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切肇始于午夜的叫唤声。一九三〇年秋季。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我，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初，到这个世上还不到六个年头。我刚随父母初次来到乡下，离开仍然在秋老虎肆虐之下的南昌，和街头喧闹的斩首场面。抵达的头一天晚上，父母忙着和接待我们的姑妈叙旧，完全忘记了时间。我和妹妹在隔壁房里玩弄放在一张粗木大床旁的一些摆设，突然，黑夜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呼喊。起初声音很远，哀怨凄凉，然后愈来愈近，愈来愈刺耳，最后变成一些短语，刻板单调地反复着，听得人昏然欲睡。这是个女人的声音，像是发自她的肺腑，或是来自地心深处，震响了远古的回声。我渐渐地听清楚她在念些什么了：“游魂啊，在哪里，在哪里?……游魂啊，回来吧，回来吧……游魂……”我完全被这个声音和咒语般的词句给迷惑住了，多半也是为了安慰已吓呆的妹妹，我用几乎是愉悦的声音答道：“我来了，我来了……” 外面那个女人的喊叫声愈大，我愈是提高了音量回答。这时大人们在开门关门的乒乓喧哗声中冲了进来，姑妈跑在前面，父母亲紧跟在后。他们连声叫着：“闭嘴!闭嘴!”然后毫无回旋余地地命令道：“睡觉!还以为你们早睡了!”这个突然且粗暴的命令，没有任何解释，加上大人们面色凝重如临大祸，使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蜡烛吹熄后，我在黑暗中睁大了眼，无法入眠。隔着墙，我听到了一些大人们的谈话，大致弄懂了所发生的事。叫魂的那个女人刚死了丈夫。这晚，她呼唤死者的灵魂，以免他在阴间迷失。根据习俗，他的妻子于守灵的第三天，在为死者烧了纸钱后，便开始叫魂。如果活人中有人偶然回答了她的呼唤，死者飘泊的灵魂便进入此人体内，借此投胎，重返阳世。而失去肉身的那个人的灵魂就从此游荡寻觅，直到也找到一个他能够栖居的肉身为止。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大人们自我安慰地说：“童言无忌，这个不算的!”但我心想：他们怎么知道呢?我既然没有了身体，不就是已经死了! 我知道什么是死亡，一个不知轻重的家仆曾带我看过当街处决“革命党”。我骑在他的肩膀上，穿过激动鼓噪的人群，一览无遗地看到了全部经过。开始时也是一声喊叫，这是跪着的死刑犯身后的刽子手发出来的。他高举大刀，喊叫声短截干脆，紧接着刀光在空中一闪，鲜血从犯人的脖子中冒出来，他身子瘫软下去，头颅滚落在沙地上。因此，死亡是人们屡经试验而加诸他人身上的一项万无一失的技术。我当时就知道，千万不能被刚落地的头咬到。被咬到的人会变成死者的替身，他将死去，死者则借他的身体还魂…… 现在我答应了这个女人的呼唤，游魂一定逮到我了。我还能逃得了命运的摆布吗?我就这样叨念着昏昏睡去，睡得很不安稳，噩梦连连。父母的担忧看来是有道理的。整个晚上，我发着高烧，不断产生幻觉。第二天醒得很晚，感觉筋疲力尽，精神恍惚。我从湿透的床单里爬出来，好像从尸布里钻出，发现自己还活着。但是我突然觉得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知道我以前的身体被什么人拿走了，而躺在那里的这个几乎了无生气、可以触摸得到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我的灵魂只是攀附在上面罢了。 以后我就再也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念头：按照常理，凡人必有一个连带着灵魂的肉体，而我，是一个迷失了的灵魂勉强地借住在某个肉体里。从此，我身上的一切都将是错开来的，任何事情再也不可能完全吻合，我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认为，那便是我生命的本质，或者，生命本来就是如此。 二 叫魂之夜后两年，我随父母迁居到江西北部，离长江不远的庐山，在山脚下一栋破旧的茅屋中住了好些年。这期间，妹妹死于流行性脑膜炎。这个每晚睡在我身旁的小妹妹，既是我的游戏玩伴，也是我的知心好友。某天早上，她不再张开眼睛，不再对我微笑，不再响应叫唤。突然间，她就不在了，永远消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挖出一个又深又大的黑洞。父母亲伤心欲绝，我也觉得自己的心被挖空了，但我相信她仍然在某处，在和我玩捉迷藏。多少次，房间里家具吱嘎作响，小路上脚踩落叶的沙沙声，都使我回过头来…… 父亲的身体也不好——他一直有慢性气管炎，最后成了肺疾。因此，他决定搬离城市，来到这个青山环绕、以种茶为业的偏远乡村。我们住的茅屋在村里一栋年久失修的庙宇附近，父亲将破庙加以整理，改成供村里和附近孩童上学的私塾。此外，他也兼做代书，这和他的“老师”角色一样是当地非常需要的。除了代人写信和拟订契约之外，他也应人们的要求在婚丧喜庆、破土建屋或商店开张时，写对联、判决书、碑铭、短诗、招牌等。 我非常讶异地发现，尽管村里的人大都是文盲，对文字却有一种由衷的崇拜，以至于无意识地、深深地受到这些书写符号的潜移默化，对它们的象征力和造型美都非常敏感。有时候，父亲应付不了过多的索求，尤其当他气喘发作时，我就得挺身帮忙。我对写字颇有天分，也开始认真地学起书法来。继父亲之后，我学会了临摹古代大师留下的碑帖，同时仔细地观察大自然的各种景物：花草、树木，以及梯田上的茶园。对茶园观察多了，我记住了它们所有的造型，感受到组合中所包含的道理。这些规律而有节奏的线条，虽然是由人所强制加予的，却极其贴切地吻合了土地表面不断变化的形状，显示出深层结构中的“龙脉”。我在练字的过程中摄取了这样的影像，使我自觉正与周遭风景进行实质的沟通。 渐渐地，除了形状之外，我开始熟悉茶树茂密的叶子的颜色及从中发出的香气，我和它们之间几乎有一种默契。它们使我的生活不再单调寂寞(村里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必须帮父母干活，只有在少数几个月的农闲时期才来上学)，茶园在每一个季节、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光是因为这个地区多变的气温和光线，也是来自庐山特有的、终年不消的云雾。云雾中的田野有时罩着一层半透明的蓝色，有时又密不透光，厚厚实实，如同屏风上的雕刻。 “庐山云雾”自古闻名，因此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说，意指一个不可解的神秘现象，或一种并不外现，但令人迷惑的美。因为它们的律动变化多端，难以臆测；因为它们的颜色飘忽不定，或淡红或浅紫，或翠绿或银灰，它们把山幻化成匪夷所思的魔景。云雾在庐山的山巅和丘陵间游走，在山谷中停留，再往高处爬升，使山终年充满着神秘。不时地，它们会突然褪去，将整座山慑人的美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些云雾状如丝绸，气如潮湿的檀香，像一个既有血有肉又虚幻莫测的人，一个来自天外的使者，随兴地和大地作或长或短的对话。在某些晴朗的早晨，他悄悄地穿过窗棂，进入屋里，抚摸、搂抱所有家具摆设。你想抓住他时，他却和来时一样悄然离去，使你扑个空。 有些傍晚，浓雾升上来，碰上行云，造成气温下降引来阵雨，纯净的雨水流进村民放在墙脚下的瓶罐和水盆里。村里的人就是用这种水冲泡当地最香的茶。大雨过后，很快，云破天晴，庐山的巅峰便豁然显露。山巅被丘陵围绕在中间，云雾散开了，山依然保持着它神秘和高傲的美，峥嵘嶙峋的岩石巍然耸立，周遭是一圈圈同样神奇的树木杂草，坦然地反射着傍晚闪烁不定的天光。这时，集中在西边的云层构成一片无垠的云海，云朵托着落日，有如一条梦之船，焕发着万紫千红的灯火。过了一会儿，山巅蒙上了紫霭，再度消失在雾里。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庐山每天去拜会西天王母娘娘或佛祖菩萨的时候。这一刻，宇宙像是在向世人揭示它隐藏的真相：原来生命是恒动的。看起来稳定的，不断融合在律动中；看起来有限的，终于淹没在无限里，不再有固定或永远的状态。这难道不是最真切的吗?因为所有活着的物质都只不过是“气的凝聚”而已。 从那时开始，我就直觉地感到(虽然还有些模糊)，云将是我的要素。这个东西并非物质，却是一种实体，这个天外的景象，又几乎可以触知。我后来明白——当我懂事后——为什么中国人那样迷恋云，为什么他们用“巫山云雨”来指性爱，为什么诗人和道士会说“吞云吐雾”、“腾云驾雾”和“卧眠云间”。实际而言，云是谁?它来自何处?要往何方?我有充分的时间观察，发现它是以雾的形式诞生在山谷里，然后往上爬升，直升到天上，在那里自由飘荡，随着天气和风变幻各?形状。偶尔，它似乎并未忘记原来的出身，会乐于以雨的形式落回地面，走完一个大循环。因此，它永远在什么地方，同时又不在任何地方。那么，它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但如果没有了它，天和地就会显得单调无趣了。 我母亲倒是看得很清楚。当她发现我神情有点恍惚时，常会说“你又去云游了”，而要我从这辆天上的马车上下来。她所不知道的是，我并没有坐在被云托着的马车上：其实我就是云。如此认同这个会消失于无形的物质，使我再次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将是一种流浪。我将既不在这里，也不在别处，甚至也许不在地上。这种悲哀的体认，加上妹妹的遽逝，和我的肉体可能已经离我而去的想法，以及母亲无一日间断的念佛声和父亲一阵阵的咳嗽声，变得愈来愈深沉。家里镇日弥漫着熏香和药水混合的气味，我常蹲在角落里自问：“我有一天要离开父母吗?他们会离开我吗?……” 不过，有时会有一种透明的轻快穿过我的脑海：既然事情已是如此，何不随手摘取土地可以给我的一切!就和那边草堆里藏着的大番瓜一样，用手抚触瓜的表层或往瓜心里探索，感觉都一样美妙。若能探索土地所展现和揭示的事物，即使是短暂渺小的生命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吧?是的，所有能够看得见和感觉到的，即使昙花一现，应该都是一种奇迹。我们必须为此做些什么。每当我很兴奋地这样想时，便感觉身体里升起一股无以名状的喜悦，它在胸腔膨胀充塞，几乎使我窒息。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所有外界在我内心引发的东西，都可以用我能掌握的工具——墨水，将其表达出来。 事实上，每天早上，我在练字前都得磨墨，将墨条在装了水的砚盘里慢慢转动，直到清水变成浓稠的墨汁。我很熟悉它的气味。当墨汁准备好了，就是我永不厌倦的时刻。为了试浓稠度，我将吸满墨汁的毛笔随意地放在细薄透明的宣纸上，纸立刻吸收墨汁，同时任由汁液“灌溉”。然后，又过了好久，墨汁在纸上一直保持住新鲜的亮度，像是表示它很高兴那善感敏锐的纸愿意品尝它的滋味。这种纸吸收墨汁的魔术，古人比喻为带着一层薄粉的幼竹上落下的露珠。我呢，我喜欢将它比喻为一个人正在吃精制的米糕，舌头上感觉米糕一截截地溶化，留下难以磨灭的余味。 因此，这一天，当我的目光落进这摊透着蓝彩、看似无底的液体时，早晨所捕捉到的云山影像便在眼前出现。我立刻动笔画画，努力将这个影像尚可触知的一面和逐渐淡化的另一面呈现在纸上。可惜画出的结果并不是我所预期的，这也是意料中事。但我完全被笔墨的魔力征服了。我感受到这将是我的一个武器，也许是我在抗拒“外界”的强大压力时唯一的武器。 三 在新环境度过最困难的搬家阶段后，我看见母亲的精神也逐渐恢复。事实上，是她在独力支撑着这个小家庭。这个外貌毫不起眼、几乎是文盲的妇女，面临各种考验时，表现出一种坚定的执著和来自民间灵魂的智慧。如果父亲的情怀是由古籍和他经常背诵的唐诗中的名句来传达，那么母亲则是藉由她在日常环境中脱口而出的许多谚语，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良药苦口”；或者她所信仰的佛教道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陀烛光不怕风”、“老天有眼”。另外一些比较神秘的佛教成语她不一定全懂，但也会挂在口上，诸如“既是给的，丢失不了”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凭着耐心的坚持，她创造了一种单纯的幸福模式。她因礼佛而吃素，自己开辟了一个菜圃，我充当助手。我从她那里学会了找各式各样可以食用的野菜，以及去除毒性的各类方子。许久以后，当我在劳改农场，陷入因所谓的“自然灾害”而遍及全中国的饥荒时，得以充分利用到这些常识。 我们住在庙宇旁，母亲便依循佛教教理行善布施。一有路人乞讨，她必定慷慨供应。几年后，她甚至在地方上建立了相当的名声。路过的人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包括朝圣者、临时工、逃兵、私奔的恋人、被追缉的强盗、想遗世独立的文人、苦行僧等。而古老的中国似乎也在这个穷乡僻壤中毫无变化地永续下去。在所有这些“过客”当中，有两个人我始终铭记在心：一名带伤的强盗和一名游方道士。 强盗来的时候，是夏天的某个黄昏。他自报姓名后，便径自跨进庙里。当我跟在母亲身后进去时，看见一个粗壮的男人坐在阴影里，头发扎在脑后，神情有点恍惚。他古铜色的皮肤此时黯淡如土，不失威严地要母亲把小孩子支遣开，声音沙哑但低沉有力。不得已，我只好走开来，但好奇地躲在门槛后窥探。壮汉利落地从宽腰带里抽出一把闪亮的尖刀，母亲骇然往后退了一步。男人说： “嫂子你别怕，我不会害你的，不过你要是告发我，有人会来报我的仇的，这就害了你全家啦。现在，过来帮我一下!” 说着，他卷起了黑布长裤的裤腿，露出小腿上一大块伤口，伤口周围已经开始腐烂发炎。母亲惊叫一声，退了开来。但事不宜迟。男人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把这刀拿到火上烤一下，再带个脸盆来。先给我一碗高粱酒。我到庙后的树下等。小心看着，不要放任何人过来。” 尽管母亲好说歹说地要我留在屋里，我还是跑过来赖在她身上，她口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感觉她的手在发抖，心跳得厉害。我们母子俩隔着一段距离在庙门口观看这可怕的一幕。已被高粱酒灌得半醉的强盗坐在树下，背对着我们，正弯身向前用他的尖刀刮掉伤口上的腐肉。随着他手臂的动作，急遽的低吼声愈来愈急切。这一幕令人头晕目眩，在这块荒寂的土地上，有个孤独的男人，正顽强地抗拒生命加之于他的暴力。 00除了远处飞翔的几只燕子，一切都静止了。宇宙仿佛在惊惧中凝固。地平线上，太阳正要下山，一轮红日，像一个淌血的巨大伤口；抑或是一张血盆大口，正俟机吞噬受伤的野兽。一头受伤的兽，痛苦地伛偻着自舔自抚。就像母亲念念有词的祈祷文，他确实让人怜悯。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黄昏余晖笼罩下的暗影，简直是宝座上的国王，正在完成祭祀仪式。他使得周遭万物像面对神灵一样敬畏噤声，不错，他确实是个国王。可怕的疗伤工作结束了，男人涂上所有名副其实的强盗都会随身携带的油纸药膏，绑上绷带。他仍有力气走回庙里，在里面待了十几天，母亲按时照顾他的饮食，直到有一天早上，他不告而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人告发他，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义盗。在中秋节前的两个多月，母亲在祭桌上发现一些值钱的珠宝，她知道是谁送来的。她拿来买了瓜果蔬菜，放在祭桌上，让所有路过的村民依各自的需要取用。一座荒废已久的破庙，就这样变成了一处祭祀的地方。有人说这里出现了治愈疑难杂症的奇迹，朝圣者于是络绎于途。 中秋节时，一个京戏班子在当地搭台演了几天戏。演出的戏目正是满腹冤屈、不平而鸣的《林冲夜奔》。我生平第一次看戏，发现演员用多么自由的方式表现不同的时空!抬起一条腿，就跨过了屋子的门槛；挥一下马鞭，便已骑在马上；把背驼着，就等于老了二十年。总之，并没有真正存在的时空，有的只是一个在舞台上活动的人，时空因他而生。因此只需要一块方形的空地，长宽数公尺，就足以演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与七情六欲。 大家一边看戏一边嚼着瓜子、花生米，要不然买一包糖梨片来吃。