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爆发之时，蔡继刚少将正在郑州以东黄泛区的中牟县西堤上，这是国军暂编第15军27师的防区，身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蔡继刚少将是这天下午赶到的。他带着副官沈光亚匆匆视察了河堤上的防御工事，然后和守军354团团长李振甫谈了一个多小时话，此时不知不觉已是傍晚时分。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蔡继刚仍然没有料到，这场战役的规模竟如此之巨大，交战地域如此之广袤，双方的参战兵力如此之多，其惨烈的程度超过中日战争以来任何一次大会战。 战争结束多年以后，蔡继刚将军还常常在梦中梦到这个春天的夜晚，河南中牟县的黄河岸边，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选择了这里，作为大战的爆发点。 1944年4月17日晚，席卷近半个中国的豫湘桂大战在此爆发，此后，中日双方为这次大战投入的总兵力达上百万人之众。 那天傍晚，国军27师的官兵们感到情况很不对劲，因为黄河对岸的日军阵地突然安静下来，平时的喧嚣声变成了死一般的沉寂。 晚上11点左右，354团8连连长刘洪民心存疑惑地举起望远镜观察着河对岸，那边日军防区内一片漆黑，没有一丝灯光，河岸边不时传来几声单调的蛙鸣，黄河水静静无语地向东流去。刘连长对这种反常的寂静感到很疑虑，他心中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扭头对传令兵说：“日他娘，今天晚上八成要出事，传我命令，固定哨上双岗，游动哨给我增加一倍，密切观察对岸动静。”说完他匆匆向团指挥所走去。 就在这时，黄河对岸突然爆发出强大的轰鸣声，明灿灿、密如蛛网的弹道曲线划过河面上漆黑的夜空，对岸日军的150毫米榴弹炮和100毫米加农炮密集开火， 27师阵地顿时淹没在火光硝烟中，官兵们的残肢断臂被高高抛到半空中，然后化成血肉之雨落下，把活着的人身上搞得一塌糊涂，连“马克沁”重机枪的水冷筒上都溅满了碎肉块…… 10分钟后，日军炮火开始向后延伸，刘连长透过硝烟猛然发现，被炮火映得通红的河面上，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汽艇、木船、橡皮艇，甚至还有木排，上面满载着日军步兵。船头的轻机枪吐着火舌，木排上迫击炮在猛烈射击，由上百艘汽艇组成的第一攻击波高速向南岸驶来。国军27师的官兵们也不含糊，立刻用75毫米野战炮开炮还击，阵地上所有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河面上腾起无数条十几米高的水柱，数十艘汽艇和木船顿时被炸翻，燃油泄漏在河面上，燃起冲天大火。船上的日军步兵被国军密集的重机枪火力扫得纷纷中弹落水，幸存的日军士兵抱着炸烂的木板和其他漂浮物，依然顽强地向南岸游来。 正在354团指挥所观战的蔡继刚很兴奋，他拍着李振甫团长的肩膀，一再保证要给354团的弟兄们请功。 蔡继刚的兴奋没持续多久，守军的火力招来了对岸日军更为强大的炮火压制。日军炮兵不时校正弹着点，守军炮位被一个个端掉，重机枪火力点一个个被炸得腾空而起，守军伤亡惨重。 李振甫团长命令几个士兵架起不肯离去的蔡继刚、沈副官，强行将他们撤下阵地，自己转身抄起了重机枪投入战斗。45分钟后，日军第37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三万余人，从东西两个方向抢滩登陆成功，成千上万的日军士兵涌进守军战壕，李振甫团长率领残存守军死战不退，双方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半小时后，守军最后一名士兵引爆了一箱炸药，爆炸的冲击波将数十名日军士兵送上天空…… 是役，国军27师354团自团长李振甫上校以下1500余官兵全部殉国。 日军随后迅速包围了中牟县城。守军27师355团官兵阵脚大乱，日军37师团一个联队突入城中与守军展开巷战，守军355团抵挡不住，便且战且退，弃城而去。 凌晨2点，中牟失守。 此时，在洛阳的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得到了一条极为荒谬的情报：“今晚，敌人在中牟渡河，现在只有百余人，正同我军战斗中。” 这位二级陆军上将的命令倒也很干脆，只有六个字：“注意警戒河防。” 4月18日，天刚大亮，驻守黄河北岸霸王城的日军炮火突然向国军汉王城阵地铺天盖地倾泻下来，鸿沟一侧的沟沿顿时被轰开一个宽约100米的斜坡。国军第85军的观察哨突然惊骇万分地发现，在霸王城背后，日军刚刚架好的黄河铁桥上，坦克集群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日军第3坦克师团300多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高速冲上铁桥，浩浩荡荡涌过黄河，随后而来的是如蝗虫一般的数千名日军步兵。 