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前年开始的事了。日本友人山田敬三教授，来北京日本研究中心任教和进行学术研究。离开北京之前，他将自己这部关于鲁迅研究著作的中译本的打印书稿，交给我，邀我为之作序。怀着多年交往的朋友情谊和先睹为快的学习心情，我愉快地答应了。 这之后，我自己先是忙着别的一些急事。接着，于去年三月，因病住院，手术，再住院复查，出院等待，再进行复查，直至十月末尾，精神和心理稍获“解放”之后，便急着处理一些拖延下来的文事。待诸事均过，心力稍恢复，又忙于偿还几份无法推辞的笔债，应付临时会议和零星“杂活儿”。这项自己慨然应允颇久的份内责任，读过一遍书稿后，写序之事，也就一再搁置，拖延下来了。这一拖再拖，就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为此我心里常感愧疚不已！ 直到近时，我才下决心，放后自己的一些事情，怀着惴惴不安的“欠债者”的心境，从头至尾，将这部搁置甚久的书稿，又从头至尾，认认真真重读了一遍。我所收获的心境，是自己不能如原先拟想那样：认真写篇看得过去的序文，谈些阅后的印象，赞许而又符合分寸的评骘，然后交付出版社，设法尽快付梓，就可算是完成应允的“任务”了。 读罢山田敬三先生的这份书稿之后，让我从心里实实在在感觉到，它意外地带给我一种份量，一种认知，一种承担。我发现，这里有一位喜欢鲁迅也喜欢中国的真诚的日本学者，历经三十余年里对于鲁迅先生的热忱关注、思考、探索的学术积累，有作者对于本国前辈和同辈鲁迅研究者们诸多成果的承传汲取和力求突破的心血功力，有作者缜密观照中日两国当下鲁迅研究者们的种种新颖的视角和思维，他同时又清醒地坚守自己的选择和异见，更有他力求从“无意识的存在主义”这一核心性思考作出一些超越性论述的自我觉识。从阅读中我获得了一种重新学习和认识鲁迅的冲击。同时，我如一个宗教徒精神升华的“顿悟”般感觉到，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尽自己的努力，将个人阅读获得的粗浅感悟和认识，传达给更多喜欢了解鲁迅或愿意走近鲁迅的中国读者们，让他们在较多接触国内鲁迅研究成果的习惯视阈或思路之外，对于几乎一生都在关注和研究鲁迅的一位日本学者，所提供给人们的别样的审视眼光和别样的叙述新见，也能够如我一样，产生一种接近的兴味和冲动。我希望他们，会在走近这个既十分熟悉而又存有更多陌生可能性的果实里，触摸感知和咀嚼体悟出一些颇为新颖的滋味来。 Ⅱ 此书论述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以及文学创作的深层蕴涵，一个特别应该注意的探索思考和独特识见是作者对于鲁迅怎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之关系形态的理论关注和清晰阐述。 很显然，作者不是在以流行于西方本源性的存在主义现代哲学思想，来简单比附和勉强套用鲁迅文学创作和生存理念，力图以此来提升和认识鲁迅文学创作的哲学高度，重估鲁迅于历史或现实的认知意义。与此种思考方式迥然相异的是，他是从鲁迅一生自个人生命追求到全部文学活动的“存在”实际出发，追本溯源，寻踪觅影，剥茧抽丝，在实实在在的客观史迹和多样创作的深层蕴藏中，梳理、酌量、发微和阐述自己富有理论思考新颖性而又葆有独特坚持性的见解。作者以一种影响力和时代性很强的富有哲学思辨性的关于作家接受的谈论，还原了鲁迅个人独特拥有的超越玄思层面的现实性色彩。 在此书的《序言·鲁迅小传》中，首先就开宗明义，清晰地提出了鲁迅心底常有如何才能拯救在列强侵略下濒临灭亡危机的中国，从现实的救国图强到终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这种存在主义的态度”才是鲁迅自身的“特点”。到了书后之附录二《盗火者——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里面，更为清晰地阐释说：所谓的存在主义，“对他来说，重要的倒不是接受的态度，而是将这种信念纳入自己人生的觉悟。这里所看到的鲁迅的觉悟，是注重具体存在的存在主义的觉悟”。而在全书“压轴”的第十五章里，作者有意识以《无意识的存在主义》这一接受形态的判断句式作为题目，凝聚了自己理论认知的成果，从总体性质和理论抽象等方面，集中讨论了这个看似属于纯然哲学性质的话题在文学家鲁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个人色彩和独特形态。这一章文字前此曾经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单独发表过。它可能是此书带有总结性质、最富哲理升华的论述思考的文字了。 作者在这一章里，超越历史时序叙述论说的问题性讨论，有意识进入了对于鲁迅一生文学思想更集中更深层次的探究。他认为，鲁迅与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家不同，在于他不是去从事实际革命运动，而是始终坚持“试图以文学来改造国民精神”这份职责。“鲁迅在其整个生涯中从未在真正的意义上参加过革命，甚至未曾描绘过建国的蓝图。然而对于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一路走来的革命历程，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不停追问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培养出革命者。可以说，鲁迅是作为精神上的革命者参与到了塑造灵魂的事业之中。”