戏演完了，明月当空，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不由自主地朝着银光闪烁的小河走去。我们用网子捕了一桶鳗和小虾，带回家替晚餐加菜。这是我平生最温馨美好的一个中秋节。 至于游方道士，人们老远就认出了他的大草帽和飘逸的道袍。他总是在春天和秋天时出现。一来就坐在庙前的草坪上，等我母亲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盖满了菜的白米饭。他一言不发地吃着，只听见咀嚼声，每一口饭他都细细品尝。那样普通的饭菜，我有时还会剩下来不想吃，这时竟然变得滋味无穷，令人看了口水直流。吃完后，道士站起来，双手捧着空碗递还给我母亲，姿态像是在奉献，但从不道谢。他转过身来，梳理了一下他的胡须便扬长而去。只有当他最后一次来，把碗递还给我母亲时，才说了几句话。他说： “谢谢太太善心，善心会得好报唷。” 然后，他指着遮掩在云雾后的山巅说，“我要到那上边去了，以后不再回来啰。” 说完，他便转身走了。他渐行渐远，一面用近乎轻快的声音唱起歌来： “莲花洞里有神仙，源源清流流不完……” 走得更远一点后，他飘动的袍子消失在雾里，轻得像一只飞鸟。 当我长大成人后，尤其是旅居欧洲期间，经常必须思考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这个偶然成为我的出生地的国家；因为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叫我“中国人”。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缺陷，但一般还是认为它不无独特甚至伟大的一面。是由于它的面积和人口?还是因为它的古老和亘久?但我以为，更是因为它对宇宙苍生全盘的信任，或者存在其间的莫名默契：它相信宇宙间运转流通着一股元气，而这股气联系着一切。中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态度也许就是源于此。然而，每当我试着探讨中国的民族性时，不禁会把强盗和道士拿来对比，有如比较两个象征图腾。它们看起来完全相反，细想之下其实相辅相成，有如一体的两面。 前者脚踏实地，就像他靠着的那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他是个道地的庄稼汉，具有无限的耐心和活力，如同托载着他的土地。不论打击他的对手是谁，都绝不退让。他对自我生存的这份信心，不是天真得顽固，就是顽固地自以为是；他将这种欲望和宇宙相比。随着情况的不同，他会从本性的温顺蜕变成粗暴，同时又设法沿袭几千年来一种直觉的智慧。他的步伐缓慢而有节奏，即使当他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弯腰驼背时，仍然设法保住尊严。他重视荣誉，维持住“面子”对他事关紧要。 但是，在他的伦理观念里，“面子”绝不仅指表面。身为一个种田的乡下人，不断每年翻一次土，使他相信在地底下，表面也就是底层，底层就是表面。历代多少暴君都失败在这类看起来如此谦卑和顺从的人手中，而没有料到他也会反抗。对“面子”问题的极端敏感，使得他挺直腰杆。更何况他深信，即便不能和“天子”一较长短，但他和每个人一样，都拥有一份天命。是的，即使贴着地生活，他也不会忘记，下界的生命是在宇宙异动的定数之中，就像他能够背几句的《易经》里所写的。只是，他不需要把头抬得太高，或看得太远，不需要迷失在云雾中或一脚跃进未知里。从冒起的雷电，吹拂的风；从扩散的雾，落下的雨；从收拢拥抱一切盈亏的满月，他不是随时都在和上天交谈吗?因此，他生为庄稼人，永远就是庄稼人。他相信地上的黄土和他本身血肉的本质相同，他的命运要靠土地，土地也要靠他。土地依靠他这个必不可少的链环而得以易变。随着土地的易变，他和子子孙孙也跟着改变。变成什么呢?他不知道，但他有信心。等待期间，他所关心的就是好好完成上天的嘱托。如果有人破坏天命的期限，他便会起而反抗，以暴力相向。如果他被逮捕并判以死刑，他将挺身面对。在最极端的那一刻，他会表现得很有尊严，维持面子到底!既然命运这样要求，他便投身于大轮回的运行中。 道士则几乎从出生就为天道所缠绕。他终其一生都在培养超脱的精神，要减轻负担，往上伸展，伸向一个原始的梦境。他惯常的态度很像中国建筑的屋顶，四个尖角朝上翘起，有如欲展翅高飞的巨鸟。目前，他在地上暂时停留，带着一种嘲讽式的无忧无虑和一种平静的冷漠，这样他可以嘴角带着微笑承受命运的打击，或面对暴君的压迫。也就是这种冷漠使他得以尽情地享受当下的生活，品味大地所赋予的单纯幸福。毕竟，他可以只靠吃草喝水生活，他的要求很低，近乎一无所求。人还在下界，便已属于全能的上天了。 四 道士离开后，我便一直梦想着庐山的山巅，风偶尔吹开那层烟雨蒙蒙的薄幕，星光乍现地露出它炫目的美。当我听见父亲谈到山峰的最高处，并要到上面找草药时，我的梦就更加鲜明了。 我逐渐熟悉了半山上的情况，尤其是位于高地中央的牯岭。这个地区呈圆形，围绕在景色优美的山谷中，很容易进入，也很适于居住，因此很早便成为文人、艺术家和出家人的聚集地；十九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在这里避暑最为理想。夏天时，他们躲开长江河谷的酷热，来到这里暂居。很快地，木屋、楼房和独门独院的别墅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在山区里，中心地带有个美丽的市中心，传统的中国商店和西方的各类小店混杂一处。每次随着父亲到牯岭买书或送去他写好的对联时，对我而言都是一个不平常的节日。上山时，我们总喜欢走不同的小径，如此一来，便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沿路会经过一些上头刻着写景诗句的大石头，挺拔的松柏以缕缕清香迎接我们，耳边传来瀑布的湍流声，蝉鸣规律地打着节拍。 登山的日子终于到了。父亲和我一路停下来采摘药草，抵达山顶时已近黄昏。直到最后一个巅峰，一切都还被茂密的植物遮掩着，但是只要再多跨一步，壮丽恢弘的景色便豁然呈现。越过错综交杂的巍巍岩石和奇形异状的千年老树，山峦和丘陵叠叠伸展，一路往远处的平原奔去。在刚被一场暴雨洗刷过的平原尽头，有一条长长的银色带子辉映着向晚的日光，这便是长江。这条我听大人们讲了又讲的大河，没想到能亲眼目睹，更何况是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它就在那儿，既是在显示无限，又是一个无以逾越的障碍，平静地载负着水面上滑行的小船。 我忍不住叫喊它的名字，连喊了三声：“长江!长江!长江!”像是要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并且将这个景象永远记在心头，也好像我已预见到这条河将在我的幻想生活里扮演的角色。当我注视着小船的动静时，一只无形的手在河的上方放下一道形状完美的虹，虹桥的顶端轻触着白浪翻滚的云。但是没有多久，云朵晃动起来，将空中拱桥一块块地拆卸，拆卸的工程有着惊人的秩序，如此轻巧敏捷，就如同中国传统杂耍团里的叠罗汉，将然叠在一起的椅子一个个拆下来，最后空无一物。现在地平线上只剩下落日，一面巨大的锣，振聋发聩地送来一首前所未闻的歌曲最后的回音。我迷失在世界的高处，站在父亲身旁，静默地注视着这片奇异的景色，稍顷它即淹没在烟雨中。 归途上，我们本想抄短道，结果却迷了路。山岚升起得非常快，我们担心会愈走愈远，便决定在山里过夜。父子两人朝一个小亭子走去，很快搜集了一堆干树枝和断落的树桩，围在亭柱之间，以防遭到野兽袭击。月色清亮。虽有夜鸟凄凉的叫声，我并不真正感到害怕，反而觉得和这个亮得透明的仲夏夜有种神交。满天星斗从不曾如此接近，苍穹像屋顶般覆盖着我，引起我的遐思。我把自己想象成一颗流星，突然一闪，划空而过，旋即投身银河之中。 半夜开始感觉到凉意时，父亲突然把我紧抱在怀里，然后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面颊上感觉到他的气息和泪水，我不由自主地做出退缩，甚至拒绝的动作。退缩，是因为在我心底——我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一直害怕感染父亲的肺疾；拒绝，是因为我不习惯这类身体接触的亲密行为，不论来自母亲还是父亲。中国的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后，除非必要，父母几乎从不碰触他们，更遑论搂抱了。再者，和所有小孩一样，我认为一个男子汉是不应该哭的，身为父亲更应该进退有据，做一个尊严和智慧的楷模。与此同时，早已遗忘了的一幕又浮现在我脑海里：在南昌一条没有人行道的街上，我走在父亲旁边。一辆黄包车迎面而来，车夫显然很着急，一面跑一面拉响车铃。父亲可能正在想心事，根本没有注意到，自然也没有让路。他其实不是非让不可，路是给大家走的，并没有特别留给车子专用的车道。车夫紧急刹车后，车上的乘客，一个大胖子，从车上跳下来，是个霸道的典型地方权贵。他冲向父亲，抓住他的衣领，连叫带骂地把他摇晃了好一阵子。在父亲口齿不清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后，才把他放下来。在路人的围观下，父亲调整好被弄歪了的眼镜，牵起我的手，一言不发地走开。我非常气愤那个粗鲁的大胖子，同时又为父亲感到难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是羞耻吗?或是因为他的懦弱?我从未真正想过答案。只记得当时试图把手从父亲轻微颤抖着的潮湿的掌心里抽出来。 因此，这天夜里，我借口尿急，很快摆脱了父亲的拥抱。这种直觉性的推拒，我后来多么的自责!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自己造成的、后来再也没能愈合的创伤。我还记得凌晨时父亲不怕着凉，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也是在这个冒险之夜后，父亲的健康大坏，乃至一年半后病逝，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初。 父亲很难得开口讲话。好像他全部精力都被他的各种病痛，以及照料这些病痛所花的工夫给消耗殆尽了。但是，当他说“最好是……”、“哪天我们会看到……”——他的口头禅，当他不直接表达感情，而以引经据典的方式代替时，难道不是在以他的方式来乞求别人的了解和好感吗?为什么要像传统教育的训示那样，仅要求从父亲这单方面出发?身为儿子的我，为何不能用一些天真自发的言语，哪怕有失敬意，来推倒父亲这个腼腆沉默的自闭之墙? 后来，从母亲的叙述中，我获悉父亲是多么懊恼他一生总是遇到失败，受到羞辱，总是活在边缘，无法有所成就，包括在他所生长的家庭里。 五 父亲出身大家庭。我们住在庐山期间，每年春末或秋季时，他必定带着妻儿回老家扫墓，他将其视为必尽的义务。这个大家庭和中国许多大家庭一样，四代同堂，围着中央的内院分住在各层单元的护龙里，当全家族的人都到齐时，多达五十人。父亲虽然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吃了很多苦，但家之于他始终是个神圣的依据。至于我，成长于一个日渐开放、剧变中的社会，我常想，这样一个沉重、僵硬的制度，如何能够维持数百年不坠?家庭是古老社会的基石，自然有它传统上的优点。这是个本身即已完备的活体，每个成员自幼就已见识到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他们了解到人类世系的价值和建构在互助及分享上的人际关系——使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孤苦无依；他们知道感情上亲疏有度，责任上不分个人和群体；他们懂得年节和祭祖的意义。 大家庭里有各式各样的性格脾气，很难避免冲突，也因此构成一个大熔炉，按照自古以来的理想塑造出一代代的人。但是，当家庭的根基不稳定，碰到家势衰败，兄弟阋墙时，这个熔炉就变成了孳生虚伪、自私、算计、勾心斗角等恶习的温床，各种腐化堕落和阴谋诡计也随之而生。我的家庭就是最好的例证。受苦的不只父亲一人，我也蒙受其害。但我还是心怀感激，毕竟他们尽管有的腐败卑鄙，也有的风雅可亲，我从他们那里很早就学会了分辨人的真情假意。 祖父是前清举人，曾在家乡的省里做过县官。民国成立后，他高傲地不再过问世事，只和几名同代的前清遗老来往，唯一的消遣就是点上一炷香，在烟雾缭绕中摇头晃脑地朗诵古诗，或不时去摸摸他那口放在隔壁房里的漂亮棺材，他每年都教人替它上一次漆。 我的二伯暴躁易怒又贪得无厌，大伯去世后他掌握了财政大权，和妻子联合推行一套严厉的家规。这位二伯母，永远一手捧着水烟袋，另一手拎着一把小茶壶，抬着张看似和善的笑脸，却到处惹是生非。每当她像京剧里的人物般踩着碎步穿过大院，并不时轻咳几声再眨眨眼，我们就知道她正心怀鬼胎，设法中伤什么人了。这是她的日用鸦片，为她带来无穷的乐趣。此外，她总是挖空心思用各种方法虐待媳妇——那个现成的受害人。不幸的是，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二伯对别人的道德要求极为严厉，却被人撞见调戏女佣。二伯母倍感受辱，最后仍然同意为他纳妾，条件是人选由她决定。她硬是拒绝了那名十六岁的小女佣，因为后者从小就以低廉的价钱买进来，受了那么多罪，做了妾室后不免会俟机报复，至少不再顺从。这个可怜的女孩后来被转卖给一家妓院。 四伯喜欢莳花弄草，饲养各类小动物，包括鸟、蜘蛛、乌龟、兔子等。他嗜赌，功夫也深，不论下棋或打麻将，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除了应付在省政府的一份闲差外，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棋友或牌搭子，总见他腋下夹着象牙雕花的麻将盒或棋盒，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他也经常上朋友家，要不就是泡茶馆。他到哪里从不需要通告，总是老远先听到他大步迈进的脚步声和一路吟唱的戏词，不是“桃园三结义”，就是“八仙晋见玉皇大帝”。历史和武侠小说是他最喜欢的读物，久而久之便融入其中，把自己设想成某个广受爱戴的民族英雄或绿林好汉。他很能掌握和人物行为搭配得宜的古代语言的韵味。这位风格独特的伯父，不论语言或姿态都优雅而精确。他打麻将时，将选中的牌一张张地在面前排列整齐，从其中抽出一张，用指尖弹得砰然作响，然后砸翻在桌面上，同时抛出一句极具意象的成语，诸如“花开四季”或“三星拱月”，连他摸完牌后哗啦啦洗牌的动作，也无不保持着韵律与和谐。家里有时打牌打到深夜，我倒不在意让和牌的喧哗声作为我的催眠曲，听着它们慢慢睡去。 四伯的手非常纤细灵巧，几乎人见人夸。任何东西一经他手，就立刻脱胎换骨。比如细瓷的小杯碗，一代代人使用下来已经陈旧不堪，但一经过他的手便又开始铿锵作响，璨然生辉，像新的一样。不管是学变戏法，从简陋的胡琴中拉出悦耳的音符，用粗糙的木头雕出一朵小花来，或是替老旧的盒子着色，他做来都显得轻而易举。我们出门旅行前喜欢找他帮忙整理箱子，因为他总有办法把三四个箱子才装得了的东西，有条不紊地全塞进一个箱子里，以至于我们不敢再去翻动，生怕亵渎了这个和谐的整体，无法恢复原状。许多人看来，这种与生俱来的对美和均衡的敏锐是一种天赋。但他却用在微不足道、毫无用处的事物上，似乎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没什么积极的作为，倒是很符合我们这个日落西山的大家庭形象。 日落西山?若谈到二伯最不能忍受的七伯，那就不只是衰败，而是堕落了。七伯迷上鸦片，虽然娶了一房人人夸赞的妻子，却老是在情海里纠缠不清。他可以爱上唱女角的男戏子，之后又看上酒馆里的琵琶女，或社交?所的交际花。大人们嘴上不好明说，暗地里都尽量阻止孩子们跟他来往。我呢，我是被他的人，以及他那间总是拉上丝绒窗帘的大屋子里散出的鸦片烟味所吸引。里面充塞着一种奇异莫名的气氛：昏暗的室内，烟灯一明一灭地眨着，在老长的鸦片烟筒上照出光来，加上七伯贪婪的吸烟声，以及他在吞云吐雾后随即出现的平静酣畅的表情……他在家里无人理睬，因此很乐意把我当做倾诉的对象。吸饱后，他咳了老半天，清理掉喉咙里剩余的痰，幽幽地叹一口气： “唉……人生好苦啊!苦啊!” “为什么苦呢?”我有一次试着问他。 “你还不懂。不过要记住。我们这辈子啊，没法子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往往做些不想做的。做不想做的事嘛，就像这只木烟斗，它是在那里，但没有生气。一旦我们做了想做的事，那么，就像灯上的火苗，可是烧完了就变成灰烬。