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日 三八线的最西端位于朝鲜半岛海州湾的最深处，这是一块盛产粮食的湿润洼地。从这里一直向北，在三八线两侧对峙的是北朝鲜的第七警备旅和南朝鲜的陆军第十七团。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凌晨四时。 夜色漆黑，大雨滂沱。 突然，一道比霓虹灯还明亮的橘红色的光线穿透雨夜升起来了。 炮火!坦克!湿淋淋的士兵! 紧接着，从三八线最西端开始，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像燃烧的导火索沿着南北朝鲜三百多公里的分界线向东飞速蔓延，一个小时后便抵达东部海岸。五时，三八线上数千门火炮开始射击。在炮火的映照下，稻田里翠绿的稻苗被裹在泥水里在夜空中腾飞，而上千辆坦克冒出的尾烟蜿蜒在朝鲜半岛的中部，犹如扑上整个半岛的惊涛骇浪。 如同这个动荡的世界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半岛突发的是一场局部地区的局部战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讲，至少在六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没有人会认为在亚洲东北部潮湿的梅雨季节里发生的事情，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久远的后果。 对于朝鲜半岛以外的世界，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二团一营原营长曹玉海，这一天的上午正走在武汉市阳光灿烂的大街上。他复员后在武汉市的一所监狱任监狱长。这个农民出身的青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三次荣立大功，获得“勇敢奖章”五枚。他在从军生涯中最后一次负伤，是在湖北宜昌率领士兵抢渡风大浪急的长江的时候。这次中弹令他本来就伤痕累累的身体更加虚弱。在风景秀丽的东湖疗养院休养时，他接到了复员的命令。曹玉海不想离开部队，疗养院一位女护士的爱情安慰了他的伤感，爱情在刚刚来临的和平生活中显得格外温馨。当爱恋曹玉海的姑娘向他提出结婚要求的那天，他在广播里听到了一个消息：与中国接壤的朝鲜发生了战争。 六月二十五日，当曹玉海在武汉大街上奔走的时候，听说自己的老部队第三十八军正从南向北开进路过这里。他虽不知道邻国的战争与自己的国家有何种关系，但是部队向着战争的方向开进还是使他产生出一种冲动，他能够意识到的是：国家的边境此刻也许需要守一守，那么部队也许又需要他这个勇敢的老兵了。 曹玉海的口袋里此刻还揣着那个女护士写给他的信： 玉海，我亲爱的： 一想到你要离开我，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 自从见到你，我才晓得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但，我毕竟还有些 过于注意个人幸福，你的批评是正确的。你说得对：“我不是不需要幸 福，我不是天生愿意打仗，可是为了和平，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 我就要去打仗了。”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相见，但我要等待，等待，等你胜利归来。我 为你绣了一对枕头，请带着它，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我想总会有 点儿时间的，亲爱的，千万写信来，哪怕只是一个字也好…… 那对枕头是白色的，上面绣着四个字：永不变心。 曹玉海真的在武汉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老部队，这支不久后即将走向战场的部队让曹玉海再次成为一营营长。 在部队继续向北走去的时候，曹玉海拿出女护士的照片给他的战友姚玉荣看。姑娘的美丽令姚玉荣羡慕不已。他问：为什么不结了婚再走?曹玉海答：万一死了多对不住人家。姚玉荣狡猾地试探：是不是不太喜欢她?曹玉海的脸一下严肃了，他说：死了我也恋着她! 距离曹玉海在武汉阳光灿烂的街头寻找老部队八个月后，经过一场漫天风雪中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一营营部被美军士兵包围。曹玉海在电话中只对团长孙洪道喊了句“永别了”，便带领战士强行突围。数粒美制M1步枪子弹穿透了他的胸部和腹部。曹玉海倒下的地点是朝鲜中部汉江南岸一个地图标高为二百五十﹒三米的荒凉高地。他挣扎了一下便一动不动了，喷涌而出的热血很快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低温中与厚厚的积雪冻结在一起。 一营营长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感到非常疲劳。二十五日是他所在的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的创建纪念日。师司令部在这天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化装舞会，全师官兵都很兴奋，不少士兵把自己化装成白鹤--这是他们长期驻扎在日本的缘故--白鹤长长的红嘴到处乱戳着这个嘈杂而喧闹的不眠之夜。此时，他们没有一个人听得见隔着日本海传来的炮声，甚至连师长迪安在接到电话后的惊慌神色也没有人注意到。一营所在的二十一团，驻扎在日本九州熊本附近的伍德兵营，史密斯自从那天开始就一直头痛。几年前，这个年轻军官应该说前途是光明的，当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后，他就指挥着一个连。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他奉命在巴伯斯角紧急构筑阵地，当时他的指挥官柯林斯将军认为他是个“很不错的军官”。作为一名步兵军官，他一直作战到南太平洋战争结束。而现在，长期驻扎在日本的百无聊赖的日子让他烦透了。 史密斯知道远东又一次爆发了战争，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的团长理查德•斯蒂文森在电话里的语气十分急促：情况不妙，快穿上衣服，到指挥所报到。史密斯的任务是立即率领他的部队乘飞机进入朝鲜。当史密斯吻别妻子的时候，窗外风雨交加，漆黑一团，拿他的话讲是“上帝在为我们的爱情哭泣”。军用卡车在雨夜里向机场驶去，史密斯对他要去朝鲜参战迷惑不解。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后来写道：“史密斯并不知道--但肯定怀疑--他被派去执行一项等于自取灭亡的使命。”