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是个老实的知识青年。 因为老实、年轻,而且有知识,上司便喜欢他,将许多机密的公事和机密的私事都交给他办,他也确实能够办得妥妥当当,于是上司越发地喜欢他,便把一些更机密的公事和私事也交给了他,他还是能够办得妥妥当当。一来二去,上司便将他当做子侄一般看待,命令他回乡把太太接过来团圆,并命令庶务科替他准备了新房和一切应用物品。 然而,余则成在家乡并没有太太。 因为老实和组织上严格的纪律,余则成这些年甚至连个恋人也没有,不过,在他的档案里,他却是个有太太的男人。六年前他在重庆投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干部训练班的时候,中共党组织曾为他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自传材料,其中特别提到了他的太太还留在华北沦陷区,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有家室的男人才容易赢得国民党人的信任,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党善于挖掘对手的弱点,当时余则成对党组织的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今,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跟随上司来到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上司任少将站长,他是少校副官兼机要室主任。光复之后的财源广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让站长一连娶了三个女人,建了三处外宅,并且联想到他的心腹余则成已经离家六年,便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有了这次接家眷的事。 因为余则成近几年的身份、职位过于重要,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甚至连与他的单线联系也掐断了,现在他只能通过秘密联络点把这个新情况向党组织汇报。他与组织上的同志们已经一年多没见过面,虽然心中时时思念,但他知道必须抑制住这份感情,革命毕竟是一项有纪律的事业。很快,组织上回信说需要他的一张旧照片和五天的准备时间。到了第六天,他在联络点拿到了一个大信封,里边有一张已略显破旧的大红婚帖,另外一张是印着“百年好合”金字的结婚证,角上贴着贰元陆角的印花税,下边盖着当年日伪县政府的大印和县长的私章。结婚证中间贴着照片,男的是他的那张旧照片翻印的,女的粗眉大眼的不难看。一番检查过后,他发现这个证件制作得极其精致,联银券的印花税票是真品,县政府公章的雕工无可挑剔,照片的翻印和修版也做得非常地道,不会被任何人看出破绽。他很感激组织上为他的安全费尽心力,因为,他们一定知道军统局的那班技术人员相当厉害,如果留下一丝破绽,他连逃跑的机会也没有。 到了第七天,站长说要给余则成派个司机,让他见面后踏踏实实地与太太说说话,边开车边说话毕竟危险。不想,特勤队的队长老马听见了这话,立刻自告奋勇,说是往日没机会巴结小余,今日总算逮着个借口,不可放过。然而,余则成平日里防范最严密的就是这个老马,他是出了名的鹰犬,站里跟踪、搜查、抓捕、刑讯、暗杀等所有可怕的工作都归他负责,而且他是中校军衔,没有替余则成当司机的道理。站长见老马这样表示却挺高兴,说你们俩都是我的心腹,正应该多多亲近。 于是,一个特务头子和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便一同上路了,去接那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女人。 车到宝坻县临亭口,他们看到路边停着辆马车,车夫抱着鞭子蹲在车后打盹儿,车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年轻女人怀里抱着包袱,粗眉大眼,但比照片上要难看一些。余则成下车冲着老太太叫了声“妈”,这才给老马介绍说这是我的岳母、这是我的同事。老太太攥着烟袋向老马拱了拱手,老马中规中矩地鞠躬,说您老人家可好,又从车里提出两匣子点心四瓶酒放到马车上,说这是小辈孝敬您的。 车夫从后边转过来,卸下行李往吉普车上装。余则成在他走过自己身边时,伸手拉住车夫的后襟,说你一切要当心,其实他是为了把车夫翘起的后衣角拉平。方才车夫躲在马车后边,手一定是未曾松开过插在后腰上的手枪。 回程的路上,余则成告诉老马他太太叫翠平,翠平也跟着叫了一声大哥。老马问:“你婆家人怎么没来送?”余则成说:“家中已经没有人啦。”老马骂了一声“日本小鬼子真他妈的不是东西”,便不再开口。 