是的，就像这些烟灰。烟灰，那还能不苦吗?” 七伯用灰烬来打比方，当时没想到的确非常贴切。他自己的骨灰后来也变成这块他度过一生的土地上的肥料。他说生命是苦的，实际上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享受了生命，就如同他爱吃的苦瓜，正因为苦，最后变得甘甜。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得了重病，群医束手无策。只好将他送进修道院里让修女们治疗，结果竟得以痊愈。于是他决定留下来打杂帮忙。五十年代初期，政府掀起斗争教会的运动，将他们冠上掠夺人民财产、杀害婴儿等莫须有的罪名。当局要求七伯揭发他们来交换获释。七伯不仅一口拒绝，甚至为修女们做的善事作证。他和别人一起被送进最严酷的劳改队，没多久就过世了。人们遵照他的意愿，将骨灰混在肥料里，撒进了劳改农场的菜园。 和父亲最亲近的十伯也让我印象深刻。十伯喜欢现代中外小说，也常将这类书借给我父亲。他十分注意对我的教育，我第一次读到安徒生和格林童话便是透过他的关系。此外，我也学了一些粗浅的英文，经常陪同他一起散步。他在银行工作一阵子后，有一天决定到上海去，然后再转到日本学建筑。临别前，他在我的一本小纪念册上用英文写了一句朗费罗的诗：“生命苦短，艺术永恒。” 六 父亲是祖父的妾室所生，在十一个儿子中排行老幺，因此他在家中的地位永远是最卑微的。再加上我母亲不是来自上等人家，而是一位在家里工作多年的奶妈的女儿，他们分配到整栋大屋子里最潮湿、最阴冷的角落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再者，不论是住的地方或其他问题，父亲向来习惯了忍气吞声，母亲则天生胆小害羞。两人根本抵挡不了那些有意无意地玩弄着二伯夫妇那套残酷游戏的人恶意无理的对待。 信奉佛教的母亲，遇事谦卑忍让。她的耐心换来部分家人的好感，我们的日子总算还能过得下去。有一幕情景始终萦绕我心。这天，母亲从后门走向一名在外面悄悄徘徊了好几天的妇人。这女人不久前才将她三岁的儿子卖给嗜赌的四伯。四伯有了三个女儿，却没有继承香火的儿子，于是和伯母协议买下小男孩。形容憔悴的女人每次在门外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期望能从门的开关间瞥见自己的孩子。我看见母亲把一块里面可能包了礼物或者钱的手帕放在女人手中，然后安慰她说，孩子会被四伯当作亲生骨肉，和其他孩子一视同仁。这个可怜的女人哭着走了，但总算安了心。从这天起，我等于有了一个小弟弟，因为母亲确实非常爱护他，何况四伯夫妇经常被牌局占去大量时间，也很乐于将义子交给母亲照管。 家里有个人总是在各种情况下替我父母亲说话，那就是云英未嫁的姑妈。她很有个性，擅长讲故事，她丑到了极点反而焕发出一种奇异的美，只有她敢挺身和二伯及二伯母对抗，一有机会就敞着沙哑的嗓子揭穿他们的虚伪险诈。 从这位独身姑妈的身上我发现，在大家庭里，若说许多妇女被窒息人的环境所箝制而变得刻薄寡恩，一旦拥有点权利就妄加滥用，其他的则相反很值得敬爱，有些甚至比男人更有尊严、有勇气，也宽厚慷慨得多。像另一位姑妈，她很勇敢地挣脱一桩不幸的婚姻，不在乎娘家和婆家的耻笑。二伯和其他人过了很久才允许她回家。她后来和一位女性朋友合办了一所专收弃儿和孤儿的学校，很快在省里建立起名声，终于赢得那些排斥她的家人的尊敬。据说这位姑妈直到少女时期都活泼好动，近乎调皮捣蛋。经过生活的历练，她变得喜欢沉思，郁郁寡言，即使对向她表示好感的人亦是如此。但是，当我白天在后院碰见她时，她总习惯性地将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仍然没有说话，但以热情的笑容向我打招呼。当时我没有想到，多年后，我会在一个生命的关口再次碰见她。她的手势和微笑将把我从彻底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另一位远亲姨妈虽然只是短暂出现，也让我记忆深刻。在那个年代，她已是个相当开放的女性，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后来到法国待了两年。以前我从不知道家里有这号人物，直到有天吃午饭时，听见二伯宣布说： “你们知道我今天碰见谁了?姜家小姐(姜家是这位姨妈的娘家)!她从法国回来了。你们猜她怎么着?嗳，她把手伸给我，就这样!你们说我还能怎么样呢?好，我也把手伸给她，就这样，我只碰了碰她指尖，就赶紧把手缩回来了!”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以拱手为礼，不碰触对方身体，男女间只有在订亲后，才能互牵对方的手。这位“姜家阿姨”不久到家里探访，并带来一大堆她从法国带回来的礼物，其中那些翻印卢浮宫艺术品的明信片我特别感兴趣，有希腊维纳斯、各类裸女图，尤其是两幅以一名裸女背影为主体的油画。但是大人们很快就把卡片都收了起来，觉得这些“不知羞耻”的图画简直不成体统。然而，图画已深深地震撼了我，要阻挡为时已晚。这些强烈的景象使我深受感动，在我的想象世界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赤身裸体的女人画像，她们那样美，那样奇异，刹那间搅动了我最隐秘的激情，我怎能忘得了呢?更奇怪的是，对于正面的裸女画像，虽然她们完美的曲线令我目眩，丰满的乳房像磁铁般吸引人，但是反而没有新奇感，因为中国的母亲和奶妈们不在意当众敞开衣襟喂奶。然而裸露的背影，也就是女人们看似无意识的展现，这种肌肤颤动的丰润和敏感的凹凸起伏，刹那间，揭示了女人全部的胴体，同时又保持着女人本身无法知悉的、令人迷惑的神秘美。 另一个我常记起的，则是一个不存在了的女人。父母亲房间的楼上有一间永远关着的小房间，禁止任何人进入。据说里面曾住过一个上吊自尽的女人。照理说这是极为恐怖的事实，却因此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知道所有大家庭里都有一些藏着秘密的阴暗角落，大人们努力不去提它。堂表兄们之间说话比较没有顾忌，我和他们一起玩久了，学会了观察那些“违反规矩”的事情，诸如某某人和他的小姨关系暧昧，另一个又和他父亲的姨太太有染。我听说从前在家法严厉的大家庭里，这类关系可由家庭理事会处以死刑。 我们家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这名自尽的女人是一个蛮横、酗酒的叔祖父的妻子，她的自杀，是由于不幸的婚姻呢，还是因为犯了错?总之她不想在这个大家庭里活下去了。她死后，家人担心她的鬼魂回来寻仇。这件命案自然为本来就对鬼故事着迷的堂表兄们提供了最佳素材。他们喜欢编些恐怖的情节来吓自己，为了增强效果，通常选一个刮风的夜晚来讲故事。年纪较小的听得聚精会神，被讲述的人比手画脚的描绘吓得不敢回头，最后大家只得背靠背地紧紧围坐成一圈。我和其他小孩一样，很喜欢听这类故事，有时也会被吓得鸡皮疙瘩直起。但是我惊异地发觉，事实上我并未真正感到害怕。凭着以往经验，我认为黑夜里鬼魂的出没无可避免；我甚至认为这样很好，否则夜晚也就太无趣了。而且如此一来，白天也跟着变得没有意思——白昼不是从夜晚过来的吗? 我相信如果我迷失在鬼魂中，也能听懂他们的语言。万一有鬼魂要借用我的身体，我也不会反对，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交换罢了!我不小心把这种想法透露给其他小孩。他们立刻要我证明我真的不怕鬼，单独到那间“鬼屋”待一段时间。我接受了挑战。有一天，大伙打开门锁，让我心惊胆战地走进屋里。刚进去时的恐惧过去后，逐渐习惯了里面浓厚的灰尘和长年的霉味，我镇静下来。房里的布置很简单，除了几个柜子，就是一床一桌，桌上铺着褪了色的绸布，放了一张显然是世纪初照的相片。上面是一个容貌端庄的年轻女子，她有一双充满感情和梦想的眼睛，眉宇间却有种固执的锋凌。她的眼神，包含着所有她未能说出来的东西，看起来超然独立于时间之外。仿佛她因为在人世寻不着真爱的对象，乃义无反顾地穿透无限的空间，不再停留，将她唯一的希望托付给来生。外面大宅院里每时每刻都有人来往喊叫，而这间悄无声息的小屋子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祥和宁静逐渐包围了我。我不记得和活人是否有过如此深入的沟通。若不是堂表兄们真的担忧起来，在门外叫唤，我会在里面一直待下去。我出去时，对他们焦急的追问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奇怪得很，但是好极了!” 这次冒险之后，我这个内向苍白的人突然变成了英雄，在其他小孩的眼里简直拥有超自然的异禀。他们甚至要我在七夕时替大家向老天爷说情祈福。据说这天晚上，会有一些银色的绳子从银河垂下来，若有具备异禀的人抓住其中一条，便可带来好运。总之，从死去丈夫的女人叫魂之夜起，到现在“鬼屋”里的独处，我确定我和死人的世界是有来往的。 不久，父亲也到这个世界去了，在一次返家探亲中间，他气喘病发，窒息而死，就在他出生的屋子里告别人世。他带着安慰的笑容躺在灵床上，那样平静，母亲和我失声痛哭，却又混杂着一种说不清的感谢。父亲过世后，他的灵魂从身体里解脱出来，好像反而较有能力保护他活在世上的家人。母亲不愿意继续留在老家，把想法透露给一位从南京赶来奔丧的郭叔叔。这位父亲的童年好友建议母亲到他家里去做管家。秋季时，我随着母亲动身前往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七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我刚满十三岁。侵略者原以为短短数月就能一举拿下整个中国，没想到在这样一个疲惫不堪、军备落后、接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竟然遭遇到顽强的抵抗，狂怒之下，他们开始滥杀无辜。仅在南京这个沦陷的城市，丧心病狂的日军用尽各种残酷手段，不是用军刀残暴砍杀、机关枪盲目扫射，就是集体活埋，数周内竟杀害了三十万人。恐怖的屠杀场面摧残人心，中国老百姓因极度惊骇而哑然失声。这些情境往往由日本人自己留下了记录，有的是正式指派的摄影师拍下了集体镜头，大部分是动手杀人的日本兵自己拍照炫耀“功劳”，或是留个“纪念”。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士兵正在活人靶子上练劈刺，或者手上拿着长刀，骄傲地站在满地的尸首中。其他比较少见的照片上，显示一些被强奸的妇女，不管是死是活，无不光着身子。甚至还有几张，受害人被迫站在穿着制服的侵略者身旁。 这些女人在光天化日下被无情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前，这也许是她生平的第一次——即使在丈夫面前，也没有习惯如此——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很多受辱妇女事后自杀了结，给瞎了眼的疯狂世界留下这唯一的影像。她们为了设法保持尊严，曾做了多么可悲可泣的努力! 我把这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藏在秘密的地方，每次观看都不免心惊胆战。但是我发现它们却吸引着我，令我着迷，使我内心升起一种无以名状的欲望。这些影像自然而然地和姨妈从卢浮宫带回来的图片相互重叠。那些是我唯一看过的裸体女像。两者之间如此相像，却有着天壤之别!同样站立着的，柔和完美、令人无限向往的曲线，但是一边是被崇拜颂扬的理想形象，女人的身躯像蕴藏着永不枯竭的神秘，值得我们以毕生精力去追求；另一边，则是被玷污、被羞辱到极限的女人，以至于对她们兴起一丝欲念都是可耻的狎辱。 当时的我，性意识正开始觉醒，因此有个疑问像把尖刀似的梗刺在胸口。同样一种美，怎会同时激起最高超的赞美和最卑鄙下流的残酷行为?罪恶莫非就藏在美的核心里?是美?还是罪恶?以后我将必须面对。那时我还太年轻，无法明白就里。不过当时我有种想法：常听见人们谈到这些恐怖的屠杀场面时，总说这是一段“血泪史”或受害人“只能以泪洗面”等。我就想，人体里的泪水要比血少得多，那么即使以人类所有的泪水都洗不了流出的鲜血了。 在这段翻天覆地的时期，母亲和我跟着郭家卷入逃难的人潮，走过山腰的小路或挤在临时凑合的船上，顺着长江而上，穿过以天险闻名的三峡，逃往四川。我们在俯视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高地城市——重庆，得到相对于战乱的平静，但也未能持续多久。人口达到饱和的重庆市区，挤满了仓促盖起来的屋子，除了在岩石上挖出无数的防空洞，几乎没有空防能力，很快就被日军密集的轰炸破坏殆尽。居民又开始往乡下逃亡，高度的混乱更增加了原已惊人的死亡人数。郭先生任职的“教学资料研究中心”也被疏散到离重庆两天脚程的郊外。 一九四〇年初，研究中心的三十几名员工和眷属们，走过和一贫如洗的农民成强烈对比的绿意盎然的乡野，抵达卢老爷的大庄园。在穷乡僻壤能有这样一处所在，令人难以置信。屋前有座大花园，宏伟的主建筑是一栋老式的大屋子，和我们的老家一样，中央庭院四周有一排排的房间，但整体上要大得多。这便是我们今后的安身之处。卢家则住在一栋现代式的大楼房里，位于我们下榻庄园后面的山脚下。政府能得到这栋老屋，可能是和卢老爷达成了不明言的协议：对他吸鸦片和在地方上欺压善良、作威作福的事不予过问。 我们也很快发现，卢家长子出门必定带着几名保镖，另有一批打手听他指挥。他们经营赌场、妓院，以恐怖手段控制附近乡镇，经常敲诈勒索或强暴良家妇女。其余几个儿子到外地念书去了，只有两个例外，一个做生意，另一个年纪还小，留在家里。女孩子大都嫁了人，最小的刚订亲。 我们住下来没多久，就碰上这名小女儿出嫁。女孩被打扮得像个假娃娃，罩着盖头，祭拜祖先，叩别父母，然后坐上大红花轿。迎亲队伍出发时，我觉得纳闷的是，结婚在这里不是人生大喜事，而是伤痛的别离：母亲哭着，新娘也哭着，全家人都跟着号啕痛哭。新娘知道她将从此面对一个未知的命运，得和一个从未谋面、对其一无所知的男人生活一辈子。送花轿的尖锐唢呐声，事实上和葬礼中吹奏的没什么不同。 一九四〇年秋季，我进入县里最大的镇上新设的中学就读，离卢家庄园有半天的脚程，因此只好住校，周末时才回家。次年二月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独自在卢家花园散步，突然在一条小径的转角处看见一个陌生少女，若有所思地踯躅而来。当我们擦身而过时，她抬起眼看见了我，眼眸有一层忧郁的神?，随即笑开来，落落大方地说道：“你看这些报春树在冒绿芽呢，春天来了!”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卢老爷的三女儿，也曾听过别人低声说过她的名字——玉梅。她十六岁时爱上了在姊姊家里认识的一名飞行员，但她当时已和附近地主的儿子订了亲。她的长兄从来就不赞成妹妹过于特立独行，于是遵照父亲的命令，把她关在面朝后山的一间隔离的房间里，长达一年之久。现在，她自己似乎也随着春天复活了。 第一次见面后，我就在内心深处把玉梅称为“情人”。我有种莫名的感觉，好像她就生活在我身边，和我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甚或比自己的身体还要亲密。我愿意相信，她诞生于我的欲望里，她的形象正是我梦寐以求的，要不然就是——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那名老家幽室里自杀的少妇，又在她身上复活了。 因此，我们的相遇并未在我身上造成束手无策的失魂落魄，而是一种深度的激荡，一种近乎宁静的战栗，沉淀在底层的情愫不慌不忙地升上来，一层又一层，浮出表面。仿佛玉梅注定是要来赴约的，仿佛她的到来是按照一个永恒的规律，有点像这些冬天的树，对春风的到来稍感惊讶，却从不怀疑。 我小心地不让玉梅察觉心中的情感，总是不露痕迹地夹杂在一群不时围绕着她的年轻男孩当中。她耀眼的美貌、优雅的姿态、高贵的举止，以及讲述家乡传奇故事或唱起川戏时婉约的声调，在在吸引着每一个仰慕她的人。此外，她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既保守又活泼开放。当她和大伙在一起时，有时安静地聆听，有时也会突然以她清新善感的心，看出普通事物不平凡的一面而欢欣鼓舞。和她在一起，我们不禁感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这个世界，同时又实实在在地踩在这块熟悉的、古老的土地上，体会它最纯粹、最细致、最真实的一面。 八 六月里，在玉梅提议下，我们决定探访村子附近一条河的源头。