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张佩纶刑满后被爱才的李鸿章大人收为都署内协办文书，他在签押房无意间看到了那个二十来岁的标致美人，还看到了她刚刚写就的两首吟中法基隆之战的七律。 虽然张佩纶的子孙后代都不认为那两首七律为李菊耦的手笔，李鸿章把自己年轻漂亮的千金许配给了一个41岁的流囚却是事实，且成就了晚清的一段著名的佳话。 夫妻恩爱，以花草诗赋为乐。他们的儿子却是个与花酒和青楼女子为伴的浪荡公子，他的妻子是新潮女性黄逸梵。一个晚清遗少与一个西洋化的现代女性，一对怨偶，生下了后来名扬中外的才女——张爱玲。 不睦的婚姻造就下一代不幸的童年，却成了才女感悟世情、了解人性的必修课。“不幸”之于文学天才，是不是另外一种“幸”——幸运的“幸”？ 张爱玲谜一样的传奇人生开始于晚清的乱世，开始于一段婚姻佳话。 1888年4月的一天，41岁的张佩纶应命来到李鸿章的签押房。作为李都署内协办文书，当他像往常一样信步走入房内时，却无意间看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标致美人，且在无意间他还看到了她刚刚写就的两首吟中法基隆之战的七律。张佩纶看得心惊肉跳，因为他正是诗中所咏的中法之战的参与者，且是基隆之战失败的主要责任人。当他红着脸从签押房退出之后，还沉溺在那些悱恻动容的诗句和平和有据的议论中。 张佩纶生于1847年，字幼樵，原籍河北丰润。早年生活贫寒，但刻苦好学，才华过人。他23岁中举人，24岁登进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元年(1875年)，28岁的张佩纶夺得朝廷大考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因大胆议谏朝政，声名渐响。1882年又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张佩纶青云直上，官职渐高，生活却十分清贫，平常只能用白粥果腹。自己身为高官而穷困至此，而那些京中侍尚、外省督抚仗着心黑胆大头尖手长，一个个富得流油，他心中十分有气，于是把所知贪官污吏上折禀报，毁掉了无数乌纱帽。由于此举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他也成了朝廷红人。 1884年，中法战争打响了。张佩纶力主对法宣战，他慷慨陈词，博得重用，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身份派往福建督军。据说李鸿章极力促成此事。离京前，张佩纶满怀英雄豪情和感恩之情，去向慈禧太后告别。慈禧大大夸奖了他一番，并寄予厚望。随后，他取道上海前往福建，“中外人士仰望丰采”，一路十分风光。“以词臣而任军机”的张佩纶，这年37岁，正是踌躇满志、大展鸿图的时期。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正像李菊耦诗中所评的那样，张佩纶一介书生，并无从戎经验，不会打仗，不善纳地方官的意见，兵器又陈旧，很快就失败了。他不仅打了败仗，而且还有临阵脱逃之罪，于是遭到全国上下一片谴责。朝廷也大怒，把他革职流放到张家口边地。流放期间，他以读书著述打发时光。元配早在1879年去世，继室又于1886年病逝于北京，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李鸿章的努力下，1888年的4月，这个流囚回到了津门，成为李鸿章幕下掌管重要文件的文书，于是很快就有了开头所叙的结识李鸿章千金的一幕。虽然张佩纶的子孙后代都不认为那两首七律为李菊耦的手笔，但在张佩纶重返天津不到半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就把女儿许配给大她近二十岁的张佩纶却是事实，且成为了晚清的一段著名的佳话。 张佩纶才华奇绝命运却大起大落，李菊耦年轻貌美且为名门闺秀，李鸿章视女儿为掌上明珠，把她许配给年过四十的流犯，是充分赏识张佩纶的才干，并相信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的表现。 当年张佩纶年轻气盛时曾弹劾过父亲的故交李鸿章，李鸿章却不计前嫌，不仅收落难的张佩纶于帐下，而且还许女儿的终身于他，足见其爱才心切，风度大气。近人曾朴的长篇小说《孽海花》把庄仑樵(即张佩纶)、威毅伯(即李鸿章)及女公子的故事大大渲染了一番：如何不意撞见，如何读诗有知音之感，威毅伯如何暗示，庄仑樵如何及时请人说媒，小姐如何暗喜，夫人如何反对以及二人婚后的幸福生活等等，写得十分别致有趣。 1895年，张佩纶携妻迁居南京，从此告别了官宦生活。南京生活期间，张佩纶对社会政务极少关心，甚至“断不置喙”，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又回归到自得其乐的书生生活。他和李菊耦夫唱妇随、诗酒应和，其乐融融。但没几年光景，夫妻先后辞世。1903年，56岁的张佩纶以肝疾而逝。4年前他返老家河北祭祖时曾购地拟为百年之用，但在临死前对后人说：“死即埋我于此(指南京——笔者注)。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9年后，他的妻子也病逝于上海。 他们留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张志沂(廷重)，女儿张茂渊。 张廷重生于晚清，但他从少年起就成为民国的国民了。1915年，他成了家，娶的也是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妻子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英文名Yvonne)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与小妾所生的女儿。当她与张廷重结婚时，两人都才19岁。黄逸梵身段窈窕、深目高鼻、眉清面秀，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张廷重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志潜，乃张佩纶与元配所生，大张廷重17岁。他主持着日常家务，张廷重兄妹也受着他的管束。这时全家都居住在上海。1916年张廷重的生母过世后，他就想与兄长分开过日子,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后来，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长的堂伯父张志潭的引介，他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于是借机分了家。