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战备工作紧张进行,据说苏修在外蒙屯兵百万,有40多个机械化步兵师,一天就能打到北京。 为了更好地备战,北京军区及下属内蒙古军区、锡盟军分区都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团里也成立了战备值班连,并要求各连成立一个战备值班排,也就是武装排。10月19日下午,全团各连紧急传达当日清晨林副主席签发的准备打仗的命令,我们听后热血沸腾,看来中苏大战迫在眉睫。 听锡林浩特知青说:二连浩特的边防军全剃了光头,写好遗嘱,验了血型,每人准备了3天的干粮。 指导员宣布连队所有人员调动一律冻结,探亲假一律停止,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的大礼拜也无限期取消。 林西来我们连盖房的包工队,赶忙收拾行李回家,不敢再呆。一些农工家属害怕打仗,内地有亲戚的,纷纷投奔亲戚,内地没亲戚的,偷偷转移东西,准备轻装逃跑。但紧接着,又下传了团部命令,禁止一切人员外流,指责这些人贪生怕死,传播恐慌情绪,动摇军心。 战争来临,只有我们兵团战士高兴得要命,终于有机会报效祖国了,有机会战死疆场了!从小学起,就憧憬着这一天。我们盼着苏修的坦克快点过来,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心想打仗立功的中国知识青年。我们可不会外流,让走也不会走,我们是自己主动跑到这儿来的。 听说各连队发枪,不全都有,要符合政审条件。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担心没自己的份儿。因为父母都还没解放,政审可能通不过。 当老姬头的马车从团部把几绿木箱步枪拉回,全连人都竖起耳朵,捕捉着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琢磨着自己的情况,总觉得很有点悬。除了出身不硬外,和连里的一帮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他们都是沈指导员的红人,你得罪了这些人就等于得罪了指导员。 连里当时有4个山头。复员老战士是一个,锡林浩特知青是一个,北京知青是一个,天津知青是一个。但天津知青岁数都小,又是新来的,连里的各个位置还没他们的份儿。相比之下,复员老战士和锡林浩特知青都受重用,连队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他们。 锡林浩特知青稳重,能吃苦,工作踏实,老实听话,颇受指导员赏识。细细回想,我们7连的锡林浩特知青有几个共同特点。 一、对领导,他们是不管对错、正邪、善恶都靠拢,都服从,领导放个屁都是香的。 二、对挖肃,他们相当温和,又挖又不使劲挖,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留个好印象,将来谁上台都能沾点好处。 三、为人,他们不习惯说自己心里最深处的话。你跟他接近一年,哪怕是跟他睡一被窝,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可还有很多话藏在肚里不说。 比如配种站的郑捍东,一憨头憨脑的四眼儿。他向我指天发誓,一点儿也不想女的,一丝丝都不想。我不信。他表示敢向毛主席保证,从来就没这方面的念头,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说得那么虔诚,信誓旦旦,这就让我怀疑他表里不一,不坦诚。他在配种站,整天张罗着公羊干母羊,再晚熟,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除非他有病,或给劁了。 没兵团之前,北京知青在当地很牛,我们的出身、阅历、能力、胆识、素质确实非当地人所能比,场里头头儿对我们有点另眼相看,锡林浩特知青可能感觉到了这一点,自然不太舒服。现在兵团了,锡林浩特知青的稳重、踏实、实际、人缘都发挥了威力,受到重用,成了指导员的高参,我们却尝到了被冷遇的滋味。 顺便介绍一下几个典型的锡林浩特知青。 连部会计陆彬,宝昌人,和我岁数一样大,却比我稳重多了,小分头,络腮胡子。他寡言少语,喜欢文学,刚开始对我相当友好。但总觉得他是冲着母亲才对我好的。他浓浓的、黑油油的小分头和大胡子里深不可测,似乎每一根毛儿下面都隐藏着一分世故,故我始终跟他保持着距离。一次他来到我蒙古包,到了开饭时间,也没给他做饭,只熬了锅小米粥,把他气得够呛,他少不了在指导员面前说我坏话。 楚继业,连部文书,能说会道,知识渊博,脑子聪明,记性特好。