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Rudolph Nureyev同一天成为《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我废寝忘食，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几吨英文生字查清楚，日夜捧读，最后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位投奔西方的俄国芭蕾舞星。我不知俄文的 Nureyev后面那个 e不发音，译成“纽瑞耶夫”。一代舞神从此以错误的音译和华语世界的读者，以及后来的观众见面。录影带尚未问世，在那个匮乏的年代，文字和图片成为认识或误解西方舞蹈的窗口。一幅舞照、一行解说就可以引发我执迷的憧憬。 那年，我是政大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年纪太大，绝不可能成为舞者，退求其次，立志为舞评家。因为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感召，因为执迷，一九七三年，我创办云门舞集。翌年，玛莎•葛兰姆来台，邀我为她在国父纪念馆舞台上的演讲即席翻译，我百辞不得，忐忑上阵，倒也流利自在。识货的朋友觉得葛兰姆充满象征、隐喻的英文，我竟然出口成章，真不容易。他们不晓得我做足了功课。 美国留学三年，只上过一百多堂技术课；没在任何职业舞团待过，只编过三个短舞，却异想天开成立舞团！我请朋友寄来玛莎•葛兰姆和乔治•巴兰钦的传记，日夜捧读。我看他们如何充实自己，如何训练舞者，如何探索、建立强烈的个人风格，如何与社会应对。我也发现这两位世界顶尖的大师，一个从事革命性的现代舞，一个改造创新芭蕾传统，却都有相同的命运：屡屡穷途末路，舞团多次解散再重组。葛兰姆舞团在她生前死后，一直藕断丝连地生存，抓到适当的时机，就在舞台上迸放光芒。纽约市立芭蕾舞团是巴兰钦的第六个舞团，在美国世家支持下，长驻林肯中心州剧院，舞台更是根据他的需求量身定做的。然而，传记写道，每夜剧终，送走访客，老先生总会回到顶楼办公室整理一下，然后，不乘电梯，一楼一楼走下来，关掉仍然亮着的灯，节省电费，降低赤字。 因此，创团之初，家父警告我：“跳舞可以是乞丐的行业。”我说，我知道。神祇般的大师犹然如此，渺小的我如何例外？云门生涯，我有憧憬，无有幻想，无暇哀怨，艺术的视野必须拓展，财经书刊也得读，避免穷途末路，让云门人果然变成乞丐。 这本书是我三十多年来学习的札记，记录我在不同时期的执迷、探索与启蒙。七十年代的文字大部分像是“补习”的笔记。在正常社会里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应该熟稔的传统文化，如京剧、昆曲、原住民乐舞，乃至“二二八”，我都必须从头去找寻、认识；西方艺术、舞蹈，也得去关心。观察一位艺术家、一出重要作品，不能单独只看表象，放到时代、社会与文化背景上去计较，才能比较容易掌握可以运用的道理。旅行时，我不带照相机，找到有关当地文化、历史的书，我常抓狂地彻夜阅读，见了人就东问西问。因为执迷，在海外写的文章篇幅往往较长，没有舞团，可闲暇伏案。 七八十年代，现代舞在台湾是新事物，主编文化版的长辈们说，光跳不行，要写文章讲你在做什么，不然社会不懂。我往往在排练休息的一小时，一挥而就，赶上截稿时间。八十年代后半期，我开始减量。留学归来的舞蹈学者愈来愈多，文章愈写愈好，特别是《表演艺术》创刊后，我完全不必再肩负介绍西方舞蹈的任务，只做一个快乐的读者。 少写的另一个理由是，我排斥文字。 写小说，学新闻，我从文字出身，早期作品《白蛇传》、《薪传》、《红楼梦》都有叙事的色彩。文字伤舞。讲求文字可以界定的表现往往限制了肢体的丰富性：白蛇再怎么泼辣，也不能像青蛇那样蛇蛇蝎蝎、满地打滚吧。舞近于诗。舞蹈的特长是以舞者的“生理发作”激发观众的生理反应，是能量的交换。 我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光，试图洗去文字的牵挂，用画面、用动力来思考。一九九四年的《流浪者之歌》之后的作品，我觉得比较成熟，舞者不必再为角色服务，肢体获得“解严”，动作繁复了，蕴涵也较深厚。与此并行发展的是，我不会写文章了。好容易坐定，总是找不到字。一篇短短的《高处眼亮》竟然缠绵两个礼拜。 劳师动众编就的舞作，幕落就蒸发。我的作品在我退休没几年后，也势必消失——因为新的艺术总监不一定觉得舞者需要站桩、打坐；基本训练消失，《水月》、《行草三部曲》自然“退休”。这是生命荣枯的定律。求鱼得鱼，无憾。然而，一个人闭门造车、轻易写就的文字却可能千年万代，特别在网站风行的年代，想毁尸灭迹都办不到。 我思索，这册旧作新编的文集可以有什么意义？观舞之余的闲暇阅读，回顾台湾文化界一个学艺者的成长足迹。连侯孝贤也快成为大多新世代的陌生人之际，我很愿意重复宣唱一些“古人”的名字，描绘他们的风范，好像《薪传》吟唱陈达的《思想起》，《白蛇传》的舞台矗立杨英风的雕塑。如果幸运的话，也许触动了某个容易执迷的年轻人，引发他异想天开的憧憬，像邓肯、纽瑞耶夫、葛兰姆、巴兰钦、康宁汉、叶公超、侯孝贤那样震动我的灵魂，像俞大纲老师那样把着我的手，给我重大的启蒙。 我把这本书献给俞大纲先生在天之灵。 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八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