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罗莲说:“比尔·纳梵是最好的教授,他从来不当我们是孩子。” 她笑,“可惜他讲的是热力散播。” 我说:“那没有关系,我可以选他那科。” 她说:“他那科很难,他出的题目也很难,我最怕的。他一说到宇宙线紫外线,我的头都昏了。你想想,一个原子,有几层外壳?” 我笑,“第一层叫K层……” 罗莲说:“好了好了,别背书了,你也是的,这么穷凶极恶地念书,但是你算好学生,同学也喜欢你。” 我说:“我对基本的常识有兴趣。你想想,原子有什么不好?我喜欢。” “纳梵下半年教你吧?” “唔,圣诞之后,他还是教我们的。我不是不喜欢高克先生,他的化学与生物都合理得很,但我还是等纳梵。” 我们一路走回家,五点钟,下微雨,一地的落叶。行人大半是学生,马路中央塞车。天气相当冷,我嘴里哈白气,穿着斗篷,既防雨又保暖。罗莲撑着伞,遮着我。 回家要走十五分钟。 罗莲说:“你真厉害,去年一上化学课就哭,倒叫高克老师向你道歉,什么意思?结果三个理科老师吓得团团转,B小姐叫我教你,高克叫我盯住你,纳梵说:‘叫她别怕,慢慢地学。’真了不起,谁不交学费?你那种情形,真肉麻,真可怕!” 我笑笑。 她比我高一级,常常老气横秋地教训我。去年三个教授赶着她来照顾我,她就不服气,跑来见到我,就冷笑说:“我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却不过是个瘦子,挤一挤便可以塞进汽油箱里去。”后来她对我很好,一直照顾我,有难题也指点我。过了一年,我们索性搬到一起住,相处极好,一起上学放学,别有乐趣。教授叫她找我,认识我,只因为全校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现在却成了好朋友。 到了家里,暖烘烘的,我们坐在一起做功课,晚饭早在学校饭堂吃过了。 她冲了两杯咖啡出来,我一边翻书,一边说:“纳梵先生的样子不漂亮,但是真……真特别,一见难忘。” 罗莲说:“你一整天提他,大概是有点毛病了。” 我说:“什么毛病呢?我又不会爱上他。” “爱上他是没有用的,他又有妻子又有孩子,人这么好,你想想去,别提他了。” 我看了罗莲一眼。 我是不会爱上纳梵先生的,又不是写小说。 不过他是一个好教授。 去年在饭堂见到他,我就钦佩他,忽然之间问他:“你是博士吗?” 他笑了,他说:“我只是硕士。” 我居然还有胆子问:“为什么你不是博士?”天下有我这种人,非逼教授做博士不可。 他说:“读博士只管那极小极小的范围,我不大喜欢,我读了好几个硕士,我现在还在读书。” 我睁大了眼睛,“是吗?” 罗莲在我身边使眼色,我才不问了。 后来罗莲说:“他总是个教授,你怎么老问那种莫名其妙的事?” 我才怕起来,以后看见他,远远地笑一笑,然后躲得人影都没有。一年来我读那几门理科,不遗余力,别人都是读过的,只有我一窍不通,什么都得背上半天,整天就是躲在屋子里念念念。 结果还考得顶不错。五道题目,我答了两道纳梵先生的,他的“红外线对人类贡献”与“原子结构基本讲”。大概是答得不错的。 后来罗莲看见他,第一件事是问他:“乔陈考得好吗?” 纳梵先生说:“很好呢!这孩子,以前吓成那样子。” B小姐也问:“另外那个中国女孩子好吗?” 教会计的戴维斯先生因为在香港打过几年仗,很喜欢中国人,新开学,他也去问罗莲:“乔陈好吗?有没有见她?” 罗莲翻翻白眼,“当然见过,她现在与我同住。” 回来罗莲大发牢骚。 她说:“我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问问我怎么了?嘿!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眉开眼笑,“我迟钝,没有他们我不行,而且我听话。” “真受不了。”罗莲说。 我默默地做着功课。 我喜欢去上课,这就够了。 第二天罗莲迟放学,我一个人走回家,才出校门,就见到纳梵先生迎面而来,他六一高,卷发,浓眉,实实在在不算漂亮,可是他的脸上有一种慑人的神情。我迟疑了一下子,笑一笑,低头走了。脸上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纳梵老师手臂下夹着一堆书,从图书馆里回来?他是这样的大方、和蔼、有教养、学问好、心情好,风度翩翩,穿着那么旧式的西装,普通的皮鞋,一点不打扮,那种姿态,却是惊人的好。 难怪人家说:最危险是让丈夫去教女子大学。念大学那种年纪,多数是无法无天的,不危险也变危险了。