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大第一年，我经历了两个天地翻转的文化冲击：一是来自戏剧，一是我开始看左派书籍．第一个文化冲击跟“性”有关。因为当时伊大戏剧系老师所选读的近代经典剧本，包括从易卜生（Henrik Ibsen）、荀伯格（Harold c. Schonberg）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与“性”有所关联，而且都很强烈。我因而对戏剧原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伊大，我感觉才接触到真正的西方戏剧，整个扭转了我对戏剧的观点。 在西方，蛇在梦中引诱女人（夏娃）而使人类犯下原罪，受到“性”的处罚；在东方就好比七情六欲。西方戏剧喜用“冲突”来做手段，求取净化与升华，这似乎跟我们的教养很不同。 记得在艺专时，中西通达、学问最好的邓绥宁老师教授“中国戏剧史”时，曾讲过一段话，我当时以为是个笑话，在伊大接触西方戏剧后，才领略个中道理。邓老师说：“和尚和尼姑的戏没什么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戏看。”王生善老师教我们“戏剧概论”时，也曾提及电视剧里演“爸爸打儿子”的情节，一个耳光下去，儿子马上说：“爸，我错了！”王老师说：“戏，就不能认错，就是要跟爸爸吵，再冲出去，这才叫戏，一认错就没戏了。”虽没有明讲，其实就是冲突。“不顺”才造成戏剧性，戏剧的产生不是靠平衡、和谐，是相反的。 另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我离开那时的台湾，才有机会开始看“禁书”——共产党的文艺及宣传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诺（Edgar 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头一回，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这个冲击对我来说，有如天地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