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温总理读《沉思录》的漫想 文/蒙木 不要被历史教科书误了。纵观中国历代王朝,我们永远不该小视皇帝的能力。例如宋朝的皇帝,其智商绝非常人所及。赵匡胤从一文不名到黄袍加身,然后坐稳江山后杯酒释兵权。太宗、真宗、仁宗都是聪明人。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使得国库到北宋灭亡还充实得很,当然祸国的罪名有王安石顶着。宋徽宗的高智商,有字画为证,自不用怀疑。除掉了顺应民心但不谙政治的岳飞,宋高宗撇得很清,完全把人们痛恨的矛头引向可怜的秦桧。宋孝宗给岳飞平反,在和战两派之间游刃有余,成就“乾淳之治”。伴君如伴虎,侍奉如此精明的主子,作为下属臣僚的确看到诸多社会症结所在:官员相互掣肘,机构臃肿,将士作战能力差,边患不已……这些问题果真解决不了吗?聪明的文臣们能做什么呢?只能委婉地提醒领导:要正心诚意。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并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决策者是否动真解决。 这就是道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早期道学属于在野的思潮,其正心诚意本是讽喻皇帝,其为文玩物论本是针砭台阁重臣、其失节事大亦是砥砺读书人。至于道学意识形态化,开始是元朝皇帝笼络读书人罢了;后来朱元璋聪明地发现:道学可以被改造为驯化臣民的“紧箍咒”。于是道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那些无权无势无财无力的老百姓最终担负起了美德传承的责任,被剥削得心甘情愿;而有权有势有财有力的,则猫在芸芸众生之上,该干啥干啥。 很多伦理规则的命运都和道学的命运一样,经历了如此吊诡。例如老子“无为”、孔子“正名”“三畏”、墨子“兼爱”“非攻”、董仲舒“天人合类”等本来都有其针对性的意义,迫使身居高位者反思自己的行为的,与当时识字水平很低的平民有什么关系呢?精英意识浓厚的古代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知道政治的重心所在。这也是孔子、二程、朱熹诸人生前坎坷,死后享有盛名的原因。因为吊诡只有在他们死后才好公然完成。 同期于中国东汉末,古罗马有一位叫马可·奥勒留(121—180)的皇帝,沉迷于斯多葛派学说。他虽然不能挽救已呈败象的罗马帝国,但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书——《沉思录》。《沉思录》,不同于《论语》,也远不同于《贞观政要》,是一个身居高位者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在内容上像斯多葛学说一样,主要可以归之于伦理学,探讨什么是善,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近来网上热议《沉思录》,因为温家宝总理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也许热议的原因是大家借此窥得高层领导人所读所想,对照一些身边事不能不感慨良多。但,就学理而言,笔者认为,这是吊诡的伦理学的一次复位,该是自然而然,当然也是值得期许的事,就像很多成功人士开始读《论语》一样。 毕竟曾几何时,很多身居要位者的枕边是《厚黑学》、《三十六计》之类的秘籍,或者属于做秀以垂范属下的《细节决定一切》、《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口号书。此长彼消,《沉思录》和《论语》,终究属于经典,属于正大的书。 据闻,《沉思录》也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枕边书,中美高层枕边放着同一本书!一本修身平天下的书!这种巧合,我理解为一个好的征象:如果有其位者竞求其德——“使你直立,否则就被扶直”,那对于老百姓来说将是怎样的福音呢?其实,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很少机会造福四方,即使为害也极有限。凡成就大善大恶者,势必要有一定的权位或者钱财为依托。身居要位者一个示意、一个批条可以改变千万人的命运。为政者可不慎耶?让吊诡的伦理学复归其初衷,鼓励有位者存一念之善的孔子、奥勒留、朱熹等,造福今人多矣。 笔者认为还特别要强调的是《沉思录》中所谓:“善恶只存在于积极的行动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感官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