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至少我能确定她的名字。她名叫玛莉亚·科瓦连柯，朋友叫她玛莎。我头一次见到她，她站在革命广场地铁站的月台上。我看了她的脸庞大约五秒后，她拿出小化妆镜举到面前，另一只手拿了一副太阳眼镜戴上。那时我心想，那副太阳眼镜可能是她刚刚在地下道某个小摊贩那里买来的。她倚着月台最后面的一根柱子，那里的公民雕像有运动员、工程师、胸部丰满的农场女工和手里抱着健壮宝宝的母亲。我看了她好一会儿。 在革命广场站搭乘绿线地铁会产生片刻错觉，仿佛那些雕像也要一起登上地铁车厢。旅客上车时需经过跨越地铁轨道的架高小走道，一侧可以看见一排碟状吊灯沿着月台延伸而去，隐没在列车出现的黑暗之中，另一侧可以看见往相同方向行进的旅客，只不过他们是在另一个不远处的平行小走道。那天我往右侧看去，便看见那个戴太阳眼镜的女子正往相同方向前进。 我搭上地铁，站在黄色嵌板和旧式长条形日光灯下，准备前往下一站，普希金广场站。每回搭乘地铁，这种车厢都让我觉得自己像七十年代唐纳德·萨瑟兰主演的某部偏执电影中的临时演员。到了普希金广场站，我乘电动扶梯上楼，上方有状似阳具的吊灯，然后一如往常，我替后面的乘客拉开地铁出口的厚重玻璃门，接着走进普希金广场下方宛如迷宫、地势低矮的地下道。此时，她发出尖叫。 她就在我后方约五米处，一边尖叫，一边跟后脑扎着马尾的干瘦男子搏斗，因为男子想抢走她的手提包（一只招摇虚华的仿博柏利手提包）。她高声呼救，而身旁的女性友人也只是高声尖叫。后来我得知她的朋友名叫卡佳。起先我只站在一旁观看，但男子扬起拳头，仿佛就要往她身上挥去，我听见后方有人发出吼声，像要出手制止。这时我往前几步，拉住干瘦男子的领子往后拖。 男子放开手提包，曲起双肘向我顶来，但并未顶到。我手一松放开了他，他一时重心不稳，跌倒在地。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来不及仔细打量他的长相。他年纪颇轻，约矮我四英寸，满脸羞愧。他踢出一脚，不痛不痒地踢到了我的小腿，然后仓皇地爬起，跑出地下道，爬上远处一道阶梯。阶梯通往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大街斜坡从普希金广场向下延伸至红场。这条街相当于伦敦最繁华的牛津街，只不过停车乱无章法。特维尔大街的阶梯底端附近有两个警察，但他们正忙着抽烟，寻找可以骚扰的移民人士，并未注意那个抢匪。 “谢谢。”玛莎说。她摘下太阳眼镜。 她身穿紧得不能再紧的牛仔裤，裤管塞进褐色及膝皮靴之中，白色短衫多开了一颗扣子。短衫外是一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滑稽秋季外套，贫穷的俄国女子时常会穿的衣服。如果仔细看这种外套，会发现它们似乎是用地毯或海滩浴巾制成，再加上猫毛做成的领子。远远看去，穿这种外套的女子像是冷战时期惊悚电影中作为美人计的美女。她的鼻子又直又挺，肤色苍白，留着褐色长发。倘若她运气好一点，可能会是那种坐在价格昂贵、天花板贴满金箔的高级餐厅里（像是公爵府或狩猎屋）用餐的女人，嘴里嚼着黑鱼子酱，脸上对着商业巨子或人脉丰沛的石油富商露出娇纵的微笑。也许她正是这种女人，只是我不确定。 “谢谢。”她朋友说，紧紧握住我右手手指。她的手又暖又轻。我揣测那戴太阳眼镜的女子大约二十出头（也许二十三），她朋友看起来更年轻，可能只有十九岁或更小。她朋友穿着白靴、粉红色假皮革迷你裙和一件相衬的夹克，鼻子娇小尖翘，金色直发，脸上露出率真迷人的俄国女孩式笑容，直视着我。这种笑容就像我们曾在意大利里米尼海岸小村教堂里见过的婴儿耶稣的笑容，你还记得那个婴儿耶稣像吗?婴儿耶稣的稚嫩脸庞露出智慧苍老的微笑，仿佛在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要什么，我生来就知晓万事。 “举手之劳。”我说。又用俄语补上一句：“你没事吧?” “没什么事。”戴太阳眼镜的女子说。“没什么事。” “太好了。”我说。 我们对彼此微笑。我的眼镜因地铁里终年不散的烦腻热气而浮起一层白雾。地下道一个CD小贩正在播放民谣乐曲，歌词从酒醉的俄国歌手喉里迸发出来，听起来仿佛他打从在娘胎里就是个烟枪。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另一场人生中，故事到此为止。