美军第二十四师二十一团一营的士兵是第一批到达朝鲜战场的美军士兵。 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以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支参战的美军部队指挥官的名义在战史中留下了他的名字。然而他的部队在第一仗中就在北朝鲜军队的攻击下立即溃不成军，以至于他不顾美军的军事条令，把伤员和阵亡士兵的尸体遗弃在阵地上落荒而逃。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还是美军在朝鲜半岛西线打仗打得最远的指挥官，他说他“几乎看见了中国的土地”。确实也就是“几乎”，当他看见一位澳洲营长的大腿在爆炸声中飞上了天空的时候，他和他的士兵立即从“几乎看见了中国的土地”的地方掉头就往回跑。朝鲜战争的史料中没有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阵亡的记录。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应该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不知道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真正的“中国的土地”。 曹玉海和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一个黑眼睛和一个蓝眼睛的军阶很低的年轻军官，他们在朝鲜战争中都有值得叙述的故事，尽管今天很少有人记得他们。 战争发生在一个叫朝鲜的国家，但战事必须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开始叙述，这就是历史。 素有“晨谧之邦”美称的朝鲜在公元前不久就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但是战争却是这一历史始终的主题。由于居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朝鲜不断受到强国的占领和践踏。这个国家最奢侈的愿望仅仅是能够安静地独处世界一角，以享受苍天赐予它的优美的情歌和优质的稻米。为了这个愿望，在十七世纪一段没有强国侵入的短暂时光里，朝鲜国王甚至下过一道禁止百姓开采白银和黄金的旨令，为的是减少强国对这个国家的兴趣。然而，这个“隐士般的国度”始终没能实现它和平的愿望。一八六六年七月，一艘叫做“舍门将军”号的美国船闯入朝鲜大同江，向这个国家索要财物，扬言不给就炮轰平壤。美国人没有想到这个和善的民族竟能如此激愤，在平安道观察使朴圭寿的率领下，朝鲜军民烧毁了美国人的“舍门将军”号。五年后的一天，五艘美国船再次进入朝鲜海域，与所有强盗的逻辑一样，要求赔偿“舍门将军”号的损失，并且要求“缔结条约”、“开放口岸”，否则就动武。结果，在朝鲜人民的奋起抗击下，美国人落荒而逃。如今，在朝鲜的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斥和碑”，上刻“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十二个大字，下面的一行小字是“戒我万年子孙”，另一行是“丙寅作辛未立”。 朝鲜是半岛国家，南北直线长约八百多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三百多公里，面积约二十二万多平方公里。半岛的南部气候宜人，是丰产的农业区;半岛的北部山林茂盛，矿产丰富。朝鲜地扼东亚交通咽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它犹如一块伸向日本海的跳板，既是强国入侵远东的最便捷的必然途径，又是抵制入侵的天然桥头堡垒。 北纬三十八度线，横穿朝鲜半岛中部。 这条三十八度线，是这个国家最不幸的象征。一八九六年，俄国和日本为争夺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而交战，战争的结果是双方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从而将朝鲜半岛分割为两半，分割线便是北纬三十八度线。后来日本人赶走了俄国人，把整个朝鲜半岛并吞为自己的殖民地。一九四二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将朝鲜变成了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归自治省管辖。一九四三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告诉苏联元帅斯大林，朝鲜“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而且……他们至少应该经过四十年的监护”。于是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中国的蒋介石在共同签署的一份公报中，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表示出强权的怜悯：“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的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到了一九四五年雅尔塔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虽身缠重病，但他依然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日军的覆灭，长期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半岛将出现政治上的真空。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不认为凹凸不平的朝鲜半岛对美国在战略上有多大的意义，在整个远东，他们占领日本本土已经足够了。但是，美国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苏联的势力划分到了哪里。为了促使苏联对日本宣战，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作出的让步包括同意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四大国“共同托管”朝鲜。朝鲜再一次成为强国政治的一件抵押品。