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混乱如迷的历史和现实 宋 强 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往往面临表达的困惑,不得不借助隐喻企图更深切地加以触摸。苏童选择的是“河岸”。“河上”与“岸上”针锋相对地存在着,“河上”的“一小撮人”是非正常的、落后的、有历史污点的,“岸上”的广大人群是正常的、优越的、没有“污点”的;“河上”的人整年漂泊,习惯了被隔离、被排斥,像麻风病人一样被排挤,偶尔双足踏上久违的土地甚至会“晕岸”,踏入“岸上”人的地盘还必须接受监督,连岸上的乞丐都可以盛气凌人地对他们指手画脚。“河岸”是两者的分割处、交界处,也是爱恨情仇集中发作的绝佳场地,于是,历史的谜团、现实的芜杂在“河岸”纷纷上演。 “我父亲曾经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当父亲是烈士儿子时,他是书记,“我”是书记的儿子,而当历史被重新描述父亲不再“担任”烈士儿子时,书记成了发誓永不上岸的“河上”人、鱼人,“我”则成了“空屁”,“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这显然是对那段非正常年代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时代背景一直延续到80年代,“河上”人的被离弃状态其实一直存在着,甚至到现在,它仍然壁垒森严地矗立在人们内心,“河上”与“河岸”的对立是时代的顽疾。 造成这种离弃状态的原因是混乱如迷的历史与现实被无序地操纵。“历史是个迷”,这是书中不断强调的判断,一切人的宠辱悲欢得意失意都与邓少香烈士的历史有关。苏童用看似随意的几句话点出了历史本身的混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奇,邓少香的传奇扑朔迷离。”邓少香真正的面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对她进行塑造,那些关于她私奔的、好高骛远才去闹革命的说法“严重玷污了女烈士的光辉形象”,于是专门召开批判会肃清流毒。出于现实的需要,传说中她放在篮子里逃脱一命的婴儿被找到,“我”的孤儿父亲摇身一变成为库书记。而很快,历史被重新翻出,搭救库书记的封老四原来是土匪,一个假设很快流传,封老四之所以指认库书记就是烈士儿子,目的在于“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蒙骗组织,让自己的私生子冒充了女烈士的后代。”又传出,得以确认烈士儿子身份的屁股上的鱼形胎记并不是库书记一个人独有的,傻子扁金同样也有,对鱼形胎记的盲目崇拜虽被称为唯心主义,但它掀起了探究亲朋好友胎记的狂潮:“在油坊镇的公共厕所甚至僻静的街角,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男孩们褪下裤子,撅着屁股,认真地比较各自屁股上的胎记。”盲众的暴民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求恶化了历史和现实的混乱。要做烈士儿子的大有人在,学校的某老师,广播站的某记者,烈士后代可以享有的种种权力、现实利益像一个巨大的吸盘,吞噬着人的良心。 当这段历史不再需要时,烈士的光环顿时消失,烈士牺牲的标志性地点棋亭被拆掉,纪念碑被遗弃。最终,谁也无法确知历史的真面目,人们的探究行动早已变成窥私欲望的发泄渠道。 其实,历史的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操控历史、掌握历史话语权的力量在如何对待历史,它的喜恶足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它很轻易地操纵群众的心理,让他们变得痴傻、疯狂、残忍。它也导致个人的异化,尊严丧失、性格扭曲。库书记至死不渝地认为自己就是烈士的儿子,根本原因在于他无比渴望这种身份带来的好处。权力让他有恃无恐地放纵欲望,烈士儿子身份的丧失伴随着权力的丧失,失去身份和权力的库书记,自虐般地将原因归结为个人身体欲望。他严密地监控儿子的身体:“我”青春期的性冲动被父亲认为是罪恶的,因为父亲认为它导致了身份和权力的丧失,他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对“我”正常的生理现象痛加责骂,他在肉体上虐待自己的同时也在精神上虐待儿子,他试图通过自虐洗清“罪恶”。可悲的是,他至死也没有意识到造成自己悲剧的真正原因,终身停留在权力丧失的悲痛和再度掌握权力的妄想当中。 小说结尾“我”拖着纪念碑行走的场面很精彩,“我”虽然怀疑父亲并不是烈士的后代,但却不能忍受众人对烈士的遗弃,不能忍受棋亭被拆,不能忍受纪念碑上落满污秽。“我”必须把纪念碑拉到父亲面前,给遭遇重重打击已经完全绝望的父亲以生的希望,只有让父亲相信他是烈士的儿子,才能挽回他的求生意愿。库书记背着石碑投入河底的场面写得更精彩,“这是一个奇迹。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和纪念碑捆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巨人。”这个场面多么富有象征意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和现实的混乱让人无法忍受,不如同归于尽同归于河底。库书记沉没河底,灵魂像鱼一样自由游去,可这并不能阻挡历史和现实继续混乱下去,“河上”与“岸上”的分割一如既往且会更加严重,正常的生活永远在非正常的秩序当中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