这趟郊游预定要花一天的时间，事前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工作。除了几个水壶，就只带了茶叶蛋、叉烧肉和烧饼，以及几个橘子和柚子，都是嫌家里的菜太油腻或太讲究的年轻人喜欢的简单食物。在破晓时分的乳色天光里，我们在河边潮湿的蜿蜒小径上列队而行。清朗的微风扑面而来，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笼罩着我们，自由得像摆脱了世间一切的约束。浸满露水的草地很快弄湿了我们的鞋子，却无损大伙的兴致。 玉梅走在最前面，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旗袍，襟上绣着一朵玉兰花，看起来容光焕发。她不理会跟在旁边的几个大男孩的嬉闹，专心地迈着步子，也使得整个队伍保持着规律的前进速度。在值得纪念的这一天，我在她身上证实了我已预见的一面，就是在她平静的温柔下，有一股顽强而任性的力量。她确实是色彩明朗、对比强烈的四川的“川娃儿”。这块呈淡紫色的土地上散布着杜鹃和灯笼花，以及金色的橘子和艳红的辣椒，它曾孕育出倜傥不群、思想开放的杰出人才，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白和苏东坡。 玉梅不时停下来和身后一些年纪较小的孩子说话，我便是其中之一。每次当她转过身来，将乌亮的长辫子甩到一边，便不经意地显露出她颈项上的一粒黑痣，但立刻又被她清澈的眼神盖过，然后她笑着说：“你们看见那个了吗?”或者，“听见那个声音没有?”于是我们不断发现一些未曾注意过的东西。她一下指着远处河对岸的高地，一下要我们看近处那些色彩斑斓、毫不避人的蝴蝶，一下又要我们倾听两只鸟的对答，要不然就是远处丘陵传来的回声，这是一名年轻农人在唱山歌，很可能是向对面山上的哪位姑娘传送情意；或者——从这里我看见母亲的身形动作——她拨开浓密的树叶或草丛，采摘野果及能做香料的草。她把跃动的生机传达给大家，同时也企图重新发现自己。是的，经过那样长久的禁闭后，她是多么热情、贪婪地在开怀生活。 看着她站在我的眼前，蓝色的身影融进泛蓝的周遭，我觉得她就是大自然的灵魂和声音，将这一切揭示给世人。 我们陆续走过几个村落。玉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欢迎。“啊，是三小姐来啦!”“你们看，三小姐来了!”在当地，人们憎恨她的哥哥，却喜欢她。这一天，她除了一些橘子和柚子，没有什么好送给村民的。令郊游的这一群惊讶的是，这些土产的普通水果，在农民的眼里竟然是难得的奢侈品。孩子们还太年轻，不知道这些没有耕地的农民必须将有限收成的一半缴给地主。因此，农民接到水果，并不立刻吃掉，而是放在供桌上，等家人都到齐了再一起分享。到吃的时候，他们先用长满老茧的手万般爱惜地抚摸着，然后小心翼翼地剥开来，一片片慢慢地仔细品尝，水果因此显得无比珍贵，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曾想过水果会有这样的特质。为了答谢，他们回赠自己种的地瓜。地瓜肉白爽脆，第一口咬下去时稍微有点土味，但是嚼着嚼着，便涌出清爽甘甜的乳白色汁液来，愈吃愈令人回味无穷。于是大家一路上都在尽情啃着地瓜。 傍晚时，我们抵达河流的源头，一条简陋的河沟将河水引到村子中央。水清澈见底且流得很快。我们舀了一些来喝，又跳下去游泳。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人，大家都很高兴完成了这次奇妙的远足，能够跟随滚滚流逝的神秘河流，并且一直探到它的源头。在河水的灌溉下，周围的植物特别茂盛。附近的屈家庄，是省里少见的一个整洁而富裕的乡野小镇。村里有个供奉大诗人屈原的寺庙，村民自称是他的后裔。他们接待客人特别讲究礼数，用上好的香片和蜜饯莲子招待我们这批又渴又饿的郊游者。 坐在寺庙旁的杨柳树阴里，面对阳光下青翠欲滴的稻田，犹如遗世独立般，置身于时间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置身在那个远古时期，当一切都尚未定形，人类有权替所有的事物命名：风、云、草、水……那时有受尊敬的贤达、被爱慕的女子，人们以节奏原始而明快的诗歌赞颂着，恰如后来屈原一生所做的一样。 踏上归途前，我们进入寺庙，玉梅在屈原的雕像前点燃一枝香，雕像左右挂着大小不一的牌子，上刻诗人的诗句。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座庙建成于明朝，就盖在宋朝时立下的一个纪念石碑的所在地上。村民说，寺庙建成后，香火从不曾断过。在这样一个偏僻而鲜为人知的地方，住着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他们竟然会敬拜一个两千年前的诗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于流放期间投江自杀——，给人时空倒置的错觉，寓意深长。 返家的中途，天就黑了。大家知道反正到家时一定已错过晚饭，因此也不急着赶路，决定在河边野餐。我们用枯枝生火，烘烤村民们送的红薯，加上一些白天沿路采来的罂粟和香草。 唉!终此一生，我再也找不回那晚烤红薯的滋味!从此，不论在哪里，我都喜欢上烟的气味，它使我想起抽鸦片的伯父哀怨的叹息，也仿佛又听到玉梅点火时清亮如银铃般的笑声。 九 郊游之后几天，吃完晚饭，人们都跑到屋外乘凉。大家拿把扇子，在满天星斗下天南地北地闲聊。我一时兴起，抓了一些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变成一盏手提灯，想拿给玉梅看。 进到她房前的小院子时，眼前的景象令人不敢置信。梦中的“情人”正在洗澡，全身赤裸地站在木头澡盆里，澡盆就放在院子中央。一名年轻女佣拿着小桶，一面谈笑着，一面将水从她肩膀上往下淋，流过她光滑坚实的身体。我提醒自己必须赶紧走开，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只能呆站着，听见一颗心怦怦跳着，整个人愣住了。第一次，一个活生生的裸体女人暴露在我面前。从我站的角度，能分辨出她的背部的侧影和高耸的乳房，因为水的关系，再加上月光，更觉冰肌玉肤，璨然生辉。洗完澡，她擦干身体，穿上睡衣，任领口不经意地敞开着，走过去躺在门前的竹床上，用一把草编的扇子扇着，继续和院子里忙着的女佣说话，然后她悄无声息，也许是快睡着了。我也在阴影里沉默着，双脚钉牢在地上。我到底停留了多久?一会儿，还是一生一世?我不知道。最后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像个梦游的人，或一个贼。 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深感羞愧，不许自己再去看玉梅。但是我一直在想，那天晚上看到的是不是幻影?或只是一场梦?我设法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梦境，而且几乎做到了。印在我眼里的这个发光的肉体，如此自然，难道不是我的想象力塑造出来的?尽管我努力不再想它，它却一再涌现，愈来愈频繁，变成一种执著意念。我不断看见自己在夜里悄悄地走近她，目睹她褪去衣衫，躺下来，进入梦乡。但是当我顺着脸部的轮廓抚摸她时，她清醒过来，定定地看着我，无邪的笑容使我手足无措。 有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催促我把这挥之不去的意念投射在纸上。我用一枝硬芯铅笔和一枝油性铅笔，开始描绘“情人”的头像素描。在急切的狂热中，我画出了内心里的意象。这张洁净如玉的鹅蛋脸留不住任何阴影，线条分明而敏锐善感的嘴唇有种内敛的肉感，深邃的眼里带着好奇的天真而益增神秘……随着我把影像转移到纸上，压在胸口的巨石也逐渐消失。看着奇迹在手底下成形，我不禁心跳加快。描绘头发时，我灵光乍现，有如神来之笔般，完全捕捉了玉梅把头发掠到耳后时，瞬间的动作与神情——刹那间，整张脸亮了起来。此刻，素描虽然还没有完成，我已感觉力不从心，必须停笔，不能再多加些什么，否则会破坏一切。我像个准备亵渎圣像的人一样害怕起来。我放下笔，任由一种解脱的轻松贯穿全身。 画像完成后，心情恢复了平静，我才敢和玉梅打照面。她看见这幅画，显得非常惊讶，不过她很高兴能有人把她的面孔和细微的表情记得如此清楚。她抬起头来，有点惶惑，深深地看进我的眼里。我知道，这时她第一次“看见”了我。 从那次以后，她经常陪我外出写生。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树林里的池塘，可以从不同的小径走过去。每一次，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因为奇迹又发生了，因为她在那儿，在我对面或是旁边，跟我有说有笑，一待就是整个下午。当时是一九四一年夏季，抗战已经持续了四年。我快满十七岁，而她刚十八岁。在被世界遗忘的这个角落里，高高悬置起来的时间泛出永恒的滋味，就如同那座池塘，在它的倒影里，一切都是非凡的大事：掉落的断枝、飘过的云朵、点水而去的蜻蜓、俯冲的鸟、冉冉升起的烟、压抑不住的云雀叫声…… 我们随兴而含蓄地交谈着。我画图，玉梅就在一旁看书、写信或是沉思。我从来不敢吐露心里的想法，也不敢向身旁这个女孩提出一些我认为不得体的问题。有一天，她看见我画出一排远处的树，背景是虚构的，她问我： “你常做梦吗?” “嗯，常做梦。” “尽梦些什么?” “喔，都是些噩梦。” “噩梦……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吗?” “现在很好，可是平常不像这样。” “和你母亲一起过得不好吗?” “当然是不错的。可是我只有她，她也只有我。她老是担心我。我也一样，总是害怕她会有什么事情，久了很累人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看，我有父亲、母亲、兄弟姊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关心我，这不是同样很累!”她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这点，我们倒是一样的，对吧?” 我还在思索着该怎么回答，她又说：“我们的一生真难解释。没有人真的享有自己的生活，好像总是在为别人活着。你看这朵野花，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却能完全做它自己。我把它摘下来，借口说是爱它，却把它弄死了。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有人无忧无虑地过他的日子，就有些人自认对他有权力，不经心地做了个动作，从此中断他的生活。然后，有一天那些人自己也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真的，为了什么呢?” 经过这次谈话，我开始注意起玉梅的沉默。这时她的眼里飘浮着一层忧郁的阴影，有如雨前的池塘。我于是知道，首先她得挣脱宿命的枷锁。 次年开学不久，一个星期五下午，我一从学校回来，便去找玉梅。走进卢家客厅半开的大门，我万分惊骇地和其他几个已在场的人，看到令人血脉贲张的一幕：卢家长子正将暴虐的家法强加于妹妹身上。他一手拿着一条短铁链，另一只手紧抓着女孩的右臂，后者极力挣扎着想摆脱他的控制。男人双眼外凸，气喘吁吁地弯身朝向他手中的猎物。他强奸女人时的表情和现在一定没啥两样。我甚至可以肯定，这个“土霸王”乐在其中，我自己就曾体验过这种暧昧混浊的快感，那是在四合院的中庭里和一个小女孩玩耍时，我突然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可怜的女孩呻吟着拼命挣扎，企图咬我的手臂，然后渐渐在我的威力下瘫软下去…… 卢家长子突然意识到有外人在旁，于是喝令把门关上，赶走围观的人群。到了晚上，消息传了开来：卢家三小姐又被禁闭了起来。不久，就禁止任何人上后山。长子的打手们在周围巡视，因为他们发现玉梅又联络上那名飞行员，有人在附近见过他和一批伙伴。他们身上也带着枪，一场流血冲突在酝酿中。 怎能忘得了这个骚乱的夜晚，人和狗的叫声混成一片，整个院子像一锅沸腾的水。“三小姐给绑走了!”“三小姐逃走了!”我们在研究中心的宿舍里屏息倾听。妇女们含着泪，为逃跑的人祈祷，希望她不会被抓回来，更不会受伤。远处已经传来枪响。我在黑夜里冲了出去，几近发狂。我想大叫，但喉咙里只迸出窒息的呜咽。我绊到一截儿横在路上的树桩，摔倒在地。天空闪烁着无数星辰，地上的灯笼和火把在远处晃动。 对我而言，玉梅的出现，就像我们初次相遇的花园里的花：春天绽开，夏天怒放，在秋天结束前枯萎。除非她的消失正是要和这些花儿一样，为的是让她的形象从此超然于时空之外，永远留在我心里，并在我欲念的核心，以“情人”的姿态永存下去。 十 战争一直延续下去，生活愈来愈不容易，母亲已经负担不起我的学费。我只好转到一所公立中学，离家更远了。这所学校本来是收容流亡学生的，如今临时改成所谓的中学，由政府给予少量补助，和我以前就读的学校完全不同，教学品质低下，学生良莠不齐，有心念书的和来自各处浑水摸鱼的学生掺杂一起。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离开原先熟悉的环境。我突然陷入了残酷的现实。学校的物质条件极差，校舍是用编扎的竹子和黏土建成，窗子糊上半透明的纸，权充玻璃。对四川的大陆性气候而言，这样的房子只是聊胜于无罢了!夏日炎炎，屋里热得连桌椅都烫手。到了冬天，又冷得手指头都长满冻疮，根本无法握笔。嘈杂拥挤的宿舍毫无卫生可言，床上爬满了臭虫、跳蚤和虱子。虽然学校定期扑灭和消毒，但这些足够让整个连队丧失斗志的虫子却日益猖狂，它们迅速繁殖，钻进人们最隐秘的地方，日夜不停地吸血，噬咬肉体和灵魂，使人处于一种濒临绝望的焦躁状态。 学校的伙食也难以下咽，带着杂质的粗米饭配一点蔬菜，大家匆忙地站着囫囵吞下，从来没有吃饱过，老是感到饥肠辘辘。家里环境好一点的就到学校附近开始多起来的小吃店里补充养分。店里飘出来的牛肉面或叉烧面的香味，浓得化不开，对于没有能力享受的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涅槃”意境想必就是如此了。这些穷学生们只有在碗里加一小块猪油，让它在热饭中化开来，靠这点些微的油脂，便足以让人心满意足，要不然就是嚼几粒大蒜或辣椒好下饭。 在这样体质普遍不好的情况下，疾病乘虚而入也是意料中事：肺病、痢疾、伤寒、疟疾和盲肠炎时有所闻。我自然也无法幸免。先是痢疾，一度使我病得死去活来。后来痊愈了，却似乎遗留了潜伏的副作用，因为往后，我时常突然肠胃绞痛，在床上打滚，医生却说不出所以然来。不久，疟疾又找上虚弱的我，我毫无招架能力。这种邪恶透顶的病将两股极热和极冷的气吹进病人体内，将他一分为二，再用布条密密实实把他缠裹起来，迫使他像个活木乃伊似的徒劳挣扎。 经过这场病，我从此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害怕，它并不完全属于我，会对我做出最恶劣的背叛行为。它可以让外界的敌意潜伏在里面，不经意间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我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打寒颤，眼见肉体从内部撕裂，根本由不得我控制，就像旁观一场空前剧烈的夫妻争吵，却无法干预。我独自留在凄凉的宿舍里，陪伴我的只有一个缺了口的热水瓶和几只老是刨抓床脚的老鼠，我只能不断地反刍回忆。事实上，在我那样的处境，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我的生活内容就是生病。疟疾看来已经在我身上住定，因此发病期来得很规律，总是在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在之前就惊恐地等着它的“造访”。我很惊讶它是以探访者的形式抵达。这位访客的容貌令我迷惑：我觉得它一点儿也不陌生，同时又发现它和我记得的模样完全不同。它出现时产生的幻觉式恍惚，和我们以为在人丛中看见熟人的感觉相同，正要上前打招呼，却从某个细节上发现其实是另一个人。是的，只要细微的差异，熟人就变成了陌生人，“几乎对的”变成了“完全错的”。 刚开始，造访者的面目十分可亲。它用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令我昏昏欲睡。当热度欺身而上，我就往深渊坠落。直坠到深渊的底部，只看见上面仅有的一点光亮：对方的眼睛。为了避免窒息，我拼命朝光亮处攀爬。