在这里，山田敬三先生特别注意将鲁迅改造国民精神的现实探究上升到哲学思考层面，探索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怎样不是从理论抽象层面接近西方后来才出现并盛行起来的存在主义，而是从承担社会改革的理念的人类精神变革中，从“寻找本源性的价值所在”这个更深层面里，找到了自己一生所要坚守的立场。“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时常火中取栗。而且这种态度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典型的存在主义。” 在本书序言里，山田敬三先生首先亮出了自己关于鲁迅与“存在主义”之间关系的独特性质与形态的“思考”。他认定，鲁迅一生是一位独立的“永远的行路者”。他如此论断说：“鲁迅时常拒绝将自己托付给既成的指向标去按照特定的方向航行。与其说他是有意识这样做，不如说他应对现实的姿态中存在着某种不得不这样做的东西。换言之，鲁迅无法寄身于老一套的价值观念中。他一生永远是行路者。对这位行路者而言，只有一条道路可选，那就是积极地将自我的主体存在投身于未来。”“鲁迅是独一无二的自由者，但正是这样一个自由者，不得不背负一个没有目标地投身于未来的重荷。一切都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选择，用他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为他准备好的安息之地，自始至终根本就不曾存在。鲁迅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极为存在主义的。”正因为如此，“用预先设定好的本质论框架来规定、判断事物是不符合鲁迅的性情的。他时常怀疑一切，无法满足于既有的价值体系。……他不委身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流派，不把语言所表现的视为唯一绝对的真理，他始终是自我思想的支配者。只要环境不能赐予之物，他就用自己的力量去构筑。虽然鲁迅自身无缘于存在主义这一词语，但他的这种态度恰恰就是存在主义者的态度”。鲁迅因此又是“以自由且主体性的生活方式，成为近代中国最初的存在主义者。……在丧失了绝对价值观的当今世界里，更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无意识的存在主义者的鲁迅的一生”。 为了与近年一些进入同一课题的其他研究者之间拉开理论思考的距离，作者在专门论述这一课题时，是有针对性的，他如此进一步阐明：“存在主义确立于193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在1940年代才被移植到法国，并无迹象表明存在主义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就已传到了中国。非但如此，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甚至找不到‘现实存在’这个词语。但是，鲁迅曾在留学时代后期醉心于尼采，虽然他接受的尼采和原本的尼采主义有着相当的差距，但也可以权且推论，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有了存在主义式的思考倾向。”所以会出现哲学思想本体性接受和一种“哲学方式的思考倾向”之间这样鲜明的“相当的距离”，这是因为，在哲学理论思辨与驱动个人行为的内在思考之间有一种“非一致性”的存在：“关于生存的哲学并非是在被体系化、被定义之后才获得其地位的。在被哲学家命名并作为思想体系建构出来之前，就原初地存在于个人的内部。鲁迅也并非在学习存在主义后才开始存在主义方式的思考的，他在尚未承认先于现实存在的普遍的、必然性的本质存在的情况下，就目睹了诸多备受挫折的社会改革，在他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不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中国就无法起死回生。可以认为，在这种信念之下，鲁迅从结果上完成了存在主义方式的思考。换言之，鲁迅没有从一个经过欧洲哲学家理论化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立场出发，而是独自展开了存在主义方式的思考。”山田敬三先生认为，鲁迅先生实际的鲜活的人生事实表明，“试图以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去认识鲁迅，恐怕只会遭到鲁迅本人的强烈拒绝”。从阅读中，我自己体悟到，在这样一些颇带有某种执著色彩而又属于核心性论述的思想辨析中，隐含着一个冷峻清醒的研究者基于严肃求实的精神而拥有的一种理论坚守意识。 为此，书中还详细分析了《过客》中三个人物所寓含的不同的深层意义，“过客”形象所隐含的人生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幽深性质。“透过这位过客的决意，可以看到未带地图的旅人——鲁迅的真心，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但只得向前。虽然想喝些血来补充力气，却又不想因此而牺牲他人。过客虽不知道目的地在何处，但还是一意前行。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吐露出这样的心声：即使没有路标，但也只有将自我存在的可能性投向未来。”