上午8点，大批日军坦克在漫天的烟尘中出现在汉王城国军阵地前，这是自中日战争开战以来，日军首次使用大规模装甲集群作战，所产生的威慑效果令中国守军魂飞胆破。由上百辆97式坦克组成的第一攻击波摆开楔型战斗队型蜂拥而上，跟随其后的是200多辆95式坦克组成的第二梯队。当庞大的坦克集群出现在国军阵地前沿时，国军第85军官兵们的战斗意志险些被轰鸣的引擎声和咔咔作响的履带声彻底碾碎…… 日本97式坦克于1939年才列装，为日军当时最先进的主战坦克。它的正面装甲厚度为25毫米，这类厚度的前装甲如果拿到欧洲战场上，无异于一层窗户纸，但是放在东方战场上，尤其是面对缺少反坦克炮的中国军队来说，简直就是战无不胜的巨无霸。 一股恐怖的情绪在国军阵地上像瘟疫一样四处弥漫，有些士兵扔掉了武器，窜出战壕向后逃窜。军官们声嘶力竭地咒骂着，阵地后面督战队的机枪开火了，逃兵们被纷纷打倒…… 日军第一辆坦克吼叫着开上斜坡，出现在阵地前沿。国军第85军的战防炮立即开火，一发37毫米钨芯穿甲弹瞬间击穿了坦克的正面装甲，随着剧烈的爆炸声，这辆坦克冒出一股烈焰瘫在那里，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坦克轰鸣着冲上斜坡，也同样被打瘫在阵地前。 三辆燃烧的坦克就像三支冲天火炬摆在国军阵地前沿，85军官兵们欢呼声四起，炮手们重新装填炮弹，准备继续捕捉目标，但他们马上被随之而来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日军的上百辆坦克前赴后继冲上斜坡，大地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履带的卡卡的滚动声中颤抖着，视野中的坦克集群犹如铺天盖地的蝗群蜂拥而来。 黄河北岸日军重炮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火力压制，85军阵地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中……一个小时后，日军坦克集群在邙山两翼分两股绕过鸿沟，全部冲进汉王城国军阵地，国军有限的战防炮被炸得七零八落，全军万余人竭尽全力与日军血战20多个小时。4月19日，从中牟渡河的日军37师团分兵向郑州、新郑逼近，威胁85军侧后方，国军防线终于崩溃了，残余的部队且战且退，向西南山区溃逃。 从两个渡河点突破黄河防线的十几万日军士兵，分两路迅速穿插分割国军的河防部队。4月20日，郑州只抵抗了一天即告失守。此刻仿佛上帝之手突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中国军队的头上。两路日本大军向南向西洪水般涌入豫中平原，前面是由数百辆坦克组成的突击集群狂奔在公路上，两翼的田野上是上万匹战马组成的骑兵部队，在这支令人生畏的突击部队身后，是十几万日军步兵组成的数路纵队浩浩荡荡掩杀而来，其来势之凶猛，推进之快速，战力之强大，均为抗战以来所罕见。极目望去，人喊马嘶，战车隆隆，空中的日军机群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声，大编队低空掠过广袤的田野，豫中平原上腾起一片土黄色的“浪潮”向西南方向席卷而去。 国军官兵对日军突然采用大规模坦克集群突击的战法大为恐慌，绝大多数将校军官对日军这种新战法闻所未闻，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惊心动魄的阵势，极度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国军官兵们，几乎是在以血肉之躯抵挡这群喷烟吐火的钢铁巨兽，由此引起的恐惧效应，使大部分士兵的作战意志濒临崩溃。 1937年6月，留学于德国柏林陆军大学的邱清泉少将为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的青年校官们讲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战术课，给青年军官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在1944年4月的豫中战场上，还有不少当年听过邱清泉讲课的军官，他们现在多数已成为团级指挥官，这些团长们此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这种战术的名称，这就是高机动性与火力密切配合的“闪电战术”。 当年邱清泉少将是这样解释的：闪电战就是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依靠高机动性的装甲集群，对敌方作奇袭式的突破，并从突破口作大纵深贯穿，直至达成战略目标。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苏联、法国和德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三个世界级的军事天才，他们是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未来的法国总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时任陆军中校的夏尔·戴高乐，时任德国摩托化部队总监部参谋长的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上校。