那天下午我们互道再见，我转身回家，第二天继续当我的律师。也许在那一场人生中，我现在仍在莫斯科，说不定我换了份工作留下来，不曾回国，也不曾遇见你。那两个年轻女子继续过她们的生活，遇上另一个人，而有些事会发生在那个人身上而不是我身上。但我被那种冒险成功了的感觉以及做了好事的兴奋给冲昏了头。我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地方做出了高尚的行为，是个无足轻重的英雄，她们将我视为英雄，而我心存感激。 那个较年轻的女子一直把微笑挂在脸上，较年长的女子只是睁眼看着。她比她的朋友高，身高可能有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她的身高加上鞋跟的高度，使得那一双绿色眼眸正好对上我的双眼。那对绿眼眸十分迷人。总有人得说些话，于是她用英文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我从伦敦来的。”我不是伦敦人，你知道的，但我的老家离伦敦很近。我用俄语问说：“你呢?” “我们住在莫斯科。”她说。当时我对这种语言游戏已习以为常。俄国女人总是说她们想练习说英语，但有时她们也希望让你觉得你握有主导权，在她们的国家可以安全地使用自己的母语。 又一个只有微笑的沉默片刻。 “所以，谢谢你。”她朋友说。 三个人都没移动。玛莎说：“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家，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只是在散步。” “那我们散散步。”我说。 于是我们散步。 九月中旬，俄国人称这段时间为“老奶奶的夏天”，天鹅绒般的暖意苦苦甜甜地舔上你的肌肤。这种温暖天气通常在农妇收割庄稼之后来到；如今在莫斯科，“老奶奶的夏天”意味着能在广场和街心花园路上露天喝酒的最后时节。（街心花园路是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条美丽的老街道，巷弄间有绵延的公园，里头有草地、长椅、知名作家和被遗忘的革命者的雕像）。现在是去那里最好的时节，但我们可能不会去吧。地铁站外的摊贩摆出假皮毛中国手套，准备迎接冬季；红场上的观光客仍排成长长的队伍，要参观怪诞的列宁墓。午后甚是炎热，城市里有半数女人仍穿得十分清凉。 我们从广场下方的地下道爬上狭窄阶梯，来到外头的亚美尼亚超级市场，接着穿过严重拥塞的车流，踏上街心花园路的宽敞人行道。天空除了飘着一朵云，便只见一缕烟雾从工厂或市区电厂冉冉冒出，在傍晚的蓝色天际格外清楚，十分美丽。空气中闻得到廉价汽油、烤肉以及性欲的气味。 “你在莫斯科做什么工作?可以说吗?”大一点的女子用英语问。 “我是律师。”我用俄语回答。 她们快速地低声交谈了几句话，我听不懂。 “你来莫斯科几年了?”年轻女子问。 “四年，将近四年。”我说。 “你喜欢吗?”年长的太阳眼镜女子说。“你喜欢莫斯科吗?” 我说我很喜欢莫斯科，心想她应该会喜欢听见这个答案。我发现，即使是一心想离开莫斯科前往洛杉矶或蔚蓝海岸的俄国人，潜意识里都有一股民族自尊心。 “你做什么工作?”我用俄语问她。 “我在一家店里工作，卖手机的。” “这家店在哪里?” “河的对岸，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附近。”她说。她默默地走了几步，又说：“你的俄语说得很好。” 她过奖了，不过我的俄语确实比莫斯科大部分的投机银行家和江湖郎中一般的医学顾问要得好。这些人由表面光鲜的英国人、嘴上强硬的美国人和明欺暗骗的北欧人所组成，为了追赶黑金热潮而来到莫斯科，多半只往来于办公室、有警卫的公寓、以公款付账的妓院、高级餐馆和机场之间，会说的俄语词汇只有二十几个。我说的俄语近乎流畅，只不过第一个音节还没说完，口音就泄了底。玛莎和卡佳一定在我开口说话之前，就看出我是外国人。我想，我应该很容易被从外貌看出来。那天是周日，我去了一个孤身一人会计师家里参加一场怪异的外国人聚会，正要回家。我穿了一件颇新的牛仔裤和麂皮靴子，深色V领毛衣，里头是马莎百货的衬衫，莫斯科人通常不会这样穿。莫斯科有钱人会穿印有电影明星的T恤和意大利皮鞋，没钱的大多数人则穿军队剩余物资走私品或廉价的白俄罗斯靴子和颜色暗淡的裤子。 