在后座上,余则成伸手去握翠平的手,翠平瑟缩了一下,便任由他握着。于是,余则成在她的手掌中摸到了一大片粗硬的老茧,也发现她的头发虽然仔细洗过,而且抹了刨花水,但并不洁净;脸上的皮肤很黑,是那种被阳光反复烧灼过后的痕迹;新衣服也不合身,皱皱巴巴的也不合时宜。除此之外,她身上还有一股味道,火烧火燎地焦臭,但绝不是烧柴做饭的味道。汽车开出去二十里之后,他才弄明白,这是烟袋油子的味道。于是,他便热切地盼望着这股味道仅只是他那位“岳母大人”给熏染上的而已。 平日里,余则成的嗜好只有一样,便是收藏文房四宝,而他最厌恶的东西也只有一样,就是吸烟的味道。他对吸烟的厌恶情报站里的人上下皆知,即使是站长召见他也常会很体贴地把那根粗大的雪茄烟暂时摁灭在烟灰缸里,而像老马这种出了名的老烟枪居然一路上一根香烟也没吸。但是,他与组织上分手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新接手的领导并不知道他的这个毛病。 虽说领导可能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但还不至于不了解他的其他情况。翠平很明显没有文化,只是一名可敬的农村劳动妇女,这样的同志应该有许多适合她的工作,而送她到大城市里给一个大特务当太太就很不适宜了。他转过头来看翠平,发现她也在偷偷地看他,黑眼珠晶亮,但眼神却很执拗。于是他问:“你饿了吗?”她却立刻从包袱里摸出两只熟鸡蛋放在他的手中,显然她很紧张。这时老马在前边打趣道:“我这抬轿子的可还没吃东西啊!”老马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切,这也是余则成不得不做戏的原因。 当天晚上,站长亲自出面给翠平接风,酒席订在贵得吓人的利顺德大饭店西餐厅。同事们要巴结站长和他的心腹,便给翠平买了一大堆礼物。反正光复后接收工作的尾声还没有过去,钱来得容易,大家伙儿花起来都不吝惜。 余则成很担心翠平会像老舍的小说《离婚》里边那位乡下太太一样,被这个阵势给吓住,或是有什么不得体的举止,如果他的“太太”应酬不下来这个场面,便应该算是他的工作没做好。任何一件小小的失误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他坚信这一点。不想,等站长演讲、祝酒完毕,开始上菜的时候,翠平突然点手把留着金黄色小胡子的白俄领班叫了过来。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她身上,只听她大大方方地说道:“有面条吗?给我煮一碗。顺便带双筷子过来。”站长听罢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好孩子,够爽快,我至今生了六个浑蛋儿子,就是没有个女儿,你做我的干女儿吧!过几天还是这些人,去我家,我这姑娘那天正式行礼改称呼,你们都得带礼物,可别小气啦。”众人哄然响应。余则成发现,翠平的目光在这一阵哄闹中接连向他盯了好几眼,既像是观察他的反应,又像是朝他放枪。他向她点点头,传达了鼓励之意。他猜想,翠平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应该就是鼓励。 晚上回到家中,余则成说:“你累了一天,早些睡吧!”便下楼去工作。他们住的房子在旧英租界的爱丁堡道,是原比商仪品公司高级职员的公寓,楼上有一间大卧房和卫生间,楼下只有一间客厅兼书房的大房间,另外就是厨房兼餐厅了。这所住房并不大,但对于他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接收工作开始之后,接收大员们首先争夺的就是好房子,这个时候能在几天之内就弄出个像样的家来,大约也只有军统特务能够办得到。 余则成知道自己必须睡到楼上的卧室中去,这是工作需要。军统局对属下考察得非常细致,万万马虎不得,往日里他若是有过一丝一毫的疏忽,必定活不到今天。钟敲过12点,他这才上楼。洗漱完毕,他将卫生间的窗子拉开插销虚掩上,又打开了从走廊通向阳台那扇门的门锁,也把门虚掩上。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两条退路。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自己有两条退路,这是军统局干训班教官的耳提面命,他记得牢牢的,并用在了正义事业上。 卧室里,翠平还没有睡,她将带来的行李铺在地板上,人抱着包袱坐在上面打盹。他说:“你到床上去睡,我睡地下。”翠平说:“我睡地下,这是我的任务。”他问:“什么任务?”她说:“保护你的安全。”说着话,她挪开包袱,露出怀里的手雷。余则成一见手雷不禁吃惊得想笑,那东西可不是八路军或日军使用的手榴弹,也不是普通的美式步兵手雷,而是美国政府刚刚援助的攻坚手雷,粗粗的一个圆筒,炸开来楼上楼下不会留下一个活口。看来组织上想得很周到,余则成放心了,睡得也比平日里安稳许多。 