超越于刻舟求剑式的理论思维方式，寻找鲁迅自身生命追求背后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东西，这种努力，彰显了贯穿于本书的思考中的坚硬的“实在”性质。 从这一理论探讨侧面出发，作者在本书中，发挥了一个日本学者自身的优势，以相当的笔墨，概略考察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在日本的翻译介绍及其波及世界思想的状况，以及这种哲学思想传播与鲁迅文学创作之间是否有影响和接受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他依靠搜阅充分的史料根据，作出了这样一些清晰的历史考述辨析和理论判断：“据说最早将德语的existentia译成日语中的‘实存’（中文译成‘存在’），是在西谷启治翻译谢林《人类的自由的本质》（1927）的时候。那之后，虽然九鬼周造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解说（1933）中使用了‘实存’这个词语，但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缩略语。但是，存在主义哲学并没有因此而普及，这一思潮波及全世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以‘存在主义’是一个与1936年去世的鲁迅毫无关联的词语。 但哲学并非是在被哲学家体系化，作为学术用语固定下来以后才出现的。人只要活着，就会在所有事情上被迫做出选择，思考其生存方式，去创造出新的价值。对于那些没有既定的指南，甚至对既有指南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因此而更加开阔。 但另一方面，自由选择的余地扩大的同时，也必然会招致选择时的责任和苦恼。萨特认为，个体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选择自己的道德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因此而‘被苛以毫无所依、毫无所助的时时刻刻被创造出来的刑罚’，‘被苛以自由之刑’。与自由形影相随的，是责任、苦恼、不安和孤独。 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他企及到‘彷徨’境界的生存方式，是只将‘黑暗与虚无’视为‘实有’而‘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连他本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被封闭在找不到出口的黑暗中。但即使如此，他还是不能休息，‘只得走’向前方，即使前方是坟墓，也‘只得走’,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这正是被苛以‘自由之刑’的存在主义者的生存方式。” “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和自己所思考的一切，他近乎绝望。鲁迅在国民性中看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坚信若不根除这种奴性，中国就无法获得重生。他所看到的‘存在’是必须从那里挣脱出来的‘现实存在’。笔者称之为‘启蒙者’的鲁迅的写作活动，都是以改造这种国民性为目的累计起来的。” “鲁迅从未自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逝世的三年前，甚至于在1933年，他还说《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革命文学论争”之后，鲁迅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还将其译成中文，可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鲁迅有着独自的理解”。因此，“鲁迅的这种态度，仍然是极为存在主义式的。这是同西欧哲学史上被体系化的存在主义的文脉无关的，只能称之为‘无自觉的存在主义’的鲁迅的思考形态”。 在这里，作这样多臃赘的引述，为的是可以让我们更为真实地走近山田敬三先生论述观点的真实与本原，而避免由于任何带有主观性的摘引和概括造成的认识偏离或曲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读出，这本言说鲁迅的著作所包含的作者对于鲁迅进行思考的某些新异追求和特色了。这些新异和特色，并非作者出于对时髦理论追求的结果，而是对于研究对象亲身阅读感悟和深潜理性思考所取得的创获。从全书末尾跋语的简短文字里，我们更可以窥见，这些论断的呈现，几乎是作者历经近四十年直觉感悟和理论探索的结晶。作者如是自白说：“三十多年前，在和本书一样由大修馆出版的拙著《鲁迅世界》中，我曾经提到鲁迅的思考形态中有存在主义的倾向。其实，最初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当时和我一道读鲁迅作品的妻子。那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者自己开始是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的。他在参加一个由十几位同仁组成的“鲁迅读书会”里，通过不断阅读鲁迅作品的实践，才终于渐渐发生了一种质疑：像中国当时以传统或权威的思维方式，用伟大而凝定的观念来评骘那样，“把鲁迅放在既成的思想框架里去理解，终究是不够全面的，那时我才开始对存在主义哲学有所关注”。