一年来大半学生都找到了对象,只除了我,我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爱人。 罗莲有一个男朋友,是奥地利人,她是很起劲的,天天一封信,还说圣诞要去看雪。我觉得欧洲人不过如此,想免费游东方,不如娶一个东方太太,或是嫁一个东方来的丈夫。欧洲这么冷,去享受一下热带的温馨,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家里都不会太差,他们也就是看中这一点。依我看来,中国女孩子除非长得特别美,否则不必与外国人混,得不到什么好处。 外国人也有好的,像纳梵先生,我想他的人格是毫无问题的。我喜欢科学家。 他这个学期头一个月没有教我们,过了圣诞才教。 学期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独独他不在,我就到处问:“纳梵先生在不在?” 他们都叫我放心,纳梵先生快要做副校长了,走不了的。 但是这么多的老师,我反而与他最不熟。 在饭堂里休息着,他来买咖啡喝,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他微微地笑着,他稳重得像一座山一样,他是这么可靠,任何女人看了他,都想: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 同学说:“你看,那是你的纳梵先生。” 我笑一笑。 他们的意思是,那是你心爱的教授。 我们这间学校小,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不超过一千,每个人都认识彼此,这是小大学的好处。而每个教授都认识我。 他们问我:“你去年回家了吗?”又问,“今年回不回去?”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动不动就大惊失色,信以为真,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直到今年,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然而还是惹笑。 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他们要找我,就到图书馆,我好歹坐在那里,无论看什么书都行,我都坐在那里。 去年学生罢课,只有我一个人上学。老师看见我,心花怒放。 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 高克先生来了,看见我,趋向前来,握着手,眉开眼笑:“啊,乔,你多么乖,坐在暖气边,在温习吗,不冷吗?” 我笑。发神经了,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匪夷所思。 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或是印讲义,他总是在忙,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心里面很定,纵使有什么事,大概可以找他帮忙。 他去年一直说:“你知道我在哪里,有难题请来找我。” 他不叫我“乔”,不叫我的名字。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他也不点名,不过凡是他的课,教室总是满的,他不把我们当孩子。 新近规定,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不准参加考试。 他不管,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点名没有用,点得再凶,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 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还有什么好问的? 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老是侧着脸,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读大学的时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昏在草地上,进了医院,出来的时候,一只耳朵就聋了。 