我的双手、臂膀、胸脯和两腿，贴住粗糙、长满倒刺的墙壁，有如攀在劈开磨尖的竹片上，弄得血肉模糊。因此，我的肉身经历了与自己割除腐肉的强盗相同的痛苦。为了克服更多痛苦，我死命抓住一个念头：至少做一次“英雄”吧!至少在这一次里去体会那名传奇强盗做得到的事，感受一个人能够加于自己，而且让别人了解的无以名状的痛苦。接近深渊的边缘时，我鼓起勇气，上面那双愈来愈明亮的眼睛鼓励着我，并露出放肆的笑容。我终于看见他伸出手来要拉我一把。 不幸的是，它的动作不够精确或者缺乏决心。我的手指在它的掌心里滑落，残破不堪的身体再度掉进黑洞里。如果不是上面的光亮继续吸引着我，我是不会有勇气重来一次如炼狱般的攀爬过程的。 第二天，我满身创伤，加倍惊恐地等待着发病的时刻，对造访者的光临心存感激。我仍然把它视为救星。因为我确实将思绪集中在它发光的注视上，才得以凝聚攀爬时所需的精力。但是，访客虽然表面看来很有善意，他的援救动作依旧摇摆不定。我也就只好再忍受着不可想象的痛苦，重走一遍老路。 经过几天这种出入地狱的考验后，我只剩下一身皮包骨，和历经百战、残柳败絮的军旗一样可笑。我被缩减成这样可怜的状态，以至于一切都不再重要，全部接纳或全部摧毁，结果都是一六的。这一刹那，我猛然惊觉，有人在捉弄我!这个人是谁呢?当然是那名访客了!在这段日子里，他把我的痛苦当成乐事。比如，他每天作势要拯救我，实际上，是为了次日能够重新享受这种折磨我的乐趣。这一天，我决定留在深渊底下，任由自己窒息而死，或者，如果还有一点力气的话，就玩那个能奈我何的游戏。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等待着。等了很久，直到……噢，真没想到，上面那人竟然消失在烟雾里。 他是谁?一定是来自远处，来自无限大外界的一个邪恶的陌生人。不过我也猜得到，他同时来自我体内一个隐秘的，从不曾翻寻过的角落。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是谁呢?我依然是自己的主宰吗?我在做什么，在这块土地上我又能做些什么? 在这段无人关怀，连臭虫被压烂的气味都变得可亲的日子里，我第一次这样问自己。在那之前，我总被情势推着往前走，用不着思考：父亲的过世、战争、逃亡……进学校念书，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也因为母亲省吃俭用地为我筹措学费，一再对我说，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后来由于战争和家庭变故，我的学业受到耽搁；我快满十八岁了，却仍然在这所流亡学校杂乱不堪的环境里蹉跎。只有在文学课上，我才提得起劲儿来，不论是当代文学还是古典文学，当然，还有美术课。即使是我认为最拿手的绘画，老师一面称赞我“颇有天赋”，“颇有个人的眼光”，另一方面却又责备我缺乏“比例和景深感”，甚至联想我的视力可能不正常。怎么能不怀疑我的绘画才能呢?反正画图是不能拿来当成职业的。于是我清楚地看到地平线上勾画出来的未来：我将是个“一无是处”的人，我的一生，如果我能活得下去的话，将只是在一切的边缘上。我想起最近刚念到的两句杜甫的诗： 但觉高歌有鬼神， 焉知饿死填沟壑。 一种固执和反抗的情绪在我心底升起。怎么，这个不可忍受的痛苦，就该屈服于它的勒索吗?一切痛苦不都随着死亡终止吗?而我，是和死亡，或者应该说和死人有交往的。当然我和每个人一样，想到死，会全身僵硬起来；可我同时也深信，总有死者在保护着我。 最奇怪的是，一旦我接受了做个“一无是处”的人，并愿意付出代价做个“一无是处”的人，便感觉摆脱了自从玉梅离开后就悄悄缠绕着我的自尽的念头。高烧和冷颤退去了，一种新的欲望攫住了我，在耳边絮语：留在那儿吧，把事情看个清楚。 十一 有一段时间，为了改善饮食，也为了得到治病偏方，有的学生开始吃起蛇肉和狗肉来。根据传统说法，狗肉非常“刚阳”，具有热性，可以治疗肺病或疟疾等“寒性”疾病。捕杀野狗通常是在乡野的田地或道路上进行，有时竟公然发生在食堂里。那些不幸于餐后混进来寻找一点人类残食的瘦狗立刻成了众矢之的。人类将几千年所驯养的“最忠实的朋友”打得四处逃窜，躲到桌下，绝望地扑向窗口，最后倒毙在棍棒之下。棍棒的力道够凶狠，没有击中目标而落在桌面时，可以把木板桌一劈两半…… 校方终于禁止打狗了。许多人的暴力就转到人的身上。学校里丢东西的情况很严重，许多所谓“贵重”的物品经常不翼而飞。在那个极端匮乏的年代，一双皮鞋、一件毛衣、一条呢长裤、一本字典或地图，都属于贵重物品。宿舍的建筑非常简陋，外人很容易摸进来。有一天撞见了现行犯，警报一发出，追捕行动于焉开始。不明就里的人会觉得这一幕荒诞离奇，或者滑稽：在稻田的细小田埂上，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跑着，后面像流星尾巴似的，远远地跟着四五十个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条起伏的人龙在乡野的地平线上跑了好一阵子，龙尾的精力不断由后来的人补充，龙头则渐渐筋疲力竭。很快，龙头不见了，被它不小心长出来的长尾巴给整个吞噬。 大家瞒着学校当局，正式地组织了一个审判小偷的法庭。就擒时已吃了不少苦头的偷儿在紧张的气氛下，被几百双威胁性的眼睛盯着，很快也就招供了，他对所有指控的窃案，不管是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全都承认下来。他声音发颤，用求饶的语气说明他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偷的。由于失窃的东西早已被变卖，收不回来，法庭只得采取体罚。把他的双手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在脚下放一张凳子，但是只让他的脚尖沾边。大伙组成了一个看守的警卫队。到了夜里，又担心把他给整死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呼吸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同意放了他，但不忘警告一番，如果他或他的同伙胆敢再犯，将被处以“极刑”。这场审判领先后来的“人民法庭”十余年，可说已出现了少年执法人的样板，另外再加上原来就存在的以强欺弱的帮派现象，我隐约感到，有一天我将是这个产物的受害者。 除了不时会爆发的残暴本能外，另一个宣泄的渠道就是性。年纪大的、较有经验的，会向“不懂事的”或年纪较小的炫耀。起初是语言渲染。在宿舍里，大家围坐在黑暗的角落中，年纪大的巨细靡遗地描述他们的性经验，讲他们如何上妓院，夏天时，如何和女人在墓碑上做爱，并夸说女人喜欢这种调调，因为墓碑粗糙的温热表面会使她们更加兴奋。说的人被自己描述的细节弄得愈来愈激动，尤其当他们看到年纪小一点的同学听得目瞪口呆，因而喘息亢奋起来。我猜想，在这样的晚上，欲望未得到发泄的后者，任由前者来满足兽性的事必不在少数。 这种暧昧关系仅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奇怪的是，他们却制造出一种粗俗的风气，认为无论谈什么都应该加上脏话，把自己伤风败俗的恶性表现出来，而且吹嘘一些并不存在的性经验。营养不良造成的体能衰弱使许多青少年的性意识开始得比正常晚，也减少了较年长者的性欲。但是，一种暗中涌动的亢奋仍存在，往往是被一个渴求填补的需要维系住，被想象力所夸大。学生们上课时可以好整以暇地观赏几个年轻女老师，更大大开启了肉欲幻想之门。 教英文的校长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她的脸长得很普通，但身材丰满结实，稍嫌过胖却并未破坏整体的比例，反而增加了线条美。她个性率直，不拘小节，流露出与生俱来的性感，她自己一定想不到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大家心里都在想，那个刻板无趣的丈夫如何消受妻子这种潜在的魅力?嘴巴坏一点的人就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夏天的时候，她穿一件无袖旗袍，男孩子们抢着像用功的学生一样坐在第一排，等着她一个自然或不经意的动作，再多露出一些肉来。这时候，坐在最后排、喜欢偷偷自慰的瘦子也得其所哉了。有一天，老师注意到他心不在焉，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个课本上的问题，他张口结舌地答不出来，全班于是哄堂大笑。但是当女老师接着问他：“你腾云驾雾去啦?”他毫不思索地答道：“是，是，我是腾云驾雾去了!”全班更是笑得前俯后仰，因为大家都联想到“云雨之欢”。在满堂的爆笑中，我们仍然听见不明就里的老师称赞他答得很流畅。当时我们念的是华兹华斯的一首诗《黄水仙》： 我飘在天空有如一朵云…… 关于性，我深感迷惘。除了意识到我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奇异的载体，它的需要不一定就是我的，我没有办法用“解剖学”或“兽性”的眼光来看别人指给我看的女人。女人，这个永不可解的个体，怎么可能如此平凡?这一定是个我们必须长期追求，甚至愈追愈远的东西。我发现我是多么轻易被所看过的裸露女体所左右。卢浮宫的女画像，那样真实，那样肉感，却也那样遥不可及；至于“情人”，这个曾经那样亲近，但只是从远处看到的人，她的形象已经突然被夺走，没留下任何可供追寻的痕迹。 然后，还有这些被强暴的女人的影像。我无法不去想象强暴行为的各种面貌，以及男人能从中得到的快感。但是这些念头又混杂了对自己的厌恶，感觉这些被羞辱击败的女人的绝望眼神对我投以沉默的指责。 因此，关于性方面，我觉得我也是生活在边缘上，永远不会有机会真正“进入”女人体内。并不是我和别人不同，我同样被一波波的欲望淹没，被色情的念头包围，或者把潮湿的夜看作不可告人的疾病。但有时，在我的身心间会涌起激愤，于是以一个讥讽的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勃起。我想起在田野里见到的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它孤单地立在那儿，在灰败的天空下，吊着的生殖器像多出来的一条无用的腿，滑稽的、病态的，好像什么也没法让它满足，活脱一个宇宙性无能的标记。 有一天，我逛到离学校不远的小镇。逛完市场后，我蓦然发觉自己居然跟着一名挑着两个大空篮子的村妇，她刚卖完鸡，篮子缝里还留有一些鸡毛。我的视线没法离开这个女人规律晃动的臀部，她闪着油光的红棕色小腿，脚踝上的涡涡，仿佛每走一步都在发出笑声。我跟着她到了周围不见人影的郊外。仿佛被催眠似的，无法停下脚步。当路弯向一处丘陵时，旁边有一丛竹子和金合欢洋槐。女人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来叫道： “这样跟着妇道人家不难为情唷?不难为情唷?” 我确实感到羞耻，但我直盯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我正预备像条狗似的落荒而逃时，我听见女人说： “来吧，来呀!” 她一面说着，一面退到树丛后，旁边是一处沙坡，在没人看得到的一块凹地上，利落地脱掉用一大块布包扎成的裤子。再将布平铺在地，自己躺了上去。这个景象竟然一点也不粗俗，相反地非常赏心悦目。在洗得泛白的蓝布上，这个浑圆的、象牙色的躯体，有如一朵盛开的睡莲，摊开着茂盛的绿叶。我接受了肉体的邀请，但是和女人自然的本能相比，我的动作笨拙而慌乱。 仓促中，我想象了那样多次的行为，最后彻底失败。女人已经开始穿上衣服。她离去时抛下的暧昧笑声使我更加难过。我留在那儿，又窘又觉滑稽。 我在下一次市集时又见到那名村妇，并到同一地点重新来过。渐渐地，我进入了女人的节奏里，她发出呻吟，吐出一些完全无邪，但绝对淫荡的字眼；这些字眼使得我热血沸腾，把我带上了高潮。 有一天，我在市场里遍寻不着那个女人。我猜想她可能是在丈夫生病期间代替他的工作，因而才能出来的吧。 十二 班上有个四川帮，全是当地富有地主的儿子。这是一群从不念书，只是到处杀时间、混文凭的纨袴子弟。他们只对武术感兴趣，因为可以满足权力欲。一个有点痴呆、外号叫“兔子嘴”的男同学，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兔子嘴因为犯了无心的错误，被逮到把柄，只得任由他们颐指气使。事情是这样的：几名高年级的学生收买了一名印考卷的工厂员工，答应把题目透露给他们，于是便让兔子嘴去拿考卷。兔子嘴以为只是单纯跑腿的差事，很勇敢地答应了。不幸消息走漏，校方立刻修改了试题，但未能查出企图偷考卷的人。可怜的兔子嘴从此便生活在害怕被揭发的阴影下，长期受到帮派成员的勒索。帮里的人把他视为“国王的小丑”，来满足他们无理的要求。有一次，为了好玩，他们在放学后脱掉他的裤子，让他半裸着留在教室里。我冒着得罪他们的危险，拿一条长裤给他，否则他就只有等天黑了才出得了教室。我平常是不太受人注意的，这样做竟招来了他们的敌意，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在一次集体打斗中，我结识了浩郎，总算结束了孤独的生活。 浩郎是东北人，才十九岁就已历尽沧桑。他幼年丧母，父亲又过世得早，由叔父抚养长大。在战争爆发前两年，他被送进天津一家五金工厂。有一次和工头发生争吵，他在没有任何其他打算的情况下离开。后来以打零工维生，几乎沦为罪犯。好在十六岁的他还相当理性，感觉出内心里有一股不妥协的火在燃烧，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应该只靠强健的体力。他按照一张招贴的指示，到一群进步知识分子办的夜校上课。战争也就奇迹似的在那里把他接走。他加入了一个“抗日救国”文工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后来甚至到了前线。他年纪小，在工作上是生手，但周围有许多经验老到的艺术家，耳濡目染下，他爱上了诗歌，也以诗人自我期许。不幸的是，还不到两年，以共产党占多数的文工团受到政府怀疑，而被迫解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我们的中学。这个北方男孩，个子比一般人高出一个头，古铜色的肌肤更显得气势不凡，阴沉而平静。我在战后看到一部美国片，非常惊讶地发现浩郎的神态和马龙·白兰度竟然有些相似。在方才我所说的那场打斗里，对方猛打我的腹部，为了保护这个要害，我像虾子似的躬着，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的肩膀和头上。浩郎正好经过，便拔刀相助把我救了出来。混战中，一本书从他的口袋掉在野草堆里。我将它捡起来，随着我的“救命恩人”离开。把书还给他时，我瞥见这是一本惠特曼的诗集《野草》。想到书名和刚才自野草堆里将之拾起的巧合，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我和新朋友于是开始了热烈的交往，感觉像是沙漠里的旅人突然碰见了一处绿洲。最初的那段时期，为了弥补过去的空白，彻底驱逐孤独的魅影，我们不放过任何见面的机会。逃课、不做功课、牺牲睡眠，甚至可以不吃饭。浩郎最后不惜故意留级，以便和我同班。我们相互比较彼此的生活经验，毫不保留各自的想法。浩郎是个天生的诗人，又对文学着迷，交谈中自然流露了他广博阅读后的丰富文化素养。在他的导引下，我进入一个令我目眩神迷的华美殿堂。我的知识远比他贫乏，但是我觉得仍然在我们的交往中提供了我这方面的光亮。由于我的感性比较深沉、比较“病态”，加上对绘画的体认，我较能超越事情的表象，掌握其间的缝隙和裂痕。 这个投入了全部热忱的交往使我意识到，友谊的激情在非常情况下竟能和爱情一样强烈。我很自然地把和浩郎的关系拿来和玉梅比较。后者给我的触动深及肢体，她所引起的怀念或眼泪，温柔得让人以为是故土里漫出的泉源。透过“情人”的眼睛，组成宇宙的所有因素都是敏感的，它们之间又被一道独一无二的光辉连成一片。相反，和朋友的相遇则是一种爆发，产生了剧烈的震撼，将我带向未知，带向不断的超越。身体外形上的吸引，在我们饥渴的需要中不是主要的磁石。对方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个意想不到、深奥难测的精神境界。那么，在未经雕琢的自然中，另有一个用语言来表现的现实。这位年轻诗人热情奔放的谈话以及他的作品，让我了解到，对于一个长于思考和创造的人，生命中没有什么是关闭的，一切都永远开放着，并且滋生意义。在“朋友”的陪伴下，我整个人焕发开来，从此走向一个光彩夺目的未来。 浩郎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涉猎颇深。