这种思考与中国的现实认知还存在着巨大的思考距离。“当时在日本还没有人去论证鲁迅具有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自不必说，更是一种禁忌。与其说不能论述这一问题，不如说当时中国社会对‘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无法接受的。” 跋语里，作者在复述书中论述的观点时，还从这种新异思考所获取的启发来源这一角度，谈及了他如何受到日本前辈竹内好所著的《鲁迅》里提出的观点，即竹内好从“不依赖他物”的个人思想独立的意义上，评价鲁迅是一位“文学家”，并认为鲁迅“一生都没有改变”。山田敬三先生自己，由此想到了把竹内好所说的不依傍他者的“文学家”，用“存在主义者”来替换，从而达到如此的认识：虽然鲁迅生前并不知道“存在主义哲学”，“他和西欧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是毫不相关干的”，但是在鲁迅作品中，却具有“存在主义式的思考”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中国，晚于这些新异思考近二三十年，直到上个世纪的1981年才有题为《鲁迅与存在主义》的论文在《外国文学研究季刊》第3期上发表。至1990年代之后，随着哲学界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急剧升温，对鲁迅去“神化”的努力和阐释尺度的宽松，先后在新生代的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以“存在主义的视野”来观照和把握鲁迅的研究成果，如本书所举出的谢志熙的《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汪晖的《反抗绝望》等。山田敬三先生说，于此之后，在“全面吸收了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现的彭小燕的《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一书里，实际上，“也多少参考了我的旧著（韩贞全译，《鲁迅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人们深知，日本学者研究的习惯，是非常尊重学术史的承传演变关系的，是非常清晰自己的些微学术拓展与前辈学术创获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的。由前面这些论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见，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上来观察，在鲁迅研究这一历史发展链条上，山田敬三先生自上世纪60年代起至后来，在以“存在主义视野”进入鲁迅世界探究这一特殊侧面，应该说具有不应忽略的某种“先行”的意义和价值。我以为，这部被作者说成是“一本整理好的杂论集”而又带有明显“传论”性质的鲁迅研究著作里，较之以前诸多鲁迅研究专著的历史阐述和理论探索，一个最重要的亮色，首先就在这里了。 Ⅲ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期，开始文学翻译介绍和创作尝试，他一生中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渊源所自，与日本近代社会思潮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之间，存在一种极为紧密的关系。这已不是鲁迅研究者讨论的新鲜话题。不少鲁迅传记和专题研究论文，对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史述追踪和理论辨析的可喜成果。作为一位更为了解这一专题和具备进入条件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先生这本关于鲁迅传论性质的研究成果，所论及的鲁迅与日本现代思想、社会教育、文学思潮，鲁迅与近代日本作家之间的文本接触和交往关系，鲁迅通过日本的渠道，接触、认识和向国人传输西方文学艺术的努力和实绩，在此诸多方面，较之中国研究者已经做的，应该说显出了更多的学术身份、历史熟悉和理论思考的优势。似乎可以这样说：由此而在鲁迅与日本文化关系视野这一侧面的许多述论和新议，成为本书带给中国读者的另一番引人瞩目的文学风景。 阅读中，给我留下特别突出的印象的是，与国内研究者撰写的鲁迅传记比较起来，这里有不少带有富于超越性思考的文字和章节。鲁迅《呐喊·自序》里说，他于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时，从读到的木版《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书里，开始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研究者往往习惯接受这段叙述的实在性，没有想到它背后隐藏着研究者未曾更深追问的事实。本书却注意到了。书中说：“这里所说的‘日本维新’和‘西洋医学’的关联虽有些突兀，但是这两者对于鲁迅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里不妨列举的事例是，Marius Berthus Jansen在《日本——二百年的变化》（岩波书店）中就特别关注到了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进而指出以兰（荷兰）学为中心的‘西欧模式’的出现导致了‘此前以中国为顶点的权威秩序构造’的瓦解。