罗莲叹道:“真了不起,连缺憾美都有了。” 我听得津津有味。他毕业于诺丁大学,罗宾汉出没的地方。虽然也是科学家,但他没有那种MIT、CIT的高深莫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我喜欢他。 罗莲已念到最后一年,笑话自然多。 她对我说:“你晓得考莱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课,但是大家星期三玩得七荤八素,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她等了一刻钟,不见第五个人影,就冲下去报告校长,哪晓得一走,就来了六个,气得她什么似的!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这真有点残忍。据罗莲说,在外国生活,不残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觉得,至少我没有那样,我也活得很好。 罗莲说:“你是例外,你一皱眉,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乐乎。今年挤来挤去,挤不出什么眼泪来了,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说,功课再多,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只是实在多了,做起来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不敢贪睡。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有时候问罗莲:“你猜升了第三年,我吃得消吗?这么多的功课。” “人家是人,你也是人,”她说,“怎么做不了?最多他们花一小时,我们花两个钟头也就是了,一般是老师教出来的。” 她这个人信心真足,走步路都好起劲啊,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我走路却始终无声无息,脚步好轻的,不知道是什么习惯。 过了圣诞,纳梵先生终于出现了,大家都很高兴。读理科的人总比较讲道理,我老有一种感觉,文科是不能读的,越读越不通,越读越小气,好的没有,坏的都齐了,结果变成自高自大、极端自私的一个人。我们还没有念完书,不能算数,但是看看那些学成的人,也就有点分数。亦不能读艺术,学艺术的人都有一种毛病,不管阿狗阿猫都先以艺术家姿态出现,结果大部分做了现世的活招牌。 当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个个像纳梵先生,他是例外中的例外。念文学艺术的,也不见得人人差劲,不过我们运气好,正巧碰到一个好老师。 一星期有他两节课,每节只一小时,一共上十一个星期。他常常迟到十分钟,方便大家去喝杯茶,大家感激他。上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简单地解释几句,就很明白——如果我明白,那谁都明白,谁还比我更钝呢?怕没有了。 有时候不明白,我举手发问。 同学都笑我,说我这么大了,还像小学生,次次发问都举手,我一举手,他们就嚷:“乔陈又要告状了!” 纳梵先生微笑说:“不必举手。” 我涨红着脸分辩:“如果不举手,不给老师准备,就插嘴,那有什么好?” 纳梵先生还没答,众同学又笑说:“好啦好啦!教授变了老师,大学变了书馆,咱们都成了小孩,也不必投票选举,回家干脆抱着叫妈妈。” 他们只是开玩笑,我知道我很规矩,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一时改不过来。 我涨红了脸,讪讪地过了好几堂课。 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我称呼他一声:“纳梵先生。” 他站住,微笑问:“什么事?” 我说:“没事啊,我叫你一声。” 他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答:“理应如此啊。” 他说:“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 “他们?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课文说得明白,已算尽责了。” 