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依靠本色生存的女人，很难形成自己的理性来反观别人的生存经验补充自己。 去承受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终归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使命。 阮玲玉虽然在人前骄傲矜持，姿态优美有度，却始终是一个弱势的人。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把她带入了自己很难走出的一种心理生存困境。从表象看，阮玲玉的问题由男人引起。但从问题演绎到放弃生命的逃避，却是由于阮玲玉自身的精神封闭和心理弱势。 这是今年的头一阵秋风，风不紧着吹，一阵一阵却起得急，从院子的树叶上过时，便刷刷如同来了阵雨，带给我一些陈旧的感想。这感想随风掠过，又随即醒转到现实，通向往日的小径被陈年落叶覆盖了一般。 我便有些苦恼。在这个时候，激情与幻想是泅渡的应急手段。这种泅渡用可感的东西来形容，就像寺檐上风铃未动，飞鸟却持续飞临。我需要这种激情来感同身受地理解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她在上海从事着当时最前卫的电影演员的职业，是被时代鼓舞着的新女性。在有限的生命年华里，她很努力很有天赋，也很凤毛麟角，演技与美貌以及人品并重。她是许多人的偶像、安慰和寄托。然而她却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35年3月8日，她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尽，时年25岁。当时万人空巷为她送行，鲁迅也因此写了文章《论“人言可畏”》。因为据说她留下的绝笔就是“人言可畏”。后来她的自杀便被视为“人言可畏”最重要的佐证而变得像一个传说，就像她的美丽如同一个未解的谜。 是的，她就是阮玲玉。 我坐在一个古色古香的两进四合院里，读着阮玲玉，感受到她生时的气息，又不禁要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姿态，用阮玲玉的自杀来说明社会的黑暗和可恶，自然也是没有错的，人言也确实可畏。但具体到一个指向明确的小女人，她的精神世界、生存困局中的尴尬和由此在生活中被激发或者被强化的某种心理异常，却并不是鲁迅有兴趣研究的。鲁迅也不过是依据传言中的阮玲玉的遗书生发自己的所感所想而已。 死亡毕竟是一切的终结者。通过自杀来寻求人生尴尬的解脱和生存的困局，无疑是一种最惨烈的逃亡。我以为，用这种方式来终止对生命的追问，其实是对一份责任的放弃和对可能的契机或者途径的废止。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正是对自我生存能力的自我否定。阮玲玉这么一个正当红的美丽女子，她又为什么要对自己作出这样的否定呢？ 我于是想到一些问题。贯连起读过的一些书，想到的一些人和事，通过一条路径我所进入的，是一个女性的生存和生存智慧的问题。如此而言，因为阮玲玉是一个具有群体代表性质的女子。她的人生体验表露了一个社会属性的女性的自我困境：由虚无的精神表象构成的现实生活的虚无。从性别存在的现实来看，在社会进程的各个时期，性别平等更多是一种美学或者形而上的意义。在不同中寻求差异性生存，应该始终是女人们自我救赎的方式。因此，我在时光穿越的小径上折返回溯。我想，自杀所昭示的应该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吧：在劫难逃地在这个世界上为生存下去寻找勇气和毅力。而在阮玲玉偶然和必然性的死亡中，其实昭示的是女性的自我生存能力能否与社会相容。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是依然存在的，它在男性主流社会中折射了女人们的一种生存混杂性和自我矛盾的特征，集无奈和感伤、女性生存的边界、享乐主义以及消费的物质主义于一身，处在男人带来的安全感和“娜拉出走之后”的恐惧感之间而陷入某种生存虚无。打开一个在实用性上可以翻越并且豁然的窗口，为女人们提出一种可以承载和超越极端心理的领悟，便是解读阮玲玉的实际意义。如同那个被召唤的召唤者，在日光下熠熠。或者就像我们曾经记忆过的：失败和挫折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我们需要如此。 而以社会的惯性，这个困境或许是受到批判和谴责的，或许是被忽略的。今日的社会也并没有找到一种确切的标准或宽容的尺度来释怀阮玲玉们的局限和困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