因此，对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二者密切相关，难以分割。”这种基于日本学者拥有的文化背景的优势，以及阅读时的细心，使他能够从熟悉的资料中寻找出隐藏的缝隙，进而证实鲁迅这样一位留日学生，他所产生的“日本维新”与“西洋医学”之间联系的认识，鲁迅出于家庭经历和理论接受而产生的对于中医深抱怀疑的原因，就显得更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了。基于日本学者这样的身份处境、语言优势和知识拥有，对于鲁迅生平史迹中涉及与日本相关问题的许多论述和分析，本书所表现的研究者于资讯熟稔、视界开阔和运用自如的特色，是中国鲁迅研究者所远远不及的。类似如此的情况，本书所见，还有很多，几乎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 更为重要的不在于类似这样一些具体细微的对于史实究本溯源的认知，而在于鲁迅自留学日本，到选择文学职业，直至离世之前的全部文学活动，究其作为文学家的一生，对与他或十分熟悉或置身其中的重要的文学思潮，以及他与著名作家之间密切关联这一事实的论述与史料发微。本书在这方面显示出作者所付出的努力，带给了我们更多新知的可能与实绩。 从弘文学院时代开始，鲁迅在终生密友许寿裳的劝诱下，用各种笔名在杂志《浙江潮》上公开发表或本应发表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翻译甚至改编自日语文献”。在书里，作者依靠日文角川选书原版增田涉著《鲁迅的印象》，岩波书店《文学》1976年8月号所载增田涉《鲁迅和光复会》一文，说明了鲁迅是因为“舍不得将母亲独自留下”，才拒绝了光复会命其暗杀某要人的事，鲁迅不喜欢与人公开和谈及自己和光复会乃至军国民教育会的关系的原因，以及他为什么突然选择前往偏僻之地“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弃文学医而不得不离开文化重心的东京这样一些事实，阐明鲁迅自己对此终生只字未提的理由所在。作者判断说，“东京也是他以极大热情投入其中的中国革命的大熔炉。特意离开东京而选择没有一个同胞的仙台医专，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这次异常的仙台之行，必然同某一特别事件有关。而这个特别的事件，恐怕就是他自己表明了对于暗杀命令的态度，那是鲁迅用脱离留学生群体这一巨大代价换取来的一个痛苦的抉择”。比起鲁迅自己赴仙台弃文学医的动机乃“维新”、“救国”的述说，这种依据日本文献史料所作出的推测和看法，虽不能认定是终极性的确说，但毕竟还是为读者提供了观察和理解鲁迅的一种新的思路和一些可供参考的资讯。 作者曾经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鲁迅早期的文学活动、鲁迅与日本政治家以及当时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风气之关系这一课题。他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陆续发表过《鲁迅旧诗〈自题小像〉考》、《汉译〈佳人之奇遇〉的周边——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围绕着〈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理论》等论文。在本书里，作者用《科学救国之梦》上下两章的篇幅，引述包括德富芦花的《回忆记》、小栗又一的《龙溪矢野文雄君传》之《第一篇素描》、梁启超的文章等诸多资料，详细考察和论述了日本明治时代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柴四郎（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阐明其时盛行的历史背景和这些小说对于当时青年产生的影响，关注的问题还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如何接触日本政治小说，由此产生了借用小说形式引导国人进行改革的思想，开始在主办的会刊《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连载发表《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等政治小说。书中还用专节文字详细介绍了“日本第一部以古希腊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经国美谈》之中文译本的故事情节。在依据详尽资料的历史背景论述的基础上，书中接着进入对鲁迅创作小说《斯巴达之魂》以及翻译雨果小说《哀尘》的分析介绍，对于读者理解鲁迅走近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文化背景和救国意图，提供了一种深厚的理解基础和知识渊源。在鲁迅与梁启超之间的文学接受中，作者能够发现一些很细微的差异。