美国虽然并不觊觎朝鲜，但它坚持在朝鲜插手的理由却值得注意，因为它既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开始的信号，也是未来美国涉足朝鲜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即“美国在朝鲜没有长远的利益，他所希望的是朝鲜成为阻止苏联进攻日本的缓冲地带”。朝鲜战争爆发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军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美国人当时的真正想法是：全朝鲜有那么多日本兵，要是去占领“可能遭到重大伤亡”，还是让苏联人去承担吧，美国等着坐收渔利就可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通告。九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从各个方向突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苏联的几个红军师越过中国东北边境，向朝鲜半岛急速推进。到了这个时候，世界上也就没人知道这些红军战士会在朝鲜的什么地方停下来了。波茨坦会议并没有明确在朝鲜的国土上哪里是美苏双方都认可的占领分界线。当美国人听说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朝鲜半岛时，他们开始有了最隐秘的担忧。因为在这一天，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军还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冲绳岛上。 “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苏联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至于地面上的作战和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如何不让苏联在远东占到便宜以及如何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参谋人员中，有一位叫迪安•里斯克的年轻上校，他指出既然没有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部队，加上时间和空间上的因素，抢在苏联军队前面进入朝鲜是不可能的。国防部长助理让迪安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到隔壁的第三休息室尽快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并且“要在三十分钟之内搞出来”。两位年轻的职业军官在休息室里面对着朝鲜地图发呆，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关注过这个遥远的国家。此时，迪安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从此和朝鲜打交道，而且因为朝鲜的战事他将从此官运亨通。迪安的目光在朝鲜半岛狭长的版图上尽可能中间的部位搜索着- -“如果我们提出的受降建议大大地超过了我们的军事实力，那么苏联就很难接受。”于是，他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域划分出一条界线，提供给美苏首脑们去辩论，但此刻迪安面前的朝鲜地图上没有行政区的划分，而三十分钟的时间是有限的。迪安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面前的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和四十九年前日俄分割这个国家的那条线完全一致：北纬三十八度线。 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就这样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朝鲜的年轻的美国参谋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分割成了两半。 再一次分割朝鲜的迪安•里斯克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任职亚洲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再后来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登上了美国国务卿的高位。 让美国人意外的是，斯大林没有对这条线表示反对。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迅速切断了日本关东军与日本本土的联系，自十日起相继占领了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十九日攻占平壤。然后，打击占领朝鲜半岛的日军的苏联红军停止在了三八线上。 在进攻朝鲜半岛的苏联红军中有一支朝鲜部队，这支朝鲜部队的司令官名叫金日成。 苏联红军占领平壤二十天后，美军第六、第七、第四十步兵师在朝鲜南部的仁川、釜山港登陆。尽管美国人知道这次军事行动只是去接受投降，无异于坐收苏联红军的胜利成果，但他们还是为这次登陆行动取了个诡秘的代号：“黑名单”。 从仁川登陆的美军不停顿地行军，最终到达了北纬三十八度线。 在时间上占据优势的苏联军队停止在三八线上，他们等来的是最高司令官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美苏两国的士兵在三八线上举行了一个联欢会，美军跳的是踢踏舞，苏军跳的是马刀舞。美国兵对粗壮的哥萨克人能用脚尖疯狂地旋转身体惊讶不已。 美国人是在事后才后悔的，早知道斯大林并不反对，还不如把分界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北纬三十九度线上，这样，中国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了。可是，北纬三十八度分界线已经存在了。 北纬三十八度线斜穿朝鲜国土的长度约为二百五十多公里。它是完全忽视了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而臆造出来的一条分界线。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这个国家数座高高的山脉，截断了十二条河流、二百多条乡村道路、八条等级公路和六条铁路，当然，还有正巧横跨在这条线上的无数绿色的村庄。