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送到树上去 ——卡尔维诺《 树上的男爵 》读后 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在仰望一片茂密的树林时，发现粗壮杂乱的树干酷似一条条小路，树干之路是幽暗的，弯曲的，当它们向四面八方延伸，一种神秘的难以勾勒的旅程也在空中铺展开来。是光线的旅程？还是昆虫、苔藓或者落叶的旅程？许多从事文学和绘画创作的人都可能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但卡尔维诺慧眼独具，他看见了别的，他还在树上看见了一个人和他的家园。很可能是一瞬间的事，灵感的光芒照亮了卡尔维诺。这一瞬间，作家看见了“树上的男爵”，他正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去，那个在树上跳动的人影，正是作家守望的“人物”——所谓灵感来了，很多时候说的是人物来了。 有个人爬到树上去，不是为了狩猎和采摘，不是孩子的淘气，不为别的，是为了在树上生话！读者们无法忘记《 树上的男爵 》，其实是无法忘记一个爬到树上去生活的人。小说家从来都是诡计多端的，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千奇百怪，套用如今商界的广告营销战略语汇，越怪越美丽，乖张怪戾的人物天生抢眼，印象深刻自然是难免的，但爬到树上去的柯西莫超越了我们一般的阅读印象，这个人物设置至今看来仍然令人震惊，在文学史上闪着宝石般的光芒。 《 树上的男爵 》出版于1957年，此时距离卡尔维诺的成名作《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发表正好是十年时间，距离他的另一篇精彩绝伦的作品《 分成两半的子爵 》则相隔了五年时光。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青壮年期的十年时光应该是一段河流般奔涌的创作史，可以泛滥成灾却不允许倒流，而卡尔维诺似乎是斜刺里夺路狂奔，背叛自己的同时也脱离了保守的意大利的文学大军。卡尔维诺脱颖而出之时正是意大利二次大战的疮疤渐渐结痂之时，（ 而他早已经在《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中触及了那块溃烂时期的疮疤 ），战争年代他在破败的街道和酒馆里体会意大利的悲怆，在和平年代里他有闲适的心情观察祖国意大利了，结果从树上发现了自己的祖先。从开始就这样，卡尔维诺善于让人们记住他的小说。即使是在《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中，人物也是不易忘却的，一个孤独的男孩，被同龄的孩子们所抛弃，却被成年人所接纳所利用。没有人会忘记男孩的姐姐是个妓女，而且是个和德国军官睡觉的妓女。我曾尝试拆解小说中的人物链条：皮恩——姐姐——德国军官—游击队。感觉它像一种再生复合材料，可以衔接无数好的或者很平庸的情节、人物关系。（ 由此有了皮恩偷枪的故事，有了皮恩和游击队营地的故事 ），这个人物链所滋生的小说材料是多快好省的，但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有过于讲求效率的职业手段都有一定的危险。《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也如此，看似牢固的人物链后来不知怎么脱了链，小说渐渐发出一种机械的松散无力的噪音，也许是从皮恩越狱后碰到“大个子”开始的，一切细节几乎都在莫名其妙地阻碍小说向辉煌处发展。我们最后读到了一个少年与游击队的故事，加上一把枪，很像一部二流的反映沦陷的电影。 一个过于机巧、科学的人物链对于具有野心的小说也许并不合适，而作家也不一定非要对“二战”这样的重大题材耿耿于怀，卡尔维诺对自我的反省一定比我深刻。五年过去后意大利贫穷而安详，卡尔维诺写出了《 分成两半的子爵 》，单就人物设置来说。已经抛弃了人们熟悉的模式，十年过后《 爬在树上的男爵 》应运而生，令人震惊的卡尔维诺来了。 卡尔维诺来了，他几乎让一个传统的小说世界都闪开了。让亲人们闪开，让庄园闪开，甚至让大地也闪开，让一棵树成为一个人的世界，让世界抛弃孤独者。