你跟他辩论时,他总能把你过去说的话全都翻出来,用你自己说的话攻击你自己,这一招儿相当厉害。在校时,曾是个造反派的小头头,醉心于当领导,善于在当权派中穿梭斡旋,可惜脸上有不少麻子,影响了他升官儿的速度。 郭北,宝昌的小县官儿出身。瘦长个儿,爱聊天,爱热闹,爱和人开些黄色玩笑,爱交际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双澄澈的大眼睛,看着你时,赤诚得像一条忠实的狗。他能当面对你很好很好,背地里却狠狠骂你。我一直很感激他,因为我一人在牧区生活时,对我热情又关心。可后来,发现他整个一两面派,汇报了我,还让我察觉不出来,认为他对自己很好。他直爽,有股豪气,这一切的后面是精于对自己利益的权衡……特会跟领导搞关系,兵团一接管就当上了胶轮拖拉机司机,能热情帮助别人干事。 小四川虽属于锡林浩特知青,其实没有文化,等于是四川农村的农民,到内蒙古投奔他哥。这是个浑球儿,谁也看不起,谁也敢骂,自己瘦得像瘪三,还老爱跟人动手打架,挨了无数次揍,嘴头子还硬,关键是他有个哥哥在盟军分区当营长,使他耀武扬威,牛得不行。 我们北京知青爱提意见,不盲从,敢说敢干,锋芒毕露,跟锡林浩特知青的作风迥然不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对小地方人的那种敬畏权势,崇拜权势,阿谀权势,成天围着当官儿的转,很看不惯。你没事就往连部跑,泡在那儿干什么呢?除了天南地北地聊,肯定要谈连里的人,肯定要说自己不喜欢人的坏话。否则,若不向指导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指导员有那么多工夫跟你们泡在一起吗? 我不在乎谗言坏话,不在乎当班长排长,不在乎进不了那一帮常去连部人的小圈子,就希望能发我一枝枪,能上战场,这是从童年就开始有的梦想。 可惜我这嘴皮子不顶劲,没法找指导员说说,把自己对枪的热爱,对保卫祖国的渴望,向他倾诉倾诉。 你看看四周吧!……为了能得到枪,知青们都绞尽脑汁,鬼鬼祟祟地找指导员央求。说鬼鬼祟祟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也学会了这法子,增加了自己的竞争难度。 天津女知青李晓华大晚上的赖在指导员家不走,嘻皮笑脸,非要指导员答应给她枪; 山顶送给指导员小孩一特大个的主席像章,通过指导员小孩,迂回地给指导员拍马屁,还替指导员刻了一老大图章--他有刻章技术; 雷厦将自己从北京带的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丸送给指导员,希望指导员高抬贵手,照顾一下,他出身不好,比较悬,格外卖力争取; 金刚以为就要打仗了,把自己带来的一些书给家里寄去,结果被恨他的人抓住,说他害怕了,苏修还没过来,就坚壁东西,准备逃跑……把他气得说不出话……马上写了血书,表示愿意战死在内蒙古疆场,恳求授给他枪,要与苏修决一雌雄。 现在沈指导员那凶恶的外表,也觉得可以容忍,溜他、舔他都认了。指导员走出屋时,根本不用开门,早有知青腾地从后面蹿到前面,躬腰为他打开。男女战士们都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跟指导员套近乎,谁都明白,连里指导员说了算,只要他点头,不愁发不上枪。 珍宝岛开战,硝烟弥漫,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身处祖国北疆,没有枪怎么保卫祖国? 在大战前夕,能被授枪,说明你忠诚可靠,特有光荣感,告诉父母、同学、朋友多风光。回想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为了搞枪,花了多少精力,付出了多少代价!却屡屡惨败,现在,战争乌云密布,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但我和那帮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不大好,这些都是指导员重用的骨干,为此与他们缓和关系也来不及了,真头疼啊。 还有,自己不善言谈,说话直棒棒,毫不可爱,找指导员面谈,肯定要砸锅。 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只有写血书。听说志愿军战士为了申请必死 无疑的战斗任务,有人敢把自己的小手指剁下,献给领导。我们的血书曾感动了 盟军分区赵司令员,这次写血书,也说不定能感动了沈指导员。 反正我还从没跟指导员发生过正面冲突,他不至于为我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不好,而无缘无故地拒绝我。 