如鲁迅《月界旅行弁言》接尾直接借用了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句话，但又将“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换为“导中国人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然后作者判断说：“鲁迅独特的一点在于他提倡以小说为手段普及科学知识，这一点梁启超在论述中丝毫没有触及。”这也看得出，作者在搜阅和运用这些与日本相关的历史资料时，能够注意进行细腻的辨析，并能够时有发现。这两章里所提供的关于日本文学的直接的历史背景，为中国读者和学人贴近日本历史原生态的文化处境，更好地理解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文学活动的真实情形，提供了丰富开阔而又接近现场感的阅读视野。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与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以及“白桦派”文学家之间的关系，作者在附录于书后的已经发表过的专门论文《鲁迅与“白桦派”作家》里，作了专题考论，在本书第六章中，也有简要论述。从鲁迅介绍《一个青年的梦》的文字里，本书作者读出鲁迅当时着眼的，不是周作人那种“非战论”，而是用别人的著述，来“医治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即这些作品隐含的可能由此“从根本上毁掉那种易于转变的精神结构”，借此用来作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一种手段”，“想用这把刺戳日本人‘兽性’的刀，来切开他所爱戴的中国民众的脓包”。作者指出，鲁迅对“白桦派”的接受，“有时与原作者的意图并无关联，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为的”。书中许多更为深入的比较和切要的论析，都可见出山田敬三先生作为一个日本研究者，在进入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之介绍与接受的视阈中，努力发现鲁迅葆有明晰思想见解的独立性质和发自改造国民精神需要的理解选择，清楚辨析说明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深微差异。而在这些分析考察中，书里列举的众多参考材料说明，他的这些研究与中国学者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对于日本文献资源的竭力搜阅和熟练运用。 Ⅳ 本书作者对于与鲁迅相关文献史料的运用，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于竭尽努力扒梳中，力求作到简约与详尽、新颖与熟稔、力求全面而又审慎求实。 对于那些在他看来，和鲁迅创作及思想稍有文献价值的史料，他总是细微辨识，审慎运用。有时显然确然真伪存疑，为历来鲁迅著作集和几版《全集》未加收入，作者认为其尚有相当的真实性和一定的历史价值，仍收于书中，录以存照。如第七章里，对1927年3月广州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上）中所发表的《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说辞》，后以《读书与革命》为题，由《广东青年》于1927年4月1日第3期重新刊载。于新旧版《鲁迅全集》，均未见收入。“到底原因何在？”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并论证说，原刊《编者附识》里说“由林霖同志笔记，鲁迅先生又亲自校阅过”，而1934年鲁迅给杨霁云信却说：“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先生都不要它。”《编者附识》与鲁迅自述互相矛盾，是《编者附识》擅自添加，还是鲁迅后来忘记？为此，书中于这一史实处理，取一种隐在审慎而又努力求实的态度。作者说，这段文字，“体现出了显然出自于鲁迅发言的鲜明的特色，这对于认识当时的鲁迅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我希望大家一同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类似这样审慎的坚持的方法，打破人物史传书写运用资料时所追求的“纯净”，而保留了不拘尺度限囿带来的史料引述的“宽容”，同时也于简约的文字中，为阅读鲁迅撰述的一般读者，带来了接受的新颖感和走近历史的兴味。鲁迅一生有不少颇有争议的文字，为鲁迅自己，为《全集》编撰所不录，山田敬三先生唯独于此段集外文字，情有所钟，特意加以说明，并破例全文引入，其书史的眼光和用心，我自己是很为欣赏的。 在一些习惯认知性结论里，也会看到作者能够依据事实而非权威性阐释和“公众性”接受，提出自己经过细致入微分析论证而提出的质疑和发现。例如《自题小像》一诗，在很长时期里，大家都习惯接受照片最早接受赠予者许寿裳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写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里的说法，认为这首“剪辫照”表现了“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我以我血荐轩辕”，是汉民族的始祖，当时革命派常提到帝王，因此许寿裳解释说，“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山田敬三先生认为，“许寿裳是鲁迅弘文学院时代以来的挚友，也是最了解鲁迅性格和为人的人。