我说:“阶级分得好明白,否则,学生恐怕倒霉,这是中学,大学不得而知,看来也绝不民主。” “你觉得哪种制度好?”他极有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说,“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我觉得。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老师也待我客气,只是几个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 “我代她们致歉。”纳梵先生笑说,“只是你别太拘谨,有什么想说的,不要犹疑。” 我点点头。 我跟他说话,老是有点口吃。 罗莲说:“他好做你爹了,你几岁?” “二十岁了。” “可不是?他起码三十八。”罗莲说,“看上去倒是很年轻的样子。” “也不算特别年轻,”我说,“只不过头发未白而已,不过他一向不老气横秋。” “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 “哪里啊!别开这种玩笑,我是很尊重老师的。”我说,“人人都说他好。” “很多教授都很好,你怎么不提他们?” “我也提呀!” “你这个人,将来人家都要讨厌你的,一副模范生的样子,决不迟到早退,刮风落雨,一向不缺课,见了教授,‘是老师是老师’,真受不了。” 我白她一眼。 我可没有她形容的那么肉麻。 她胡诌的。 星期二,照例有实验,我并不太喜欢做化学实验,瓶瓶罐罐,麻烦得很。大家穿上了白上衣,拿了讲义,照着煮了这个又煮那个,我的手脚不十分灵敏,常常最慢,弄得一头大汗。 我把煤气火点着,煮着蒸发器里的化学颜料,纳梵先生走过来,问我:“好吗?” 我说:“煤气有点声音,是不是?” 他侧耳听了听,“嗯,是,熄了它,我替你调整调整。” 我迟疑了一下,听他的话,关了煤气。 纳梵走回去几步,向一个女同学借来打火机,点一下,没点着。我探过去看,他再点火,我只闻到一股煤气味,跟着只是轻轻的一声爆炸,我眼前一热,一阵刺痛,退后已经来不及了,我蹲了下来,只听见同学的惊呼声,我一急,一手遮着眼睛,一手去抓人,只抓到一只手,便紧紧地捏着不放。 实验室里乱成一片。 纳梵先生大叫:“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快,快!” 我马上想:完了,我一定是瞎了。 眼睛上的痛一增加,我就支持不住了,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见东西。我躺着,身子好像在车上,一定是救护车。有人在替我洗眼睛,我还是觉得痛,并且害怕。 但是我没有吭声,如果真瞎了,鬼叫也没有用。然而怕还是怕的,我伸手出去摸,摸到的却是女护士冷冰冰的制服。我忽然哭了。 天啊!如果一辈子都这么摸来摸去,怎么办? 我不知道有没有眼泪流出来,但是我听见一个声音说:“别怕,我们就到医院了。你觉得怎么样?”那是纳梵先生的声音,他很焦急。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抓住了他的手。 “说给我听,你感觉如何?” 我想要说话,但是太害怕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紧抓着他的手。 护士说:“不是很厉害,她不想说话,就别跟她说。” 纳梵先生两只手也紧紧地合着我的手,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我的眼刺痛之极,再加上平时身体也不大好,又昏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仍然什么也看不见。 我知道实在是完了。 怎么办呢?我躺在床上,鼻子嗅到那种医院特有的味道。怎么办呢? 我慢慢支撑着起来,这一次眼睛倒没有大痛,恐怕是打了止痛药。 “好一点了?” 还是纳梵先生的声音。 我惊异地转身,他怎么在这里? 他的脚步声响起,他走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扶住我,让我慢慢地靠在床上。 “我是医生,”另外一个声音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马上吓得浑身冷了起来。医生要说什么? 我呆呆地卧着。 “唉,为什么不说话?