玛莎的英语发音甚为标准，只不过文法有点杂乱。有些俄国女人说英语会把嗓音拉高，像在发表过度激昂的演说。玛莎说英语时反而降低音调，几乎像在咆哮，碰到R便饥渴地卷舌，仿佛狂欢了一整夜或经历了一场战争。 我们往啤酒棚的方向走去。啤酒棚通常在五月的第一个温暖夏日搭起来，整个城市仿佛都移到了街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到了十月，老奶奶的夏天结束后，啤酒棚便会收起来。 “请告诉我，我朋友跟我说英国有两个……”年轻女子说。 她停顿下来，跟年长女子用俄语交谈。我听见“热”、“冷”、“水”这些字。 “那叫什么?水出来的地方，在浴室里？”年长女子问。 “水龙头。” “对，水龙头，”年轻女子继续说，“我朋友说英国有两个水龙头，所以热水有时会烫到她的手。” “对，是这样。”我说。我们走在街心花园路的人行道上，附近有一些跷跷板和摇晃的溜滑梯，还有个胖老妇正在兜售苹果。 “伦敦常常起大雾?是真的吗?”她又问。 “不是真的。一百年前才会，现在不会了。”我说。 年轻女子垂眼望向地面，戴太阳眼镜的玛莎露出微笑。我经常回想，那天下午我究竟看上她什么地方了?我想，我除了喜欢她那瞪羚般细长结实的身体、她的声音、她的眼眸外，便是她那讽刺的神态，那种神态仿佛在说她已经知道事情会如何结束，而且希望我也知道。也许这只是后见之明，但我觉得她那时已经在向我道歉了。对她来说，人与其行为是分隔开的，你可以埋葬你做过的事，抛诸脑后，仿佛你的过往属于另一个人。 我们来到街心花园路和我住的那条街的交叉路口。遇见你之前，我习惯有美女相伴。我紧张而轻率，像在演戏，过着别人的生活，而且必须尽可能享受这样的生活。 我比个手势说：“我住那里。”然后我听见自己说：“你们想不想上去喝杯茶?” 我知道，你一定会认为说这种话太可笑了，竟然使出这种招数。但是在几年前，在莫斯科的外国人还很神秘，律师赚的薪水也会赢来一个肯定的回复。这招可能奏效，这招曾经奏效。 然而，她说“不”。 “不过，如果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她说。她望向年轻女子，年轻女子从左胸口袋拿出一支笔，在无轨电车车票背面写下电话号码，递给我。 “我叫玛莎。她叫卡佳，是我妹妹。”她说。 “我叫尼克。” 身穿粉红色迷你裙的卡佳倚在我身上，吻了吻我的面颊。她对我露出另一种微笑，亚洲式的微笑，不带任何含意。她们继续沿着街心花园路走，我看了她们好一会儿。 街心花园路上到处都是豪饮、嗜睡和接吻的人，帮派分子和青少年聚在蹲着的吉他手身旁。天气依然温热，我住的那条街上，街角一家餐馆的窗户全都敞开，让夏天经常聚集于此的高人气妓女和一般妓女透透气。餐馆周围的人行道上停满乏味的黑色奔驰和悍马越野车，我得走上马路才能绕过这些车。我转个弯，踏上我住的那条街，沿着芥末色教堂的旁边往我的公寓走去。 我猜这应该是另一天了，也许是因为眼前事物似乎属于地铁站初遇的那一天，所以我把这些回忆记成了发生在同一天。但印象中，我首次看见那辆俄制“日古利”即经典款拉达，在前苏联曾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轿车是在同一天的晚上。那辆日古利停在我的公寓那一边的马路上，前后停了两辆宝马，它被夹在中间，仿佛一缕来自昔日俄国的幽魂，或是一道“找出不同”游戏的简单答案。日古利的外形有如儿童画笔下的汽车：轮胎上叠个箱子，箱子上再叠个箱子，然后画上一个火柴棍司机和方向盘，外加滑稽的圆形车头灯。如果儿童作画兴致高昂，还会再加上圆圆的瞳孔，让车头灯更像眼睛。日古利是大部分莫斯科男人花大半辈子时间等待购买的车，他们或许会告诉你说他们打算买一辆日古利，目前正在存钱，而且排上了购车等候名单。柏林墙倒掉之后，俄国人在电视上看见了美国现况，他们人脉较佳的同胞买了进口新款轿车，这才发现原来他们连梦想都很寒酸。虽然我不太确定，但眼前这辆日古利原本可能是暗橘色的。车子侧边沾满泥土和油污，像坦克车上过战场后的样子，车身晦暗。如果你对自己全然坦白，便会知道在莫斯科待了几年之后，你的内心也会变得如此晦暗，也许连灵魂也晦暗了。 通往我住的那栋公寓的人行道年久失修，逐渐和马路融为一体，如同绝大多数的俄国人行道。我经过教堂庭院和那辆日古利来到公寓门口，在对讲机上键入密码，开门进入。 