从它再次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上的强国都意识到，远东这个被分割为两半的国家，必定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旧需要士兵生命的地方。尽管这个国家山脉奇多而险峻，“把那些巨大褶皱展开的面积可以覆盖整个地球”，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少有的地区之一”。 四年零十个月后，已经是助理国务卿的迪安•里斯克作为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参加美国新闻俱乐部举办的一个晚宴。“夜色很美，星空下，凉台上，人们谈兴很浓。”《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回忆道，“一个仆人打断谈话，让里斯克去接电话。几分钟后，里斯克返回凉台，脸色煞白如纸。但是，他还是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借口匆匆地走了。我们议论说，肯定出什么大事了，那家伙是负责远东地区事务的。远东是什么鬼地方?”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朝鲜是星期天，而在美国是星期六。杜鲁门总统决定在这个周末离开华盛顿。他最近的心情很糟糕，原因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始终与他作对，几乎到了让他忍无可忍的地步，连华盛顿潮湿的天气都令他讨厌。他决定到密苏里老家过几天身边没有国会议员吵嚷声的日子。当然，作为总统，即使休假也要寻找一点儿事情来打扮勤勤恳恳为美国公众服务的形象，他接受了巴尔的摩附近一个机场落成典礼的邀请。实际上，他确实有一点儿很 “私人”的事情要做，他想去格兰特维尤农场看看他的弟弟，他自己的农场也有点儿农活需要安排。“我打算为农场的住房造一道围栅--此举绝对没有政治目的。”杜鲁门临上专机时对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伍德沃德说，“让那些政客们见鬼去吧!” 巴尔的摩机场落成典礼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杜鲁门在讲话中虽谈到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但讲话的大部分内容还是不失时机地在奚落他政治上的对手--那些与他处处为难的共和党人：“假如我们听信了那些老顽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使用公共马车;对不起，一些主张公共马车的家伙仍然待在国会里……”后来的所有回忆录都注意到，杜鲁门总统在他讲话的结尾部分使用了一连串的“和平的未来”、“和平的目的”、“和平的世界”等字眼儿。而历史的真实是，再过几个小时，一场战争将来到美国面前。 杜鲁门回到家乡，吃过晚饭，一家人在图书室里谈天说地。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艾奇逊也在周末躲到了他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中，那个害了共产主义恐惧症的麦卡锡议员对他的指责令他焦头烂额，他想回到家乡来好好睡个觉。晚上二十二点，他桌子上的白色电话铃响了。这是个越洋电话，对方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艾奇逊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系;第二个反应是，向正在度周末的总统通报。 杜鲁门在电话里同意艾奇逊的安排，但艾奇逊不同意总统连夜赶回华盛顿。“这样会引起全国的恐慌，”国务卿说，“况且，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呢。”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个多梦的夜晚。 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飞机时衣冠不整，神色慌乱，两个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把他们扔在跑道上不管了。 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应总统的邀请，白宫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与总统一起在布莱尔大厦共进了一顿白宫人员匆忙准备的晚宴。撤去餐具后，餐桌直接成了会议桌。会议通过了艾奇逊提出的三点建议：第一，授权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第二，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使馆人员、侨民和滞留在朝鲜的美国公民撤离时，轰炸北朝鲜人民军地面部队;第三，命令美国第七舰队立刻开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注意这个第三，这是一个至今仍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建议，它针对的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与中国的台湾有什么联系?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第三条建议，使世界上从来没有交战过的两个大国卷入了一场死伤惨烈的空前残酷的战争。 中国的毛泽东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北京城中松柏掩映下的古代皇家园林里一个叫丰泽园的地方是他的家，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读书、吃饭、散步，接见需要见他的人。除了出席必要的会议和外出视察，他很少走出那个中国式的幽静的院落。前几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一个十分有名的讲话，叫做《不要四面出击》，讲的是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各方面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树敌太多对全局不利。