种种出逃方式涌到她的脑海，但终不易化为行动。 祸不单行。爱玲此时得了严重的痢疾，前后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时间，差点儿病死了。开头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也没有药。他要把对爱玲生母的仇恨全部转移在爱玲身上，彻底绝情了。但何干见她病情日重，恐发生不测，背着孙用藩把这事告诉了张廷重，并提醒说，如果不采取医疗措施，责任就大了。张廷重也不愿背上“恶父”坏名，就悄悄地背着继室给爱玲打了几针抗生素。爱玲的病情得到控制，在何干的悉心调养下，逐步恢复了。病中，爱玲整天躺在床上，目送着清爽晴朗的秋阳，迎来淡青灰暗的冬日。朦胧地生在这栋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栋房子里吗? 不!从心底冒出一个坚强的声音。 她全力地听着大铁门的每一次开合，研究着开门的规律，当她病体稍愈，能扶墙而立时，逃出去的欲望更强了。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尽快逃出去，脱离这苦海! 她筹划着，打听着，在隆冬的一个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了黑路上没有人，确实没有人，她开始行动了。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轻手轻脚地摸到铁门边，飞快地拨开门闩，开了门，闪身而出，没有一点意外响声。 当真站在人行道口上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苦思了半年的逃离计划就这样轻而易举实现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地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流言·私语》) 她逃到生母的家，像做了一场噩梦，回忆不出完整的细节，流不出眼泪，很久才缓过气来。父亲的家不复存在了，这个女儿也不复存在了。他们只当她死了，从此再无丝毫牵连。 爱玲一生都忘不了出逃这一中国家庭中罕见的一幕。逃出后，她满脑子都是父亲后母、打架、流血、生病、逃离，于是把这些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她是用英文写的，并把它投到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大美晚报》(Eveningpost)上。她的动机是要让父亲看到这篇文章，因为他一直订有这份报纸。编辑发表时，拟了一个很动人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意为“这是怎样的生活!一个女孩的生活!”) 张爱玲在母亲家里潜心补习功课，要实现她的英国梦。那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设有考场，她一试就中，考了个远东地区第一名。眼见得就要到那“红的、蓝的”国土上去了，她有说不出的兴奋。但她生不逢时，因为战争，她没有能去英国。当时中国在打仗，英国也在打仗，全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势力的较量正酣，难寻一片安心读书的净土。 因此她改入了香港大学，开始了人生新的航程。 临行的那天，上船的片刻，她仰着头望着天空。烈日当空，天空湛蓝如海，脚下的海水也是蓝如天色，上下一片明丽的蓝色，由她白色的旗袍点缀连接着。她仿佛是赤裸裸地站在天之下地之上，受着未来之神的审视，一颗17岁的心跳动着，比大海的波涛更澎湃汹涌，比海面的狂风更翻卷起伏。交织着自夸与自卑，惶惑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