到凌晨醒来时,他发现翠平没在房中,便走到门口,这才看到翠平正蹲在二楼的阳台上,嘴里咬着一杆短烟袋,喷出来的浓烟好似火车头上冒出的蒸汽,脚边被用来当烟缸使的是他刚买回来的一方端砚,据说是文徵明的遗物。如果此刻被时常考察属下的军统局发现他太太蹲在阳台上抽烟,不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好事,但是,他还是悄悄地退了回来,他希望来监视他的人只会认为是他们夫妻不和而已。 果然,早上站长召见他,并且当着他的面点燃了一根粗若擀面杖的雪茄烟,笑道:“没想到我那干女儿居然是个抽烟袋的呀!”然后又安慰他说:“那孩子在沦陷区一定吃了许多苦,你就让让她吧。你是个男人,可不能婆婆妈妈的,要是家中没意思你可以出去玩嘛,但不许遗弃我这干女儿,这样的孩子看着她就让人心疼,更别说欺负她。”余则成对此只有唯唯而已,心想这位上司不知道动了哪股心肠,居然如此维护翠平。 余则成的日常工作是汇总、分析军统局天津站在华北各个组织送来的情报,其中多数是有关中共方面的,也有许多是关于政府军和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五花八门,数量极大,他必须得把这些情报分类存档,并将经过站长核准的情报送往刚刚迁回南京的军统局总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将这些情报中对中共有用的部分抄录一份,通过联络点送出去。 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替站长处理私人财务,这也是个十分复杂的任务。天津光复后,军统局是最先赶回来接收的机构之一,为了这件大事,局长也曾亲自飞来布置接收策略,并满载了整整一架飞机的财物飞回南京。站长在这期间的收获也极大,但他毕竟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不喜欢那种抢劫式的方法,便主要对银行业、保险业和盐、碱等大企业下手,但对企业进行改组、重新分配股权等工作极为复杂,很费精力和时间,他便把这些事都交给了余则成,而他自己则一心一意地去深挖潜藏在市内的共产党人,手段极为冷酷无情。余则成曾几次提请组织上,要求让他对站长执行清除任务,不想却受到了组织上的严厉批评,说他现在的价值远远超过杀死站长数百倍,不能因小失大。 由于他的工作量极大,很劳累,胃也不好,身体在不知不觉间便越来越差。翠平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瘦,便提出来由她去送情报,给他分担一点负担。他问:“组织上当初是怎么给你交代的?”她说:“组织上知道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想重新建立单线联系,让你写,让我送。”他又问:“你知道为什么会选中你吗?”她说:“知道,组织上说,一来是因为女学生们都到延安去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二来是因为我不识字。” 余则成听罢深深地点了点头,第二条理由最重要,组织上考虑得比他要周全得多。但是,他仍然不同意由翠平代替他去送情报,因为这项工作太危险,如果被抓,他的军统身份可以暂时抵挡一阵,能够争取到撤退的机会,但翠平却没有这机会,而是只有一条死路。 翠平许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便有些生硬地说:“我被抓住也不会连累你,我的衣领里缝着砒霜哪。”他只好笑道:“你是我太太,站长的干女儿,抓住你必定会连累我。”翠平当即怒道:“你这样婆婆妈妈的,是对革命同志的不信任,依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他们说的那么英雄。”从此后,一连几天翠平不再与他讲话,每日无聊地楼上楼下转悠,但抽烟还是到阳台上去,用那块文徵明的端砚当烟缸。 余则成心想,这便是他第一次望着她时,在她眼神中发现的那股子执拗。她是个单纯、不会变通,甚至有些鲁莽的女人,但是,他相信她一定很勇敢,会毫不犹豫地吞下衣领上的毒药或拉响那枚攻坚手雷,为此,他对她又有了几分敬意。 然而,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发现,对于他的安全来讲,翠平的存在甚至比老马还要危险。 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布对国共双方的“调停”失败,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在这个时候,军统局天津站的工作一下子忙碌起来,余则成一连半个多月没有回家,到了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国军在华北及东北地区作战计划书》终于下达了,与此文件一同送来的还有晋升他为中校的委任状。