替你洗过眼了,把煤屑、碎片都洗出来了,危险程度不大,但是要在医院里住上一阵子。你要听话,知不知道?左眼比右眼严重点,但绝对不至于失明,不要怕。” 我点点头,吁出一口气,手心中都是汗。 “运气很好,爆炸力道不强,强一点就危险了。” 我还是点着头,可是一颗心却定了。眼前漆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我摸摸自己的头,一切都没有毛病,我笑了。 “傻孩子。”医生说,“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 我听他走开去的声音。 纳梵先生问:“好一点了吧?” 我连忙问:“几点钟了?你为什么不回去?” “晚上八点。” “我肚子饿得很呢。”我说。 “我叫东西给你吃。” “不,纳梵先生,你回去,我有什么事,会叫护士来的。” “可是医生说——” “嗳。医生说没有关系,你请回去吧。” 纳梵先生说:“真对不起,乔,这次意外,是我的错。” 我一愕,怎么会是他的错呢?我想也没想到过。煤气管轻微爆炸,是我探头探脑不当心,关他什么事?难怪他陪我到现在,我连忙摇着手,说:“纳梵先生,请别误会,这与你完全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好——” 他苦笑一下,“我不该冒失去点——” 我也打断他,“我不会有事的,这实在不是你的错,实验室总有意外的,我躺几天就好了,同学自然会把笔记借给我,你放心。”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躺几天,恐怕至少得十天八天,但是为了安慰他,我也只好往好的方面说。 他不响。 他是个好人,一定为我担心死了。 我想要说些什么,安慰他一下,想了半天,想不出话来,他比我大这么多,又是教授。 我只好说:“都是我不好,我真麻烦。” 他又说:“我不小心,是我的错。” 护士送食物进来,我摸索着。真饿了。 纳梵先生把牛奶杯放在我手里,拿着三文治,递到我嘴前,我红了脸,接过来吃。 他问我:“要不要通知家人?” 我摇摇头:“别,他们会急坏的。” “此地有没有亲戚?” “没有,一个也没有。但是罗莲对我很好,有没有通知她?她不见我回去,要急的。” “啊,刚才她来过,我让她回去了,那时你还没醒。” “谢谢你。”我说。 “乔,我真对不起你。” “纳梵先生,请不要这样说,与你有什么关系?千万别这么想。”我放下了食物。 他叹了一口气。 “请回去吧,你明天还有课呢。” “我明天再来看你。” “没有必要,我躺几天就没事了。”我说。 “再见,好好地睡。” “再见,纳梵先生。” 他走了。 我吃完了食物,就把盘子推开,躺在病床上,想了一想,只要不会瞎,其他就好商量。少了的课程迟早要补回来的,只不过赶得紧一点,也没有办法。只是这么静,一个人躺在医院里,又一个亲戚都没有。罗莲自顾不暇,外国同学又冒失得很。我想哭,就哭了。 哭到一半,听见有叹息声,“谁?”我翻身问。 没有回答。 是我疑心了,反正有鬼也看不见。 我向着天花板,一下一下地数着字母,好快点入睡。 大概是真累了,最后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问护士,“几点钟了?” “九点。”她说,“早餐来了。” “我要去洗脸刷牙。” “别走动,用盐水漱漱口就好了,一会儿我来替你抹脸。” “我手脚没事啊!” 护士说:“别动,听话。”她倒很温和。 我问:“请问我要躺多久?” “不会很久的,只是要充分休息,现在解了纱布,你也看得见东西,不过以后的眼力会有问题,所以休养久一点,明白吗?” 我心头一块大石完全落地。我吃着早餐,觉得颇是休息的好机会。那心情与昨夜完全不同了。 吃完,护士让我漱口,我做了。 她替我抹脸。我笑说:“我想洗澡,怎么办?”她说:“我替你洗。” 她告诉我病房里有四张床,因为没人,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躺着。 “你怕不怕?”她问。 “不怕。” “那么我走了,有事按铃叫我,铃在这里。” “谢谢。” 我一个人靠在床上,哼着一支歌。唱完了一支又一支,有点累。眼前仍然什么也看不见。我用手缓缓地摸着纱布,我真想看一看亮光。运气真好,这么危险的事,却还保存了眼睛,只是有点痛。 “不要动纱布。”我吓一跳。 “纳梵先生!”我嚷,“你几时来的?” 他温和地说:“听医生的话,怎么这样顽皮?”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把手放了下来。 