这三个在不同国家服役的军人提出的极为超前的军事理论构成了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基石。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就提出了大纵深作战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大纵深战役理论”，首次提出借助坦克群、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对敌方全战术纵深实施突击的思想。他认为这是组织和实施现代战役的崭新形式，也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 古德里安的过人之处是他的战术远见。他设计的作战形式是大量而集中地使用坦克，达成坦克集群的高速进攻，并提出闪电战术的三个要素，即奇袭、快速和集中。古德里安认为这种战术对进攻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战争的胜利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在1932年发表《剑锋》一书，强调机械化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在步兵、空军协同下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然而，这部著作在法国未受重视，却受到德国古德里安等人的重视，从而研究发展成闪电战的战术理论。 在西方军事家的眼中，二次大战中的日本陆军在理论上应该属于一支三流军队，由于国力和资源所限，它缺乏进行机械化战争的物质基础，从而也导致了大部分陆军将领狂妄骄横、目光短浅，缺少战略眼光，战术思想陈旧僵化，指挥手段呆板而缺少变化，在作战中惯用平推硬攻的愚蠢战术。 其实，日本是较早在战争中使用坦克集群的国家之一。1939年6月，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地区实实在在地干了一仗，关东军将领押宝式地舍出老本，动用了日军第1坦克师团。日本本来就是个穷国，这是当时它仅有的一个坦克师团，一直被心肝宝贝似地捂在怀里，在与中国军队进行的几次大型会战中都没舍得使用，这回也豁出去了，整个师团被派上了前线，与苏联远东部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坦克会战。 关东军将领们自以为在最合适的地域和最佳时机使出了“撒手锏”，定能达到一战定乾坤的战略目标，谁知他们的运气不太好，就像是一个小鬼不留神一头撞在了阎王爷的裤裆上，这小鬼注定要倒大霉了。第1坦克师团的对手忽然变成大名鼎鼎的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将军，论玩坦克战，朱可夫也算是祖师爷一级的人物了，尤其是在亚细亚广阔的大草原上和朱可夫玩坦克会战，关东军将领们实在是脑袋进了水，思维出现短路现象。 这一战打得惊天动地，其结果是日军的大部分坦克都被还原成机械零件，被送回北九州岛的炼钢厂回了炉。 第1坦克师团的惨败极大地震动了东京。此后，日本陆军将领们愚蠢地认定，今后造价昂贵的坦克不宜大规模使用。几个月以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古德里安的闪电战术震惊全球，引起各国军方的强烈关注。而在东方战场上，日本陆军将领们对这一最新军事成果却视若无睹，不再感兴趣。在此后的中国战场上，日军再也没有使用过大规模坦克集群作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18日。 应该承认，在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最后的阶段，日军将领们脑子突然开了窍，居然想起使用坦克集群作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迟来的聪明之举，虽然是最后的灵光一现，但是在豫中战场上，这支由300多辆坦克组成的突击力量，的确造成了中国军队雪崩式的大溃败。 说到这里，事情还要回过头来看。 1944年年初，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古城开封西边的中牟县位于第一战区的最前线，滔滔黄河水从身边流过，黄河天堑和六年前花园口炸堤后形成的黄泛区是中国军队凭借的天险。自1941年5月中条山之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隔河相峙已达三年之久。 