也让孤独的人抛弃他人的世界，这是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对小说人物的设想，也是他文学生涯中一次最决绝面勇敢的小说实践。 少年男爵柯西莫可以为任何一个借口爬到树上去，不一定是为了拒绝吃蜗牛。反叛与拒绝在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和实际生活中一样多，但卡尔维诺是处心积虑的，爬到树上去，爬到树上去——这声音是圣洁的，也是邪恶的，是人们能听见的最轻盈也最沉重的召唤。不仅仅是为了反抗，也不是为了叛逆，当一个孩子任性的稚气的举动演变成一种生存的选择之后，这个故事变得蹊跷而令人震惊起来。读者们大概都明白一个不肯离开树顶的少年身上隐藏着巨大的哲学意味，但每个人也都为卡尔维诺惊世的才华捏了一把汗，他怎么让这出戏唱完呢，柯西莫将在树上干些什么？柯西莫会不会下树，柯西莫什么时候下树？（ 大家都明白，柯西莫下树，小说也该结束了。 ） 卡尔维诺不让柯西莫下来，柯西莫就下不来。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依赖于作家顽强的想象力，也依赖于一种近乎残忍的幽默感。柯西莫在树上与邻居家的女孩薇奥拉的糊涂的爱情在人们的预料中，但他在树上与大强盗布鲁基的交往和友谊在小说中却又是奇峰陡生，布鲁基这个人物的设置同样让人猝不及防，他是个热爱阅读的浪漫的强盗，他强迫柯西莫给他找书，而且不允许是无聊的书，一个杀人如麻的强盗最后被捕的原因也是为了一本没看完的书，更奇妙的是布鲁基临刑前还关心着小说主人公的下场，当柯西莫告诉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被吊死的，这个沉迷于文字的强盗蹋开了绞架的梯子，他对柯西莫说，“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 卡尔维诺放大了柯西莫的树上世界，这个人物便也像树一样长出许多枝条，让作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柯西莫在树上走来走去，从十二岁一直走到年华者去。“青春在大地上匆匆而过，树上的情形，你们可想而知，那上面的一切注定是要坠落的：叶片，果实。柯西莫变成了老人。”老了的男爵仍然被作家缔造神话的雄心牵引着，沿着树上世界一直走到了遥远的森林里，传奇也一直在延续，树上的男爵亲历了战争，最后见到了拿破仑。作为真正的传奇，小说的结尾无情地挫伤了读者的热望和善心，柯西莫再也没有回到地上来，垂死的柯西莫最后遇到了热气球，奇迹开始便以奇迹结尾，我们最后也没等到主人公回归，小说却结束了。 请注意作家为他的人物柯西莫撰写的碑文，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物，也帮助我们勾勒了卡尔维诺塑造这个人物的思路：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这碑文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对卡夫卡《 变形记 》的读解：变为昆虫——体会人的痛苦——无处生活。 最汹涌的艺术感染力是可以追本溯源的，有时候它的发源就这么清晰可见：树上有个人。在我看来，《 树上的男爵 》已经变成一个关于生括的经典寓言，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卡尔维诺的树也成为了世界的尽头。然后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课堂式的问题，你觉得是哪一步棋造就了这部伟大作品的胜局，如果有人问到我，我会这么回答，其实就是一步险棋，险就险在主人公的居所不在地上，而是在树上。 总是觉得卡尔维诺优雅的文字气质后隐藏着一颗残酷的心，细细一想豁然开朗：有时候一个作家就是统治人物的暴君，对待柯西莫这样的人，放到哪儿都不合适，干脆把他送到树上去！ 流水帐里的山峰 读雷蒙卡佛（ RAMOND CARVER ）会读出怪事来，不喜欢的人会认为这是个记流水账的作家，记得很固执很细腻罢了。