此外，他又结交了一群青年诗人，他们继由胡风发掘推广的七月诗人之后，在云南的首府昆明——几个全国著名的大学在抗战期间迁移至当地——开始形成气候。他和穆旦的交情特别好，认为他是其中最优秀的。我对现代中国文学略有所知，读过一些大作家，尤其是鲁迅的作品。在浩郎的引介下，我阅读了许多其他作家的书，他们描写中国的许多现实，就像这是一个取之不?的梦想和悲剧的矿藏。但是，我较倾向于挖掘一些根本性的质疑和震撼人心的揭露，因此，这些对冤屈和不幸的描写无法真正让我感到满足。我业已知悉，人类的灵魂里藏着浓烈的激情和探索欲，而到目前为止，文学语言都似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当我认识浩郎时，他的兴趣正在转向，凡是能找得到的有关西方文学的书，他都一概不放过。当时这方面的出版特别兴盛。中国人对西方文学其实相当熟悉，从二十年代开始和整个三十年代，一窝蜂地翻译了大量的作品，没有任何规划，品质也良莠不齐，因为很多不是直接翻译原作，而是通过英文或日文的转译。但是，运动已经推展了。一九二五年时，鲁迅不是以他名作家的影响力，规劝青年读者们“尽量少念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吗?在变动巨大的四十年代中，开放的需要格外迫切，引进外来文学的有利条件也较为齐备。由于战争的关系，大量知识分子和出版家都聚集到西南方的几个大城市中，像重庆、昆明、贵阳、桂林等地。此外，由于政治上的禁令愈来愈严格，以及创作资源的暂时枯竭，许多作家转而翻译，其间又得到联盟国家的代表——英国人和苏联人——在中国活动的鼓励。当美国人抵达时，除了成吨的器材和粮食，也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文学普及本。 我们把所有出版的翻译书都找来读，诗歌、小说、剧本和论述，不遗漏任何作家，包括北欧和中欧地区。那时，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我和法国将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但是，两位本世纪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纪德，对我和浩郎，以及许多这一代的中国青年，确实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在中国拥有这种超凡的地位，得归功于两位杰出的翻译家——傅雷和盛澄华，两人都曾留学法国，并和这两位法国当代作家保持着联系。啊，人类语言多么奥妙!声称文化是不可兼容并蓄的人绝对想不到，一句特别的话，能够从它的出处，穿越一切障碍，到达世界的另一端，被当地人了解。那句话愈是真理，被了解的速度就愈快。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我们只要打开一本印刷粗糙的书，就能立即进入一个截然不同，但很快便熟悉的天地。我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有疾病，有轰炸，生命犹如系在一条线上。然而，透过想象，我们却过得滋味无穷! 只要是晴天，一定会拉警报。敌机的轰轰声朝首都冲来，一路散布死亡。我们已习以为常。课停了，大家躲进在山坡上挖出来的防空洞里。对我们而言，这算是意外的收获。在泥土和松香的气味中，我们任由微风吹动手中的书页，一连几个小时，沉醉在阅读中。陪伴我们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普罗米修斯，是回头浪子。纪德的《地粮》，我们看了又看。这些作品真是文学的顶峰吗?我们不多过问，要紧的是它们直接和我们沟通。约翰·克利斯朵夫试图透过德、法、意这三种文化来完成自己，受到各种考验。在那个我们都对欧洲格外憧憬向往，又一味追求生命意义的时期，从他多灾多难的故事得到诸多领悟。进而了解到，在中国文化和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对话之后，西方不仅是最主要，更是绝对避开不了的对话者。纪德和一个中国人说话，就像这个回头的浪子和弟弟的恳切畅谈。他劝告他要从心底汲取自身的能源，找回热忱，扩大欲望，敢于突破家庭和社会传统铸成的枷锁，这正说进了所有在衰微古国里寻找理想的中国人的心坎。 这个古老的国家若要走出困境，首先，必须经历万般磨难。两位翻译家都未能做到纪德所说的“决心快乐”，或活到罗曼·罗兰小说中所谓“大器晚成”的寿命。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西方布尔乔亚倾向的运动闹到最高潮的时候，傅雷眼见他全部藏书和手稿被抛散出去，或当着他的面焚毁。他的房子被充公，只能和妻子挤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他被戴上“人民公敌”的大帽子，日以继夜地被拖到红卫兵面前，承受没完没了的盘问和虐待。这对夫妻最后决定一起离开残暴的人世，以免留下活着的人受罪。盛澄华则被送入干校。他虽然健康很差，仍然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先是兴建营房，然后下田种稻，一整天双脚都踩在泥浆里，没有任何防备血吸虫叮咬的保护措施，他那高龄的躯体暴露在恶劣的环境下，以致肌肤黄肿，身上的汗积成了蜡。有一天，烈日如火，他在田中央倒了下来，头栽进水里，来不及吭一声，就这样过去了。 十三 西方的召唤，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欧洲的召唤。虽然那里正在发生可怕的灾难，我们却无法不将之理想化，把它看成“天赐的乐土”。我们从书上渐渐熟悉了莱茵河和多瑙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只要一提到地中海，就有一连串神话和传奇空谷回音般地传来。是的，波德莱尔所说的“异国芳香”使我们联想到的，不是热带的某个岛屿，而是古老欧亚大陆的最西边。这个神奇的名字唤起我儿时在庐山居住时的回忆，山里住了许多西方传教士，我还差一点被他们“西化”了。过往的一切如今历历在目。 在各种芳香里，我最早认识的是书香。启蒙的记忆是英国传教士打开他那深色木箱时所冒出的气味。那是一个长形的箱子，摆在客厅的墙角，平坦的盖面上铺着软垫，可充当坐椅。这些砖块般的书籍漂洋过海，稍微有点发霉，在檀木箱里放久了，气味特别浓厚，带着时间磨出来的光泽。这一天，父亲应传教士的要求，送来几副对联，供教区的节庆使用。在等候父亲慢慢替他翻译解说中间，我好整以暇地沉浸在这个令人着迷的书香天地里，横写的蟹行文字中穿插了许多色彩鲜艳的图画。画上的人物那样逼真，魔鬼般的写实几乎让人害怕——这种写实是中国绘画无法接受的。我们不敢用手指碰触，生怕他们会从书上走下来…… 然而，除了书的内容我完全无法了解外，书本的质感也令我惊讶不已。这些大小不一的书拿在手上很有分量，它们结实的躯体，硬朗的装订，和用半透明的细薄纸张缝制的中国书大异其趣，后者如此轻柔，古老的墨汁泛着红光，更加散发出一种说不真切的、混合着青草和干树枝的气味。若说中国书是植物做的，西方的书，在我看来，所用的材料是矿物，甚至是动物性的。有些书的封面是用厚纸板和硬壳纸制成，书内纸张的空白处偶有一些留了很久的印子，周围泛出一圈黄色，这使我联想到“梦石”(大理石或玉石的切割面上蜿蜒的脉络有如想象的风景)，只不过这里的石头非常神奇，可以一页页地剥开来!有些书的封面使用真皮的材料，较为柔软些，但是很牢靠，摸起来甚至有点扎手，几乎以为在抚摸一头带有麝香的野兽：黄鹿或者野猪。 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书本的气味和西方人的体味又自然地混杂在一起。当中国人在窄巷里和西方人擦身而过时，不论对方是单独一人还是成群结队，都会闻到这种气味。到底是什么很难描述(西方人也不知道，和他们生活一阵子后也不再闻得出来)，我猜应该是牛奶。很多中国人用“有奶味儿”来形容，其中没有任何轻视的意思，而是一种实际的观察。这个饲养猪和鸡鸭的古老农业民族，从来就没有尝过动物的乳汁。中国孩子们，除了母奶，就只知道豆浆。因此，当中国人初次品尝牛奶或者羊奶时，会感到反胃，甚至想呕吐。至于我，西方人和牛奶相连的体味完全不干扰我，甚至会令我觉得愉快，因为我第一次发现时就产生了美好的感应。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在庐山的一条小径上，一群穿着露肩夏装的西方少妇和我们擦身而过——卢浮宫裸女的鲜活再现——她们预备到瀑布下的小潭游泳。 那段时期，父亲要到牯岭出售药草，再买一些其他的货色回来，常带着我一起去。镇上经过全面整顿，周围有好些花园洋房。通衢大街上有许多行政机关、旅馆、餐馆，以及中国的和外国的商店。有一天，走过一家店时，我被窗里传出来的熏人欲醉的香味给震住了。当时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味道，我无法分辨奶油或香草，也闻不出什么是冰淇淋或巧克力慕斯，只是从这些气味中认出了再次令我振奋的成分：牛奶。商店明亮耀眼的外观证实了我的推测，这是一家新开张的西方糕饼店。 以后，每当父亲和药剂师在谈生意时，我就站在通气口的下方。这一刻令我心醉神迷!在温热香气的包围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玻璃橱窗里陈设的光亮物品。怎能不起遐思呢?怎么会看不出来，我所习惯了的和这个激起我欲念的东西，两者之间多么不同?就拿颜色来说吧，中国的糕点是用谷类和蔬菜为基本材料，表面大都颜色素浅，纯粹是以水彩绘成。有些蒸熟的面食甚至保持着面粉的原色。其他用麻油或猪油炸成的酥饼或饼干，咬起来很脆，而深棕色的外皮好像是抹了酱油烧烤而成。就橱窗里陈列的西点来看，虽然也有颜色浅的，但给人的印象是闪闪发光的金黄，有时带着奢华精致的层次感，只有牛奶、牛油或鲜奶油才能在烘烤之下产生这样的效果。有些糕点还覆盖着鲜艳的水果。水果柔顺的线条和装蛋糕的纸型模子形成和谐的对比。是的，西点的形状本身让人联想到别的东西。和中国点心的柔软、浑圆、浑然天成相反，西点轮廓鲜明，几何对称，活像袖珍的雕塑品或建筑模型。西点店里年轻的女店员，胸前若隐若现的乳沟仿佛就是有一条细缝的金色小面包。然后我发现，这?糕点和她们的身体、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偏于粉红的乳白色皮肤，以及上面要细察才看得到的蓝色筋脉，搭配得巧妙异常。连她们强健结实的骨架，都似乎反映在这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点心里。我觉得，发明这些糕点的西方人，把自己投射进去，在里面寻找本身影像的忠实反映。他们等于不断在品尝自己的影像。 说到吃，在这段时期中，我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的就是“奶”这个字，及所有用这个字根所组成的词：“乳房”指的是女人的胸部，“奶油”指的是用乳脂肪提炼的产品等等。我曾在一本儿童读物中看到隐形人的故事，于是幻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那么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在夜里悄悄潜进西点店，然后在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看着奶水从这些少女臌胀的乳房流进水晶杯里。然后，她们用这些奶水做蛋糕时，我便到贩售部，不慌不忙地逐一品尝所有陈列的糕点…… 这个令我苦恼的欲望，父亲很快也注意到了。这个始终穿得很差，从来没有进过一家高级商店的老实人，有一天因药材卖得不错，决定为儿子买一块最便宜的蛋糕，一个鲜奶油的锥形糕。吃的时候，我的嘴小心万分地包裹着这个圆锥体，牙齿嗑在香脆的外壳上，舌头溶化在向往已久的鲜奶油里!这种异国滋味，我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形容，但是我很满意地发现，这个滋味百分之百符合了我最极致的想象。总括来说，一切欲望的满足都蕴藏在欲望本身。现在到了十九岁，我不再有孩童时的纯真心灵，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和西方第一次接触的经验，使我有了迎接所有新事物的勇气，哪怕是来自最遥远的地方。 为了光耀滋养我的这块土地，我自许在未来成为画家。无可避免地，我将遇见西方的绘画。高更、莫奈、伦勃朗、维梅尔、乔尔乔内或丁托列托，所有用颜色来颂扬一切事物的大师，我将与他们展开心灵上的对谈。有种奇异且早就了解了的感觉：东方以一减再减的方式，设法达到了淡薄的原味，使个人的内在和宇宙的本质相合；西方则以人世的富裕，颂扬物质的光辉，一面推崇实存世界所显示的诸事万物，一面彰显他们最为私密和最为疯狂的梦。 十四 看过了罗曼·罗兰和纪德的书，《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田园交响曲》……我们兴起了想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念头。文学和绘画，我们或多或少可以透过翻译和复制品接触，至于音乐，除了偶尔在美国影片或老唱片上听到一些，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有一天我们看到交响乐团演出的告示——节目中正好有《田园交响曲》，演出地点在三十公里外的城里，得走一整天的路才到得了。于是我们前一天就出发，晚上便要求借宿音乐学院。我们睡在教室里，将课桌并起来当做床。音乐会是在次日礼拜天的下午。 这生平第一次的音乐会特别令人难忘。演奏到《田园交响曲》第三乐章，鼓声大作有如狂风骤雨时，空袭警报响了。指挥没有中断演出，因为第一声警报之后还会接着第二声，警示日本人的飞机即将抵达。结果，在两次警报中间，大家得以听完第三乐章，然后井然有序地躲进防空洞里。当音乐会在两个小时的警报解除后继续下去时，全场聚精会神地，带着欢欣的微笑，和激越之后平息下来的悠扬动人的第四乐章灵犀互通。 音乐会结束后，我们提着一盏灯笼，再走一个晚上的路回到学校。反正我们也兴奋得睡不着了。中国的音乐，矜持而幽远，往往如泣如诉，因此我们没有习惯欣赏如此威严、如此具有征服者气势的西方交响乐。后者不是在顺从自然，它撕裂表皮，刺穿血肉，变成脉动的本身。这首交响曲勾勒的，无疑是遥远欧洲的麦田和牧场，但它却如此贴近我们这两个漫漫黑夜里的行者的心灵!梯田里满是蛙鸣的聒噪，泛滥四溢的月光仿佛回应着我们节奏分明的步伐，一圈圈地、规律地扩散开来。对于已经醒悟的人，不论多么古老的土地，在他们的眼前仍像第一次受感动时那么鲜明生动! 好几个月后，才有另一场音乐会，这次是由美国乐团和一名中国独奏音乐家合作演出。我们说什么都不能错过。节目单上有两首德沃夏克的作品：《大提琴协奏曲》和《新世界交响曲》。从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开始，乐团散发的魔力就逐渐发酵。上一次，我深受感动，任由自己被贝多芬的音乐托载着。这一回，它触及得更深，直达肺腑。当慢节奏的乐章开始时，一只友谊的手牵引着我，带我进入这个不断上扬的旋律里，它愈来愈高昂，变化多端，但又不断地回到原地，每次都绕行不同的路径。奇怪的是，这个音乐如此遥远，如此奇异，却让我感到非常接近，犹如熟悉的中国古典音乐。如果两者有差异，则是在西方音乐里，旋律的变化可以节节击破，达到剧烈的割舍之情，然后发出无以安慰的悲叹，再返回到主旋律。 这个割舍和回转的想法，使我脑海里升起一个久别的旅人回归家乡的情境，就如同中国古诗里所描写的近乡情怯：当他离故乡愈来愈近时，步履也愈来愈沉重，为他即将发现的事实感到害怕。离家期间，家里是否曾发生意外或有人去世?只要村里的人随口主动告诉他一切安好，他的脚步就轻快了起来，几乎可以凌空而去。他又觉得自己拥有一种至高的权力，因为大家等待着他，现在轮到他来安慰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的亲朋邻里了……只要旋律不停，故乡就好像近在眼前。听着音乐，我任由情绪的波涛承载着，它让我感觉，我将随时随地和亲爱的人重逢：母亲、妹妹、情人…… 聆听音乐会时，我被那位大提琴手和他的乐器给吸引住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提琴，对这件大型乐器和演奏者的不成比例也深感惊讶。