余则成这几年的工作确实非常出色,不论是对于中共党组织,还是对于军统局,所以,得到晋升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将文件替党组织拍照后,便将原件给站长送了过去。站长一见挺高兴,说:“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咱们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晚上带你太太来我家,让那孩子认认义母,你也顺便给大家伙儿亮一亮你的新肩章。” 于是,他急忙给家里打电话,是老妈子接的,翠平虽然来此已经几个月了,但仍然不习惯电话、抽水马桶和烧煤球的炉子。他让老妈子转告太太,说晚上有应酬,让她将新做的衣服准备好。他还想叮嘱一下让翠平弄弄头发,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去接她时再说。这些琐事都是他们日积月累的矛盾,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得了的。 果然,等他回到家中,翠平还蹲在阳台上抽烟袋,他安排的事一样也没做。老妈子在一边打躬作揖地赔不是,说:“太太这些日子心情不好,先生您要好好说话。”他不愿意被佣人看到他们争吵,不管老妈子是受命于军统局还是中共党组织,这些事被传出去都只会有害无益。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翠平说:“晚上站长请你去见他太太,需要穿得正式一些才好。” 站长虽然在本地安了好几处家,但始终与原配太太住在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那所大宅子里,所以他对世俗的礼节非常重视,经常对手下讲,纲常就是一切,乱了纲常,一切也就都乱了。 翠平听见他讲话,便收拾起烟袋和“烟灰缸”,回到卧室,这才说:“我不想去见那些人,他们明明是些杀人魔鬼,坐在一起却装得好像是一群小学校里斯文的先生,让我越想越恨,总忍不住要拉响手雷把他们都炸死。” 余则成只好说:“我跟你解释过许多次了,这是工作需要,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他必须说服翠平,这种应酬是无法推托的。军统局对属下的内部团结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所以,不论是站长一级,还是侦探、办事员之类的下级人员,各种联谊活动以及私人之间的往来非常稠密,然而,翠平每一次参加这类活动,总是会给别人带来不快。当然了,她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言语,只是一到地方她便把那对粗眉拧得紧紧的,脸上被太阳灼伤的皮肤因为神色阴郁而越发晦暗,有人与她讲话,她也只是牵一牵嘴角,既没有一丝和气的神色,也没有一句言语。这与军统局所谓的“大家庭”气氛格格不入,特别是让那些因为丈夫参与接收而一夜之间浑身珠光宝气的家眷们大为恼火,便忍不住回到家中大发牢骚,而这些牢骚的作用也已经对余则成的工作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于是,他亲自动手替翠平拿出新做的印度绸旗袍、美国玻璃丝袜和英国产的白色高跟拷花皮鞋,又从首饰匣中挑出一串长长的珍珠。余则成不怕危险,也不怕牺牲,然而,做这些事却让他感到极度的屈辱。他虽然从来也没有在心底埋怨过组织上对他不理解,但他有些埋怨组织上没有把翠平教育好。他正在从事的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中翠平显然没有给他帮上任何一点小忙。 在他拿衣物时,翠平一直深深地低着头,坐在床边生闷气,这时她突然说道:“你整天把我关在家中,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革命同志,更没有给我任何革命工作。” 余则成只能好言相劝,说:“你住进这所房子本身就是革命工作,另外,如果你想散心,可以出去玩嘛,抽屉里有钱,站里边有车,到哪儿去都行,干什么都行。” “你是想让我跟你们站里那些阔太太一样混日子吗?我可是堂堂正正的游击队员。”翠平抬眼盯住他,黑眼珠在燃烧。 对于女人的反抗,余则成无计可施,因为他是个老实人,只好说道:“那么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呢?” “给我工作,正式的革命工作。”翠平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你又不识字,而且……”余则成猛地咬断口里不中听的话语,转口道,“现在正是党的事业最关键的时期,党要求你潜伏在这里,你应该很高兴地服从才是,因为,潜伏也是革命工作之一呀!” 