他说:“对了,今天好多了?” “嗯。” 医生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哒哒哒”的。我在想,他长得什么样子?他叫护士拉好了窗帘,掀开我的纱布,我略略有点紧张,可是想到纳梵先生在这里,我如果紧张,恐怕要叫他担心,只好尽量放轻松。 掀开纱布,医生叫我不要睁开眼睛,药水药膏却注入一大堆,很刺痛,我强忍着。 眼皮之上约莫有点红光,我知道没有瞎,但是左眼皮很痛,我伸手一摸,医生马上喝道:“手脏,拿开!” 我惊问:“那是什么?” 医生好言说:“缝了几针,没事的。” 我失声:“哎呀!” 我一点也不知道,既然缝了针,那么一定也流了血?一定很可怕哪!我连忙问:“会不会留下疤痕?” “不会的,女孩子真爱漂亮,先治好眼睛,再替你看疤痕,保你没事人似的出院,好不好?”医生很幽默。 我心里忐忑不安。看来很严重,他们都安慰我,不叫我担忧。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再问:“我不会瞎吧?” “孩子,你不相信我?”医生问。 “谢谢你。”我说,“我相信你,但是请你告诉我。” “不会瞎的,你要听话才行。”医生说。 我不响。 他走了。 纳梵先生问我,“害怕了?” “没什么?只是——希望早点出院。你今天忙吧,纳梵先生?”我改变话题。 “我没有上课,高克先生替我,将来我回去,把他的课接过来上。”他说。 “那你岂不是忙坏了?为了我一个人!你快去学校。” “等你纱布拆了再说。”他说。 我问:“你是几时来的?我怎么没听见?” “我跟医生一道来的。”他说。 我有点疑惑:怎么偏偏没听到他的脚步声? 我还是请他走,但是他一定要陪我,我在病床上,十分尴尬,只好说点轻松的话。 他问:“课程怎么样?” 我答:“很忙,但是还好,不大闷,今年要做的真多,比去年多了十倍,明年可还是这样?” 他说:“不过看学生本人了,好的学生什么都用功,做起来费劲。懒学生东抄西拼,又不上课,就省事。” 我笑问:“纳梵先生是劝我懒一点?” “同学们都说你对功课很紧张。”纳梵说。 “不止我一个,同班的艾莲比我用功得多,不过我比较笨,问得特别多。”我说。 “好学生多一点就好了。”他笑。 “他们聪明,自然不肯循规蹈矩的。” 他忽然站起来,“我太太来了。” “啊。”我只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纳梵先生说:“这是乔陈小姐,这是我太太。” 我把手向空中一伸,说:“纳梵太太,你好。” 她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很温暖,一边说:“你好,乔。” 纳梵先生说他要走开一会儿,叫他太太陪我。我想这成了什么了?还要他太太来轮班。我平时常常想见他的太太,现在她来了,我却看不见。只听说她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文静,约十二三岁。 我不好意思地说:“纳梵太太,你跟纳梵先生说,他不必来看我,我没有事的。” “我还没有向你道歉呢。”她一边说着一边在弄,不晓得弄什么。 他们夫妻一口咬定是他们的错,我也没有办法,只好笑着不出声。 然后她说:“闻闻香不香?” 我一嗅,“玫瑰!” “就放在你身边。” “谢谢。” “要吃苹果吗?”她问。 我说:“不要,谢谢,为什么?好像是我的生日呢。” “比尔说你没有亲戚朋友,又说你才二十岁,我一看,你哪里有二十岁,只有十五岁。”她笑。 “我半边脸被纱布缠着,你哪里看得见?”我笑。 “比尔真是糊涂,做实验这么多年……是那条煤气管出了毛病,后来找人来修。修理员说如果听到异声,马上关掉就好了。” “那声音很轻,总而言之,不关纳梵先生的事。”我说。 “你倒是好学生,比尔很难过,我也很难过,如果你的眼睛有什么事——又是个女孩子,我们一辈子也不好过!”纳梵太太道。 “如果是一个坏的男学生,就让他做瞎子好了。”我笑说。 纳梵太太很健谈,很开朗,虽然看不到她的样子,也可以猜到七八分,反正不会是个绝色的金发美女,纳梵先生也不是个俊男,他们一定很相配。 只是纳梵先生的风采是不可多得的,她——不得而知。 这几日来,为了我,他也很慌忙,恐怕那种翩然之态差点了。 纳梵太太还没走,一班同学就来了,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有几个知道我心急,把笔记留下来,他们说:“叫护士读给你听,就不必赶了,下次来给你换新的。”我感激不已。 护士进来赶人,叫我服安眠药,医生说的,我每天至少要睡十二个小时。 