这是一个苍白瘦小的中国青年，和当时所有的中国孩子一样显得营养不良，他的身高看起来根本应付不了这件乐器。但是他一旦开始全神投入演奏，人和乐器的不协调便消失了，就像一个发功作法的巫师，动作再是粗鲁不雅，看起来也自然不过的了。大提琴手夹紧双腿，用右臂环抱着乐器臌胀的躯体，一会儿粗暴地对待它，一会儿又温柔地爱抚，经过这番感人的近身格斗，他和大提琴这既吸引人又拒人于外的乐器合为一体，甚至令我们怀疑两者还能否分得开。主旋律不断重复，更加强了这种忧虑。有一会儿，我心想，演奏者会不会忘了乐谱，受音乐蛊惑而不得不一直延续下去。及至看到乐团沉着地继续演奏，我才放了心。在黄昏的金色余晖里，我仿佛身处幻境中，注视着台上这个活的整体，里面两个相迎又相斥的元素在内心进行交流，所有低贱的和高超的，痛苦的和欢乐的，先是互相对峙，然后掺杂混合。 由于主旋律一再回来，我突然有种疯狂的幻觉，它永远不会停了，而我也从此钻进女性聚集的大地母胎中。但是，乐章陡然结束，就像情人的不告而别。同样的眼泪和灰烬的味道哽在喉头，但这次我也许没有那样孤独，因为有朋友在身边，而且一种新的信念在我内心滋生。我发现自己在对渐行渐远的亲人们喃喃耳语： “一切都已失去，一切均将复得。我辗转四方，无法再碰触到你们，但我会以别的方式和你们重聚。我们将会是不同的模样。是的，我不会忘记今晚所作的许诺，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号晚上。” 那一夜，在回程的路上，我第一次和浩郎畅谈玉梅。我们谈得那样深入，仿佛她来到了我们身边。自从我和浩郎相识以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相互发掘、同享友谊的激情上，几乎没有谈到女人。我约略知道浩郎在这方面有些复杂的经历。尤其是他在文工团的那段日子，团里的青年们的生活很开放。在中学里，他有过两次得来轻易也失望得快的交友经验。我则相反地经验贫乏，想象力格外丰富。在这次夜行中，我吐露了很多心里的话。我的诗人朋友给我的回应中有一句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我们这块古老衰败的土地，竟然还能孕育出玉梅这样的人才!也许这正是但丁或歌德所想的：拯救我们的将是女人!” 十五 德沃夏克原籍中欧，他的音乐拉近了人们和欧洲大陆的距离，俄国就更像是近在眼前。由于那里正在进行血腥战斗，这块土地比任何时候都备受瞩目。我们曾读过的一些二三十年代时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现在更是炙手可热。四十年代中，接连出现了许多品质较佳的新译本。捧读这些书时，我们不自觉地将这个套着层层枷锁而强烈地渴望解脱、饱经磨难却仍然充满梦想的国家的命运，当成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学会了喜欢那里广袤的原野，不论是肃杀的冬天或是炎热的夏季。又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深沉详尽的描写，我们甚至爱上了西伯利亚这块天谴之地。托尔斯泰则希望它能带来复活的消息。在中国内地穷乡僻壤的温热红土地上，我们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想着这个生活了那样多可爱人物的地方，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将去到它的附近，和它仅隔着一条河。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国灵魂”或“斯拉夫灵魂”等名词所引起的效应也困惑着我们。“我们是谁?这个人们称作中国，古老垂亡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它的灵魂在哪里?它的命运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创作之路在哪里?我们一味看着别处，难道不会迷失吗?或者我们已经迷失，包括所有内心的声音和一切至真的价值?”这些问题对浩郎的困扰更甚于我，我相信卓越的灵魂冒险和随遇而安的飘泊人生。他希望更新诗的语言，因此较有切身感。经过几天的思考后，他很肯定地宣布了立场：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呢，我绝对站在鲁迅这一边。灵魂，要么有，要么没有。如果有，就不会失去。不然，就是在我们必须寻找它时，才正在失去了它。如果我们必须死过之后重新再来，那就从死里复生吧。如果我们要消失了，就接受化为灰烬的事实，灰烬里也许会生出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就目前而言，救赎来自别的地方，来自外国。首先是西方。许多疑问在那里提出，许多创作在那里完成，我们不可能不予理会。但是要注意，我们不能盲目地将西方的一切移植过来。过分的理性主义和强权思想，将西方人对生命、宇宙及其他的国家文明隔离开来，在他们眼里，这都只是征服的目标而已，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身受其苦，战争的摧毁和令人窒息的外强的占领接踵而来，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当他们把全世界都踩在脚下，找不到征服的目标时，就疯狂地自相残杀。你看看，美丽的欧洲如今变成了什么样的废墟!我呢，我说的是真正的创造者，是那些设法显示真理的人。他们的呐喊或歌声，在我们闻所未闻的自由中回响，划破了远处的地平线。是的，我们需要另一个极端的震撼，使我们得以剔除败坏腐烂的根茎。没有灌注新的血液，引进新的光线，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进入真正的生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庞杂的文化遗产中分辨出必须保存的价值。奇怪的是，读了这些西方著作之后，我更能了解自己的文化。我从里面挑选出百余名永远不该放弃的、最必须读的作者。你会说，对一个五千年的文化来讲，这个数目并不多。但已经足够铸造一个灵魂了，如果有灵魂的话。” 然后，好像为了缓和一下过于严肃的气氛，浩郎笑了起来，挥手在空中画了一圈，说道： “如果我们每天打太极拳，就输不了。老师曾说过，太虚之中，元气运行其间，连接此方和彼方，说不定也可以连接过去和将来。” 他发表了这番讲话的次日，拿了一首刚完成的诗给我看： 当忧愁笼罩你时 把它推向天边去吧 你，划开云朵的野雁 身负衰朽了的季节 芦苇冻结，枯树焦黑 蜷伏于暴风骤雨下 而你却不再歇息 自由飞翔，抑或亡逝…… 在故土和天空之间 你唯一的王国：呐喊! 我立刻把这首诗背了下来。我知道，浩郎在宣布他今生的道路。 我同时也明白，抉择的时刻近了。最后的灵光一闪，来自刚从美国寄到的《生活》杂志上几幅印象主义的油画。我当时便已发现，莫奈、塞尚和高更的画是多么超凡出尘，我尤其觉得和凡·高那些呈块状分裂的形状、颜色的大胆混合，以及他在生活的那一刻所捕捉到的独特感受特别贴近!他的作品在我的心里回响，有如一个友爱的呼唤。是的，我们这个下界，再是短暂，也需要有人来诠释表达。我虽然一无所有，今后将以绘画作为表达的工具。我用不着再寻找。这是一个天职吗?不是的，应该说是命中注定。 十六 当我和浩郎醉心于个人的创作时，国家的处境每况愈下。战争继续拖延下去，到处可见的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发国难财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位居要职的权贵之士，他们在战乱时期敛财致富，寡廉鲜耻。机关里从上到下贪污成风。牺牲庞大人力物力建造的滇缅公路让战时的中国得以和外界沟通，有人就从这条通道进口日用品在黑市出售，赚取天文数字的利润。舞厅里的香槟像水似的流，小老百姓和新涌至的难民则三餐不继。面对汹涌的民怨，政府只有加强警察镇压一途。滥用权势加上普遍失控，形成了贪污腐败的温床，最后导致荒谬悲剧的发生。报上每天都有丑闻。在我生活的角落里，就亲眼看到许多让人气愤不平的事。 比如权重一时的财政部长，在美国银行开了户头，存进巨额挪用的公款，又在和我们相邻的镇上据有一座温泉庄园。庄园内设置警卫队，专门负责他个人的安全。警卫队队员仗势欺人，日甚一日。当大队长发现当地人的反抗情绪已有一触即发之势，便决定当众杖罚一名队员，以收杀鸡儆猴之效。被抓出来的士兵趴在地上，两旁各站了一排士兵。每排里面走出一人，用扁担打在他屁股上。指挥官在一旁不停地命令道：“用力，用力!”因为打的是同胞，开始时都不忍下毒手。打了一阵子后，执刑的士兵退回队伍里，改由另两人接替。这名替罪羔羊起初还硬挺着，忍着不叫出声来，只听到低沉的呻吟声。到后来他突然明白，上面是要他的命，于是大声嘶喊起来，同时不断求饶：“求求您，队长!饶了我吧!饶我一命，队长!”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叫声衰弱下来，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提起来，拖着他绕场一周。他清醒后，再继续杖罚。最后，这个垂死的人臀部血肉模糊，内脏显然被打破了，才将他卷在一张席子里带走。 这次在镇民围观下采取的公开处罚，非但没有平息众怒，反而更引起公愤，除了地方上的居民，大学生也加入了。大家要求公开审判大队长的不法行为，指责这是一种“封建野蛮余风”。最后财政部长的答复只是关闭庄园，将警卫队迁往别处。放弃这座庄园对他其实毫无影响，他很快又在专供特权阶级享用的一处刚整修好的温泉站找到了新居。 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青年再次觉醒了。自世纪初以来，每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站在第一线上的都是青年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参加各种抗敌活动。许多人为了革命理想，穿过封锁线，奔赴延安或其他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革命的熔岩又从地底冒出，它所经之处，不着痕迹地点燃了年轻热情的心。 在我们的中学和离得最近的大学的邻镇上，到处可看到这些青年共产党人和其他认同他们的年轻人。他们作风朴实而有尊严，眼里透出一种清明、笃实和坚决的神色，明显地与众不同，秘密警察其实也是靠这种特色认出他们来。他们的姿态和谈吐在周围的粗俗罪恶中显得鹤立鸡群。我在战后看到一部描写耶稣基督的美国影片时，又记起这种明显的对比，片子本身不怎么样，但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最早期的基督徒脸上纯真的表情和罗马人脑满肠肥、荒淫无度的样子多么不同。后来，我也有机会看到满清末年中国基督徒的照片，他们的眼神和周围环境的迥异同样让人难忘。 在这些渴望正义并且心甘情愿为之牺牲——后来他们的命运也确实如此——的年轻人中流传着各种禁书，很快也到了浩郎的手中。他开始如饥如渴地读着，也让我看了很多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刘少奇、艾思奇等中共公认哲学家的书，再就是各类文学杂志。有一天，谈到他在战争初期参加过的集体行动时，浩郎对我说： “我们将是革命家。要和共产党人并肩作战，或者必要时加入他们的阵营。不是说我要遵守他们的教条——除了有些我觉得有道理的历史分析外——而是我们别无选择。这是目前唯一有效的革命力量。在当前民不聊生、缺乏公理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挽救中国，哪里还能一味只想到个人的荣辱成败?” 若说我赞成他的观点，也愿意参加维护正义的行动，但对于加入一个严密的组织，绝对服从对方，并放弃一切个人思想，我仍然在根本上无法接受。更明白地说，我不相信个人的命运可以在事前被决定，也不相信这块土地可以成为一个自足的天堂。那始终存在的邪恶，我无法想象有一天会被根本剔除。一群人，尽管为数不少，如何能够自称替自己，尤其是替别人，合理地建造一个理想社会? 我的直觉接近道家思想，相信宇宙是在不断创造或改变之中，地球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歇脚处。浩郎认为目前应该摧毁旧秩序：枷锁一旦去除，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环境，再设法以别的形式求发展。我于是向他指出，这种有组织的革命?量，很久以来就在各处分枝发芽，一旦大权在握，是不可能自行退出的。我的理论在某个程度上动摇了他，但他心里仍在准备必要时加入革命的队伍。为了面对体能上的考验，包括忍受酷刑，他甚至叫医生替他割除盲肠时不要用太多麻药。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因战争而耽误不少学业的浩郎和我终于高中毕业，我们正在思考往后的出路时，命运之神来敲门了。玉梅的讯息辗转传到了我母亲手上，她在信中表示非常渴望再见到我。经过那次戏剧性的逃离后，她和飞行员在重庆生活了一段时期，后来他们分了手。现在她住在N市，一个河港城市，在一个川戏剧团里演出。我们立刻决定步行穿过广大的四川省去找她。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从此进入此生真正的冒险之中，再也不能脱身。 十七 教人怎能不响应大城市的召唤?我们已经被隔绝得太久了。重庆(“双重庆祝”)这个名字在脑海里回荡，有如一首不识全部歌词，但闲来无事时忍不住要哼唱的流行歌曲。我们犹如走向一盘渴望已久的美食，急切而焦躁地投入它的怀抱。那里挤满了人和各式各样的车辆，但所有干扰的因素都消减不了我们的热情。我们不在乎它的噪音、灰尘，也无视于它在八月底时火炉般的燥热，以及路边小吃摊散发出来的辛辣川菜的刺鼻气味，甚至沿路运粪车的臭味都让我们感到新奇。 四川被两条河包围着，嘉陵江在北，长江在南。重庆居高临下，有如一个半岛，由一连串顶部平坦的丘陵组成，两条大河相会的顶端，有一大块岩石山嘴。在丘陵顶部和山岩的斜坡上，一层层混杂着低矮的民房和高楼大厦，像是牢牢地攀附在岩石上的贝壳。街衢巷道到处都有数不清的阶梯相连。 高处伸展着或宽或窄、依照地形而建的大街，全部朝向十字路口延展，栉比鳞次地聚集着各式商店、餐馆、剧院、电影院、舞厅、茶馆以及美式酒吧。 有些多树木和石子的地段，就整建成公园，从特意安排的观景平台上望见的风景，气势之雄伟壮阔，只有中国水墨画长卷才足以尽情展现。 在岬角两侧流过的嘉陵江和长江均由西往东，前者呈宝石绿，虽然水流较为疾速，看起来比较幽雅、女性化。而长江，宽广辽阔，从遥远的青藏高原起源地开始，沿途携带的河泥将水染成了黄色。这两条河在半岛的顶端混合，激起怒吼的杂色浪涛，然后汇成一条壮观的大河，往前奔流，所经之处摧枯拉朽，长袖一挥分开了两岸的梯田，双肩一耸，划开山脉，任其往下游铺陈而去，一望无际。 当黄昏的暖色光线笼罩下来时，多彩多姿的景色总会让闲逛的路人情不自禁驻足停留。不论朝哪个方向，北方，南方，或者河的对岸，你的眼光一定会被形状各异的丘陵所吸引。它们就像在争奇斗艳，隔水唱和，以彼此强烈的对比，用心地构筑整幅大胆调和的风景。北边的丘陵覆盖着深色的高大树木，中间罗列着峥嵘的岩石，几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寺庙坐落其间；南边的风景比较轻松愉快，绿色在淡粉的薄雾中显得柔和，散置着一些花木扶疏的庭园和可爱的独院房屋。 这个本来静止的整体因两条河不稍歇的流动，尤其是密集的人类活动而鲜活了起来。从此岸到彼岸，或者来自远方，数不清的各类大小不一的船只，从强劲的蒸汽船到努力和风浪抗争的舢舨，它们交错而过，相互回避，以便准确地到达各自的目的地。港口离半岛的尖端不远，永远热闹异常；人们上船下船，背负着行李或货物。天黑后，从市区的高度上，只听得见人们的吆喝声混杂在浪花拍岸的哗啦声里。两岸的灯火一点点亮起来后，我们不免假想是天上的神仙，从银河观看着下界的美景。 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季，战争爆发七年之后，重庆市的疾速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虽然有七年的战争所造成的贫困，难民不断涌至，城市本身一再被摧毁又一再重建，保持了繁华的表象，发了国难财的新富们在这里如鱼得水。