从他进入军统局干训班开始,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与党组织没有任何联系。那是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要求他一边学习并实践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刑讯和暗杀,一边等待为党组织做工作的机会。因为经历过那么艰难的考验,所以他对翠平轻视潜伏工作的态度很不满意。他觉得,翠平之所以不能理解组织上的用意,主要是因为她不是知识分子的缘故。他这样想丝毫没有轻视农工阶级的用意,只是这种无知无识的状态,让翠平对党的革命理想和斗争策略无法进行深入的理解。然而,他又确实不擅长教导翠平这样的学生,无法将党的真实用意清楚地传达给她,因为他是个老实人,只会讲些干巴巴的道理,而翠平脾气硬,性格执拗,最不擅长的便是听取道理。所以,虽然他们是革命同志,但却无法沟通他们的革命思想。为此,余则成心中非常痛苦,而且是那种老老实实、刻骨铭心的自责。 无奈之下,他只好再一次对翠平妥协,表示今晚应酬过后,他一定提请组织上给她安排任务。 翠平却说:“组织上早已安排过了,协助你工作就是我的任务。” “那么好吧。”余则成只得又退了一步。不过,这次让步总算是给他带来了一点工作成绩——翠平终于同意用香皂洗头了。 许是因为余则成答应了她的要求,翠平当晚还算合作,将清洁的长发在脑后挽了个光润的发髻,但看上去却有些显老,与时髦的衣饰也不般配。余则成止住了她往脸上扑粉的动作,只让她擦了一点润肤油和唇膏,因为,她的皮肤黑得确实不宜扑粉。 站长见到装扮一新的翠平,笑得非常开心,说:“这才好嘛,打扮起来真是好看。”又对余则成下命令说:“你可不许苛待我的干女儿,要尽可能地给她买些好衣服。”余则成咔的一声碰响鞋跟表示从命,却没有留意到站长的话只是玩笑而已。 站长夫人是位身材高大、性格粗豪的老太太,五十多岁,据说是北洋时期一位督军的女儿,那位督军是行伍出身,于是女儿便继承了家风,双手能打盒子炮。翠平向老太太行大礼认亲,老太太也为她准备了非常贵重的首饰和衣料作为见面礼。前来观礼的都是军统局的同事,老马紧跟在余则成身边,一个劲地恭维他有大运气,日后必定会升官发财,妻贤子孝、姬妾香艳,姻亲满朝。 余则成不即不离地应酬着老马,希望没有得罪他。这个家伙既有可能是杀他的刽子手,也会是他在军统局里的竞争对头。天津站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副站长的空缺,老马巴结这个位置已经许久了,而余则成这次被及时地晋升,便很自然地让他成为了这个位置的候选者之一。成为副站长之后,他便可以看到通过照相电报传来的蒋介石的亲笔手令等最高级机密。这也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在军统局里职位越高,他对党组织做出的贡献就越大,因此,他与老马的关系便不得不势如水火。 老马今天的话很多,巴结得站长和站长太太都很高兴。他对翠平的话也很多,甚至主动带领她楼上楼下参观了站长豪华的住宅,而且是半弯着腰在前边引路,像个旅馆里的门童。这让余则成很是后悔没有事先提醒翠平,因为,老马的前任便是被老马这样给恭维死的。那人是组织上给余则成安排在军统局中的搭档,他死后,余则成便常常感到孤单。 这一晚,翠平在聚会的后半段突然高兴起来,与老太太有说有笑的,她的宝坻口音与老太太的安徽口音相映成趣,却让余则成看着担心,因为,他猜不透翠平这份高兴的缘由。 内战在即,所以聚会散得很早,众人纷纷告辞。翠平搀着老太太的手臂落在后边往外送客,余则成也跟在她身后唯恐她出错。突然,他发现翠平乘着众人不注意,朝他使了个得意的眼色,并提起旗袍的开衩处向他一抖,而他一见之下,立时便被惊得险些坐到地上。他看到,在翠平的旗袍下,美国玻璃丝袜子里面,插着一份文件,字面朝外,正是那份《国军在华北及东北地区作战计划书》。他立刻抬头向门外望去,发现早已告辞的老马还留在院中,身后散落着他的七八个手下,不住地拿眼盯着走出来的客人。此时聚在门边等候与主人告辞的客人已经不多了,无奈之下,余则成从老太太身边抢过翠平说:“你不是要上厕所吗?”然后拉起她便跑上二楼。 站长的书房也在二楼,翠平一定是中了老马的奸计了。虽然老马并不一定知道翠平的真实身份,但圈套他是一定要下的,“有枣没枣打三竿子”,这是军统局常见的工作方法。 翠平却一边跑一边问:“走出去就安全了,你干啥要回来?”余则成只好吓唬她说你偷文件的事已经被发现了,他们正在门外等着抓她。跑进书房,他问:“你在哪儿拿的?”翠平一指书桌上已被打开的公文包,那是站长的公文包。他迅速从翠平衣下拉出那份文件,又放在书桌上用十根手指弹琴一般按了个遍,好用他的指纹盖住翠平的指纹。当他刚刚将文件塞进公文包时,门外便响起了脚步声。翠平这时黑眼睛一闪,咬紧嘴唇,一下子扑到他的怀中,用头像一只小动物一般在他的胸前拱来拱去。