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现实——一个新的标尺：城市的崛起

21 世纪的主导者既不是美国或中国，也不是巴西或印度，而是城市。今天大部分的世界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里，仅仅 600 个城市就占据了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三。到 2050年，世界上将有 70％ 人在城市定居——据联合国估算，为此我们需要再兴建 9000 座城市。驱使我们将城市作为主要地理单元的原因，不仅是席卷全球的巨大城市化浪潮，还有技术渗透的种种趋势和集体认同。正如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的那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市民主义”（civic-ism）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代替了民族爱国主义。“城市-信徒”（city-zen）成为了新的市民（citizen）。 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的普遍传播，当局和公民利用数据创建反应更快的政府机构、更动态的经济和更高效的服务——所有这些都驱动着城市的生成性。而将城市转变为生成性系统的关键角色包括：提供尖端的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的大型技术公司，雄心勃勃且拥有越来越多自主权的市长，促进社会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市民群体，还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结构的建筑先锋。 构建新的城市正在成为一门科学，同时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领域，它正在达到自殖民主义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规模。科技公司如 IBM，思科和西门子正积极竞争，以满足现金充裕的工业化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需要。他们共同建设着尚未在地图上出现的“智能城市”，如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和首尔附近的松岛。然而，随着西方公司向东方城市出售越来越多的实用知识，东方城市也将越来越有能力形成有销路的知识基础，在尖端领域内参与全球竞争。智能城市因而成为了混合时代中的“信息国度”：利用新的技术领域，它们在技商发展上跳跃到自己的民族国家之前，成为了世界经济中的自主节点。一个成功的国家，因此需要成为蓬勃发展的“城市节点”——城邦的聚集地。 “智能城市”以提供无缝服务和奢侈的生态平衡环境为前景，令人为之神往。在这样的城市中，我们将看到物联网（智能电网，摄像头，交通传感器及相关技术）作为一种实时治理的手段，和对可持续性的改善和先进的安全措施，被广泛应用。然而只有将信息支柱与那些能够促进政治参与度、经济增长和创造性生产力的价值——透明、包容和创业精神——相结合，智能城市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生成性的城市。 为了更好的适应和竞争，数百个已经建成的城市将对它们的技术进行升级。这些升级内容包括：绘制交通地图、对建筑进行生态化改造、通过电动汽车共享计划（包括可折叠汽车）连接各种交通方式、通过数字界面提供个性化的医疗保健等等。一些城市的突出表现，已经使它们成为了城市技商中的佼佼者。东京力图让自己成为地球上最大、最富有、同时最有未来感的城市。这一无与伦比的成就，显然也是东海对面的上海效仿的榜样。企业-技术治理下的新加坡，通过获取城市数据来方便服务，已使自己成为首屈一指的“生活实验室”。而在柏林，城市当局正在试验一个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共享平台。那些仅仅通过技术提升而成为的“智能”城市，同那些真正具有了生成性的城市之间的差别在于，后一种城市的市民能够通过反馈直接改善政府管理，并能利用具有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和数据，快速找到合作伙伴和商业化机会。例如，旧金山和纽约的居民，可以使用“移动社交网络”（根据个人资料的相似度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寻找合伙人，并获得为初创公司准备的众包形式的种子资金。 大部分世界人口，并不会很快住进像东京和新加坡一样的城市，了解这一点很重要。他们更可能生活在和迪拜的发展模式类似的城市里。迪拜的人口自 1960 年以来，每十年便上升一倍。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迪拜仍代表着短暂而狂暴的巨大扩张，但它的扩张同时也说明，迅速扩大的城市基础设施能以多快的速度创造“吸收容量”来容纳居民。生活在拉各斯、开罗和马尼拉的贫民窟中的数十亿人，需要新的住房、卫生设备和通信基础设施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然而即便是贫民窟也可以拥有技商。孟买的达拉维通过向全国出售铝矿、塑料、纺织品和其他可回收产品，已经拥有了估价 20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尽管它的基础设施仍摇摇欲坠，但快速增长的移动通信普及率，已经能够让移动扫盲计划、手机银行和一个“全民互联网”所带来的其他便利成为可能。在“全民互联网”中的人们本身即是基础设施，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所产生的数据可被用于改善相关服务。印度民间组织 MapUnity 从手机、警方无线电和安全摄像头所收集的数据，如果战略性地加以利用，将可以服务于从交通绘图到公共服务的一切方面。即便是贫民窟，也能成为“智能贫民窟。” 一个拥有相互连接的智能城市的世界，对数据黑客们来说，犹如美梦成真。生活在私人资料由政府和其技术承包商为你保管的智能城市里，真的安全吗？大卫·布林在他的著作《透明的社会》（1998）中，预见了智能城市关于隐私权的争论：在书中的“控制之城”里，政府独自掌管一个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而在“信任之城”，数据的获取和共享由公民自己掌控。避免前者而实现后者，将需要全体城市-信徒参与起草“城市权利法案”——这将同任何国家的宪法一样重要。 对城市复杂性的管理，将把市长提升至巨星的地位。迈克尔·布隆伯格，鲍里斯·约翰逊和其他优秀的市长，常被称呼为“城市 CEO”。如果考虑到城市人口的数量，以及因不满而导致的潜在暴力因素，当市长的困难程度堪比治国。而当需要对从垃圾收集到医疗保健的一系列公共服务作出快速反应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方面，甚至连各国政府都可能失败。城市里可行的政策试验和创新，放到别处，就可能会因为政治原因而无法实行。比方说，市长们能够以他们的全体城市-信徒居民为考量，并采取特有方式整合他们的意见和技能，而这些方式是党派联邦政客们想都不敢想的。这一切，使得市长们成为带领出生成性政治系统的关键人物。这个系统将可以利用技术，将边缘人群转变为利益相关者。 另一个与城市生成性有关的重要维度，必然是可持续性。城市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明显，而且增长最快的文明足迹，遍布各大洲的自然栖息地。在对现有的城市世界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同时，我们必须听一听圣达菲研究所的教授杰弗里·西的建议：建立在相同资源消耗率上的城市增长，将需要一个来自技术创新的阶跃性变化：这就相当于说，不是在相同的跑步机上跑更快，而是要跳到新的跑步机上。 由建筑学和生态学结合而成的“生态建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朝着更“绿色”的方向发展。建筑师雷切尔·阿姆斯特朗正在研发的“负碳”建筑设计，其原理是使用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和化学细胞（“chells”）的混凝土从建筑中获取能量，再将它们回馈给电网。以这些原理为基础，可以建立起许多新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想象一下，正有千百万的中国人从他们被污染的海岸线，迁移到西伯利亚中部（全球变暖正让那里的农业开始复兴）。今天的生态慈善家，也可以成为托夫勒夫妇笔下的“建筑工程师”（architect-engineers），例如得克萨斯人艾德·巴斯 和“生物圈二号” 的主管约翰·艾伦（John Allen），他们主张大规模地建造生态平衡的定居点。建造这样的绿色城市，将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和生成性的关键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