在等候迟迟不来的胜利期间，重庆有一种末代王国的气味，有如烧焦的废墟下尚未掩埋的尸体臭味。 娱乐区内的餐馆和茶馆日夜爆满。在肉麻粗俗得令人恶心的音乐里，喝得满面通红浮肿的客人伏案大嚼，试图在这一刻遗忘一切。也常见一些休假的美国兵，比一般人高出一个头，带着一名“吉普车女郎”，在酒吧之间流转。 首先吸引我们的是美国电影。我们像发高烧似的在电影街跑来跑去，一点也不在乎排在电影院前的长龙，看完了一场又赶下一场。只要进了电影院，就像跨进另一个世界，那个大洋彼岸的国度，多么惊人的神游!这是另一种空间，另一个生活步调，一种从自然和人的身上发出的无穷活力。我们惊讶于这种经得住一切考验的生命力，这种直接、义无反顾地面对生活的方式，如此任由过分饱满的精力爆发出来，如此无忧无虑的自信，以及这种战时的中国人几乎不能忍受的物质宽裕。我们进入一个用另一种类型的环境和建筑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居民和风景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他们有不同的需要，有另一类的满足，有其他的激亢、快乐，全都在一种无节制的变动中。电影明星们，不论男女，都过于光鲜照人，化妆得太完美无瑕而显得虚幻。他们似乎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人，而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新奇感是来自空间的差异，也是来自时间。中国人活在一个世纪，美国人又活在另一个世纪，要调换世纪或改变生活习惯都不容易。银幕上的爱情戏里，女人们忘情地施展魅力，长长的拥吻，刺穿了中国人腼腆的外衣。在黑暗的电影院里，人们承受着震撼，先是尴尬和惊讶，继而暗暗欢喜起来。他们感觉热血奔腾，深藏?想象里的龌龊念头浮出了表面。影片的内容若不是夸耀伟大的情操就是描写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不重要。透过布景和人物，我们得以在想象中，重新组合看过的美国小说，包括霍桑、杰克·伦敦、斯坦贝克等。 市中心的电影街旁有许多剧院。为了替我们和玉梅及戏剧圈的相逢做准备，我们也对正在上演的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剧院里演的是西化了的话剧，和讲究唱腔武打的传统京剧不同。在话剧里，不再有各种帮助演员演绎空间和时间的面具、道具及象征性的手势。戏剧在写实的布景前进行，时间有一定的长短。故事的情节紧凑，处理的主题比较接近现实生活。剧目里有一些外国作品——英美或俄国的，但主要仍是中国作家的创作。在观众热烈支持下，当代的剧作家们正处于创作的高峰。因为各地的人才集中于有限的空间里，出现了有利于戏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战争使得全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们都汇集到几个后方的城市：昆明、贵阳，尤其是重庆。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左派或属于“进步派”，演戏对他们而言并非儿戏。有的直接攻击现实问题，他们意识到正在参与一个非比寻常的历史时刻，在准备中华文化的复兴。 艺术创作的热潮，强烈对比着严格的查禁，以及秘密警察广大的监视网及镇压行动。多么怪异的情势，多么怪异的时代!重庆是战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这个中国的合法政府一面展开对日抗战，一面集中部分军队包围中国共产党长征之后的定居处——延安。抗战初期，以“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名义，国民党与共产党曾经合作过一段时期。共产党利用这段两党相安无事的时期，在农村和日本占领区有所发展。国民党政府有所警觉，于是基本上决定分裂，表面上仍然维持联合，也不得不允许一个共产党代表团留在重庆。他们便在当地积极展开各种活动，出版报纸、开书店、组织地下工作站。 这个代表团和知识分子、艺术家及美国记者们来往密切，赢得不少好感，并藉此使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拥有某种声望，连带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这样便形成了诡异的局面：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必须采取迂回手段方能镇压共产党。政府拨给秘密警察大笔经费，使它在各地拥有拷问处，以及精良的武器和众多的干部。秘密警察不分日夜地监视和追捕嫌犯，他们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便制造各种暗中逮捕的机会，嫌犯或者被送往集中营监禁起来，或者就此失踪。 但是对于渴望改变现状的人，这些都阻挡不了他们的热情。在这种恐怖统治下，胸怀理想的革命志士仍然暗地里互通讯息。他们即使从未谋面，也可凭借信号准确地彼此辨识。一个交换的眼神或微笑，好像在说：“啊，你是自家人!”然后义不容辞地卷入危险的地下运动。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战争结束前这短短几年，是一段宝贵的自由时期。中国这个长期在帝制统治下的国家，每当改朝换代时，总会在旧朝代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空隙中出现这样的时刻。此时，杰出的人才和英雄人物争相在各地冒出头来。他们奔波于广大的帝国，寻找其他同类，一起生活，甘苦与共。和古代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一样，四十年代的革命者也无惧于危险，起劲地过着他们的地下生活：秘密会晤、私下传递消息、无声地拥抱；外界的压力愈大，他们愈是昂奋，如同偷情的恋人，在惩罚的威胁下，益感刺激。 我们到“进步派”开设的书店或共产党经营的新华书局买书时，就感受到这种生活在恐惧中的刺激。秘密警察多半在书店对面租下房子以便监视，书店里也有便衣混杂在顾客中，等他们盯上的人一出门就俟机追捕。他们眼神闪烁，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其实很容易被识破。许多顾客明知有危险，但渴望阅读和碰见其他面孔的欲望那样强烈，仍执意到书店去。如果只是翻阅而不购买，危险就比较小，否则一本“红色书籍”便足够秘密警察当做证据了。虽然有风险，我和浩郎离开时，两人口袋里还是装了书。 一到外面，我们即加快脚步。浩郎低声对我说不要回头。走到一条热闹的大街后，我们停下来看一张电影海报，发现果然被一名特务给盯上了，尽管他和我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很醒目。 浩郎一面走一面说： “让我来教训教训他。” “得当心，他有枪。” “我会的。”他接着近乎愉快地说，“啊，这教我想起过去在文工团的时候，我们也碰到过这类人物。” “进这条巷子里去，”这个大胆的人说。“好了，就是这里。我躲到这个门后，你继续朝前走，走快一点，一副没事的样子。” 要抗议也太晚了，虽然我的脊背突然僵硬起来，腿也软了，还是尽量加快脚步。太阳本来就照不进这条巷子，重庆的雾远近驰名，在这九月初的下午，巷子已阴暗如夕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声闷哼，接着是人倒地的声音。我还来不及回头，浩郎就跑过来了。两人快步走出巷子，下了几级阶梯，到了一条大街上，混进人群中。背后晚了一步的两声枪响，被浓雾和车辆的嘈杂声给遮掩了，更像是在向我们的解脱道贺。 浩郎大笑着描述了一遍他方才施展的招数： “腰杆上一拳，下巴上再一拳，小腹上最后一脚!” 第二天，我们把这座令人又爱又恨的繁华大城市抛在脑后，踏上了旅途。 十八 继重庆之后，我们开始深入四川的偏远乡野。全部行程耗时一个多月。由于所带的钱很有限(政府发的助学金在中学毕业后就停了)，中途我们必须不时替人打零工换取吃住。除了碍于情势坐了几趟公车和船，我们都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凭着两条腿赶路。但是，没有任何阻力能使我们气馁。即将见到玉梅的喜悦，以及我们一路发现到的景观，对我们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经验，这是一趟启蒙之旅。我们往后一生都会记得，而且明白：这里和重庆一样，虽然有强大的传统压力和政权的监控，但由于它的不稳定，对当时整个中国和个人来讲，其实也是最为开放而焕发的时期。 除了童年时住过的庐山外，我对中国乡间的了解极为有限。浩郎则几乎都跑遍了。他对北方的黄土高原和江南的运河湖泊了若指掌。内陆的大陆型气候和差异极大的自然景观，它们高傲的神态和光彩夺目的美景，令他赞叹不已。 根本不必走访诸如峨眉山或二郎山等旅游胜地。因为这块土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完整地呈现它独特的样貌。深凹的红土山谷，血色的软泥，和它们穿插交错的羊肠小径，令人联想起原始土地的五脏六腑。小径像鞋带似的在山坡两侧错叠而上，在梯田中蜿蜒而行，或者直爬向顶峰，有的林木茂密，有的冒出凌空的巨石断崖。岩石上，叶片宽大的黄桷树阴下，可以一览无遗地欣赏山下的风景。诸色杂陈的山谷，参差不齐的丘陵，经常包裹在水光闪烁的稻田蒸发的氤氲云雾中。 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养活了八年抗战期间逃难至当地的中国人民。这块物产富饶的土地，生产种类之繁多和数量之庞大，令外地来的人惊讶不已。除了多汁香甜的水果，诸如橙子、柚子、广柑、水蜜桃、柿子和李子，更不用说遍地的枣子和甘蔗，另有颜色鲜明、气味强烈的各种蔬菜。它们的外观往往有一种放肆的性感。芦笋从叶子中冒出来，巨大的萝卜长满了须根，很像亢奋中的性器官。白菜由光滑的叶片包裹着，带着玉石和翡翠的颜色，有如富态的女子丰满的双臂；至于茄子和番瓜，它们浑圆发亮的外形，不禁令人联想到蹲在水边的洗衣妇古铜色的大腿。 这种天然的富饶更使人难以接受农民普遍的贫穷，他们是不公平的土地政策的受害人；即使如此，和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民比起来，已经算不错了。在某种程度下，战争对他们有利，农产品变得无比珍贵，但他们当中最为富裕的人充其量也不过小康而已。不论他们的生活条件如何，每个人一无例外地遵守待客的传统：大方地招待找上门来的旅客。尤其在农忙时期，对愿意帮忙做点农活的人，他们很乐意提供住宿。 我也观察到，这里的居民吃的是丰富多样的食品，无形中也被食物塑造出某种性格。农民很少有粗鲁无理的。插秧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精确的动作，也孕育了一个吃苦耐劳、心思细密的劳工族群。他们的说话声浑厚而有节奏感，具说服力的腔调使得所用的字眼饶有趣味，充满了很具象的形容词，和他们每餐少不了的干辣椒一样辛辣强烈。 我尤其忘不了向一户人家要开水，配吃中午的干粮这件事。我们敲门后，一名手上拿着长管烟斗的老人过来开门。浩郎问他： “老伯，能要一点开水吗?”一面指指我们放在那棵树下的背袋，“我们在那边阴凉地歇一下。” 他观察了一下两个赶路人疲惫的神色，热情地回答： “我的儿子和媳妇下田去了，我让孙女儿给你们预备开水送过去。”然后朝屋里叫道，“大妹子，烧点开水!” 当老农民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来送开水时，他看见我们正从袋子里拿出干粮，便主动提议道： “这里太热了，你们到里面来吃吧。我们已经吃过了，你们可以用桌子。” 我们坐下来准备吃饭时，女孩看见我们只有一些干馒头和烧饼，便跑进厨房里，不一会儿就端出一盘加了青豆和香葱的蛋炒饭。蛋炒饭香味四溢，配色协调，引得我们食欲大振。女孩被两个狼吞虎咽的陌生人旺盛的胃口感动了，又跑进厨房端来了一盘有名的四川泡菜。这类泡菜采用特别的腌制法，蔬菜保持原来的新鲜和颜色，漆了蓝色图案的泡菜罐子使得菜的色泽更为可人。一口蛋炒饭，配上一口香脆的白菜或萝卜泡菜，就是少见的地方美味了。最后一碗菠菜豆腐汤更是画龙点睛。这顿临时张罗的午餐，虽是粗菜淡饭，却是我们永志不忘的盛筵。 我们用餐时，屋主人打破他的含蓄，问我们： “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学生，刚念完高中。” “所以你们是读书人。很好，很好。俗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嘛。”然后，他又别有含意地笑笑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呢!” “那不一定啊!您瞧，我们活像两个流浪汉!” “以后会来的。在我们家里，一直梦想有个子孙能念书呢。是日子过得那样苦，田里的活儿永远做不完。再说，拿什么来付学费呢?我的祖父不识字，父亲也没念过书，我和我儿子还是一样不识字。” 老人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遗憾，遗憾未能过另一种生活。 稍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你们预备上哪儿去?” 我表示，我们要到N城找一个在戏院里工作的朋友。 “那很远啊。很好，很好。就像古人说的，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啊，演戏!不久前，下过一场大雨后，村子里请来了一个戏班子。两年前，我们碰到很严重的旱灾，谷仓里的东西都吃完了，差点儿要挨饿。今年又先有一阵子干旱，请来道士念了经，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求雨的法事。男人们在太阳底下一跪几个小时，不停地在龟裂的泥土地上磕头，地上全是死蝗虫。大家一起乞求老天爷降雨，用带刺的芦苇在裸背上抽打，都抽出血来了。最后，下雨了，好大的雨，就在那时请了戏班子来唱戏。这是最好不过的酬神办法了，他们唱得好着呢，不是吗，大妹子?” 女孩突然听见爷爷叫她，一时羞红了脸，老爷爷又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他们很快就把台子拆了，到别处去了。唱戏的人很特别，生活不正常，但是他们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欢乐……” 我感觉老人的眼里又闪过一抹向往另一种生活的遗憾。但他老早就已放弃这种念头了。他生于斯地，也忠于斯地，忠于这个祖先代代相传的土地——不计代价地守护着它，也为了在某个炎热的天气里，给路人一杯开水和一碗蛋炒饭。 获得这家人的好感后，我们决定停留几天。在这个初秋时节，农活是做不完的。浩郎适应得很好，体力劳动难不倒他。只见他打着赤膊，轻松地加入农事的行列中。我和他比起来就显得吃力多了。我只能做点粗活，帮着女孩和她的两个弟弟割草喂猪。吃过晚饭后，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大伙儿共同把脚浸在不时添加热水的大脚盆里，谈天说笑。 我们这两个路过的“短工”睡在猪圈旁的小房间里，要老半天才能习惯熏人欲呕的臭味。幸好房间朝向后院，吹来一点曝晒蔬菜和水果的清新气息。这些由女孩负责摊开在扁平竹篮子里曝晒的果蔬，有茄子、玉米、菜心、柿子、枣子和李子等。所有形状颜色各异的产品并列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菜圃。这个后院其实也是女孩的秘密花园，她经常要到后面喂猪。由于我们的小房间实在太闷了，床上又长了臭虫，便干脆睡在外面。 当我们必须再上路时，这家人都依依不舍。走了约一小时的路程后，绕过一处丘陵地时，我们听见一个尖锐的女声在唱着山歌。透过这个仿佛从远古传来的歌声，我们听见了中国妇女深藏的情感，不论是注定在封闭的山谷中度过一生的农妇，还是被迫生活在深宅重院里的名门闺秀。我们被这个愈来愈高昂的歌声所感动，抬起头来，瞥见丘陵顶峰上那名养猪女孩的身影时，就更难以自处了。我和浩郎知道，是我们身上“异乡人”的浪漫，牵引起了她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