我住在莫斯科一个公寓街区，这一区的公寓建得富丽堂皇，是命数已尽的富裕商人在革命前建造的。这栋公寓就跟莫斯科市一样，经过时间摧残，像由几个不同的建筑物拼拼凑凑而成。丑陋的电梯是后来加装的，顶楼则加盖了第五层楼，但公寓里面仍保有原本的螺旋状铁制楼梯。公寓里每一户的大门几乎都由可防斧头砍劈的钢铁材质制成，表面包覆一种皮革衬垫作为装饰，这种风格让人觉得整个莫斯科高级住宅区是个安全欠佳的避难所。来到三楼，我闻到猫沙的气味，听见邻居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家中传出俄国交响曲那让人精神崩溃的尖锐乐音。来到四楼，我在皮革衬垫门的门锁上用钥匙转了三圈，推门而入。我走进厨房，在餐桌前坐下，从皮夹里拿出上面写了玛莎电话的电车车票。 过去在英国，在认识你之前，我只和一个女人发展出你可能会严肃地称之为“亲密关系”的关系，我想你应该认识那个女人。她就是娜塔莉。我们在大学里认识，但在参加某人在肖尔迪奇区举办的生日派对，大家都喝得烂醉之前，我们从未把彼此视为可能的交往对象。我想我们开始发展关系之后，两个人都没有能力结束它。六七个月之后，她搬进我的老公寓，而我其实没有真的同意，也没有不同意。后来她搬出去，说她需要想一想，也希望我想一想。我不能说我感到解脱，但也不能说我受到严重打击。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就跟她断了联系。 我认识的几个俄国女人，似乎都有希望成为我的正式女友，但我们交往通常不超过一个夏季就分手了。其中一个女人因为我不顺她的意而十分懊恼：她希望我买一辆车，顺便雇一个司机，还希望我去买一只可笑的小狗，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卵石路面小巷的精品店里，经常可以看见有人牵着那种小狗逛街。我记得还一个女人，应该叫达莎，她在我家睡过三个晚上之后，便开始在衣橱里和卧室洗脸盆上方的小柜子里藏东西：一条围巾、一个空香水瓶、一些字条上面用俄文写着“我爱你”。我问过斯蒂夫这件事（你还记得斯蒂夫吧?那个好色的驻外记者。有一次我跟他在苏活区碰面，你也去了，而你不喜欢他），他说达莎是在替自己的地盘做记号，好让我带回家的其他女人知道此地已有别人进驻。那年九月，我开始对自己在莫斯科认识的女人变得小心谨慎，原因是艾滋病，以及外国男人去夜店的遭遇。有些外国男人去夜店认识女人，上厕所时把饮料留在桌上，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坐在一辆陌生出租车的后座，皮夹被洗劫一空，或是醒来后发现自己趴在水洼之中，或偶尔她们下药剂量过重，使得这个外国男人从此再也醒不过来。 现在要跟你签字的这样东西，我一直无法理解它究竟是什么，我哥哥那种人拥有这样东西，我姐姐曾经认为她拥有这样东西，最后才发现她其实并未拥有：那是一张合约、一种协议，代表从今以后你只能面对同一具身体。回报是你有了依靠、有了宠物，在你想哭的夜晚有人会抚摸你的头。老实说，我总认为自己永远都不会想要这样东西，认为自己是那种没有婚姻束缚会比较快乐的人。我之所以会对婚姻兴趣寥寥，也许是因为我的父母。我的父母结婚时过于年轻，没经过深思熟虑就生下孩子，最后完全遗忘当初究竟是喜欢对方哪一点。在我眼中，我爸妈似乎只是耐着性子待在婚姻里，像两条被绑在同一间狗舍里的狗，累得不想再跟对方争斗。他们在家总是看电视，这样就不必跟对方说话。我相信他们偶尔会一起出去吃饭，就像外面那些时而可见的冤家夫妇，沉默地对坐在餐桌旁咀嚼食物。 但我遇见玛莎那天正值九月，不知为何我心想她可能是我在寻找的“真命天女”。这个机会是多么渺茫，以至于它看起来十分美妙。那是一种身体的感觉，但不仅是这样而已。也许只是她出现的时机对了，但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泡咖啡的身影，长发在浴袍后面飘荡。我想象我们坐在飞机上，她的头倚在我身上熟睡。倘若对你直言不讳，我几乎会称这次相遇为“坠入情网”。 厨房敞开的窗户飘入白杨树的气味，伴随着汽车喇叭和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内心有一部分希望玛莎成为我的未来，另一部分则希望自己做该做的事，把写有电话号码的车票扔出厨房窗户，丢入充满希望的粉红色夜晚的气息中。