但余则成知道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便猛地将翠平的旗袍撩到腰际,然后将她抱到书桌上,一只手搬起她的一条腿,另一只手迅速将站长的公文包锁好。同时他也留意到,翠平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和耳际。 冲进来的是老马和他的一班手下,见此情形立刻愣在门口,笑道:“小余,想不到你这个老实人也会干这调调儿!” 为了翠平的这次无组织无纪律的冒险行为,余则成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在向站长告辞时故作随意地提起要请一天假,说是家中来信,老岳母身体不好,需要女儿回去伺候,明天他想出城把太太送回去。他这是在冒违抗组织命令的风险,因为,翠平毕竟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他没有权力将她调离工作岗位。 站长听了他这话,当即将翠平留给他太太,把余则成拉到一边严肃地说:“我好不容易给我太太找了这么一个玩伴儿,而且她们两个也很投缘,你不能带她走。”余则成说:“家中长辈有话来,不能不听。”站长说:“长辈有病可以花钱治嘛,多给他们些钱就是了,你若是把我干女儿带走了,我太太没人陪,还不得照旧每天缠住我不放。” 原来站长并非真心喜欢翠平的鲁莽,而是他正在给太太物色一个能绊住她的女友,却恰好被翠平撞上了。于是,余则成为了避免翠平再犯错误的意图便被站长的私心给无形地化解了。为此,余则成在心底有一点可怜这个大特务头子的不幸,他娶了那么多房太太,却又要做出道德君子的样子,真的很难。 通过事后的争吵余则成发现,翠平的鲁莽与大胆绝不是批评教育可以解决的,而他又无法将她送走。只是,把这样一个女游击队员长期放在身边,还得带着她参加特务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当真是危险得很。无奈之下,他通过联络点给组织上写了份申请,请求组织批准让翠平在他的指挥下,不要参与任何有危险的工作。 组织上很快回信同意了,他便将这个决定传达给了翠平。翠平说:“你说话不算话,前几天还说要给我任务,结果却在背后捣鬼,想要把我关在家里或者支走。”余则成说:“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成了。”翠平说:“我拔脚就能走。”余则成说:“你若是丢下站长太太一走了之,便是对革命工作的不负责任……”很快,他们的讨论便又演变成一场惯常的争吵。 他们的这场争吵是在卧室中发生的,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地上,翠平一生气居然点起了烟袋,浓烟把卧室熏得像座庙。余则成张了几次嘴,却又把禁止吸烟的话咽了下去。与革命工作有关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与个人相关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他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让他们的协作关系进一步恶化。 倒是翠平猛然醒悟过来,拎着烟袋光着脚跑到了阳台上。余则成也跟着她来到阳台,本打算劝解她几句,缓和一下气氛,不想他却突然发现,在街对面停着一辆小汽车,里边有两支香烟的火头在一闪一闪。他又向街的两边望去,果然发现远处还停着一辆汽车,但里边的人看不清楚。这是军统局典型的监视方法。于是,他伸出双臂,从后边搂住翠平,口中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在她耳边低声道:“你也笑。” 翠平显然很紧张,笑声一点也不好听。他又将翠平的身子转过来,一手搂住她的腰,另一只手搂住她的头,将嘴唇贴在她的嘴角边上,做出热吻的样子。翠平口中没有喷净的烟气,熏得他泪流满面。 他又看了一眼街对面,“现在知道什么是危险了吧!”他悄悄地说。“知道了。”翠平仅止点首而已。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能听从我的安排。”翠平把头摇得很坚决:“不行!”“为什么?”翠平这才小声说她必须有正经的革命工作才行。他说:“你这是不服从领导。”翠平说:“领导也得听取群众意见。”他说:“非常时期得有非常措施。”翠平说:“放弃革命不行。”他说:“你做工作的方法不适合现在的环境。”翠平说:“你可以教我怎么做但不能不做。”他说:“我交给你的任务就是陪好站长太太。”翠平说:“那个老妖婆让我恶心。”他说:“你要跟站长太太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翠平说:“打死我也不学当妖怪。”…… 这一场争吵,直到翠平猛然甩手离开他才结束。她最后丢下一句狠话:“我看你身上根本就没有革命战士的胆量。” 