单调的对峙局面时间久了，军人们的精神免不了有些松懈，守在最前线的中国士兵与黄河以北的日军相隔只有几百米，没有战事时，彼此隔着工事相望。起初双方的士兵还有劲头操着不同的语言相互叫骂，常有中方的士兵操着河南腔指名道姓要日裕仁天皇的老娘。日本士兵当然也不示弱，曾有一位军曹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兜裆布，晃着生殖器对中国守军做出猥亵动作，以示羞辱。趁怒火中烧的中国狙击手还没来得及瞄准，这位有露阴癖的日本军曹已经光着腚窜回了工事。 国军354团的李振甫团长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也气得破口大骂起来，声称有朝一日打过河逮住这小子，非把他那玩意儿剁下来做成“钱儿肉”喂狗不可。 对峙时间久了，双方的士兵也没了骂街的兴致，便开始扯着嗓子吼起各自的民间小调来。这边吼两句《小放牛》，那边来段《拉网小调》，歌声此起彼伏，使双方的士兵都暂时忘记了残酷的战争，好像在参加一场中日青年联欢会。 在黄河南岸中国军队驻守的战壕边上，阵地前的铁丝网成了晾衣架，上面挂满了破烂的军服和绑腿布，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中国守军的岸防工事破旧不堪，有的重机枪巢甚至都塌了半边，勉强用木棍支撑着破油布凑合着。战壕内的积土越堆越高，早已达不到150厘米的规定深度了。掩体边架着几支破旧的“中正式”步枪，一看就是因缺乏保养，全然没了钢铁的光泽。值班的士兵们在单人掩体里铺开草席或布单，抽着烟懒洋洋地躺倒晒太阳。 荥阳以北的邙山头位于黄河南岸，却为日军所占。这里黄河河道较窄，原是黄河大铁桥原址，1938年兰封会战结束时，中国军队将黄河铁桥炸毁，配合花园口决堤形成的黄泛区将日军阻隔于黄河以北及开封以东。 1941年10月，日军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突然从邙山头对面强渡黄河，配合开封西进的日军攻占郑州，中日军队在此激战一个月。国军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和第4集团军孙蔚如部协力将日军主力击退，郑州克复。但日军却占据了黄河南岸邙山头旁的霸王城，把它当作日后反攻的桥头堡，国军屡攻不下，最后只好改成监围。日军就这样在黄河防线上楔入了一颗钉子，这颗“眼中钉”终将成为中国军队日后之大患。 霸王城对面隔着鸿沟即为汉王城，两千多年前的楚汉相争时，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就在此地对峙。岁月荏苒，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军队也对峙于鸿沟两侧的广武山巅。汉王城由国军第85军防守，双方步哨的最近距离只有几十公尺。在战事沉寂了两年多之后，汉王城中国守军的懒散程度与东面中牟县守军如出一辙，丝毫没察觉到霸王城的日军对黄河防线构成的潜在重大威胁。 1944年2月，这颗“眼中钉”周围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 驻守汉王城的中国士兵发现，对岸日军经常有小股工兵部队乘着橡皮艇在黄河铁桥残存的桥墩旁活动，似有修筑浮桥之企图。这一情况立即被上报到洛阳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部。 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正和司令部的几个幕僚作方城大战，赌兴正浓，他不愿坏了兴头，便漫不经心地对参谋长说：“日本人想过河？没那么容易吧，打几炮，别让他们修就是了。” 命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接到命令，军部的野战炮营迅速开了几炮，几条橡皮艇上的日军连人带艇飞上了天，残存的日军士兵纷纷跳进水里，国军阵地上的重机枪手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些家伙“点了名”。 日军工兵部队如此这般尝试了三五次，均以失败告终，损失了数十条橡皮艇和百十来号人。令人沮丧的是，日军这一显而易见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引起第一战区国军将领们的警觉。 日军几次失败后并没有罢手的意思，一个星期后的早晨，中国守军的观察哨突然发现黄河北岸出现一个黑糊糊的庞然大物，上面有两条巨大的悬臂起重机，长长的机身两侧围以厚厚的钢板，脚下两边各装有16个轮子，沿铁轨滑动。最前面是打桩机，桩打好后，悬臂将预制钢架铺在桩上，机身缓缓向前移动，桥梁就一点点向黄河南岸伸延。观察哨不知道这东西是啥，急忙上报团指挥所，团长急忙用炮队镜向对岸观察，亏得这位团长见识多广，他看到这庞然大物不由一怔，立刻用河南腔喊了起来：“日他娘，这是架桥机，小鬼子在架桥，命令炮兵马上给我轰掉，马上开炮！” 85军的数门野战炮立即开火，几发炮弹打在架桥机的钢板上炸开，爆炸过后在钢甲上留下点点凹痕，庞大的架桥机却毫发无损。