这种歧见尚属正常，如果不喜欢卡佛的遇见个喜欢的，如果前者就小说的流水账倾向质问后者，恐怕后者一时会抓耳挠腮，对某种流水账的满腹爱意就像暧昧的心理异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怪就怪在这儿，卡佛的好处其实很难用严谨恰当的文学语言去赞美的，以我的一己之见，说服一个乐观主义者赏识卡佛是徒劳的，说服一个崇尚经典文学价值体系的鉴赏者去热爱卡佛同样是徒劳的，卡佛其实就是一个记流水账的人，只不过那是一本男人的流水账，可以从低处往高处流。卡佛对文学样板的叛逆也是离奇的，别人努力从高处叛逆，他却是从低处开始。他几乎只用中学生的语文词汇写作。他抓紧了现实生活去写，几乎放弃了虚构带来的种种文字便利——这怎么就好？还是不能说服人，惟一可与我文章主旨匹配的说法是：卡佛可以令人把小说和现实生活混在一起，这种混淆感是有魔力的，也许由于卡佛的故事大多不成其为故事，更多是一种生活场景的有机串联，人物的心情在这种串联中便像乌云遮盖的山峰一样凸现出来了。 所以读卡佛读的不是大朵大朵的云，是云后面一动不动的山峰。读的是一代美国人的心情，可能也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中国人的心情。 没办法，只能将比喻用在讨厌比喻的卡佛身上了。要谈论这个被封为简单派的作家一点也不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卡佛的创作标签是醒目的：关注日常生活，文字简洁朴素，几乎排斥所有的修辞手法，但你最终会发现你准备的标签贴完了，卡佛仍然面目不清。 卡佛在写作上是有洁癖的，洁癖体现在他对许多正常的小说元素的排斥，除了修辞上的戒律，他大概极其痛恨对景物、心理之类东西的细致描写，我们做一种不严肃的猜想，如果有人请求卡佛去像肖洛霍夫那样描写顿河上的“苍白的太阳”，或者让他参照他祖国的大师福克纳去写白痴昆丁在忍冬香味中的心理流，卡佛也许会说，那你让我一头撞死算了！卡佛其实一直在挑战人们的阅读趣味，除了人物，该写的不该写的他都不写。所以当我们要谈论卡佛也只能从他笔下的人物着手——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卡佛的创作来源几乎是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发生论的一次证明，一切都与个人经历有关。这样我们不得不简单谈一下卡佛的短暂的不如意的一生，他的研究者告诉大家，卡佛当过锯木工、送货员、加油工、门房，他十九岁娶了未婚先孕的妻子，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迫做了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卡佛后来抱怨他从没有享受过青春。卡佛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如何在无意中成为了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宣传品，他是如何自然地利用自身经历中的资源，成长为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但是创作的发生是一回事，作品却是另一回事了。不该被忽略的是卡佛笔下的美国人，他们身上散发的是卡佛本人的令人焦虑的那一丝酒气，它既不代表沉沦和悲剧，当然也不暗示大众印象中的积极开拓的美国精神，那一丝发苦的酒气，最多代表某种郁郁寡欢的心情。是的，卡佛小说中的男人大多是郁郁寡欢的，让人联想到作者本人，他的工人般粗砺的外表和敏感的内心世界。他对失败的男人形象的热衷几乎令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自恋，一种诉诸于文字的自我性格和命运的分析报告。 到处都是失败的男人，到处都是麻烦缠身的男人，到场都是要舔伤口却找不到自己的舌头的男人。在卡佛的成名作《 请你安静一点好不好 》中，男主人公与妻子的紧张关系一开始虽没有明显的征兆，但是有非常隐晦的暗示的，雷夫看见妻子穿白衣服戴红头巾站在阳台上时，联想到某部电影中的一幕场景。“玛丽安在戏中，可是他没份。”