1922年，张廷重夫妇由上海搬到天津，这时他们已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和一个一岁的儿子，女儿小名叫小，儿子小名叫小魁，学名子静。同去天津的，还有张茂渊，这年她21岁。 去天津的那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都还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第31页)张廷重很有些遗少派头，排场大、开销大，好玩乐，花天酒地。他是上个世纪20年代初极少拥有私人小汽车的车主之一，还配有专门的司机，他自己也好驱车玩乐，四处招摇。也许是因为分家前受的拘束太多太久了，一旦分家另立门户，可以自由支配钱财时，就如脱缰的野马，管不住自己，恣意放浪。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不一而足。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洋场阔少。 “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张爱玲《华丽缘》，《张爱玲全集》第14卷，皇冠出版社1992年版),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王朝的最后一代遗少们，他们是彻底垮掉的一代，无可救药的一代。在那个年代，遗少几乎是“恶少”的同义语。张廷重即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除了在天津铁路局有几天短暂的“上班”生活外，全部花在了玩乐上。家业一天天败落，生命之光也一天天耗尽。 黄逸梵虽然也出身于传统世家，却是一个新派女性。“林译小说”、五四风潮对她的人格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她虽也是缠过脚的，但思想却较解放。她“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张爱玲全集·对照记》)，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 黄逸梵“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虽然她不能选择自己的婚姻，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但她对丈夫的不负责任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她的姑子张茂渊也站在她一边。夫妻生活虽不和谐，但姑嫂二人却亲如姐妹。然而，无论她俩的言行态度如何清坚决绝，也丝毫改变不了张廷重的浪荡生活方式。身为两个牙牙学语的孩子的母亲，黄逸梵的天津生活是不快乐的。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在正式改名为张爱玲之前，她的名字叫“张”。 小出生于1920年初秋的上海，麦根路(今泰安路)与麦得赫斯脱路(今泰兴路)转角处一座清末民初式样的洋房，这是当年李鸿章给祖母的陪嫁之一。在这里长到了两岁，对这里的一切她毫无记忆。但她成年后却津津乐道于满岁时“抓周”的情形。当然这是后来听大人说的。 “抓周”的时候，面对漆盘里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东西，她径直抓起的是一个亮闪闪的金锭。虽然人人都爱财，人人都离不开钱，但父母长辈总是希望子女有出息。而对古中国人来说，“有出息”是读书上进的同义语，“抓周”虽是游戏，却也寄托着成年人的期望，他们总希望小婴孩抓的是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这一抓，似乎是俗不可耐，令全家骇然。然而，“抓周”的当事人多年后却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的“俗”，她说她喜欢钱，是因为基本上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钱的坏处，只知钱的好处。 两岁时全家搬到天津，住在32号路61号，这是英租界里的一座漂亮宽敞的花园洋房，也是当年张佩纶结婚时购置的。父亲在铁路局做事，跟一班酒肉朋友在外面浪荡。母亲一派西方作风，让她单独睡。每天起床后，佣人把她抱到母亲的大铜架子床上，母亲逗她一会儿，教她背诵唐诗宋词。玩不了多久，母亲就兴味索然了。她朦胧地觉得母亲是不快乐的。 更多的时候是跟佣人在一起。在有天井、有秋千架的草坪上，她常和被她叫作“疤丫丫”的女佣玩秋千，还有个佣人常给她讲《三国演义》的民间故事。最让她高兴的是，夏日的中午，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的纱短衫、红裤子，坐在小板凳上，看谜语书、儿歌和外国童话。绿茵茵的草地、红艳艳的太阳、清幽幽的树荫，还有这看童话书的小公主，真像童话世界一样。 和漂亮的弟弟小魁分别由两个女佣看护。带她的佣人叫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自感低人一等，凡事都让着带弟弟的女佣。不能忍受这种重男轻女的态度，常与她对着干。何干也变戏法似的刺激着她的自尊心，她用抓筷子的手指的高低位置卜占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上方，问：“抓得远呢?”何干又说：“抓得远当然嫁得更远。”气得她说不出话来。何干的行为态度使她很早想到男女平等问题，她暗自发奋要做个有成就的女子，一定要超过弟弟。 孩提时代的伤心事她也记得好几桩。有一年新年前夕，她特地给佣人打招呼，要他们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叫她，她要看大人们如何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让她多睡一会，等她醒来时鞭炮早放过了。她觉得一切繁华热闹都已过去，都与她不相干了，于是她大哭不肯起床，佣人替她穿新鞋，她还是不依——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她们家在天津有不少亲戚，五六岁的时候，佣人有时也带她到亲戚家去玩，去给老人请安。她曾奉命在白了胡子的老辈面前背诵诗句，背诵的还是两三岁时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学的。她不知所云却很熟练地背诵着。“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流言·天才梦》)遗老在民国的身世之感如此辛酸、如此脆弱，幼小的虽然不懂，印象却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