这位团长终于明白了，野战炮营装备的火炮是法国造75毫米野战炮，这类火炮对付架桥机上60毫米厚的钢板如同给人家挠痒痒。 该团长正无计可施时，南岸邙山头突然闪出一排耀眼的火光，紧接着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河面上空顷刻间布满了密密麻麻橘红色的弹道，南岸日军的重炮群开始进行火力压制，铺天盖地的炮弹纷纷落下，使国军阵地陷入一片火海……85军的炮营在5分钟之内损失了半数以上的火炮。 此后的日子里，日军炮火实行值班制，每天只打上两三个小时。只要国军炮兵不还击，双方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国军炮兵还击，立刻会招来凶狠的报复，一发炮弹往往招来百十发炮弹的回击。严重缺乏弹药的国军显得极为可怜，在日军修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一个炮兵连只打了二百多发炮弹，犹如守财奴一般抠抠搜搜。按照规定，炮弹打完后一定要把弹壳收好，用大车运到后方点数，与前一次所发的数目相符时才能领到新炮弹。中国在1944年其国力的衰竭，可窥见一斑。 眼下国军炮兵们算是想开了，干脆把火炮藏进山洞里，摆出一副咱们谁也不招谁的姿态，任由日军工兵部队大张旗鼓地修桥。日军工兵们越发得意忘形，他们居然在国军炮火的射程内热火朝天地搞起了劳动竞赛，由一个有着西洋美声基础的中尉，以抒情男高音的音域领唱劳动号子，百十名日本工兵一边整齐有序地铺设着钢板，一边以多声部合唱的形式应和着领唱中尉，国军官兵们被气得七窍生烟。 有个别炮兵实在气不忿，便在晚上悄悄把野战炮从山洞里拉出来，照着桥上的灯光打几炮，再赶紧把火炮藏回去。一个唐山籍的步兵连长这样发着牢骚：“这他娘的哪是打仗？明明是欺负人嘛。” 可话又说回来，受欺负也有受欺负的好处，日军炮火送来了大量的钢铁，国军阵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弹片。国军士兵们马上就捕捉到了商机，娘的，这分明是给咱弟兄送银子来啦。士兵们趁夜里日军停止炮击时，成群结队打着火把，提着篮子满山寻捡弹片，然后集中起来用骡子驮到广武镇上卖给铁匠铺。 弟兄们有了钱当然得先顾嘴，买肉加菜自不必说，再有余钱就到镇子上买了棉花和布匹，每个弟兄都弄了条棉被。当时国军的很多部队从来没给士兵们发放过棉被，因此棉被成了奢侈品。这支部队是西北军的老底子，从成军之日起就过着穷日子，一个排长的军饷只有法币38元，以当时的物价，集市上一碗面条就得3元，38元的军饷还不够买两双好点的草鞋。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可怜堂堂的国军竟成了拣破烂的叫花子。 在日军工兵修桥的日子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接到军统河南站特工人员发自新乡的情报：从北平方向开来大批军用列车，上面满载着坦克、大口径火炮、高射炮以及大批弹药、辎重和油罐汽车，这批装备物资目前正秘密集中于新乡以南小冀镇。据悉，这批坦克的始发站是内蒙古包头市。 徐永昌心里像明镜似的，看来长期驻守在包头市的日军第3坦克师团也奉命南下了，日军马上要有大动作了。 3月4日，又有情报传来：北平、上海各有两批敌机飞抵汉口。蒋介石判断，日军统帅部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他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作好应战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据此拟定了作战指导方案并下达给第一战区长官部。 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目前的战略态势却有着不同的判断，他认为蒋委员长对日军企图打通平汉路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次日军主力很可能是“声北击南”，他从大量的情报对比中得出判断，日军有打通粤汉线的战略意图，其目的是为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作准备。因此他提醒第一战区注意豫南信阳一带的防务，切不可掉以轻心。 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这一思维必然影响到第一战区在平汉线上的备战部署。 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日本军队将要发动的这次进攻，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物质储备、人员及技术装备的集结，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中国军队马上要大祸临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