他的解释，可以说基本上和鲁迅的本意一致”。接着他进一步提出了疑义：“但是，这首诗中还留存有一些疑点，直到今天仍然未有很好的解释。最难解的是‘神矢’、‘寒星’、‘荃’这三个词，并且根据对它们各自寓意的解释的不同，‘灵台’、‘故园’等词语的解释也会随之变化。”直到1981年《新苑》第3期所载锡金《〈自题小像〉和“婚姻说”——〈鲁迅诗直寻〉之一》一文里，锡金才引述他1941年曾亲自与许广平探讨这首诗的含义，许广平曾告诉他，自己为这首诗曾问过“周先生”，“周先生”自己对她解释了这首诗，说这诗里的意思，和他1918年发表的《爱之神》、1919年发表的《随感录·四十》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山田敬三先生由此认为：“果真如此的话，第一句‘神矢’应该是希腊神话中的丘比特之箭，这和许寿裳所述鲁迅手边藏有希腊神话的书籍的记载吻合。推测当时鲁迅的心境，由于一直被强迫与朱安结成不情愿的夫妻，这种说法还是说得通的。……第一句诗可以理解为‘被丘比特的爱神之箭射中而无法逃避’的作者的诙谐的自嘲。那么接下去，第二句表述的也应该是非常个人化的情感。”作者引证1910年鲁迅被卷入绍兴府学堂暴动时，写给许寿裳的信中的话：“故乡已雪降……风雨如磐”，作为此句诗的补正。这段时间里，鲁迅等弘文学院的清朝留学生组织了一次反对学院经营方针的抗议活动，“故园”一词，应指弘文学院。关于这一点，“我在此前也撰写论文进行论证”，“我曾将该诗的起句与承句，解释为以当时与朱安的婚约以及弘文学院的骚动等一系列内忧外患为背景的，略含夸张和戏谑的诗句”。“诗的第三句开始，便将话题转换到国家大事上。‘寒星’是指在北天上空专司兵祸、灾祸、生死的‘太乙星’，‘荃’被解释为是暗喻戊戌变法中被幽禁的光绪帝的词语”，而“将其解释为当时的君主即光绪皇帝，是承蒙小川环树先生的指教”。这些不同于许寿裳先生关于书写爱国情怀解释而偏于与鲁迅和朱安的婚姻问题有关的“异见”，前些年，中国研究者也有文章发表。而山田敬三所撰阐释上述与许寿裳“爱国说”观点相异的文章《鲁迅旧诗〈自题小像〉考》，则发表于1974年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第4号，即使他进一步阐述这些观点的专著，也已先后出版了。由此一具体实例，也可以看出山田先生的研究，从其起点的时候开始，就是怎样不愿轻易因袭旧有成说，而是力求在更多实证基础上，多有一点新的异见的特点了。 关于鲁迅史论性质的生平业绩著述，如何以史的脉络勾画传主的生平行踪和创作及学术业绩，而又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拓宽求深，在搜阅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所论人物的某些方面作出“打井出水”式的深度论析，这与上述所举以个别新鲜史料补遗性的新见相比，是更为艰难才能达到的一个侧面。 谈及鲁迅留日时期翻译雨果小说《悲惨世界》片断的思想动因和起名由来，本书如是说道：“进入明治十年代的后半，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在日本出现了译本，引起了森田思轩的关注，他立即将雨果的随笔集由英译本转译为日文。鲁迅注意到这些随笔集中有一篇文章是作者寄予弱者以同情，与官僚宪政的暴力相抗争的故事，于是将其转译成中文的文言文，起名《哀尘》。由于思轩将雨果的《悲惨世界》的名称译为《哀史》，而鲁迅翻译的这一部分也许是构成《哀史》之‘尘（片鳞）’。《哀尘》之名可能由此而来。”关于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日本的翻译背景及鲁迅介绍的情况，书中更着力加以厘清和介绍。鲁迅到日本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时期的儒勒·凡尔纳热刚过去数年。此书详细考察了凡尔纳小说在日本近二十八本被翻译作品的详细名称、译者及其出版时间与单位，介绍鲁迅翻译《月界旅行》依据的底本，为自井上勤自英译本所译《月世界旅行》转译的转译，其中也沿袭了井上勤原有的一些错误，如鲁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将英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亦称为“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这些依靠日本文学的历史背景，对鲁迅翻译小说《哀尘》所进行的审慎推断和严谨介绍，仿佛成为此书中作者探索实践的一种风格和方法。本书在《附录二：盗火者——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专文里，作者以对于历史的了解和丰富的史料，有力证实了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所寄予的关心，并非与当时中国创造社等介绍翻译无产阶级文学的风潮无关。“然而作为更加直接的因素，可以认为他是受到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盛行于日本文坛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顺便提一句，鲁迅买到的这些有关文献，几乎全是日文版的。”本书中还以许多原始资料和《鲁迅日记》所附的“书账”的调查和统计，清晰地论证了：鲁迅对“科学底艺术论”的关心，并不是从革命文学论战之后才开始的。