纳梵太太一直没走,她笑说:“你同学对你好得很啊。” “是,他们一直没有把我当外国人。” “也许是你没有把他们当外国人。”她说。 “或许是吧。”我笑笑,“我是不多心的,在外国如果要多心,样样可归入种族歧视,被人无意踏一脚都可以想:他们踏我,因为我是中国人。那么不如回家算了。” 纳梵太太笑笑,“比尔说你很可爱,果然是啊。” 我静了一会儿,说:“几时?纳梵先生几时说的?” “很久了,也许是去年,他说收了一个中国女学生,不出声,极可爱的,话不多,有一句必定是‘是老师’。”她笑着说。 我脸红了,分辩道:“老师说的自然是对的。我得尊重老师。他们备课备了十多年,讲课怎么错得了?” 纳梵太太说:“难怪比尔说,只要一半学生像你,教大学就好教了,可惜一大半学生听课是为了找老师的茬儿。” 我微笑,外国学生都这样,没完没了地跟老师争执、吵闹,我是不做这种事的。如果嫌哪个老师不好,索性不去上他的课好了。 然后我的头就重了起来,昏昏欲睡,安眠药发作了,我不知道纳梵太太是几时走的。 我醒来的时候觉得冷,窗门开着,有风,但不知是日是夜,玫瑰花很香。因为寒意甚重,我想是夜里。我摸索到召人铃,刚想按,仿佛听见有人翻阅纸张的声音。 一定有人。 “是谁?”我低声问。 没有回答。 “哪一个?你昨夜也在吗?”我把声音抬高一点。 “你醒了!”护士笑说,“怎么把毯子踢在脚边?” “是吗?麻烦你替我捡一捡。”我笑。 “睡得好吗?”她问。 “什么都不知道——请问什么时候了?” “早上五点。” “哦。” “你怎么了?”她问,“不舒服?” “出了一身大汗,现在有点冷,肚子饿。” “你应该睡到早上七点的,现在吃了东西,早餐就吃不下了。” “那么我不吃好了。”我说。 “乖得很。” 我笑说:“每个人都把我当孩子,受不了,怎么一回事?” “你几岁?” “二十岁!” “我的天!看上去像十二岁!”护士说。 “又小了三岁,昨天下午有一个太太来看我,还说我有十五岁,越来越往后缩了。” “你怎么了?” 我有点头昏,累得很,只好往床上跌。 护士趋向前来,摸我的头,不响,马上走开了。我自己去摸摸,怪烫的。噫,不是感冒了吧?我很有点懊恼:怎么搞的? 护士没回来,另外一只手无声无息地搭了上来,我惊叫:“谁?” “我。” “纳梵先生!”我失声道,“你怎么还在这里?” 他不回答。 护士回来了,把体温表塞在我嘴里。 我明白了,他根本没有走,昨天是他,今天也是他,他根本没有走,三日三夜他都在这里。 这是何苦呢,我就算死了,他也不过是少了一个学生,这样守着,叫我过意不去。前天晚上我还又哭又唱歌的,看样子都叫他看见了,多么不好意思!而护士们也帮他瞒我。 护士把体温表拿回去后,马上叫来医生。值夜医生来了,不说话,把我翻来覆去检查半晌,然后打了两针。 我只觉得头重,而且冷。我向护士要毛毯,她替我盖得紧紧的,叫我好好躺着。我本来想问发生什么事,后来就懒得问,反正人在医院里,不会差。早餐送来了,我吃了很多。 我不晓得跟纳梵先生说什么才好,我不能赶走他。 我问:“纳梵先生,吃早餐了吗?” 他笑,“也是护士送来的。我正在吃,你没听见?” 我好气又好笑,他真把我当孩子了。 吃完之后,我照例漱口(明天一定要让护士准我刷牙,脏死了)。 我问:“我睡觉,有没有讲梦话?” 他有点尴尬,他答:“没有,很乖。” “你一定很疲倦了,纳梵先生。”我歉意地说道。 “医生说后天你可以拆纱布,不过还有两天而已。” “真的?”我惊喜。 “但是你不能出院,还要住几天。” “只要拆了纱布就好。”我笑。 “可是怎么又发了烧?”他问。 “不知道。”我说。 才说不知道,我心头一阵恶心,忍也忍不住,把刚才的早餐一股脑儿呕了出来,护士连忙走进来收拾,我道歉,但是支持不住,只好躺下来,这一躺就没起来过,体温越来越高,烧得有点糊涂。 我只记得不停地呕吐,吐完便昏昏地睡,没有什么清醒的时候,手臂上吊着盐水葡萄糖。我略为镇静的时候总是想:完了,这一下子是完了。倒并不怕,只觉得没有意思,这样糊里糊涂的一场病,就做完了一世人,父母知晓,不知道伤心得怎样,赶来的时候,我早躺在冰柜里多日了。 我只觉得辛苦,昏昏迷迷地过了不知道多少日子,但是我知道纳梵先生在我身边。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我连说话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热度退后,我知道我是害了肺炎,足足烧了十日,脸都肿了,没烧成白痴还真运气好。眼上还蒙着纱布,真见鬼,糊里糊涂地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