翠平回房间去了,余则成却不能追上去继续这场争论,因为他不得不在阳台上打完一套太极拳,以表演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安闲,给楼下的特务看。他知道,楼下这些人是老马布置的,为了除掉他这个竞争者,老马甚至可能会把他“诬陷”成共产党。 用余则成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这场发生在革命团体内部的争论,是以翠平的部分胜利而告终的。第二天,他不得不又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翠平参与一项危险性不大的工作。如此朝三暮四,出尔反尔,让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党组织,给领导添麻烦了。 他让翠平参与的所谓革命工作,是替他向组织上缴纳他的党费。 他在军统局所做的是那种让人无法清廉的工作,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想方设法地给他送钱,目的并不一定是要他帮什么忙,而多半是希望他装一些糊涂,哪怕是少看他们一眼也行。到了天津站之后,他手中已经积存了一大堆十两的金条,但是,由于和党组织的同志见不上面,他一直也无法上交。现在这一堆金条倒是给了他一个替翠平安排革命工作的理由。 他对翠平说:“我已经与组织上联系好了,你每天陪着站长太太出去玩,组织上会派交通员与你联络,告诉你交接金条的方法。”翠平横了他一眼,说:“原来不是送情报。”他只好说这是组织安排的,是极为重要的革命工作。翠平问:“如果我做得顺利,是不是就可以送情报了?”他说:“假如组织上同意,我们再商量。”翠平说:“我不喜欢摸钱,更恨有钱人。”他便说:“你现在就是有钱人,而且必须得让所有人都明白你是个有钱人,这样你才会安全。”翠平啐了一声“狗屎”,但还是同意了。 这样以来,他们“夫妻”便分别担任起不同的工作,既互不干扰,也互不了解。余则成认为,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对革命工作更是如此。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余则成的工作和“婚姻”终于平静了下来,一切都走上了正轨。而这个时候,老马对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善意,经常过来找他闲聊,拉他吃饭泡澡听戏然后再泡澡再吃饭再听戏,而且还常常向翠平赠送贵重礼品。时常挂在老马口头上的话是:“站长太太对你太太比亲女儿还亲,娘俩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日后那个副站长的位置必定是老弟你的,老哥哥将来还得请老弟多多关照提携才是。” 除此之外,老马还给他介绍了一批倒卖外币和黄金的掮客。为了能够维持住翠平上缴党费的工作不至于间断,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翠平再次要求参与到他的情报工作中来,他便顺坡下驴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贪财的特务,于是,军统局中便又多了一个贪官。为此,站长曾几次暗示他,说凡事都得悠着点儿,不能操之过急,钱财之事无小事,应该从大处着眼,与大人物共事才安全。 出事的那天,余则成因公跑了一趟塘沽,很晚才回来,却又被新的紧急公事给绊住脱不开身,便往家中打电话,不想没有人接。他并不知道翠平这天有没有任务,就派手下人到家中去看,那人回来说家中无人,他便立刻意识到翠平出事了。因为,他们在一起两年来,翠平总是早睡早起,从来也没有过夜不归宿的事发生。 他给站长夫人打电话,老太太说干闺女原本陪她去瞧戏,压轴的《牧虎关》刚开锣,她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而且再没见到她。然后他又给警察局长打电话,不一会儿那边回电说今晚没人报警发生绑架案件。他再给卫戍司令部打电话,让他们查寻各出城路口,并描绘了翠平的身形相貌。然后又打电话找老马,没找到,便又跑下楼找特勤队的其他同事,他们都说今天只抓了些闹事的学生,没见着中校太太。 其实他一点也不担心翠平被捕后会有什么不恰当的行为,他对她的勇敢和革命意志有信心。他也不担心翠平为了不泄露机密而临危自尽,因为,自从决定让翠平传送党费的那一刻起,他便命令她将毒药和手雷全都留在家中,绝不许带在身上。他认为,她不带这些东西会更安全,也会更小心,否则,以她的性格,她可能会有恃无恐,做出冒险的事情来。 他唯一担心的是,万一翠平真的被捕,她一定会咬紧牙关,绝不肯吐露她是他太太这一身份,也就难免会受刑吃苦头。