雷夫在诱逼妻子回忆她的那次红杏出墙的经历的同时，再次感到妻子在电影中，只不过这次他由于受辱而暴怒，绿帽子丈夫的角色使他有份闯入了戏中，雷夫离家出走后的表现很有意思，他去跟人赌博了，钱输光了，还莫名其妙挨了人打，然后作为一个全面受伤的男人回了家，回家后的表现更具深厚的意味，他在愤怒和沮丧中一遍遍让内疚的妻子住嘴，“请你安静一点好不好？”他妻子安静了，妻子最后安静地向丈夫的下体伸出一只手，结果一个顺理成章而又发人深省的结果出现了，丈夫也安静了！那对夫妻暂时好了，读者却怎么都觉得不好，尤其男性读者，似乎就是前面我所说的感受，最后是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挨了卡佛的一记闷拳。 到处都是因受伤害而变得敏感的人，到处都是因为敏感而更加不幸的人，到处都是对生活失望的人，到处都是令他人失望的人，到处都是脆弱的融洽和深深的隔阂。《 羽毛 》中的叙述者怎么也记不住他的朋友兼同事巴德的妻子奥拉的名字，但他和女友还是被邀请去巴德家做客了，两对甚至两对夫妇以上的男女聚在一起的场面在卡佛的短篇小说并不少见，比如《 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 》，但《 羽毛 》里的两对男女聚会的开始也是告别的开始，一晚上的聚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可以说什么也没发生，也可以说什么都发生了。巴德家养了一只美丽的孔雀，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这婴儿起初是在幕后哭着，奥拉无意把婴儿抱出来，可是“我”女友佛兰出于女性交际的本能坚持要看看可爱的婴儿，结果就弄出了事情，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婴儿当然预示着某种危险，是一个丑陋的怪婴！随着这怪婴的曝光，巴德夫妇的创痛也彻底地展示在“我”和佛兰面前，可是切记参观别人的创伤是要付代价的，这难得的家庭聚会成为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谁也见不到谁的孩子了，从此只有几根孔雀的羽毛作为“我”和巴德友情的见证。在另一篇小说《 卧铺车厢 》中，另一个经不起伤害的男人梅耶坐穿越法国的火车去看八年未见的儿子，但这次旅程因为一次意外完全失去了目标，梅耶的手提箱被小偷偷走了，于是乌云忽起，我们看见的是只有卡佛先生能准确描绘的一种男人，这种男人在遭受不幸的时候作顺流而下的选择，让不幸延续下来，梅耶就是这样，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车站上看见了等候他的儿子（ 已经是一个年轻男子 ），但是他不下车！他怀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哀伤、恐惧和来历不明的愤怒和复仇心拒绝了那个车站。他留在火车上，居然很快对法国乡间景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导演罗伯特?阿特曼曾经把卡佛的九个短篇和一首诗拍成了电影《 捷径 》，他说，“我把卡佛所有的故事当作一个故事”，这当然是典型的导演使用小说的“捷径”，不过这个说法启发了我，我假设把卡佛笔下的所有人物当一个人，那么他是谁呢？无疑他是卡佛自己，这不能怪我思维老套，所有完美的虚构都会令人生疑，怀疑作家是拿自己的灵魂与什么什么神或者什么什么魔鬼作了交换。 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如果说他“杀人不见血”有点夸大他对读者的精神压迫的话，说他拿着刮胡子刀片专挑人们的痛处可能比较被人赞同。有批评家论及卡佛的世界观，说是黑色的。怎么会呢？那是把追求简单叙述的卡佛一起简单化了，我反而觉得卡佛是个很复杂的作家，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我一直试图用标准的评论腔调总结我对卡佛作品的印象，结果却不好意思写出来，竟然都是些不通顺的自作聪明的网络语言： 比如绝望的希望，消沉的力量啦，比如温和的剧痛，无情的缠绵啦，比如干净的罪恶、简单的复杂啦，诸如此类，卡佛在天之灵听见，一定会让我搞糊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