那天,我钻进一刚盖好,还没人住的空房里,站在满是碎土坯的屋中间,用杀羊的电工刀给自己左手指头划了一刀,把血洒在事先写好的纸上: 敬爱的连党支部: 我噙着眼泪向领导恳求:请发给我一枝枪吧! 从小到大,一直憧憬着枪,想往着枪,渴望为保卫祖国做一点事情。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内蒙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站在最前线,尽到一个革命青年应尽的义务。我戴上眼镜视力是1.2,完全能胜任战斗的需要。 敬爱的连党支部,请批准我的请求。 林胡 1969年11月X日 血书不长,纸上溅着数个血点,老大老大,还有放射状的血线,格外醒目。 我喜欢来内蒙古,就因为这里是苏修进攻我国的必经之路,是首要的战场。苏联的卫国战争诞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中国的这场卫国战争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一场大战中,我能参加,并有机会像董存瑞、黄继光般的英勇一场,让自己平庸的生活里有几段传奇战斗经历,那也不辜负自己这短暂的生命!我就怕自己一生无惊无险,庸庸碌碌,平平淡淡。 雷厦、吴山顶、金刚等也都写了血书。听文书讲全连为申请发枪写血书的有近三分之一。 有些人怕申请了不批,到时脸面上难看,就偷偷摸摸地写,谁也不让知道。年轻人血热血多,都希望能在这个时刻,用自己的热血感动指导员。这一片片血迹,代表着一颗颗心。 复员兵们对此大惑不解。 马慈爱说:"老子站了3年岗,枪都摸出了茧子,白给我都不要。" 王连富说:"都是吃饱了撑的,真要打仗了,还愁没有枪?到时候,不要也得要哩,哼,由得你?" 此时此刻,为了发到枪,我们北京知青又努力与锡林浩特知青缓和关系。隐藏起对他们的真实看法,硬着头皮跟他们打招呼、聊天、玩儿牌。北京捎来什么好吃的,也给他们吃……暗暗希望他们能在指导员面前少讲我们几句坏话,美言美言。 有枪是一种政治荣誉,不能不计较。 为了达到目的,多高傲的人都在指导员的权力下面深深地低下头。像雷厦,过去见了指导员没话说,现在见了指导员彬彬有礼。 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终于宣布了一长串武装人员名单:……金刚是机枪第一弹药手;我是机枪第二弹药手;雷厦因为放连部马群,不发枪;山顶在炊事班工作,也没有给。 争了半天,写了血书,北京来的男生却没一个人正式授枪。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激动兴奋!他们谁也不曾写血书,很多人却发了枪。 连里值班排就是一排(男生排)。班长是55式冲锋枪,战士是7.62(当时半自动还不普遍,连里全是苏制的7.62旧枪),全放在自己宿舍里。我们没枪的望着有枪的人无比羡慕。他们忙着到团部照相,给家寄;整天拆了装,装了卸地鼓捣;背枪时,满脸得意之色…… 平时不发子弹,只有夜晚上哨时,才给3发。我们没枪的虽享受不了发枪的荣誉,夜里却照样站岗,每人都排了班,跟有枪的一块上哨。 不过,我对能当个机枪第二弹药手还是感到非常高兴。打仗时,机枪是敌人瞄准的目标,是最危险的岗位。《上甘岭》电影里,战士们争着抢着打机枪,只好排队,死一个,上一个……所以,当上机枪弹药手也很光荣。这是敌人要首先消灭的目标,死亡率最高。 把我分配在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害怕,特自豪。 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我很骄傲地通报,自己成了机枪第二弹药手,美滋滋的。我们家里的所有孩子中,还没有一个是兵,现在我成了机枪弹药手,正经八百是个战士了!尽管给人扛弹药,在我们家里也算是头一个。 等最紧张的一个月过去后,中苏也没有真的打仗,紧张兴奋的心开始松弛。隐隐感觉这次发枪反映了指导员对我们北京知青的态度……忧馋畏讥,心情开始沉重。 出身有问题的人,就配背弹药?就配做饭喂猪?就配放马?出身呀,出身呀,真是厉害! 兵团里非常重视出身。锡林浩特知青都出身好。 在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的时刻,正是父母处境最不好的时候。据说父亲有叛徒嫌疑,母亲被揭露出是个假党员,让我一想起来心就烦。 但眼红也没用,不必悲观。我出身虽有问题,骨头可还没垮,看不起整天围着当官儿的点头哈腰,溜须讨好。 只好以此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