毛泽东讲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所领导的中国不但要出击了，而且要出击到国境线以外。 那天屋子里有点热，毛泽东让卫士把他夏天用的大蒲扇找出来，卫士给他的是一把新的蒲扇。中国的蒲扇是用一种名叫蒲葵的植物叶片做成的，卫士拿来的扇子还带着植物的清香。 毛泽东说：“去年的那把不是很好嘛。” 卫士说：“那把坏了，扔了。” 毛泽东不高兴地自语道：“那把还是很好用的……” 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这个新生的国家马上就要颁布的一部重要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三亿一千万人口的解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新中国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法令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另一份文件是八天前以政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暂行办法》。多年的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人民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首先需要的是粮食。政务院决定拿出二十亿斤粮食来缓解燃眉之急，不知是不是杯水车薪。桌子上还有一份关于英国人查理逊和美国人托马斯伙同西藏摄政大札秘密组成“亲善代表团”打算去美、英等国请求外国势力支持“西藏独立” 的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反动势力企图“独立”的活动日益加剧，“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当毛泽东接着看到西南军区一份关于匪患严重的报告时，他的心情开始沉闷了。建国已经几个月了，而分散在这个国家偏僻地区的原国民党散兵和土匪大约仍有四十万之众。西南军区的报告说，四川地区于二月，贵州地区于三月，云南地区于四月，土匪们开始骚动。这些土匪传播谣言，说蒋委员长马上就要打回来了，新政权长不了了，于是威胁群众、破坏交通、抢劫物资，他们杀害的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已达两千多人。经过半年的剿匪战斗，虽然歼匪大半，但还有不少漏网分子隐藏起来，这是新中国的心腹大患。 毛泽东走出房间，在院子里散步。初夏的北京，天色湛蓝，草色新鲜。丰泽园内苍翠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毛泽东没走几步，就听卫士在身后轻声地说：“毛主席，总理的电话。” 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 对于邻国发生战争，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他曾经意料过的问题此刻还是让这位伟人陷入了深思，这就是：台湾。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里一个阴霾的日子，蒋介石悄然登上美制“江静”号军舰，向中国东南方向大海中的一个岛屿--台湾--逃亡而去。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抗日战争的胜利给这个国民党领袖带来的声誉，加之八百万重兵和美国先进武器的援助，曾经使他在三年前雄心勃勃地宣称“三个月到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这时，他的军事幕僚以及他的美国盟友都以为，无论作战兵力还是武器质量都决定了蒋介石赢得战争胜利是势在必得。可是，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似乎是纯军事学以外的因素，那就是发生战争的这块土地上人心的向背。战争终究是人的行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物价飞涨使整个中国民不聊生，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是灾难的代名词，加上割据各地的军阀由来已久的帮派角斗，在手持步枪的解放军以及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上百万民众的呐喊声中，蒋介石的百万精锐之师在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中纷纷解甲。蒋介石曾经对横贯中国大陆中部的一条大江抱有近乎天真的幻想--五百里坚固防线，岸炮军舰如林以待。 但是，大江岸边的穷苦百姓自愿划着木船在炮火中运送解放军横渡大江，结果是“长江天堑，一苇可渡”。当穿着布鞋的解放军战士冲进南京总统府中蒋介石豪华的办公室时，桌上的电话依旧可以使用。一位解放军将领坐在蒋总统的椅子上给北平西山上苍松环绕的双清别墅打了一个电话，毛泽东接完电话后，写下了一首至今依然令人荡气回肠的诗篇，其中的一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中国共产党人要赢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自然在“追穷寇”的范围之内。台湾不可能成为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苟且之地，解放军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和对台湾的最终解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对此，毛泽东胸有成竹，蒋介石则心有余悸，而远在地球另一端却硬要涉足远东事务的美国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必然结局。 目前的问题仅仅是人民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的时间表。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被海水包围着的台湾岛上反复强调“台湾一定能守得住”。但是，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军事上的简单事实：一百五十海里的台湾海峡在三百年前尚且阻挡不了郑成功的木船船队和手持冷兵器的兵勇，现在又如何能抵挡得住排山倒海的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各种型号的船只皆在备战之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装备很差的解放军竟然有了飞机!