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未来——谷歌图书搜索计划：一场垄断的噩梦

　　过去4年间，谷歌将数以百万计的图书数字化并将之上传至网络，这些书来自大型研究型图书馆的收藏，其中很多是受著作权保护的。这项工程被称为“谷歌图书搜索计划”，一些作者和出版社因此提起诉讼，控告谷歌侵犯其著作权。经过长期谈判，原告和谷歌达成和解，这个结果也许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图书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未来会怎样发展呢？ 　　无人知晓。因为和解方案如此复杂，我们很难评估它在新环境下产生的法律和经济后果。研究型图书馆的负责人有着明确的共同目标：希望开放图书馆的收藏，让任何地方的读者都可以看到馆里的书。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唯一有效的策略是保持警醒：眼光尽可能长远；在盯着前方道路的同时，也要记着看看后视镜。 　　我回顾历史时，将重点放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我将关注它对“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以及它包含的观念体系——启蒙运动倡导者所称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 　　18世纪的人们想象的“文人共和国”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边界、没有不平等的国度，只有那些由天赋决定的元素。在这个国度里，公民身份有两个主要属性——写和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做这两件事而成为其中一员。作者创造理念，读者来评判。凭借印刷文字的强大力量，这些评论得以广为传播，最强有力的观点成为赢家。 　　世界也因书面文字而扩大，因为18世纪正是书信交流大行其道的时代。读一读伏尔泰、卢梭、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信札——每一位都有大约50册，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共和国并非纸上空谈。这4位大人物按时互通书信，讨论那个时代的所有问题。这些书信通过一个横跨大西洋的信息网络将欧洲和美国连接起来。 　　但历史迷雾常被情感掩盖，面对这一美好场景，我要补充一点：文人共和国的民主只是名义上的。现实中，名门望族和富人掌控着这个群体。大多数作者远不能达到靠笔杆子生活的程度，他们不得不向资助人献媚，讨要闲差，为了在政府控制的杂志社里谋得一官半职而四处游说，逃避审查，通过欺骗手段混入可以带来声望的沙龙和学会。在遭受上层社会侮辱的同时，他们接二连三地显露出本性。伏尔泰和卢梭的争吵反映了两人的品性。伏尔泰读完卢梭于1755年写成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写信说：“先生，我收到您关于人类种族的新书……它让人们想要拜倒在权贵脚下。”5年后，卢梭给伏尔泰写信说：“先生……我恨你。” 　　个人矛盾由于社会等级制而变得复杂。文人共和国远非平等团体，像18世纪所有社团一样，它受到同一疾病的困扰——特权。特权不只限于贵族。在法国，文字世界的一切，包括印刷和买卖图书都存在特权，被那些具有排外性质的行会把持。没有皇家赐予的特权和审查官的许可，图书本身是不可能合法面世的，而且其内容也必须完全符合行会的意图。 　　一个了解这个系统的方法是运用知识社会学来分析。我们应特别借重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概念：由各种相互对立的观念组成的权力场遵守某种游戏规则，而游戏本身基本上由社会的统治者决定。人们不必为了承认文学和权力的关系而赞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从参与者的角度可以看出，文学世界的现实背离了启蒙运动的崇高理想。尽管有美好的理论，但正如其实际表现出来的那样，文人共和国不过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是无法进入里面的。但我仍想将启蒙运动作为例证，用于一场总体介绍开放性和具体分析开放获取的讨论中。 　　如果从18世纪回到现在，我们是否发现同样的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就存在于研究型图书馆的生活中？我们的境遇得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支持。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同意铭刻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显著位置的那些原则。“人人享有”这个短语被刻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主大门上。纽约公共图书馆董事会办公室的墙上用金字雕刻着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话：“我关注光明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愿其成为最值得依赖的资源，改善物质条件以净化人类心灵，并为人类创造幸福。”启蒙思想同样支持着我们。 　　支撑我们的共和国建立的信念就是18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核心原则：传播光明。对杰斐逊而言，启蒙运动是由作者与读者、书籍与图书馆推动的，位于蒙蒂塞洛的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的贡献尤其明显。