就“书账”来看，其购书时间至少可追溯到几年前。这表明了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关心，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实实在在的理解和接受，并在怎样的极度紧张中，应对了各种挑战和现实问题。“在这期间，鲁迅丰富了自己，并且因此也给予了对方不可估计的影响。”作者围绕论题所搜罗资料的全面和细致，参照日译本资料的丰富，对照鲁迅与其他译本之差异勘误，或述之正文，或见诸注释，均力求做到有助于论述的丰实和有力。 汉人班固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如是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在此句之后，作注曰之：“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做学问，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与所论对象相关联的客观材料，去伪存真，辨明是非，竭力求得接近历史的真实和认识的真理。在我所熟悉的许多日本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思想和为学意识，往往大都能够承传他们前辈学人为学的精魂和路数，体现出一种现代学术意识和传统实证精神结合起来的特点。山田敬三先生的这部传论性质的鲁迅研究著作，其学术姿态和论述个性，也承袭这种学术传统，于无意追求之中，显现出了一种寓论述于大量史料辨析中的冷静、客观、尚真、求实的特色。没有鲁迅当年曾经批评的那种唯强势声音是从的“学者皮而奴才骨”的痼疾，没有依附某种先验性结论的拔高和“神化”，没有借阐发鲁迅“说事儿”的现代风习，也没有近似刻舟求剑猜谜式的创新“神话”。唯勤勤苦苦扒资料，老老实实谈问题，认认真真说历史，有几分材料，说几分道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还原一个著作者心目中的真实的鲁迅，默默做着自己辛勤的耕作。这是我所认识的山田敬三先生的这本鲁迅研究专著的特点，也透露出了我所熟悉的山田敬三先生这个人的一贯性格。 Ⅴ 我与山田敬三先生相识，已近三十年了。1981年前后，山田先生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我们曾见过面。1983年春天，我应聘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任教，四个月后的暑假里，第一次到京都、大阪、神户、奈良和宇治，作学术访问和旅行。在那里见到了竹内实、伊藤正文、片山智行、中岛长文、中岛碧、笕文生、笕久美子、秋野修二等许多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朋友们。山田敬三先生亲自开车，将我接到神户大学参观访问，带我参观神户孙中山纪念馆并拜会了馆长先生。我们随意交流了对于鲁迅研究的看法。我将自己的《〈野草〉研究》赠予先生。先生回赠我他新出的日文版专著《鲁迅世界》一书。此后，山田先生曾应邀来北京大学东语系和北京日本研究中心，或任教，或研究，我们有了更多学术交往的机会。 1994年秋天，我应神户大学之邀，往那里教授留学生的课程。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与山田先生两人的研究室门对门，得到了他的多方热情关照，我们经常见面，常作交谈。特别是在神户大地震发生之后，先生对我们夫妇，尽心照顾，多方呵护。先生自己家里，亲人受伤，多受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冒着余震危险，原定徒步十余小时前来我们住处，后偶然想办法找到一辆出租车，满脸胡须，身穿毛衣，带我们穿过纷杂的逃难人群和瓦砾遍地的道路，将我们送上开往大阪的电车，我们由京都转到东京，暂时度过一个月的“避难”生活。在神户大学一年半时间里的教学生活中，那些患难与共的异国情谊，至今成为我心中深处珍藏的一份温馨美好的记忆。 山田敬三先生上世纪80年代赠我的大作《鲁迅世界》，因不谙日语，未曾认真拜读。此后，先生不断拓展学术领域，进行十五年中日战争期间文学、台湾文学等方面专题研究，但始终未离开过对鲁迅这一课题研究的兴趣和关注。这部《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即是他三十余年来继续思考鲁迅所收获的一份新的成果。如《跋》语里说的：“本书是在旧著出版之后陆续写成的鲁迅研究文章的基础上，作出部分补充后整理出来的”；“拙著是距旧著时隔将近三十年之后整理出的杂论集，但在对鲁迅的解读方面，并无替代或超越前著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并没有全新的展开”。作者此书，除对收入若干旧作文字外，并能在诸多新论题的拓展深化中，潜隐地体现了一位日本学者在研究方法方面某些新的开拓和具有探索意识的尝试。诚如本书《跋》语如下一段叙述说的：“如今在日本，鲁迅的读者正日益减少；而在研究界，鲁迅研究正朝着细分化的方向发展，往往注重对于细微问题的深入解读。这一倾向的好坏姑且不论，但对于年轻的研究者而言，在研究方法上确有进一步开拓和探索的必要。”这些评述性的话语，包含了对于日本年轻一代鲁迅研究者的期待，也应包含了作者自己在本书中以及其他学术研究所不断追求和期待的另一番“风景”吧。 2011年5月30日写毕于京郊栖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