为此他在心底不住地批评自己,他原应该在派她出门之前便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与应对策略都替她设计好,而不应该因为俩人相处得不愉快和任务危险性不大便忽视了安全防范。“你对革命同志关心得很不够啊!”他很是生自己的气。 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这件事连站长也惊动了。他说:“哪个浑蛋会有这胆子?”便抄起电话要通了中统局天津站的站长,那边也没有翠平的消息。直到傍晚时分,老马才回来说他把翠平给找到了。这不由得又让余则成多担了一份心,因为,本地任何人抓住翠平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唯独老马是个例外,这家伙可是个设局害人的高手。 翠平是被关在了税务局的拘留所里,老马陪着余则成前去领人。税务局大小官员排队在门口迎候,局长吓得面如死灰,就差磕头求饶了。翠平头发蓬乱,脸上有伤,却被人给换了一身新衣服。她一见余则成来接她,便把脸转了过去,脸色由白到红再到紫。 余则成问局长是谁把翠平抓进来的,局长只是一味地作揖,口中不停地说兄弟该死有眼无珠。除了退还翠平的金条,局长另外又送上一根金条说是给太太压惊。余则成不愿意理睬他,倒是翠平老实不客气地将金条抓在了手中。他知道,翠平一定是相信了他给她灌输的道理——革命事业同样需要金钱的支持。 他又问老马是怎样找到翠平的。老马说:“你老哥哥没别的本事,只是手下多几个耳目罢了。”老马又劝慰翠平不必难过,等两天他一定会替她出气,要让抓她的那些家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而,余则成却仍然在担心这出戏是老马导演的,因为,税务局抓捕黄金贩子的侦探可能不认识翠平,但不可能不认识跟翠平形影不离的站长太太。 回到家中他问翠平接头的同志怎么样了。翠平泪流满面,说已经服毒牺牲了,并且埋怨余则成不该禁止她带上毒药,以至于让她被反动派抓了活口,而且有可能连累到他。但余则成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如果他太太因为倒卖黄金被捕而服毒自尽,便是向所有人宣布她是在使用共产党人的秘密工作手段,反而会引来更大的怀疑,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把这话讲出口,因为翠平此时已经羞愧难过得死去活来了。 自此以后,翠平再没有向余则成提出过参与革命工作的要求,运送党费的工作也停止了,每天她只是蹲在阳台上抽烟袋,将牙齿熏得焦黑,再不出大门一步。站长为此也挺着急,说:“我太太很是想念干女儿。”余则成只好替她遮掩说翠平病得挺厉害,等好一点立刻叫她去见义母。他也确实希望翠平能够尽快好起来,哪怕是再跟他不断地争吵也行,然而,翠平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慢慢地,她原本强壮的身体便被她自己折磨得有些形销骨立了。 正在这个时候,组织上突然来信询问翠平的工作情况,要余则成给翠平做一份工作成效和党性水平的鉴定书,说是要入档案的。 这件事把余则成推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他看来,翠平无论是从学识相貌,到脾气秉性,以及工作方法,都与她现在的工作大相径庭,更让他恼火的是,翠平几乎从来也不肯听从他的领导,不肯认同他的工作也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和毅力的。然而,他却没有勇气将他的这些想法汇报给组织上,特别是在翠平出现了这次重大的失误之后。过去几年来,他一直在经手与中共有关的各项情报,早几年从延安传来的情报中,多半是报告中共整风运动和抓特务运动的情况,如果单从那些情报来看,确实有些吓人,然而,由于他与组织上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又无从判断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有多大,也就无法辨别那些派遣出去的特务是不是在写小说,编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如实汇报都是不妥当的。翠平这孩子原本就够可怜的了,别的假夫妻一起过上三五个月便会向组织申请正式结婚,而他们在一起两年了,非但未能成婚,而且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他认为责任在他自己。于是,他在鉴定书中写道: ……该同志有着绝大的勇气和毅力。她对工作无畏无惧,热情之高令人钦佩;对同志严格要求,督责之严值得学习。建议对该同志予以表彰,以资鼓舞。 再读一遍给翠平写的鉴定书,余则成觉得还没有把工作做到家,便又提笔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