送到蒋介石手上的情报是这样描述的：“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机场一度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助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以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作战时英军修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可供使用之程度”。此刻，在蒋介石看来，唯一可以救命的稻草是美国一如既往的援助，甚至是军事干预。但是，美国人的做法对在台湾岛上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当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也紧急召开了一个远东问题圆桌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个事实：蒋介石已经被永远地赶出了中国大陆，共产党军队很快就会占领台湾，时间最迟在一九五0年的下半年。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尽快从中国脱身，结束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还主张，至少暂时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也不应该试图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分离开。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在不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也不再支持已经没有希望的蒋介石。但美国国会一部分参议员却主张继续支持台湾，他们不断地向杜鲁门总统施加压力。为此，艾奇逊出面对美国军方解释：美国必须承认，共产党人控制了全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崩溃。 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继续援助台湾，其效果最多是把台湾陷落的时间延迟一年，这对美国来讲太不合算了。为了说明如何“不合算”，艾奇逊十分耐心地列举了五点理由：一、会使美国再次卷入一场有世界影响的失败中，影响美国的威信;二、会把全中国人一致的仇恨集中在美国身上;三、会给苏联提供在安理会上攻击美国的借口;四、会使美国在亚洲人民心目中成为那个腐败并且威信扫地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五、没有人认为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会打破美国的远东防线。而这第五条理由，正是美国政府改变对台湾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因。美国人意识到，台湾不值得他们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在台湾问题上，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眼光应该放远一点。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出第二十八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文件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都会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文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了一个至今依旧十分敏感的重要观点，即：台湾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的国家。 一九五0年一月五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布美国无条件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掠夺的野心。杜鲁门说：“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基于这个声明，美国宣布从台湾撤走侨民，只在台湾留有一个领事级的代表，最高武官仅仅是一名中校。 杜鲁门决心看着蒋介石自生自灭了。昔日的“盟友”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毫不含糊地一刀两断了，对此，杜鲁门和蒋介石两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隐衷。一九四八年，与民主党候选人杜鲁门竞争美国总统的是纽约州共和党州长杜威。杜威对社会主义充满仇恨，强调要增加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援助，主张派美国军事顾问到中国去帮助国民党改善军队素质，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给国民党政府十亿美元以支撑其灭亡在即的政权。大洋那一端的叫嚣让蒋介石感到格外兴奋，他除了捐助现金帮助杜威竞选之外，还特地批准定居在美国的孔祥熙以他私人的名义在竞选中为杜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且委托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颁授了一枚吉星勋章。对此，杜鲁门知道得一清二楚。杜鲁门说：“他们使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我不是说他们收买了什么人，而是说有许多钱在流动，有许多人按照院外援华集团的旨意行事。”可是，竞选的结果还是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