这个信念已被写入《美国宪法》，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确定了著作权和专利权只存在“一定期限”，要服从于更高目标，即推动“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美国开国元勋们承认作者享有为其脑力劳动获得公平报酬的权利，但他们将公共福利置于个人利益之前。 　　这两种价值观孰轻孰重？按照宪法起草人的认识，著作权是英国在1710年的《安妮法》（Statute of Anne）中提出的，目的是限制伦敦文具公司的垄断经营，同时正如其标题宣称的那样，“为了鼓励求知行为”。当时，英国议会设置著作权有效期为14年，且只有一次延长机会。那家文具公司试图捍卫他们在出版业和图书交易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很多次诉讼中要求永久性著作权，但他们在1774年“唐纳森—贝克特”（Donaldson v. Beckett）诉讼案的终审中败诉。 　　当13年后一群美国人聚集起来起草宪法时，他们普遍支持这个在英国盛行的观点。28年看起来足以保护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期限过后，大众的利益就应该成为主导。1790年，第一部著作权法案同样也是“为了鼓励求知行为”，它仿效英国，著作权在14年的期限上可以再延长14年。 　　今天的著作权期限是多长？根据1998年《桑尼•博诺著作权期限延长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也被称为“米老鼠保护法案”，因为当时米老鼠的一切资源就要为大众免费共享了），这个期限是作者的寿命再加上70年。现实生活中，正常情况下这意味着要超过1个世纪。20世纪出版的大多数图书还没有开放著作权。至于数字化，可获取的文化遗产一般限于1923年1月1日之前，之后的大量书籍受到著作权保护。这种情况还将继续，除非作者个人对数字化感兴趣，为消费者压缩打包，严格遵循合法交易，为股东赚取利润。就目前情况来说，有这样一个例子，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22年出版的《巴比特》（Babbitt）现在已向大众开放，而他1927年的作品《孽海痴魂》（Elmer Gantry）直到2022年才能开放版权。① 　　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崇高原则回到当今文化产业的现实状况，相当于离开启蒙运动的国度，前往公司资本主义的喧嚣世界。如果我们将知识社会学应用于今天的时代——布尔迪厄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在米老鼠设计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令人生畏。 　　这样的现实令启蒙运动的理想看似历史幻影吗？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启蒙运动在19世纪初逐渐偃旗息鼓，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化浪潮。要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比较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其后的修订版《方法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①。前者是把知识汇集起来形成有机整体，理性思维能力成为其主导；后者按照我们现在能识别的领域细分知识：化学、物理、历史、数学及其他学科。19世纪，这些学科发展出对应的专业，颁发博士学位，由专业团体掌控。这些学科接着又变身为大学学部，到了20世纪，它们已在校园各处留下印迹：这座建筑物是化学系的，那座属于物理系，这儿教历史，那儿教数学，而这一切的中心——图书馆，通常被设计成供人学习的庙宇。 　　与此同时，各领域及其分支领域的相关专业刊物开始涌现。知识团体是这些刊物的供应方，图书馆则是需求方。这个体系在约100年的时间里运转良好。商业出版社发现，它们可以通过让大众订阅刊物来谋利。一旦有大学图书馆订阅，学生和教授就会期望能够不间断地看到每一期刊物。出版商可以提价而不会造成需求方取消订阅，因为是图书馆付钱，而不是教授。最有利的是，教授提供了免费的或近乎免费的劳动力。他们撰写文章，审阅稿件，为编辑部服务，这么做部分是为了按启蒙运动的方式传播知识，但主要是为了提高专业水平。 　　结果是所有研究型图书馆的采购预算大得惊人：《比较神经学学报》（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一年的订刊费用为25 910美元；《四面体》（Tetrahedron）需要17 969美元（如果是包含相关刊物的整套《四面体》，则需要39 739美元）；而化学类期刊的平均价格为3 490美元。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已危及知识界的精神生活。图书馆过去用50%的预算采购专题论文，由于期刊价格飞涨，现在只能为其留出25%甚至更少的预算。靠图书馆吃饭的大学出版社现在发行专著的收入还不能抵消成本。那些依赖发表论文来谋求职业发展的年轻学者现在已寥寥无几。 幸运的是，知识界面对的这种严峻现实即将成为过去。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不再各自为战，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家也是如此。大学校园里的老地图对教授和学生的活动来说已不再适用。到处都在重绘地图，许多地方正在修建用于交叉学科研究的设施。图书馆仍矗立在中心位置，将知识的养料输送到大学的每个角落，并且经常借助电子网络直达网络空间的最远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